199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一位在地铁里读《邓选》的日本人
李彦春
原田亲义,68年前出生于一个与中国有着悠久联系的地方——琉球列岛。孩提时代,他从祖、父辈口中得知,在久远年代,大陆人一批批登上琉球诸岛,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诸岛深蒙其惠。儿时的耳濡目染培养了原田亲近中国的感情。几十年来,他坚持一个观点——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国。近年,这个在感情上亲近中国的琉球子孙的公文包里有本书——《邓小平文选》,在他办公的路上——地铁里,他经常取出捧读。他的工作——日中友好,名片上的身份——关西日中朋友会会长。
有与他交情笃深的中国人问:“地铁里的日本人怎么看你读中国领导人的书?”原田左手叉进白发:“嗯……他们可能难以理解吧,哈哈……”此前,原田通读了毛选四卷,尤对《矛盾论》、《实践论》颇有心得。中日建交至今,他已到中国50余次,今年,又两赴江苏淮阴。
原田与中国的交情,有出生地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有1945年他在中国工作的经历的催化。1945年—1947年,他在中国做过井下掘煤工、码头装卸工、铁路维修工。这期间,他接触了中国下层民众,尤其是从一位日本人那儿得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对于日本留在中国土地上的罪孽,当时年轻的他暗叹“太惨了,不讲人道”。对中国人初识他后外现的仇恨与戒备,他似解非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日侨民主联盟”。在该组织里,他知道了“军国主义”、“帝国主义”这些词汇,也理解了中国人对日人的恶称“鬼子”。他说:“这个组织,对我进行了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从此,我有了信仰。”
1947年,他回国了。谈及两年在中国的劳动经历,他说:“这培养了我的中国心,确立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我出生之地的文化与我在中国的见闻,要我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做事。”
70年代到80年代这10年,他说自己没干实事,就是做些日中友好往来的事,即把中国人请到日本参观游览,一拨一拨,管吃管住。由他承担费用的就有四五十人,而参与接待的就更多了。80年代至90年代,自称用望远镜长期观察“鸡”的版图的他,看到了“鸡”变凤凰的腾飞,听到了金鸡的雄啼,他认为为中国做实事此其时也!他说:“仅是言辞的友好不够,对中国的友好要落实在为中国做实事上。”
“人的能力有大小,白求恩不远万里到中国治病救人,我没钱没技术,但我有朋友。”于是,他组织了172人的“关西日中朋友会”,他向朋友化缘,用朋友的技术和日元助金鸡展翅。
为中日友好奉献了40余年的原田,经多年观察和研究,认定中国要发展为现代化国家,一要抓好教育树人,二要抓好农业这个本,“要抓好教育就要办好学校,要抓好农业就要依靠技术。”1987年至今,他往返中国30余次,考察教育和农业。于是,他为筹措中国发展教育的经费找朋友——要钱。为使会员有针对性地支持中国教育,他将了解到的中国农村中小学教育情况编译成册——《希望工程呼唤你》。
终于,他的筹款落在了周恩来的故乡江苏淮阴。原田解释:“周恩来,日中关系的桥。京都岚山有碑祭他。我要回报他。”他与关西日中朋友会的会员经过努力,在日本人中筹措了一批批资金和物资,支持中国。自1990年至1996年他先后筹资建起周恩来纪念碑;植樱树1000株;为安徽水灾援120万日元;赠中国小学250辆独轮车;筹资130万日元建淮阴县五里乡希望幼稚园(现有70名孩子入园);介绍朋友本部广哲投资500万日元建淮阴市灌南县硕湖惠庄小学校后再资助该校530名小学生读完小学;淮阴市懂日语的人极少,原田与投资朋友本部广哲商定:第一步,派日本教师赴淮阴教授20名学生日语,教学设备、教师工资皆由本部出;第二步,把20名学生接至日本学农业技术,费用仍全包。“中国是农业大国,必须发展农业。”他对学生的唯一要求:学成后必须回国。这个项目现已到“一朝分娩”之时。
每天,他的工作是在募钱的奔走中,然后将果实投向那一方他痴情的土地。他不求回报,他说:“这点小事,日本人应该做的。再说,共产主义者的基本行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里都这么说的。”
