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述评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的发展
“中国哲学史”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学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七十年代末期与八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以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为代表的简单化的方法论原则提出质疑，尝试打破束缚和禁区。唯心主义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哲学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哲学基本问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系等，成为这一时期争论的热点问题，而有关孔子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儒家与宗教的关系、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等方面的讨论，都曾引起普遍关注。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可以说是全社会范围内“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其主要意义在于“破”而非“立”。所争鸣的也基本上属于一般层面上的哲学方法论问题，还没有深入到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的特殊问题。
二、八十年代后半期的文化讨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民族性与时代性这对范畴极大地凸显出来。一时间比较中西成为一种时髦，而中国哲学文化的现代命运、传统文化与民族现代化的关系，更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今天看来，八十年代的所谓中西比较多泛泛之论，但它却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不同的哲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性、民族性问题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存在体验的特殊性，以及任何整齐划一的原则都不可能取代对于中国哲学独特的思想价值的发掘和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特殊规律的探讨。而正是这种认识，成为走向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真正转折点。
三、九十年代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可以说是空前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九○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著作（不包括典籍校释、白话翻译和通俗读物等），就有五六百种之多，超过了前四十年的总和。至于学术论文数目之大，恐怕已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研究范围也已全面铺开。一些原来相对薄弱的领域，如少数民族哲学、史前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区域性比较等，都有成果发表。现代（当代）新儒学研究八十年代末期从无到有，到目前已有二十余种研究著作出版。道家、道教研究发展迅速，呈现出儒、道争雄之势。尽管就学术水平而言，目前的某些成果还不尽如人意，但这种生机勃勃的气象，无疑预示着更大的收获。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量的扩张，而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了某种与以往不同的意义。九十年代的有关研究显示出相对独立的哲学的、文化的与学术的意义，开始成为一种面向宇宙、社会，面向人，面向生活的“哲学”探讨。
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的原则，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综合创新”不能只是一个原则或一个口号，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地实现综合创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冯友兰、冯契、牟宗三等前辈学者相继故去。可以说，他们所建构的哲学系统都是站在不同的哲学立场上、从不同侧面进行某种创造性综合的产物。这在冯友兰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与传统哲学的人生境界理论的综合，在冯契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传统哲学的综合，在牟宗三则为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综合。今天，如何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无疑是富有使命感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九十年代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打破禁区”，而是如何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和创造性的思考，这或许较之抛弃简单化的方法论原则更加困难，它有待于对新东西的吸收与消化，更有待于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引入和新观念的培养。
中国哲学研究在“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两方面都有待于加强。就“入乎其内”而言，我们在许多领域和方面（包括某些人们经常谈到的问题）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例如：如何认识历史上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玄学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理学与佛学的关系，传统经学方法的诠释学意义，“天人合一”的现代阐释，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以及近年来颇有争议的儒道关系、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等。
从“出乎其外”方面说，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当然不能只停留于“子曰诗云”，而应在经过某种创造性转化的前提下，对一些关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现实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和建设性的思考。这类问题诸如：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与民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后现代”问题，多元化时代的生命安顿与价值重建问题，重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典籍文化与民众生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问题，中西会通问题，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地位与走向，对人类文明格局的可能影响，等等。（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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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争鸣
重构现代东方哲学
卞崇道
在即将迈入２１世纪的今天，总结与反思２０世纪世界哲学的历程，在新的基点上，通过东西方思想的比较与沟通，重构２１世纪的东方哲学，这是哲学家必须思考且已正在思考的一个共同课题。
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是东方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欧洲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被称为世界三大哲学，在不同的文化风土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若从东西两大地域区分的话，欧洲哲学可统称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可统称为东方哲学。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摇篮在东方一样，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在古代东方。东方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其哲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度也有较大的差异。作为东方哲学的主流，主要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日本哲学和朝鲜哲学等，其发展历史大体可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断代。截至今日，东方各国积淀了丰富的哲学遗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足以令今日东方人引为骄傲。但是，过去的辉煌毕竟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能盲目地陶醉于历史的荣耀之中，相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东方文化精髓的东方哲学若想再度辉煌，将面临着现代转型，也就是现代重构的艰巨任务。只有对东方哲学的丰富遗产加以整理和扬弃，才能使之在新的现时代的基点上获得发展，这是东方哲学自身发展不可回避的历史必然。
