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经济茶座
国货咋被认作了洋货
刘莲子
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你能从牌子上辨别出哪是国货，哪是洋货吗？
最近，北京的一家市场调查公司，将十个中外品牌混在一起，发起一次问卷调查。结果，飞亚达手表、格兰仕微波炉、ＴＣＬ王牌彩电、澳柯玛冰箱、达芙妮鞋、荣事达洗衣机、蒙妮莎服装这些正宗国货被半数以上的消费者认为是洋货。这件事提出了一个值得厂家、企业家深思并慎重对待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厂家、企业家将自己的产品冠以洋名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确与外国产品在技术、质量、包装上有很大差距。那时，在消费者眼里，有个洋名的进口产品几乎是“好”的代名词。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理，许多厂商给自己的产品取了个洋名。单纯从市场经营的策略考虑，这种做法无可厚非。问题是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一方面我国的产品质量大大提高，有的赶上了国际同类产品，有的已超过国际名牌产品；另一方面，消费者心理状态也已发生了变化，相当多的人已从盲目相信、崇拜洋货转到了注重产品的实际质量和价格。洋未必就好，人们在消费上，对洋货洋名有了新的认识。而我们的一些厂家、企业家的市场营销策略却未调整，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依然追求洋名效果。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现在注册商标取洋名的仍占３６％。
在我们热心给产品取洋牌子时，外国一些企业家却把牌子取得尽量中国化。他们懂得，每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民众都有一个从崇洋到放弃崇洋的心理过程，因为消费大众都懂得，民族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的就业机会和富裕程度。为了化解进入国的文化心理隔膜，从名字上与你拉近，这是外国企业的高明和精明。与此相对照的我国一些企业一味地用洋名来推销产品的策略，则显得落伍。
长虹、彩虹、小天鹅、春兰、联想、方正，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品牌，他们的产品好，名字也没有沾上洋味，却成为名牌，关键还在企业和产品本身。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一孔之见
“多余可退”是高招
（湖北襄樊市财政局马善记）
报载，上海一家建材商店门口的黑板上有一条醒目的告示：顾客若购买本店商品，用后有多余可按原价予以退货。
“多余可退”，真是想到了消费者的心坎上了。建材非日常用品，消费者往往心里没个准数，购买时只好“大估摸”，难免会买多买少。买少了还好说，多跑一趟再买；而买多了就不太好办了，因为商店往往奉行“概不退货”的原则。于是乎，消费者买建材时平添了几许忧思，唯恐买多了，弃之可惜，放之无用，占地方，又浪费。而有了“多余可退”这一招，无异于给消费者服了一颗“定心丸”，解除了后顾之忧。
显然，对于商家来说，“多余可退”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那就是，想顾客之所想，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顾客，并由此折射出了一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经商之道，委实值得提倡。
其实，“多余可退”乃高明之举。消费者把多余的货退回来了，乍一看，商家到了手的钱又要退还给消费者一部分，很不划算，但事实上，由于此举通常会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势必会招徕越来越多的顾客，带来更多的生意。虽退回了少量的商品，却会因此卖出更多的商品。岂不是促销高招。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外轮代理公司与海关联手打击走私
国内规模最大的国际运输代理企业中国外轮代理总公司和中国海关总署稽查司签订《关于共同加强报关运输管理的合作备忘录》，联手打击走私行为。它对规范报关服务市场，提高进出口货物的通关速度，促进对外贸易效率，乃至于培植健康、有序的外贸运输体系将产生重要影响。（薛峰）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首家全国联网汽车租赁体系成立
当您乘坐飞机抵达中国各大城市时，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会迅速开到您的身边，供您驾驶。一种新型的汽车连锁租赁经营方式将使这件事成为现实。北京世纪通汽车俱乐部将于９月１日推出世纪通卡，尝试提供这种“一地入会，异地驾车”的特色服务。（李礼）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一条水泥国产化示范线在冀东达产
我国第一条日产４０００吨熟料国产化示范线——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条生产线日前达到日产４０００吨设计能力，并实现稳定运转。该线国产化率达到６５％。它的达产，使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水泥工业规模最大的大型现代化水泥生产基地。（李喜平）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金长城电脑暑期优惠师生
