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旅文学的转机与希望
陆文虎
新时期以来，中国军旅文学曾经掀起过阵阵高潮。当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最早代表军旅文学向中国文坛吹来一阵清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也曾引起过全社会的轰动，此后又陆续涌现过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均臻上乘的精品佳作，无论是在文学圈里还是在大众的文学消费中，军旅文学都曾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军旅文学却逐渐转向沉寂。如此明显的峰谷反差，引诱着我对它进行深长的反思和研究。十分可喜的是，近年来，军旅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机与希望，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一个标志是，军旅文学不再画地为牢，自外于中国文坛。
早几年，军旅文学一度落入低谷，踟蹰不前。这当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应当忽视，那就是：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的三五年间，军旅文学被人为地画地为牢，过于疏离中国文坛，使得我们一下子掉了队，落后了。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文学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文学观念更新了。文学具有更加独立的品格，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它的审美功能得到大大增强，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真正发挥。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更多地把文学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宣传品来对待。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作为艺术品的文学，有时能够起到比宣传品更重要的作用。尽管文学很可能不如政治课那样立竿见影，但是由于文学是通过诉诸情感而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从而达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基础素质的目的，因此，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能够达到更深的层面、更广的范畴。第二，文学多样化了。历史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文学承担着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的重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样的，读者对文学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同时，由于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充分张扬，作品就有了万紫千红、异彩纷呈的景观。现实主义作品几经消长，仍然稳居主流地位；现代主义等探索性、前卫性作品也有一席之地。在文学品位方面，业已形成纯文学、俗文学共存共荣的局面。第三，文学已成为真正的人学。不仅当代英雄的辉煌业绩能够在作品中搬演，而且那些小人物、普通人的散淡生活也能够在文学中得到表现；不仅叱咤风云的激烈壮怀能够在作品中展示，而且悲欢离合的儿女情长也能够在作品中叙说。第四，文学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学不仅注重社会效益，也开始注意经济效益了。文学的创作固然重要，文学的经营也是应时之需。事实证明，真正既有艺术独创性，又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其经济效益是不会错的。第五，中国文学不再是闭关自守的，而是同世界文学形成了全面的交流态势。国际互联网络的兴起，各种数字式记录和传输媒介的飞速发展，使这种交流的即时性成为可能。当今我国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人民的文学，军旅文学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军旅文学只能是我国改革时代文学主流的一部分，它不应当有另外的流向，也不应当成为支流。军旅文学只是文学主流中写了军人或由军人所写的那一部分。因此，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军旅文学都只能是文学的一部分。军旅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军旅文学如果只记得自己是军事题材的，却忘了自己是文学，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我国的文学事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正在同步发展，文学越来越紧跟时代、贴近生活。因此，军旅文学自外于中国文坛，实在是不智之举。可喜的是，近年来，军旅作家们更多地与军外作家加强了联系、协调和沟通，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的风气正在形成。
