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社会·时代
——评识黄胄之画
宫达非
一、黄胄——中国现代人物画大师
记得五十年代，我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时，看到一篇文章写道：一位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画家不会画人物，后来他见到敦煌壁画，改变了这一偏见，但又说那是古代而非现代。四十多年过去，这一批评仍使我耿耿于怀。是的，我们中国画多以山水花鸟为主题，即使有人物，也多是千篇一律的高士策杖与千人一面的宫妃仕女。人物画的确是中国绘画的薄弱之环。但是，这已经成为过去。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多彩的社会风貌、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中国人物画，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当代中国画史上留下如此浓重一笔、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了这样一个崭新阶段的代表画家，当推黄胄。
其一，绘写生活、社会、时代，是黄胄绘画创作的主题，标志着中国人物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黄胄是我们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是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新中国火热的社会生活，锻造了黄胄，造就了黄胄艺术的成功，使他能够成为描绘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新社会的艺术家。
之所以说黄胄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黄胄的人物画，具有成功描写新中国的生活、社会与时代的史诗特征。黄胄画人物，不是画孤立的人物，不是画简单的人物的相加组合，更不是在画肖像，而是在画我们这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为了生活中的美好理想而积极、努力地改造着客观世界的活生生的人物。从《苹果花开的时候》、《葡萄熟了》，到《于阗歌舞》、《载歌行》，从《迎良种》、《检修农具》，到《庆丰收》、《积肥模范》，无论是《幸福的一代》、《我爱北京天安门》、《忆苦会上》，还是《火车来了》、《在广阔的天地里》与《欢腾的草原》，黄胄既描绘了《雪地驴驮》、《瑞雪迎春》与《人勤春早》，也图写了《牧鸭》、《喂鸡》、《育羔》与《驯马》，既歌颂了《高原子弟兵》、《亲人金珠玛米》与《边防巡逻队》，也记录了《帐篷小学》、《拉萨女学生》与《母女学文化》；黄胄的画笔，从《高原初春》画到《白洋淀上》，从《瑞丽街头》画到《南海朝霞》，从新疆戈壁画到蒙古草原……不用说优美多姿的《塔吉克舞》、《彝族舞》与《维吾尔舞蹈》，更不要提热烈、紧张的《打马球》、《较力》与青年男女相爱的《草原逐戏》，即便是《看我们画画的黎族小朋友》与没有人物的《西沙群岛出土文物》，黄胄都深情地运用他独具的形神兼备的淋漓泼墨一一绘写。纵观黄胄的绘画，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幅幅单张的作品，而是人民共和国缔造后，中华大地各族人民团结、奋发，用勤劳的双手，在天山南北，在青藏高原，在云南边陲，在南海渔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样一部描写解放了的人民“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长卷，其艺术成就与美学感染力、震撼力，完全可与一部数百万言的文学巨著相媲美。
有人说黄胄的绘画不能免俗。黄胄绘画的“俗”，正是民俗、世俗与社会风俗，是构成整个社会与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反映。正是黄胄笔下的这些“俗”，使人物画脱离了只画古人、神仙、佳人贵妇的俗套，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正是黄胄笔下的这些“俗”，一扫旧文人画无病呻吟的俗媚，表现了健康奋发向前的时代风貌，成为绘写新中国的生活、社会与时代的“画史”。
黄胄的绘画，不仅在绘画题材上开辟了人物画成功表现社会与时代的崭新阶段，而且在绘画思想上把人物画升华到史诗般的境界。
其二，从生活出发，用全新的笔墨，成功地创作出不落传统人物画技法窠臼的、雅俗共赏的大量作品，是黄胄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
格尔木的风雪漫天肆虐，巍峨的驼峰似也不堪这高原风寒。然而，新中国的地质尖兵，却在风雪中挺进，使荒原酷冬，勃发出强劲的生机。在黄胄的这幅《洪荒风雪》图中，传统的“十八描”虽然踪迹几无，但中国人物画最高境界的生动气韵，流溢纸外。难怪此画荣获１９５７年国际青年艺术节的金质奖章。为什么这幅中国画笔墨传统痕迹甚少的作品，却有着如此突出的艺术成就呢？因为黄胄正在用时代的精神熔铸着自己的笔墨。“人物画不重写生，全凭印象意趣或摹拟古人，终不过入黄慎、改琦之流，逐年衰落。”这是黄胄题在１９８７年３月云南写生稿上的一段话。这段话不仅反映着黄胄对于传统人物画笔墨的态度，而且点出黄胄绘画艺术成功的秘诀——重视写生，走向生活。
在黄胄看来，人物画笔墨表现的基础，源泉在于生活。
黄胄认为：“我看画总不能离开内容、离开生活、离开社会需要，单纯搞形式是搞不出好作品来的。”“单纯搞形式，往往把人搞糊涂了。我看不要过多地考虑方法、技巧，要努力表现生活，画出自己的真情实感。”黄胄的这些认识，是其全新笔墨得以形成的理论基础。