为庆祝“长城电脑”股票上市成功，金长城ＭＴＶ’９７全能电脑系列价格将普遍下调，幅度超过２０００元。在此价格基础上，至８月３１日，长城集团将采用以学习成绩分数确定优惠价格的方式进一步优惠学生用户，活动期间凡持本学期期末考试、高考或中考成绩单购买金长城电脑的大、中、小学生，凭五门最好成绩分数总和享受每分成绩１元的价格优惠，各大、中、小、幼儿园教师凭教师证可享受一次性８００元的价格优惠。（松涛）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让街头小广告“亮”起来
当你正漫步街头，被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陶醉的时候，一些“盘踞”于树上、墙上、站牌上、电线杆上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小广告硬要“挤”到你的眼皮底下，是不是大煞风景？
为医治这些“城市牛皮癣”，北京市在不少地方设置了水泥广告柱，可由于无人管理，既无法保证广告内容健康、真实，又落得个层层叠叠，不便查看，也很不雅观（右图）。
最近，北京海淀区工商局在双榆树街繁华地段设置了7个簇新闪亮的不锈钢公共广告栏，由北京圣马广告公司统一代理、制作、管理张贴广告，不仅确保了广告的真实性，便于查看，而且成了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下图）。 田园摄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这是县里发的，这是局里发的，这是科里发的。
韦启美画（原载《讽刺与幽默》）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饮料工业：走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李茜
盛夏酷暑，饮料又成了消费者关注的热点。我国饮料工业是食品工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１９９６年达８８３万多吨。尤为可喜的是，最近几年，饮料工业打破了长期以来碳酸饮料几乎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种新品饮料层出不穷。据最新调查，这些新饮料已占据饮料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这是我国饮料工业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
立足资源优势开发绿色饮料
３年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指示中国轻工总会和中国饮料协会负责人：“中国传统饮料很多，原料也很多，更多地开发中国资源，发展适合中国的饮料，是大有前途的。”这段话指明了在饮料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国饮料工业的发展方向。
果汁饮料这几年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好势头。它既适应了当今世界上要求饮料“天然、营养、回归大自然”的潮流，又开发了我国的水果资源。我国水果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１９９５年达４２００万吨，１９９６年又有大幅度增长，市场上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迫切需要发展水果加工业，以保护果农的生产积极性。国内外市场对果汁饮料的需求也很大。
现在，我国的果汁饮料业已成长起来。据统计，全国共拥有果汁加工生产线数百条，其中浓缩果汁生产线３０多条，大都是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在众多果汁生产企业中，已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企业和著名品牌。山东中鲁果汁集团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是我国最早生产浓缩果汁的企业。他们立足于中国苹果占世界总产量１／４的资源优势，选择了生产浓缩苹果汁，１９９６年仅集团核心层企业即生产１．８万吨，比上年增长７０％，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成为亚洲最大的浓缩果汁生产企业，产品９５％出口到日本、美国、法国、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地区，也传来喜讯：陕西着力发展苹果汁生产，初见成效，产品呈俏销势头，去年出口浓缩苹果汁１５００多吨，创汇１８０多万美元。
植物蛋白饮料异军突起
盛产热带水果的海南岛，发挥地处亚热带的特殊优势，在生产果汁饮料方面，也开创出了一片新天地。时下国际上要求饮料既能解渴消暑，又要有营养保健功能。海南岛的饮料企业开发了具有上述功能的植物蛋白饮料，深受市场欢迎。椰树集团研究开发出世界首创的天然椰子汁饮料，这个产品已取得中国、英国和盛产椰子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利。
在开发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植物蛋白饮料方面，我国北方地区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项各有特色的产品。一项是河北承德露露集团开发的杏仁露饮料，它以当地盛产的野生杏仁和热河优质矿泉水为原料制成，在天然饮料中别具一格，如今已成为十分畅销的名牌产品。另一项是苏北铜山县维维集团开发的维维豆奶。他们看准了国内丰富的大豆资源，开发出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维维豆奶，投入市场即成炙手可热的畅销货。
“水”做出大文章