这中间，有几部较好的长篇小说脱颖而出，保持着与国内文坛同步发展的态势。韩静霆的《孙武》以史笔为诗，以诗心记史，其浪漫主义的写法为历史小说开了新生面。他的粲然妙笔把司马迁《史记》中的寥寥四百字，经过渲染铺叙、腾挪跌宕，生发一千倍，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大制作。朱苏进的《醉太平》是一部严肃的作品。作者对时弊深恶痛绝，乃沉恸乎言之，语虽峻刻，但是，谁又能否认书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呢？乔良的《末日之门》则别出心裁，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熔国际政治、军事传奇和科技新知于一炉，让我们提前进入了对未来战争和社会的思考。因其内容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其假定性反而吸引了不少读者。朱秀海的《穿越死亡》具有较强的震撼力。作品以战壕的真实，表现了战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描绘了人在直面死亡的瞬间如何战胜自我，揭示了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秘密。这几部书的共同特点是，视界开阔、思路奇创、富于建设性。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二个标志是，曾经多年受到忽视、处于自流状态，曾经多年彷徨、心怀抱怨情绪的军旅作家队伍，已经开始重新集结，一场新的文学总攻正在酝酿当中。
有一段时间，军旅文学被认为可有可无，或者被当成小儿科。于是，作家中便有人感到失落，有人意气难平。在一些作家辛勤劳作并取得可观成绩的同时，另一些作家却始终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总是在那里怨天尤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其实，就全局来说，繁荣是等不来的；就个人来说，作品是靠自己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更多的作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整创作心态，努力解放文学生产力。
诚然，文学是更多地体现了作家个人色彩的个体生产活动，但是，创作其实也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一方面，如果文化部门对作家不组织、不动员、不管理、不安排活动、不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这种漠然的态度，就会有意无意地伤害作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如果作家长期不参加酬唱应和、琢磨切磋等以文会友的活动，也会钝化思想的深刻性，弱化作品的表现力。有感于斯，１９９４年底，总政文化部组织一批较有创作潜力的军旅作家聚集一堂，畅所欲言，认真研讨发展军旅文学的大计。此后又组织各类座谈会、笔会等有十几次之多。新的发动收到了实效，作家们决心接受时代的召唤，不错过历史的赐予，积极投入到创作当中去。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作家们的血热起来了，劲鼓起来了，面对着现实，憧憬着未来，他们不再止于坐而论道，也不再彷徨犹疑，整个创作队伍开始骚动，热气腾腾的，充满生机。
全国从事军旅文学创作的作家不过一二百人，大部分在军队。几年来，他们辛勤耕耘，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其中不乏佳构杰作。长篇小说有黄国荣的《兵谣》、刘增新的《美丽人生》、简嘉的《兵家常事》，报告文学有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散文有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张为的《四海之内》等，作品的思想性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作家们对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满怀深厚的感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紧紧跟随改革的鼓点，大力弘扬了主旋律；他们的作品充盈着生气，洋溢着激情，篇篇都是英雄诗，件件都是正气歌。这些作品以自觉的时代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从审美的角度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出了有独特个性的反映和概括，具有强烈的感召和激励作用。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７０周年，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还有一些军旅作家致力于反映军队现实生活，举凡部队的作战训练、抢险救灾、官兵生活和军民关系等等，新时期军队的新姿新貌，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几部反映我国军事科技战线和高技术部队成长发展的作品，如徐剑的《大国长剑》、苏方学的《原子弹四部曲》等，或振聋发聩，或感人肺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第一战斗力，高科技领域理所当然地被文学所表现。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所有这些新创作的作品，在艺术手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各具特色。既有以塑造人物、编织故事见长的，也有通过瑰丽奇谲的描写寄寓哲情覃思的；既有以磅礴大气舒卷历史风云的，也有以鲜活细腻刻画当代军人风貌的；既有对语言、技巧的创新，也有对意境、情韵的孜孜追求。作家的观察视界开阔了，表现手段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厚实了，艺术品位提高了。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三个标志是，军旅文学正在顺应时代的要求，开辟新的道路，培养新的作家。