说到学《邓选》,他的体会之一是该书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改革开放是继承的表现,并断言:非共产主义者是学不进、学不好书中思想的。实现共产主义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共产主义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佳道路。他遗憾自己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在思想上加入,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
原田对中国的感情也传给了他的第二代、第三代,他有一儿一女,五个孙辈。他领着孙辈到中国领事馆前,告诉他们:“这座楼里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世代的朋友!”这话,一如他亲手设计的名片上的图案——两手紧握!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剑桥的学院制
悠阳
去剑桥前,听说过剑桥的学院制,但却不甚了解。因为如此,还闹出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填表申请学院时,因担心不被录取,我就在填上三个学院的名字之后,又特意加上一句,“或者任何一所开设国际关系课程的学院均可”。到了剑桥,才知道没有一所学院开设国际关系课程,但任何一所学院都可以录取我。原来,大学和学院是有分工的,前者负责教学,后者负责学生的生活和部分学业辅导。这就是剑桥的学院制,也是它不同于世界其他著名大学的独特之处。
剑桥的学院制历经700多年的历史演变而来。13世纪剑大初创时期并没有学院,学生是不住校的。据说,学院制最早始于巴黎,剑桥和牛津都是从巴黎学来的,而剑桥又在牛津之后。但有趣的是,这种学院制只在英国的这两所大学得以保留,而且发展至今。剑桥最早的学院只为学生提供食宿,规范学生的纪律,教学和授予学位是大学的特权。但到了15、16世纪,剑桥的学院得到王室、贵族和教会的大量捐赠。财大便气粗,学院开始向大学要求分享权力。16世纪以后,大学几乎被学院架空,只保留颁发学位的权利,其教学职能几乎完全转到学院手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才在皇室委员会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一度旁落的大权,最终确定现在的学院制。
大学与学院虽相辅相成,却是不同的实体,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学院则为私有,自谋生路,自负盈亏。说到大学与学院的关系,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那是早年曾任剑桥教务长的班斯坦先生曾在一本书中讲过的。一天晚上,某个学院的一个学生试图违反校规出外过夜。他的一只脚刚迈进剑桥的街道,而另一只脚还留在学院的大门里,恰巧此时,被巡街路过的剑大教务长候个正着。按照校规,这个学生该罚六先令八便士。但这位教务长只罚了他三先令四便士,然后通知学院,另一半罚款由学院处置。这个故事也许是杜撰,却生动地道出了大学与学院的关系。
剑桥共有31所学院,建于不同的年代,就像它们的建筑各具特点,每所学院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独立的个性。剑桥的学院的叫法就有三种:college,hall和house。中文里都译作“学院”。一般情况下不会错,但碰上“TrinityCollege”和“TrinityHall”,如都译作“三一学院”就会出现混乱和麻烦,不如把前者称做“三一学院”,把后者称作“三一学堂”。类似的还有“克莱亚学院”和“克莱亚学堂”。学院的院长一职也是五花八门,名称各异。学院大小规模相差很大,最大的三一学院共有约700个本科生,250个研究生;最小的露西·凯文迪什却只有约100个本科生和50个研究生。学院的性格更是丰富多彩。国王学院仿佛一手擎天的王公,彼得学院恰似满头银发的长者,王后学院好像是雍容华贵的贵夫人,圣克莱亚学院宛如俏丽动人的少女……其实,正是这些学院的多姿多彩才使剑桥成为了剑桥。
剑桥是座名副其实的学院城。只要想一想,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城市却有31所学院挤占街头。大学也不是个空架子,有雄伟的大教堂,有乔治亚式的教务大厦,有收藏量丰富的菲茨威廉博物馆,有花团锦簇的植物园,有英国第一个公立图书馆,有闻名遐迩的开温第士实验室。这些都是大学的财产。大学下设20多个学部,无数个系。每个学部、每个系又都有自己的办公楼和教学楼。历史系大楼坐落在西吉威克,里面有图书馆,有办公室,也有教室,是一栋综合性大楼。系下面还有好几个研究中心,譬如东方中心,非洲中心,美洲中心,中世纪研究中心等等,占了好大一块地方。