用新笔墨，描绘生活、社会与时代，不落传统技法的窠臼，而又能够雅俗共赏，是黄胄大量作品的基本特征。《春兰》与《巴扎归来》，一写一工，一反映旧社会，一描绘新生活，是可以对读的两幅作品。春兰席地而坐，以指代笔，认真地在地上写着“革命”二字。虽只有春兰的一个侧面，但少女凝重的神思与心态，足可以代表三十年代全中国向往新生的妇女。画家的用笔，概括而肯定，渲染轻巧而简明，笔墨设色，一望而知描绘的是旧社会；几只啾啾相伴的雏鸡，仿佛正试图将春兰从沉思中唤醒，不但使春兰静思的情境恍若眼前，而且更映衬着春兰的青春气息，赋读者以深思与同情。彩墨辉映的《巴扎归来》则与此判然而异。不管是老人矍铄而喜悦的双眼，还是少女们天真而灿烂的笑颜，画家都以兼工带写的笔法作了反复的皴染与精心的勾画，用墨干中见湿、湿中含燥，设色冷暖相兼、关系明确——既有西画的素描关系，又见国画的渲染层次。赶集归来的轻松与欢愉，少女的稚趣与童真，负重力行的毛驴，忠诚相随的家犬，都使新生活的洋洋喜气，盎然纸上。这两幅作品，既没有“高古游丝”，也不见“吴带当风”，既非唐六如，也不是陈老莲，但笔墨气韵，生动袭人，真正是雅俗共赏、“笔墨当随时代”的杰作。不言而喻，黄胄笔墨之随于时代，源于他所置身的社会与生活。
其三，摆脱中国人物画临摹入门的传统，由写生到创作，黄胄敢于开创新路径，提供了人物画家成功的范例。
生活，是黄胄绘画技法形成的关键所在。
黄胄曾说：“我开始学画时没有临摹，这也有它的好处。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闹’，主要是画速写，一边观察一边画，边画边学，以后才学传统的东西。”他的这种艺术道路，打破了传统人物画临摹入门的路数，在中国人物画史上有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独特意义。
有“枯柴皴”的形态，又有“折带皴”的意味，笔起笔落，兼及“斧劈皴”的笔势，然而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一幅笔力劲健的北派山水，而是三位少女袅娜而行的娉婷背影。笔势刚拔的线条，勾写出少女柔美的身段，这样的艺术效果，绝非伏案临摹所可能成就；没有长期的写生功力，毫无可能臻此佳境。这幅１９８７年的速写上题道：“无论用何种描法，以能够较好的表现形象为本；可以借鉴，不可墨守成规。”既主张学习传统，又反对墨守成规，把自己独特的成功之路，用极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另一幅德昂族少女的写生图上，黄胄题道：“所谓铁线、游丝、兰叶诸描法，都是运用了线描的表现力，也是画家匠心的结晶。”这无疑是画家对自己多姿多彩的线描人物中丰富的线条形态的定性；“匠心的结晶”数字，也是画家对自己由写生到创作、通过长期的写生实践来发展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这一艰难历程的自述。
“在生活中起草稿，在生活中练功夫，在生活中寻找技巧，个人风格自然可以形成。这不同于为了追求某种风格而生搬硬套。”这样的一种艺术实践，使黄胄的作品，真正地来自生活、描写社会、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可以说，观赏黄胄的画作，就是在读一部描写我们新时代的文艺著作。
二、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哲学理念的统一
说黄胄的笔墨源于生活，这里的生活并不是指画家自己的生活，而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不但是绘画技能得以提高的过程，也是画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得以提高、绘画思想得到升华的过程。黄胄是自学而成的画家，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在生活中学习，在生活中独立思考、提炼，因而他的感受总是新鲜的，因此，黄胄的绘画往往有着一种崭新的意境和壮阔的气象。
“成教化，助人伦”，是中国绘画道德教育的传统。黄胄画驴，腕下的笔墨，写就的已经是一种道德标准与道德评判。在１９８５年的《群驴图卷》上，画家题道：“老黄牛和毛驴于人的贡献半斤八两，小驴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人们赞美人为老黄牛则可，或曰黄牛精神，或俯首甘为孺子牛等，而无人愿当老毛驴者，或俯首甘为孺子驴者。吾为毛驴鸣不平。”“其形偃蹇，其质戆憨，不事笑脸奴颜，哪能长舌呢喃，引吭啸傲人间，粗粝不厌，高栖不攀，坎坷其途，任重道远。”如果我们知道，“文革”期间，黄胄赶驴三年，与驴相依为命，我们对于黄胄笔下之驴的品鉴，就不会停留在画家笔墨的精到与毛驴结构的准确之类，而是会看见满纸的甘苦炎凉。黄胄的驴，笔墨称绝，而调和笔墨的，却是画家心中之泪，“平生历尽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不仅如此，黄胄绘画中的哲学意味，显然又在对其道德指归作进一步的超越。例如，在一幅《骆驼图》中，黄胄题道：“骆驼在大城市被看为稀奇的怪东西。由于它失去了需要，只能在动物园作为展品。在大西北之大戈壁或沙漠中，特别显得高大有生气。因此品到内容决定形式的道理。”来自生活的感受，发为朴素的话语，却使得一件艺术品成为一种哲理的形象表现；黄胄的绘画，也是这样一种哲学的艺术。
邓拓曾以“人物新，意境新，手法新”这“三新”来形容黄胄的绘画艺术。生活的感染与孕育，固然是黄胄绘画得以“三新”、形成自己独有风格的重要因素，而画家富于科学精神的提炼，也是其艺术成功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也是一种科学，艺术与科学有着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因为两者都是探求人类真善美的一种手段。黄胄的绘画艺术与实践，实际上贯穿着一种科学思维——追求与表现真理的普遍性。黄胄的绘画，不论人物、动物，都是在提炼生活中最常见而又是最美好的形象，用新手法去唤醒读者意识中或潜意识中既已存在的情感。这种唤醒的手法越新，反响越强烈、越普遍，科学性就越深刻，艺术也就越优秀；黄胄的绘画，又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优秀的艺术。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非常欣赏黄胄的绘画。当看到黄胄的《奔马图》时，他说：画上的马，从任何角度看，都在向你奔来；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是统一的。李政道博士的话，自有深刻的内涵，但从中也可见黄胄绘画透视表现的功力。六十五岁以后，黄胄更重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辩证结合，他说科学领域也应该是绘画的一个题材。这是他在炎黄艺术馆聆听李政道博士关于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报告，并多次与他交谈之后，在艺术思想上的一个新跃进。