唐代文豪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他一生高标的文学主张，也是他创作经验的总结。应当说，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表现了时代精神的，一切不朽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带着鲜明的历史印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屈原、李白、苏轼、关汉卿、曹雪芹，还是外国的荷马、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莫不如是。这些写下传世之作的大文学家们都无缘见到中国在２０世纪崛起的雄姿，更不可能想象今日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变化。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历史大发展、社会大进步、经济大腾飞、观念大变革的新时代。对于作家们来说，毫无疑问，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作家们只有强迫着自己去认识和熟悉这种全新的、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现实生活，并且满怀激情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录下这巨大历史洪流的轰响，才算是没有辜负我们所亲身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而要正确把握时代，又谈何容易？有多少新生事物需要认识，有多少陈旧观念必须更新，有多少崭新问题应该研究，又有多少过时理论有待清理！程童一等人合著的《开埠》展示了中国近现代都市的发展史，有一定的哲学蕴涵、文化意味和认识价值。黄传会的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声情并茂，引人瞩目。黄传会在反映人民疾苦的同时，自己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江山代有才人出。赵琪是近年来较为活跃、也较为扎实的一位新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苍茫组歌》写红军长征，真情灌注，有历史感，人物塑造典型，能够撼人心魄。任真的报告文学新作《边关》，以散文笔法和诗的意境，表现某边防团官兵们平凡而伟大的业绩，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在使报告文学回归文学本体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平心而论，军旅文学在近两年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且也有了一个好的势头。但是，毋庸讳言，其中的精品还是太少，军旅作家们还是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态势
丁临一
当前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作者关注军营现实生活的热情在上升，对军营现实生活的开掘也在不断深化。九十年代社会大环境下军营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当代军营人物个性的不同与内心世界的多姿多彩，都纳入了大多军事题材长篇新作的艺术视野之中。在刘增新的《美丽人生》、黄国荣的《兵谣》、阎欣宁的《迢水营》、师永刚的《西北望》、简嘉的《兵家常事》、杜守林的《沙盘》、苗长水的《等待》、于波的《花神》等多部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读到诸如军人与战争、军人与历史、军人与金钱、军人与爱情等等多方面的生活开掘与理性思考。不妨可以说，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弘扬正气，开拓进取，便是回荡在当前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新作思想题旨中的主旋律。
九十年代的军营生活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军人价值观念独特性的差别对比上。《美丽人生》中描写的某部舟桥连两位军官高歌和司马杰的带兵方式、超前思维和开放教育，充分显现了他们对于九十年代环境下军人的位置、责任与独特价值观的深入思考。从制止战士经商、纠正前任领导的工作偏差，到别出心裁地在连队实施包括“了解１０场古今战争”、“了解１０位中外名将”以及“经历１０次失败或挫折”等内容的“１２０工程”，他们不仅是在端正风气、磨炼兵魂，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军人的事业，使得平凡的军旅生活变成了个人生命历程中一段最为充实、最有价值的时光。《等待》中某部基层军官马玉鸣爱情追求的失败与事业追求的执著恰成鲜明的对比，作品在对比中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当代军人的应有胸襟和固守信念的自觉意识。《西北望》中的连长单一海远离恋人为他安排的舒适实惠的机关生活驻守西域八年，从雄浑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沉郁凝重的边关军旅生活氛围中汲取了精神的营养，作品里那种以大漠为沙盘、临古堡而练兵的富于激情与诗意的军旅生活描写，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代军人钢铁般的意志力量和献身国防事业的执著精神。值得赞赏的是，在这些军旅作家的笔下，当代军营生活与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却又是息息相通的，这些长篇作品并没有简单地把军旅生活与另外的生活形态及人生形态对立起来，而是着意显现了军旅生活同样是实现人生价值大有可为的天地，着意显现了当代军人精神世界的阳刚之美和充实之美。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可以说既具有浓郁的兵味兵韵，又富于强烈的时代感。