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保健意识的增强，对饮用水提出了新要求，由此，矿泉水、纯净水这个饮料大家族的新成员，在近几年里风靡我国。１０年前，我国还只有青岛汽水厂一家生产矿泉水，如今已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个企业，遍及全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连西藏海拔４０００多米的巴岗山上，也生产出了合格的矿泉水。据统计，１９９５年全国共生产矿泉水和纯净水达１６９万多吨，比１９９４年增长１．８倍。目前已有一批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和管理先进、质量稳定、年产万吨以上的矿泉水厂先后崛起，其中包括深圳益力、海口椰树、珠海永隆、山东碧云洞、广东华山泉等。据悉，经国家技术监督部门审定合格的饮用天然矿泉水点达１７００多处，已开发的占２／３。
中国是世界第一茶叶生产大国。现在我国饮料企业也已着手开发茶饮料。茶被称为天然植物饮料中的“绿色金子”，茶饮料在不少国家已普遍推广。我国盛产茶叶的福建、广东等地，近年来已生产出罐装乌龙茶、乌龙茶浓缩汁、冰茶等许多产品，还远销国外市场。
我国饮料工业发挥资源优势，开发新品，已开创出一片可喜的新天地，前程广阔。有些人对“洋水”进入中国市场忧心忡忡，看来是不必要的。中国饮料协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大力扶持民族饮料工业，实施名牌战略，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对全国饮料市场的估计也不能过于乐观，现在饮料工业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例如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小型企业过多，产品质量无保证，假冒伪劣现象还比较严重，损害了“国饮”的形象，需要加大力度，实行集约化经营，促进优胜劣汰，使饮料工业沿着健康的道路继续前进。（附图片）
压题照片：本报记者杨文道摄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要想富，快修路；要想变，先通电。然而——
通电后为何还点煤油灯
龚建民
“无电村”这个词，恐怕是在任何词典里都难查到的。而湖北省的老河口、襄阳、枣阳、随州，这几年唱得有声有色的一出重头戏，就是消灭无电村。
据有关方面的资料统计：湖北省已有６４个县（市、区）实现了村村通电。１９９６年全省乡、村、户通电率与全国同期水平相比，分别高出１．４、２．５、３．２个百分点。
无电村的农民把能够用上电，看成是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不少地方的村民们为庆祝用上电自发地鸣放鞭炮，为电力职工树碑送匾。
但是，有些无电村对通电的积极性却不高，有些通了电的农户甚至“弃明投暗”，又点上了煤油灯。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实施消灭无电村活动的主体，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说到底，消灭无电村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政府行为，不是一个行业、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通电之前，执行操作的是供电部门，但动员的是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起了关键的作用。通电后，供电部门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突出了，矛盾也就出现了，比如，因线路长、损耗大所引起的收费矛盾，就不是靠一两次的扶助可以解决的。
原因之二：少数乡村干部依赖思想严重，缺乏长远规划，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继续扶持上，电能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仅用于点灯照明。农民缺少必要的对用电制度的了解，也是有些村通电后的热情降温甚至产生抱怨情绪的主要原因。
原因之三：无电村通电后，对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有影响的，而且，越到后来，解决无电村的难度越大。“政治账”压倒了“经济账”，使电力企业背上了包袱，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电力企业消灭无电村的积极性。鄂西北某山区县为山区无电村通电时，１０千伏的送电水平按１１０千伏的线路设计，投运一年多的时间，整个乡一个月只用４０００多千瓦时电，不要说整条线路的投资回收无望，就连每个月线路的损耗、正常的维护，以及工作人员的支出，都成了一大笔让人头疼的数字。
某县为一个村送电，架１０００米线路平均费用２５０００元，村里集资８０００元，供电部门不仅贴钱，还贴变压器、配电柜，而且工程费等均未计算。从村变压器到小组农户，远的有１０多千米，一台５０千伏安变压器一个月固定的变损在３００多千瓦时，而一家农户一个月的用电量平均还不到８千瓦时，这些损耗全部由供电部门背起来，显然不符合国家的法规政策，也不利于电力行业自身的发展，尚处在温饱之中的农民更是难以承受。
电力扶贫共富工程是国家“八五”扶贫攻坚计划在电力行业的具体化，是关系贫困地区农民脱贫与经济起步的一项基础工程。实践证明，要想变，先通电。襄阳县长山村通电后，不到两年，先后办起了３家村组企业，还开发了两座锰矿，村民年平均收入由以往的几百元上升到了几千元。随州市圆通寺村，线路尚在架设之中，沿线农民就忙着垒墙架梁，办起了加工厂。