黄胄善于画气势磅礴、数十平方米的巨幅大作。巨型图画的绘制，需要的不只是艺术家博大的胸襟、非凡的天分与深厚的功力，其严密的构图需要画家具有科学家的精细，需要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融会。其实，作为画家的黄胄是具有作为科学家的天分与才能的——雄伟壮观的炎黄艺术馆，总策划、总设计就是他自己，从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科学思想与审美情趣的结合。
１９９５年９月，黄胄应邀到巴黎举行个人画展。在巴黎停留期间，在卢浮宫、毕加索艺术馆等各个展馆的参观，都激动着画家充满创造力的心灵。他按捺着心潮的起伏，激动地对法国朋友说：这次来巴黎的参观学习，鉴赏了西方各代大师的名作，平生梦中的追求得以实现；数日的参观，可谓“胜读十年书”，将会促使自己思考如何把创作再推上一个层次。再上一个层次，那将是怎样的境界？黄胄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历史长卷，他又要绘制中国人民这第二次解放新长征的历史画卷。不幸的是，黄胄病逝了，但我想，他为我们留下的艺术财富是丰厚的，他留下的思想与创作之路更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去汲取。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散文发展：热中看冷
张国俊
九十年代散文热是众所公认的。热俏是一种现象，现象后面是否隐含有问题，甚或危机？一些关注散文的人，由不得要思索和担心。不能否认，问题是存在的，有这样的，也有那样的，不过，最应该令我们重视和担心的，是散文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当代，散文理论研究和散文评论一直是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中的最薄弱环节。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这种状况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首先，没有建立起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和高水平的评论群体。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主要以小说为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的诸多观点是建立在对小说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文学理论的队伍也是以小说理论家和小说评论家为主而构成的。这样一来，小说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促成了小说理论队伍和评论群体的建立。然而遗憾的是，文学理论很少把散文作为研究对象（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散文是从古代杂文学的散文中分蘖出来的，至今有不少人仍然沿用着古代的散文观，即散文是散行文章的总称，是集文学与非文学于一身的杂文学的概念，这样一来，他们便不把散文置于文学的位置上，因而忽略了对它的研究），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也不屑于向散文亲躬垂顾，尤其是一些活跃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对散文大都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有相当多的人几乎从不涉足散文领域，从而使文学评论几乎成了小说评论的同义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文学界的一种怪现象——当代文坛小说理论家小说评论家为数可观，而散文理论家散文评论家则凤毛麟角；散文作家处处可见，而散文理论家评论家则鲜为人知。
与此相联系，一些文艺刊物对散文理论研究的忽视也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据统计，全国的文学理论刊物约二十多种，其中有小说、戏剧理论（评论）的研究专刊，唯独没有散文理论（评论）的研究专刊。大多数综合理论刊物很少刊发或根本不刊发研究散文理论和评论散文作品的文章。《当代作家评论》１９９１年共发表文章一百三十一篇，有关报告文学的三篇，诗歌的八篇，小说的六十九篇，其他文体的四十三篇，散文的八篇，散文占全年的百分之六点一；由中国文联理论研究会编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艺术概评》１９８１年本共收文二十篇，１９８２年本共收文二十二篇，１９８３年本共收文二十三篇，均无一篇研究评价散文的文章；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卷第二集共收文一百四十篇，有关散文的仅三篇，有十五个页码，占全集总页码的百分之一点五，第三集共收文一百零一篇，无一篇有关散文的文章；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选的《１９８４年文学艺术概评》共收文二十四篇，也无一篇有关散文的文章。由上述可见散文研究之薄弱程度。