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也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需要。以古希腊哲学的形成为肇始，西方哲学在历经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阶段后，从１９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迈入现代阶段，迄今业已走完２５００多年的历程。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成的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即中国哲学强调伦理道德，印度哲学追求形而上学，古希腊哲学则以自然哲学为中心。这就是说，东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传统。
欧洲近代哲学通过最大限度地展开理性与反理性中的理性层面，而带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但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在理性层面上的自我局限以及与本源性自然相分离，而使之陷入深刻的主、客的分离与对立。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力图克服西方哲学的危机，把主、客统一到逻格斯以前的本源性自然之中，然终因难以摆脱西方文化背景和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影响而未竟其愿。
东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沟通的共同因素，显示出重构现代东方哲学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试图克服西方哲学的根本缺陷而又不得其解时，终于把视野从西方拓展到东方，尽管他没有具体阐明东西方思想如何融合的问题，但他的确认识到只有通过与东方思想的碰撞、抉择与融合，才能最终克服西方哲学的局限性。
如果说西方哲学所理解的自然是被对象化、理性化的第二自然的话，那么，东方哲学则超越这一理解，而从本源性自然的层次上把握世界，并以之为基础发展异于西方的东方文化。如佛教哲学中的“物心一如”说，其物与心并不意味着理性层面上的主观与客观，而是指通过宗教实践使本源性主体与本源性自然达到“一如”的状态。又如瑜伽通过修行实践，使冥想由浅入深，在某一阶段主体突然转变。由宗教体验达到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从被理性化、对象化的自然向不能对象化的本源性自然的转变。显然，这与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论是相通的。另外，佛陀的“无我”思想，大乘佛教的中观论、唯识论，儒学的“天人合一”，道家的“天人不相胜”等，在对本源性自然的探究上可以说都优越于西方哲学，并且都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因素。这些共同因素正是东方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再生的生长点，也是重构现代东方哲学的出发点。
重构现代东方哲学不仅是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东方，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以及东盟各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向世人展示出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亚太地区的崛起与成功这一事实既打破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话，也引起世人对东方的关注，其中自然包括对东方思想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在这种形势下，东方哲学唯有进行现代重构，才能以其新的生命力服务于现代社会。
总之，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看，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可能性。重构东方哲学并非仅仅意味着挖掘传统，弘扬传统，更不是复归传统；同时，也不是趁西方文化没落之时，建立东方文化中心主义。今天，我们重构东方哲学所追求的是东西方思想的沟通。这样建构起来的现代东方哲学，才能对２１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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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简介
陆炎
任继愈主编，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和天津教育出版社协作出版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以宣传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优良传统为主旨，从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体育和生活习俗等１２个方面，描述了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几千年间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历史与概貌，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能够从多角度、多层次把握中国文化的主流，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的丛书。
丛书中有关中国的史前文化、古代民族、名山与大川等专题，描绘了中国悠久历史和壮丽山河的画卷；孔子与儒家、老子与道家等专题廓清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流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中国古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专题折射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步的辉煌；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等专题表现了中国人民具有开放的传统；中国古代的绘画、音乐、舞蹈、戏曲、诗词曲赋、著名小说、杂技、武术等专题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成就。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化史所涵盖的广袤内容，有益于读者加深对文化史知识底蕴的把握，而且再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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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评介
树文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李长征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已由学习出版社出版。这部由全国上百位知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的著作，不仅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科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选择确定研究课题提供了便利，而且对两个文明建设将发挥积极作用。
该书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力求准确地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着重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所取得的成绩，以及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书内容广博深厚，资料丰富翔实，既全面系统又重点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规模大，涵盖广。全书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２３个一级学科的调查研究总报告汇为一帙（计７３·４万字），囊括了我国目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学科，而在每个一级学科中，又包含了众多的二级、三级学科，这些不同层次的学科形成了该书庞大的体系。