剑桥的学生,老师,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这自然来自于剑桥的学院制。就拿我来说,我的学院是休斯学院。学院给我提供吃住,提供学业辅导,提供娱乐活动。我读书的地方是历史系。这样,我既是休斯学院的学生,又是历史系的学生。这种双重身份又是双重归属。出了剑桥城,每个人都属于剑大,是剑桥人,这在每年与牛津的划船比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回到剑桥城,每个人又都属于不同的学院,大学的概念就消失了。
这就是剑桥的学院制。全世界只有剑桥和牛津的学院制是一样的。其他国家的许多大学都想学这样的学院制,其结果往往是空有其形,而未得其精神。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卫星将从海上发射
章念生
卫星在陆地上发射早已不是新鲜事,在海上发射却从没听说过。这不久将可能成为现实。
5月中旬,我们应挪威外交部国际新闻中心之邀,前往挪威西部的海岸城市斯塔万格采访了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海上卫星发射平台。从远处望去,只见一座长方形的建筑横卧于数根柱子之上(见照片),其形如一只巨鸟昂立海中,俯视着它旁边显得低矮的厂房建筑群。走到近处,才见其雄伟,光是其中的四根圆柱,直径达10米以上。这时,我们赶忙拿起相机,可要摄入平台的全貌,必须往后倒退数十米方能如愿。有位瑞士同行说,“这座建筑比我现在住的公寓楼要大得多。”其实,他用来与公寓楼相比的部分只是占整个平台一部分的主控和生活设施建筑,整个平台长133米,宽60米。
我们沿着主控部分悬在外部的楼梯鱼贯而上,才上两层,脚下已有凌空之感。一位女士抓着栏杆不走了,欲上不敢,欲下不能,呆立着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是她前后的同行连拉带推才帮她登上了42.5米高的平台甲板。的确,就像在悬空的楼梯上爬14层楼,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大海,没点胆量和勇气还真不行。当我们来到主控台的时候,已是离地78米了。极目远眺,斯塔万格这座城市已尽收眼底。这时陪同参观的项目经理安缪尔森先生提醒我们,最好把双手插进裤袋,不要去碰主控室里的任何东西,看着这里闪动的指示灯多得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我们一个个都有点紧张,生怕不小心真的碰上了哪个按钮。
在生活设施部分,我们参观了工作人员的住处,包括个人住所、会议室、娱乐厅等,就像置身于一座五星饭店之内,顶层还有一个直升机起降台。主人介绍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定额只有68人,但整个工程可不小,由挪威、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四个国家联合实施。目前挪威科瓦纳公司已经完成改建平台、安装动力、生活设施、安装整个自动化系统和进行海上安全测试等,历时18个月,投资已达50亿挪威克朗(相当于8.4亿美元),这还只是整个工程的第一部分。接下来平台将驶往俄罗斯,分别由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两家公司来负责安装平台的火箭发射部分。然后再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基地,在那儿装上一枚长70米、可同时携带两枚卫星的俄制三级助推火箭。待平台驶抵夏威夷群岛南部的预定发射海域时,再将其竖立在发射架上。卫星部分由美国波音公司负责,据说包括1998年夏天的第一次发射在内,目前共签订了18枚卫星的发射合同。
听了他的介绍,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海上卫星发射到底有什么优势。安缪尔森先生说,一是灵活机动,海上发射平台因为其机动性,可选择发射的最佳位置,比如首次发射地点选在赤道附近,就可以利用赤道附近地球引力最小这一优势,另外还可避开天气不佳等不利因素;二是安全,卫星发射时,全部工作人员将撤到数公里之外的地方,即使卫星发射失败发生爆炸,也不会危及周围;三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火箭发射时产生的废气在广阔的洋面上容易散发和被吸收。接下来大家关心的是这个工程到底是否可靠。安说,专家们已从理论上论证了无数次,认定平台将能承受卫星发射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但他承认,投巨资搞这么一个工程,要冒相当的风险,这不仅因为海上卫星发射是前所未有之事,还因为目前卫星发射业竞争相当激烈,欧洲的阿丽亚娜发射中心,还有中国,其火箭技术和价格都很有竞争力。
在我们参观发射平台之后的第三天,它就驶离了挪威斯塔万格港,在四台发动机的牵引下,以12节的时速航行了五天后抵达俄罗斯的维格伯港,目前正在安装火箭发射系统。如果该项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明年夏天的第一次发射将成为明年的一大新闻。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荒谷中的圣女修道院