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散文理论界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至今仍不能取得共识，无法建成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大统一小分歧的清晰科学的理论框架，尤其是一些根本性问题仍十分模糊含混甚至自相矛盾，不仅使编辑创作活动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而且还时常造成误导。例如散文概念的问题，文学杂志的编辑取用的是现代散文的概念，而文化杂志的编辑取用的是古代散文的概念，前者把散文限定在文学的范畴内，而后者把散文扩大得广而又广，无所不是散文。这样一来，编辑们依据各自朦胧模糊的散文标准对作品进行评定和筛选，或宽或窄，或松或紧，各行其是；作家们依靠自己的直觉进行创作，直觉的导向与理论的制约往往是呈逆反方向的，作家不可免地陷入了直觉与理性、实践与观念相矛盾的分裂耗散的创作心境之中；更严重的是，它还使人们对当今时代散文生存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说它是“多余的文体，必然灭亡”。面对散文理论的纷杂与薄弱，面临着散文本体消解的危险，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思虑了，应该警觉了。
散文要发展，散文理论研究和散文评论要率先发展，同时要尽快建构起科学的众所认同的散文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既要体现和继承中国古代的散文理论，又要充分汲取现代散文理论的精华，并结合当代散文创作的具体实际，力避以往研究中的零散性和浅表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形成一个研究散文理论、评论散文创作的良好氛围，为散文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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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按照新的形式来提问题
——评报告文学《滚动的冲击波》
秦晋
在我国经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它所带动起来的变化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它的震荡和冲击。所以，当我们在开创一个新时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迎接一种历史的挑战。这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最能展示人的才华和智慧、体现精神力量和人生价值的时机。
以刘汉章为首的邯钢人所创造的轰动全国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邯钢经验，就是在艰难的转变过程中走出的一条新路。它是按照新的形式来提问题并解答问题的，不仅是经营方法的转变，而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制度。从文学的角度讲，它创造的是一种新的环境，也就是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现实基础”；它展示的是一种新的意识，也就是蕴含在经济过程中的文化精神。
在新闻媒体已经大量报道了邯钢经验之后，我们再来看刘贵贤的报告文学《滚动的冲击波》（载《十月》１９９７年第三期），能够感到它除了传递一种新的经济信息之外，主要是深入到这个变化的内里，揭示了它“震撼千万人心弦的奥妙”，即那种现象后面的更一般更深刻的意义。
刘汉章说，他的创造是被“逼”出来的。作品首先要解开的就是“逼”的奥妙。“逼”就是把市场价格一头卡死，倒推过来，将十万个经济指标压到两万八千名员工身上，必须把每吨钢材的成本降到市场价以下。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对国营大型企业来说，意味着一场管理革命。传统的产品价值观念、粗放的经营方法和与市场脱节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改革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职工的生计问题。推墙入海，别无选择，所以是被“逼”出来的，被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的规律逼得非改不行。作者写出了变化的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也就是改革的无可回避性和不可逆转性。这是我们今天社会和时代的最本质的特点。
时势造英雄。当社会需要的时候，生活便会创造出它理想的人来。作品又向我们揭示了“人”的奥妙。一个企业要想在转轨中生存、在竞争中不败、在变革中发展，关键是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邯钢的一把手刘汉章便在改革的大潮中应运而生。这一点在作品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描写得极为详尽，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开拓精神、善于团结人、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企业领导人。他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他用他的道德风范、思想精神和人格力量带动了一个企业，启动了两万多员工的积极性，改变了落后被动状态，开创了新的局面。揭开这个“人”的奥秘，我们就更加明白了邯钢变化的关键所在。以此与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相比，与一些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追求虚名、不干实事、缺乏竞争意识又没有创造精神的干部相比，我们也就更加明白了改革的艰难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来自我们自身。