当代军营生活所面临的多方面的挑战与考验，也造就了当代军营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彩。我们在许多长篇新作中看到，身世的不同、性格的迥异，作为人物形象刻画的显在因素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创作者们更为关注或更着意开掘的，是主人公与生存环境的冲突以及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冲突，换言之，是主人公对生存环境的认识抗争以及对自我的审视超越。《沙盘》以一次模拟跨国境多边战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为背景，对比刻画了精通现代战争的军长鲁鄂、战勤处长楚向征和热衷生产经营的“生存维持型干部”副军长杜牧、后勤部冒部长等人物形象，突出了对楚向征这样富于军人气质和爱军尚武意识的新型军队指挥员的赞赏。《迢水营》则刻画了一名曾因翻车事故挨过处分的志愿兵刘大梦，珍视军人的荣誉且念念不忘超越前人业绩的追求，置身偏僻封闭的营地留守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苦练军事技术，在平凡的生活中显现了一名真正的战士不平凡的精神高度。《兵谣》写一名工于心计的农村兵古义宝梦幻般地成长为“典型”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高峰，又梦幻般地犯错误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在大喜大悲之后，古义宝痛省自身，摆脱了虚荣和名利心，带领一群犯过错误的士兵在农场中扎扎实实地做起了一番引人瞩目的事业。《兵谣》毫无遮掩地抨击了军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某种形式主义的弊端，批评了某种人为地“树典型”的急功近利的思想工作套路，也通过古义宝走过的人生轨迹褒扬了一种坦荡真诚的人生哲学，应该说，这部作品的社会批判力度和人生自审的深度都是当代军事文学中不多见的。而古义宝、刘大梦等军营人物形象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当代军事文学在思想开掘方面的深化，也标志着创作者艺术创造技巧的趋于成熟。
《美丽人生》、《兵谣》等一批关注军营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的集中出现，是继韩静霆的《孙武》、庞天舒的《落日之战》等历史战争小说，乔良的《末日之门》、陆颖墨的《战争寓言》等未来战争小说和朱秀海的《穿越死亡》等南线战争小说出现之后军旅作家们一次较大规模的创作视线转移，也是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令人欣喜的新开端。从作品展示的生活格局来看，也许这些长篇新作画面还不够广阔，气势还不够恢宏，但它们对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环境下军队生活、军人理想与价值追求的开掘与探索是多方面的，也是积极有益的。我想，和平时期亦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的军营生活是个大题目，数以百万的军队官兵正在这个大题目下每日每时地创造着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新的业绩，我们的军旅作家们只要勤于深入生活和善于思索提炼，是一定可以在这个大题目下创作出无愧于生活的大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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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笔记
我选择的是军人的价值
黄国荣
有人说，军事文学离开了战争就没有文学。这话不无道理。人类历史是用战争来记录的，人类发展史实际是一部战争史，军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事实也是如此。５０年代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一大批军事题材小说的繁荣，是因为那批作家亲身经历了战争，参与了战争；８０年代初以《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凯旋在子夜》为标志的军事文学再度的辉煌，是作家们直接感受了那场边界战争。
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军人的价值似乎已不再引人注目，因此，以军事文学为追求的作家越来越少。
和平时期的军事文学是否真的就没什么可写？这种认识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发现、如何理解、如何表现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我体会到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生活的态度。真诚是发现生活、认识生活、理解生活、表现生活的前提。如果缺乏真诚，即使生活向你展现五彩光环，你也会熟视无睹，最富有艺术气氛的人和事也会从身边溜走。例如，一个即将复员要到美国去继承爷爷遗产的战士，写血书要求上前线，以致献出年轻的生命。一个战士突然失踪，指导员追到战士家乡，战士光着脊梁在责任田里割麦子，指导员无言地脱下军装与战士一起收麦子。这样一些生活中的事情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只有真诚地拥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品味到。