刘水明
埃及西奈半岛荒漠山谷中有不少修道院,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坐落在摩西山麓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它那回荡在山谷中的悠扬钟声,像在讲述着古老的故事。
我首次去圣凯瑟琳修道院,恰逢一个星期五下午。修道院每周只对外开放五天,星期五和星期日闭门谢客。我只得原路退出,爬到修道院对面的山坡上去俯瞰它的全貌。修道院的规模很大,从外表看就像一座古城堡。站在灼人的阳光下,望着斑驳泛黄的修道院背后光秃皴裂的褚红色砂岩,我对《圣经》故事中的摩西奇迹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那都是一些神话化了的自然现象,它反映了人类祖先所处环境的严峻和维持生存的艰辛。譬如我眼前那一块块岩石,就极像一堆堆燃着的炭火,山间飘飞的风尘,酷似火堆上升腾的烟云,这不正是“燃烧的灌木”所呈现的景观吗?何况有研究者证实,在西奈半岛上千种植物中,确有一种名叫“吉普特”的植物,能分泌出一种挥发油,很容易被太阳烤着,发出蓝红色的火苗。
我坐到一块巨石下面,微闭双目,脑海中缓缓地翻检着关于圣凯瑟琳修道院的记忆,我恍惚觉得这座奇特的建筑,更像一位清心寡欲的长者,有着不凡的经历:公元2世纪以后,许多基督教徒不甘忍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迫害,纷纷来到西奈腹地避难修道,以寻求安宁、平静、孤独和神圣。修士们最早以小型社团的形式,定居在修道院以西五六十公里的费兰洼地。出于对“接近上帝”的向往,不久修士们又迁至摩西山下。公元313年,东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恩准整个帝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在4世纪至6世纪时,这里先后建成了教堂、修道院,最后更名为圣凯瑟琳修道院,以纪念为信仰献身的姑娘凯瑟琳。
相传,凯瑟琳出生于公元294年的亚历山大市一非基督教显贵家庭。她聪颖貌美,学识渊博,曾受一位叙利亚僧侣的启蒙和影响,被施洗并皈依了基督教。罗马暴君马克西米安在亚历山大镇压基督徒时,凯瑟琳挺身而出当面予以斥责。马克西米安召来50名学者与之辩论,都被她折服。马克西米安一气之下将她投入监狱,并派皇后前去规劝,没想到皇后也笃信了基督教。盛怒的马克西米安处决了皇后等人,并将年仅18岁的凯瑟琳斩首示众。凯瑟琳不幸殉难后,上帝命天使将她的遗体运到西奈半岛上的最高峰叶忒罗山。大约3个世纪后,圣玛利亚修道院里的修士根据梦中启示找到了凯瑟琳的遗骨,遂将其运回修道院,葬入主教堂一具金棺中。这个感人故事被十字军传回欧洲,凯瑟琳便成了基督徒崇拜的圣女,摩西山下的修道院也易名圣凯瑟琳修道院,与摩西山相邻的叶忒罗山,则被改称为凯瑟琳山。
第二天上午,我参观了修道院的主教堂。这是一座长方形的石灰岩建筑,教堂入口的木门用料是黎巴嫩雪松,门上有动物、鲜花和树叶浮雕,那是一位拜占庭艺术家的杰作。门楣上的希腊语铭文是:“这是通向上帝之门,正义将由此进入。”除了主教堂外,修道院内还保存了不少珍贵文物,如2000幅圣画藏品,3000份手稿,包括希腊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科普特文等12种文字,其中有世所罕见的最古老的《圣经》译本——公元5世纪古叙利亚文的《摩西五经》、历代哈里发和苏丹向修道院颁发的诏书、法令等。
圣凯瑟琳修道院位于东西方交通要道上的西奈半岛,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公元6世纪后,西奈几经战火,但圣凯瑟琳修道院却完好无损。无论是在阿拉伯人进入、十字军东征,还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拿破仑侵略,乃至当年以色列占领时期,修道院都没有受到破坏。只是在近代,院内一些珍贵文献被少数学术骗子以“研究”为名盗走了。
在漫长的岁月中,修道院的平静生活也曾受到过打扰。如公元1106年,埃及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欧麦尔别出心裁,派人在修道院内建了一座欧麦尔清真寺,东角屋顶耸立着一座两层方形宣礼塔。值得一提的是,欧麦尔清真寺今天已不再被使用。据修道院的保罗神父说,它已成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和睦相处的象征,被赋予一种新的特殊价值。
为保护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大量文物,有关方面于去年成立了圣凯瑟琳基金会。1995年,埃及还同欧盟签署了南西奈环保发展合同,拟投资900万美元,加强对圣凯瑟琳修道院周围约5000平方公里的环境保护,其中77%的资金由欧盟提供,23%的资金由埃及筹措。