写事重在写人，写人重在写精神，这是现在报告文学的常规。但精神也有精神的奥妙，为什么同样是大干苦干加巧干，在有的年代就不出效益，在有些地方就不见成果？这说明精神也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与科学精神现代意识结合在一起，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出巨大的有效的现实的推动力。这是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精神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邯钢经验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时，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开放、竞争、效益、创新等观念意识，对邯钢人来说，同样是一种精神力量。邯钢的成就，既是艰苦创业的结果，也是观念更新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滚动前进，就是不断调整不断前进，在前进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进。这不仅是经济建设的规律，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改革发展中的推进方式，这个“冲击波”也会冲击到文学，使文学也像它所描写的改革热潮一样滚动起来，在“希望之光”下，与改革事业携手共进。改革是有希望的，文学也是有希望的。最后，我想引用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让我们按照新的形式来提问题，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决不朝后退，我们一定要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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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学：走出古典的准备
邢建昌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当代美学从喧闹到沉寂、从辉煌到深刻，留下了一串厚重的足迹。或大规模或小范围的论争，构成美学学科发展史上独特的学术景观。美学的诸多命题与范畴，正是通过论争而为人所认知和接受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论争是美学这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的一种特性、一种存在方式。正因为这样，对论争的回眸与反思，就不仅仅是美学研究对当下文化资源的开发，也是世纪之交美学告别古典、走向现代的必要的准备。阎国忠的《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出版）这部近四十万言的著作，正是对当代美学发展的一次系统的梳理。全书共分六章，以共同美、人性论、人道主义、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艺术的本质、文学的主体性、实践美学六大问题为网结点，从而将跨度近二十年的大大小小的论争网络其中。作者不认为当代美学论争是一场没有主旋律的众语喧哗，也不满足于将述评写成就事论事的现象罗列，而是努力从纷繁庞杂的第一手材料入手，在细致梳理、甄别各家论点的基础上，揣摸论者的致思方向，感悟论争的内在脉动，寻觅贯穿其中的逻辑线索，从而力求总结出规律性、启示性的结论。
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和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性，使这部著作充盈着理性的魅力。本着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建构这一总体目标，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距离和鲜明的批判意识。作者既不一边倒地肯定哪一家哪一派，也不轻易地否定哪怕是明显片面的观点，而是尽可能将这种观点纳入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给予学理上的观照。作者认为，艺术作为人特有的生命活动，也像生命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不要拘守在任何一种现成结论上，不要试图构筑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框架。多年的美学教学和研究，使作者在美学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使他能够站在较高的理论制高点上，对“当代美学论争”这一近距离的学术热点作出较为科学的评析并实现理论上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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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我的一九九七》：描绘多彩的香港值香港回归祖国之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京召开青年作家王晋军所著系列纪实文集《我的一九九七》作品研讨会。与会者指出，在这部纪实文集里，作家以充实的史料、独特的体验，对香港的历史沿革、政制法律、文化宗教、经济运作、“成龙”奥秘、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多层次、广角度的描绘和论述。（一文）