可见，改变“热脸对冷脸”的关键，一在于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电力部门对电力扶贫力度；二是因地制宜，对难度特别大、电网暂时难以延伸到的农村用户，可以开发应用其它的能源，如小水电、风力发电或小型柴油机组发电；三是一定要有合理开发利用电能的长期规划，真正使电力成为乡村企业发展的基础。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因贡献较大、收入偏低而造成的经营者大量流失，已成为国企改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改革报》日前辟出专栏，让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和普通读者撰文——
众人评说年薪制
王清宪
一位总经理的苦恼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北京市仪器仪表工业有限公司下属大小四十多个企业，近年来先后有五六十名经营者因收入偏低，与劳动付出不相称而“流失”。今年６月４日，由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报》以《马士华的苦恼》为题，反映了北京仪器仪表公司总经理马士华为经营人才流失而苦恼的事。这篇报道发表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赵欣旭撰文提出实行年薪制可以解除“马士华的苦恼”。《中国改革报》辟专栏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赵欣旭认为，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厂长、经理由国家任命，是单纯的生产组织者和计划执行者，既没有自主经营权、自主决策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这就使得企业的厂长、经理逐步成为国有资产经营的自主决策者和自主经营者，他们既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也承担着经营的风险。所以，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就是一个复杂的劳动投入过程。其劳动收入应该高于一般劳动者，与其劳动复杂程度相符。而以年度为单位确定经营者的收入，是以他的经营管理业绩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等为尺度的，这是它较之月薪制科学、合理之处。赵欣旭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有利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高素质、职业化企业家队伍的形成。
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理事长管益忻对企业经营者年薪收入的确定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经营者的收入一般分为基本收入和效益工资两部分。效益工资应该由经营者的经营业绩来决定，不能受地域或企业基本工资状况的限制。他的观点是：企业经营者的年薪收入应由“经理市场”来决定，要尽量避免“平均主义”。
在参与讨论的人们中，也有人提出年薪制应该“缓行”“慎行”。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贺天中认为，年薪制是解决经营者收入偏低的办法之一，但也可设想其他一些措施，不能认为只有它才是现代企业的标志。他还提出实行年薪制的范围问题。他说，国际上多年实行的年薪制历来包括广泛的经营管理阶层，这些年甚至扩大到全体员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只准许厂长、经理一人实行年薪制，这是片面的。他认为，解决好经营者收入问题的条件是，要有一个市场逐步形成的经营者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培育和涌现出一大批确能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发挥其主人翁作用，深受职工拥护的经营者；还要企业有相应的支付能力。是否实行年薪制应由企业自主决定，不能强求一律。
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庞家驹认为，企业经营者收入与职工收入的差距要合理。他说，我们留住企业经营者一方面要靠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要重视发挥这个优势，来留住企业经营者。
目前，这场讨论还在继续进行。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我身边的故事
领导也吃份饭
大连市旅顺口区港务局刘海涛
陪市里部门领导到大连渤海轮船公司检查工作，许经理把我们让到会议室落座，每人倒上一杯茶水。我见桌上没摆烟，便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红河牌香烟，正欲递给客人，许经理说：“海涛，我们公司内不准吸烟，所以，不摆烟，没有烟缸，如果实在要吸，请到楼下。”
听完汇报，我们上了这个公司旅顺至蓬莱的“辽旅渡１”轮，随船检查工作。吃晚饭时，朱船长带我们到餐厅，端上来的是同船员一样的份饭，没上一瓶酒，没加一个菜。我有些愧意，悄悄对朱船长讲：“再加两个菜、弄瓶啤酒吧，来检查的都是市里各部门的领导呀。”朱船长抱歉地说：“这是公司的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
后来，我同公司许经理谈起这件事。许经理笑了，他说，我们全公司都戒烟禁酒，就是市里省里领导来也照样不上一盒烟，不摆一瓶酒，不加一个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