其二，大视角，多层次，系统全面。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和世界范围的横向角度，多侧面地审视学科发展和把握未来趋向，是各科普遍使用的方法。《考古学》从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起笔，回顾本学科发展的历史并从十个方面总结了取得的成就；《民族问题研究》则由远古到近代，追溯学科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并分别总结了民族史等６个分支学科的研究状况；《宗教学》从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谈到“宗教研究我国古已有之”，继而介绍了该学科的发展与７个分支学科的成就。研究报告还注意本学科同相关学科、边缘交叉学科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注意介绍、比较、分析本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态势。
其三，密集的信息与丰富的资料。经过调查获得的信息和资料极为丰富，每个学科都足以形成一部厚厚的专著。但收入本书的总报告，每个学科仅限３万字左右。于是在高度归纳概括、压缩提炼的过程中，取精用宏，突出重点，在有限的文字中存贮了大量的信息和珍贵资料，诸如学科建设始末、重要研究成果、热点问题中的不同观点与流派，等等。这不但提高了本书的参考价值和实用性，而且也增强了该书的文献性与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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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香港回归与《南京条约》”学术研讨会讨论
《南京条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日前，南京市委宣传部、下关区政府、市社科联、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举办“香港回归与《南京条约》”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南京条约》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等，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南京条约》开始了中国政治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矛盾、阶级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自然经济分崩离析，民族工业如履薄冰，市场日渐萎缩，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市场的附庸。《南京条约》的签订，一方面加剧了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民族的忧患意识。从此，中华民族逐渐从愚昧状态中觉醒，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成为近代中国首要的历史课题。当然，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主要内涵就是对近代中国实现独立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认识。
（何亦农马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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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迈向２１世纪的东方文化”学术讨论会研讨
“东方意识”的真正觉醒
７月１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召开成立大会暨“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首发式，并以“迈向２１世纪的东方文化”为题，展开学术讨论。与会者认为，东方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舍弃自身极富特色的民族文化，东方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与会者强调，２０世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东方民族的新的觉醒和奋起。东方民族曾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但一个时期以来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亚洲地区国家和人民在相继获得政治独立和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开始了文化上的反思和自觉。今天，人们已经不能不用现代意识来重新认识东方哲学和文化了。近年来蔚为潮流的东方文化研究，标志着东方在走向２１世纪时“东方意识”的逐步觉醒。然而，“东方意识”的真正觉醒并非易事。因为，这既需要克服百余年来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的文化奴隶意识，确立东方文化自尊、自信的主体意识；又需要时刻警惕不要重蹈旧“中华思想”的覆辙，切忌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确立东方文化自知、自省的批判意识。同时，还必须确立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不仅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看待西方文化，更要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看待东方文化内部的东方各民族文化，忽视这一点，就会走向歧路。 （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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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前景”研讨会提出
应从世界性视角考察现代资本主义
最近，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四川省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共运史研究会在成都联合召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前景”研讨会。会议着重研讨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新特点和新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资本全球化是会议研讨的重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应从世界性视角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即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显著的经济特征是资本全球化趋势空前发展，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大循环。资本全球化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外围”的两极格局，即所谓“中心—外围结构”。这一结构的特征是：在中心与外围的双向经济交流中，利润及财富从外围向中心单向转移，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会议认为，少数发达国家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主宰与依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转的必然结果。这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不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到解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展、积累和加深。 （王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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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试论领导人才发展的若干特性
王勇学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和特性。只有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特性，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主动权。领导人才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党提出的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实质是对领导人才发展的要求。领导人才发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已经在一定领导岗位上工作的领导人才，如何进一步优化领导素质，增加领导才干，以获得更大的领导效能；另一是指培养后备干部的领导才能，并适时地把他们提拔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工作。为了从宏观上正确把握领导人才的发展，达到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积极探索和认识领导人才发展规律和特性是必要的。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领导人才发展的实践，不难看到，领导人才的发展特性不是一条两条，而是有许多条。它们互相影响，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主导、影响和制约着领导人才的发展。对于领导人才个体发展来说，知识的学习，文化的熏陶，实践的锻炼，自律的能力，环境的影响，机遇的把握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对于领导人才宏观发展来说，尤其需要认识和把握以下几点。
个体成材阶段性