新版《毛泽东诗词集》座谈会召开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五周年，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于近日在京举行了新版《毛泽东诗词集》座谈会。与会者着重围绕六十年代毛泽东诗词中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就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由于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关注和忧虑而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来的时代历史意识和审美情怀展开了分析。
（丁凡）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一部长篇力作《缱绻与决绝》。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山东作协在京联合召开该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山东、辽宁、吉林、河南等地的评论家和新闻记者出席了会议。这部长篇小说是山东作家赵德发创作的，它以二十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为线索，展现了上百年来农民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和这片古老神奇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剖析了几代农民的心灵嬗变。作家在艺术的表现上也做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他将对土地的思考都融于情节、故事之中，基本上不做主观议论；作品以其特有的快节奏的叙事风格，将故事讲得娓娓动听、扣人心弦。
（文一）
《女子文学》举办出刊一百五十期座谈会由河北省石家庄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女子文学》创刊十三年来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成为国内一块重要的女子文学创作阵地。日前，《女子文学》杂志社在石家庄举行出刊一百五十期座谈会，以总结十三年的办刊经验和不足。来自京、津、冀的作家、评论家参加了座谈会。与会者对《女子文学》的办刊特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就该刊今后办刊方向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座谈会上，《女子文学》杂志社理事会宣布成立。（王闻）
《一九九七——等你百年》研讨会举行中国诗歌学会、《青年文学》杂志社日前在京举行长诗《一九九七——等你百年》研讨会。青年诗人商泽军、耿立创作的这首长诗，以香港回归为题材，回溯了中华民族百年沧桑求强求富艰苦卓绝的心路历程，高扬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当前诗歌创作表现重大题材、谱写时代主旋律的可喜收获。（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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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方写作：一种精神与求索的坚守
南海出版公司和海南省作家协会不久前在海口联合召开了“南方写作——海南作家丛书暨南方文学现状研讨会”。
海南作家丛书是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推出的一套旨在繁荣大特区文学创作的纯文学丛书。他们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在当时作家出书难、出作品集更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为海南的作家们出书。五年来，已出十五部，其中包括韩少功、晓剑、崽崽的小说集，陈剑晖、鲁枢元、孔见的评论集，冯麟煌、凌川等人的诗集，小苇的长篇小说。他们注重培养本土作家，每年三种海南作家丛书中必有一种是琼籍作家的作品。南海出版公司总编辑霍宝珍宣布，今年还将有四部书稿出版。
研讨会上，与会者就南方写作的内涵、意义、优势与危机、现状与发展以及应有的精神境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省作协主席韩少功说，“南方文学是一个多元概念，具有不定性涵义。它的提出主要是相对于北方文学，因而才会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会者强调，眼下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厚的背后，的确隐藏着精神生活的贫乏。面对这种景况，文学塑造人格力量提升精神境界的努力就更显珍贵。在南方的写作，无疑是一种精神的坚守，一种对历史使命与时代召唤的回应。作家们感应时代脉搏，在坚守中求索，在求索中坚守。这正如作家晓剑所说，“海南作家群经历了近十年商品大潮的洗礼，经历了人生又一次选择后，已经褪去了浮躁的心态，更为虔诚地面对文学的事业，因而也就更能平心静气责无旁贷地创作出不负使命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来！”（刘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