另一个是写作的着眼点。我个人以为每一个作家表现生活、反映时代时都有各自的着眼点和立足点。譬如鲁迅盯住的是国民精神，即民族的脊梁；郭沫若一生思考的是民族文化；茅盾和巴金着眼的是社会发展。我选择的是军人的价值。
军人的职业本身是一种矛盾。军人的使命是维护和平，军人的职业却是学习战争，研究战争，参与战争。目的是和平，手段却是屠杀和毁灭。军人的灵魂和性格就是在这种矛盾的磨炼中铸就的。
奉献是军人价值所在。明知是尽义务，津贴费只够买两盒烟，所练的军事技术也不是终身专业，可还是全身心地投入这种单调重复的苦练；明知自己推演的一个个作战预案一辈子都用不上一回，跋涉的可能是没有掌声的征途，可还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倾注。用一句形象的话说，他们是“引而不发”，“备而不战”。有的引一辈子不发，备一辈子不战。正是由于他们的“引”和“备”，才有今天的安定与和平的生活。可以这样说，战争年代军人奉献的是生命，和平时期军人奉献的是青春。
军人首先是人，他同样是生活在社会中有七情六欲的社会人。他也有理想、有追求，他也需要爱情和友谊，他也会碰到灾难和矛盾，他也有喜怒哀乐生离死别。我的老部队曾有过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他当兵一心想当一个好兵，当官一心想当个好官，他曾经被树为“标兵”和“模范”，结果他最后被判了两年徒刑，原因是他想为部队为群众做好事而被骗子骗走１００多万元群众的血汗钱。这个人物对我震动很大，他在我心中活动了１０余年。原来想写一个中篇，终觉不成熟。去年我写成了长篇《兵谣》，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各界的好评。它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于写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物——古义宝，写了他的命运。他被评论家称为一个时代的典型。
和平时期的军事文学需要我们作家投入更多的心血和热情，而在创作过程中，我觉得要想写好，就必须真诚地拥抱军人平凡而伟大的生活，探求军人无私奉献的宝贵价值；军人不仅会给我们带来最纯正、最无私、最高尚的精神启迪，而且更会给我们的文学带来尤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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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生活让文学闪光
汪守德
也许是因为我有过到基层部队代职的经历，所以在阅读任真这部反映边防军人守土戍边生活的报告文学《边关》（载《解放军文艺》一九九七年六月号）时，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一边读着作品，一边不由自主地在脑海浮现出我所遇见的同任真笔下描写的十分相似的那些人和事。这些故事既为我们这支部队所特有，又常带有十分浓郁的地域特色，所以看起来总是那么独特、富有意味和打动人心。而任真在作品中富于诗情的抒写，便生动地表明，假如将任何一个这样的故事拿过来稍作加工，似乎都能成为一篇极好的文章。那种新鲜的、无可替代的品质，是生活的独特创造，只有它们才能使文学始终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
身为刊物编辑的任真，是为执行上级交给的任务到基层部队当兵锻炼的，因此他便有了一次最近距离地接近、观察和了解基层官兵的绝好机会。在广袤无垠的大西北，迎接任真的是朔风、是大漠、是边关、是有着火热情怀的战友们，这对任真来说并不是令人生畏的绝域异方，而是一片让他激情勃发的精神绿洲。本应是十分遥远而苍凉的一切，向他琳琅满目地展示着、裸露着另一种风景，另一种绚丽色彩。那扑面而来的生活中的斑斓故事，使任真如同一个地质工作者突然走进一个富矿区，激动不已地亮出自己的钻头狠劲地往地层深处探去，从而为读者捧出这部有着新鲜气息和生活含量的作品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还只是一次急就章式的写生，但正因为了这种不事雕饰，才把那些属于生活本身的东西注入了作品。作品对边疆生灵的描写、对边疆民族生活的描写，特别是对边疆军人平凡而又伟大的炽热情怀和甜蜜中含着苦涩的爱情经历的描写，都运用了质朴的、饱蘸真情的笔触，把读者引入边地具有传奇色彩的迷人氛围，引入边防军人不染铅华、能够净化精神的人生境界。那些如串珠积贝般的独一无二的细节，经过作者的提炼和蒸馏，既有野生的朴拙，又有很强的审美价值：那条名叫阿黄的狗对边防连是那样依恋，以至于在外送途中居然能咬断拴它的铁丝重返连队；能用塑料纸奇妙地吹出动人乐曲的副班长游胜宅，显见有着非同一般的心灵毓秀，可他在乌鲁木齐花了二十元钱坐了一整天的公共汽车，却怎么也找不见回归的长途车站；指导员毛永杰毅然拆去爱人给他精心编织的红毛衣，为司务长杨继红婚礼织出大红的喜字；毛永杰的妻子刘梅先爱上边防的战士们才真正爱上他这个边防军官等等，多么具有边关生活的意蕴，这些似乎都是我们在其他作品中从没有读过的。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觉得不是作者靠他的叙述技巧赢得读者，而是生活本身的磁力在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是边防军人无言自高的形象和他们忠于职守、默默奉献的精神，以一种灼人的热度，产生了最为感动人的力量。
任真的这部作品受到好评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作家只要抱有对生活的倾心和热爱，就一定会积极地投身到生活中去，就一定能够发现和捕捉到生活中那些迷离变幻的光与影，就一定能获得生活丰厚的馈赠。这对近些年来因写不出像样作品，而又总是怨天尤人，不承认自己创作枯竭的实际原因在于远离生活、同生活隔膜的作家，无疑有着十分深刻的启示。因此下去生活，接通与生活的脉搏，解决创作动力不足的问题，是许多作家再度展翅高飞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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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篇军旅小说的新收获