任何领导人才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又随着年龄老化逐渐衰退。人才科学研究成果证明，人才生成变化一般要顺序地经过四个时期：一是才能萌发期；二是才能增长期；三是才能成熟期，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取得显著成绩；四是才能衰落期。本来意义上的人才，实际上是指处于“才能成熟期”的人才。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人才的“最佳年龄区”。不同类型的人才和不同个体的人才，“最佳年龄区”是不同的。通过调查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必须正确理解干部“年轻化”标准，其实质是选拔、使用“最佳年龄区”的领导人才。年龄老化不行，但也不是说“越年轻越好”，而是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尽量提拔使用年轻一些的干部。二、对领导人才要及时使用、用当其时。既要及时提拔优秀的年轻干部，又要注意重用优秀的中年干部。三、对于处在“最佳年龄区”之外的人，年轻的，要重在培养，而不是使用；年老的，应退出重要领导岗位，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
社会发展需求性
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人才的类型、数量、内在结构等，由社会发展的需求所决定。在战争年代，产生最多的是军事领导人才。在和平发展时期，经济类领导人才则比较多。领导人才的数量，也是随社会发展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区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将进一步形成。与此相应，党政类领导人才需求量将下降，经济类、专业类领导人才将增加。应该认清这个发展趋势，自觉地调整领导人才结构，使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政治环境决定性
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领导人才是一定阶级或一定政治力量的代表者，是最具政治色彩的人物。领导人才的生长和衰落，首先取决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在政治斗争激化、政权更迭的动乱年代，领导人才往往随着他们服务的阶级或集团的成败而“大起大落”。一些领导人才迅速崛起，另一些领导人才被无情地毁灭。在政权基本巩固的和平时期，对领导人才生长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政治制度和用人政策。为了促进社会主义领导人才充分涌流，必须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体制机构制约性
有些领域的人才发展，例如画家、科学家，不大会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领导人才却不同。领导人才的价值只有在一定的领导实践中才能显现出来，也只有在领导实践中才能真正增长领导才干。但是，历史并不是可以给任何人这样的实践机会的。那么，多设一些领导岗位，给更多的领导人才提供实践的机会，是否会有利于领导人才成长呢？历史上冗官泛滥的教训，说明“官多”从总体上是限制领导人才发展的，并容易导致政治腐败。因此，要通过科学研究，努力创造精干的领导机构和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为领导人才的生长提供“好中选优”的客观条件。
人才选任机遇性
与上一个特性相联系，某个领导人才之所以能够走上一定领导岗位，既有主观努力、客观需要的必然性一面，又有机遇提供的偶然性一面。在领导人才发展中，不承认必然性不行；只承认必然性，不承认偶然性，不讲机遇，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的进步恰恰表现在机遇的增多。在我国长期封建专制制度下，一方面实行“官本位”，社会领导类型单一；另一方面，又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就使得大批领导人才没有用武之地。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导类型多样化，如党务类、政务类、军事类、经济类、文化类、社团类等，使领导人才有了广泛的选择机遇。
能级相称平衡性
所谓能级相称，是指领导才干与领导岗位大体吻合。这是保证领导干部队伍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然要求。人们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可以胜任的领导岗位上的人做比较。当发现“上级”的能力比自己强时，一般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领导关系比较顺当。如果发现“上级”能力不如自己，或者“下级”能力大大超过自己，就会产生心理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发展为反现实的力量，破坏领导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社会领导集团，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重视各类领导人才的使用，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要大材小用，也不要小材大用，更不能误把庸才乃至坏人当做人才委以重任。作为领导人才个体，则应清醒地看待自己的能力。
优胜劣汰竞争性
领导人才的生长充满着竞争。竞争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法则进行的。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首先是阶级的竞争，其次是统治阶级内部各政党、派别、集团的竞争；在此基础上，才有领导人才个体的竞争。所谓优胜劣汰之“优劣”，主要的不是道德观念上的“好坏”，而是竞争力对比的优劣。竞争力，是包含许多相关要素的综合性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实现竞争力之“优”与干部标准之“优”的统一。我们所要选用的干部，应该是同类人中德才兼备、最能为人民谋利益的优秀分子，进而得到上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形成竞争的真正优势。我们所提倡的竞争，是以平等、公开、公正为基础的文明竞争，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竞争。只有这样，才符合优胜劣汰的本来含义。
群体互补共进性
现代领导，早已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群体行为，表现为领导集团、领导集体、领导班子的领导。在领导人才群体内部，人们各有特点，彼此互补性强，共同推动着领导事业的发展，也使各自的领导才干得以较快发展。实践表明，只有在集体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领导人才的发展才能是健康的、快速的，才能少走弯路，避免大的失误。凡是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较好的地方，那里的领导就表现出很强的内聚力、协调力以及巨大的创造力，领导人才出得就多；凡是集体领导原则实行得不好的地方，那里的领导问题就多，好干部出得就少。因此，为了领导事业的成功、领导人才的发展，必须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作者系黑龙江省委讲师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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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科学认识论》
舒炜光等主编的《科学认识论》（五卷本），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般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比较抽象地研究科学技术领域的认识论问题；另一种是站在科学技术层次上，比较具体地研究科学认识论的特殊程序和方法。本书的研究是把科学认识作为区别于其他认识形态的独立认识形态进行具体考察，既揭示了科学认识的具体性质和本质特征，又阐明了科学认识的特殊规律。（张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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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
韩庆祥著的《哲学的现代形态——人学》已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对近年来人学论争问题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挖掘、分析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提出了作者的人学观；面向市场经济进行的人学探索。（宋惠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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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抗日战争》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七卷本）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是一部综合性的资料汇编。内容包括绪论——从“九一八”至“七七”、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日军暴行等方面。本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晓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