随着西奈旅游业的兴旺,圣凯瑟琳修道院这颗深山藏珠,将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州茶亭

  “瑞士军刀百年”断想
江建国
在世界上,人们如果想到瑞士有什么独特而足以傲人的东西,大概会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它的手表,其次,那可能就是行销天下的折叠式军刀了。似乎没有哪种产品能像瑞士军刀这样,在世界上博得男女老幼普遍喜爱的。不止一个美国总统把它当作礼品赠送给客人,宇航员怀揣着它环绕地球。人们称赞它是“装在衣袋里的工具箱”,说它“不仅仅是刀子,而且是朋友”。在全世界大概找不到第二种商品,能像瑞士军刀那样有资格以国徽为商标的。
瑞士军刀正式诞生于整整一百年前。1884年,24岁的卡尔·埃尔泽纳结束了学徒生涯,返回家乡瑞士中部的伊巴赫,开设了一家刀具店。7年之后他挑头组建了瑞士刀具联合会,本来目的是要研制一种国货刀,从德国著名的刀具生产基地索林根手中夺回对瑞士士兵用刀的供货权。不久之后,他就生产出了第一把军刀,虽然刀锋不错,但是以木制柄,略显笨拙。于是他就想到制作更轻便些的折刀。1897年6月12日,他的第一种折刀正式注册申请专利。这种折刀有两片刀子,一个钻头,一个罐头起子,一把螺丝刀和一个开酒瓶塞的工具。这套搭配至今是瑞士军刀最经典的标准装备。为了便于掉到地上时好找,他为外壳选择了醒目的红色。
也许是历史同它开玩笑,这种本来应是军官刀的折刀,并未成为瑞士军官的正式装备,却因为它轻便而实用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产品。1934年瑞士联邦政府发布通令: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埃尔泽纳创办的维克托里诺克斯公司和另一家刀具公司,有权使用瑞士的十字国徽作为标识。如今,老埃尔泽纳的孙子依然掌管着这家公司,仅军刀一项日产就达3.4万把,90%以上出口到世界上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营业额从1945年的150万瑞士法郎上升到现在的2亿。瑞士军刀已成为高质量、可靠和多样化的代名词。
这样一个巴掌大的小玩意儿,名声地位如此显赫,是何缘故?
也许这样说并不夸张:瑞士军刀只能出自瑞士,它是瑞士人的精神和品性合乎逻辑的结晶。众所周知,瑞士人生活水平当今自属世界一流,然而祖祖辈辈生活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瑞士人却总忘不了山区常见的雪崩和种种自然灾害,以及受大国包围可能发生殃及自身的战火。居安而时时思危,为最严酷的环境作准备的思想,始终流淌在瑞士人的血管里。瑞士人购买的保险种类比其他欧洲人都多,建筑的地下防护掩体数量名列前茅。功能最全的瑞士军刀有64个部件,33种功能,包括放大镜、钟表、剪刀、木锯、金属锯,甚至牙签,几乎可以应付任何险境。这不正是瑞士人居安思危的天性的写照吗?有人说,再没有比瑞士军刀更瑞士化的东西了;还有人说,瑞士军刀出自瑞士人的心。信夫!
瑞士军刀凝结着瑞士人讲求实际,办事精细的民族性格。说到底,它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没有什么不可示人的技术秘密,然而普普通通的东西一旦插上精致的翅膀,就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在埃氏的公司,全能型的瑞士军刀生产需经450个步骤,仅质量检测部门就有90个员工,全是女性,每个刀锋都由人工检测。追求至善至美,这也许就是瑞士军刀成功的秘诀。虽然经济全球化正在风口浪尖上,但该公司丝毫不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因为厂家相信,瑞士军刀只能出自瑞士人之手。
人们也许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手表也好,军刀也好,都是小东西,如同瑞士的国土。生长在这样的国度里,也许锤炼不出豁达豪放的天性和富于幻想的思维能力,然而却易于造就在有限的天地倾注智慧的传统:小,但是好。
瑞士没有资源,但却有卓尔不群的产品;瑞士小,但世界上却没有哪个角落没有它的身影。在发展经济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瑞士军刀的成功史应该是可以给人以许多启示的吧。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试试这一双。李晓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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