徐怀中
在我的印象当中，北岳文艺出版社向来对扶持出版军事题材图书有着特别的热情。记得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刚刚启动不久，他们就派出了富有经验的资深编辑高鲁同志专程来到北京，找到部队一些老同志约稿，此后不久，便陆续出版了寒风同志的长篇小说《淮海大战》等一套丛书，对当时军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九十年代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组织编辑出版了反映我军历史上著名战例的四卷本二百余万字的《百战图》，由张震上将作序，还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一家地处外省的地方出版社，能以如此长期持续不断的热情来关注军事文学创作和军事题材图书的出版，在全国出版界也是不多见的。仅此一点，我作为一名老兵和部队文学工作者，就对北岳文艺出版社心存亲切感和默默的谢意。
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的急剧变化，文学的发展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军事文学也不能例外，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繁荣景象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渐渐远去的历史背影。近年，为了重振军事文学的雄风，部队各级文化领导部门、各大单位创作室、军队出版社等方方面面都在出主意想办法，也出台并且正在落实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据我所知，这两年借着江泽民总书记提倡抓长篇、影视、儿童文学“三大件”的东风，全军组织了一批作家开始主攻长篇创作。今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已经推出了首批六种，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根据以往的经验，军事文学的创作，适当地采用一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集团运作方式，往往还是能奏效的。这也可以算是军队作家的一种整体优势吧，而这个优势又是由军队自身体制所决定的，它有利于凝聚队伍，激发斗志，协同攻坚。七十年代末期，总政组织全军作家分期分批到南线体验生活从而产生了一批好作品，就是一次“集团冲锋”的成功“战例”。在当今军事文学普遍不大景气，作家们有点呈“散兵游勇”状态的情势下，以组织丛书等形式来召唤大家，也不失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有效办法。它有可能打破沉闷，开创新局面。但是，真正当全军的多数作家都动起来了，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投入长篇创作之后，仅仅靠为数有限的几家军队出版社的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需要“军民共建”，联手“作战”。当此之时，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能主动和部队作家合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三分意外和七分欣喜。
现在，经过作者以及编辑同志一年半的辛勤劳动，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首批《遍地葵花》、《飞越盲区》、《无帆的海船》、《风卷旗》、《准备离机》等五种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在我看来，这套丛书的突出特点是一个“新”字。一是作者队伍新，陈怀国、石钟山、赵建国三位都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军旅小说新秀，徐锁荣、宿聚生两位虽然略为年长，但也还属于新近“杀”出来的。这些年来，我多多少少地接触过他们的一点小说作品或影视作品，感到他们都有扎实的部队生活体验，在艺术上也各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正在逐渐趋于成熟。这次，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尝试长篇创作，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实现了对各自以往创作的总结或突破，确实可喜可贺。他们以新人的阵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手笔、新的气象和新的生机。二是作品内容新，五部长篇不仅分别取材于陆军、海军、伞兵、飞行员和军队院校，显示了题材的多样性，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大都侧重于通过九十年代的军营生活，揭示出当代军人的新的追求、新的渴望、新的情感世界和新的精神风貌。军事文学创作的新人和新的军事文学人物形象，二者恰恰是当前振兴军事文学大业所期待的，是军事文学在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长远保证。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对我们的军事文学更有信心。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几位作者，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和“金戈丛书”的全体编委，并且希望“金戈丛书”越出越好，办成军事文学的“名牌”和精品，为跨世纪的军事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为“金戈丛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