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短评
国外“农经”可借鉴
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养活了不断膨胀的人口，并基本满足了人类生活改善的需要。世界农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为世界粮食和农业丰收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中，农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农业是基础产业，同时因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具有脆弱的特点，所以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把农业当作一个特殊的产业，对其实行保护政策和多种支持。长期以来，发达国家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行产供销农工商综合经营、农产品深加工、建设农业市场、信贷、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等措施发展农业，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农业保护机制，它对提高农民的收入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正在确立现代农业观念，逐步调整农业结构，使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种植业与养殖业协调发展，同时保护农业的力度也不断提高，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成绩明显，农民也随之富了起来。
农民的利益集中体现在农产品价格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生产到流通等各个环节，都会碰到价格问题，而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保护农民利益归根到底是保护农产品价格问题。在欧盟国家中，有的通过价格干预政策提高农产品的国内价格，使之高于世界价格，从而保护了本国农业；有的则通过各种途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之更具竞争力，同样实现了保护农业的目的。
农业合作制既是联系土地与市场的纽带，又是一种尽量避开市场盘剥、保护农民利益的合作经济形式。这已被荷兰、丹麦等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它广泛存在于今天的世界农业中，美国４／５的农场主和法国９／１０的农业生产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德国农业有一套完整的合作制体系。合作制的主要职能是向农民提供无偿或低偿的高质量服务，即承担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到农产品的售销、加工、运输、仓储及咨询、信贷、保险等服务。这类服务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既有力地支撑着现代农业，又提高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农业与农民问题是事关大局的问题。前苏联虽然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由于忽视了农业和农民利益，结果出现了农业危机，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负面影响十分深远。印度独立后，片面强调工业化，没有重点发展粮食，结果农业落后，经济不振，社会动荡，后来不得不重新制定农业发展战略，开展“绿色革命”，国民经济才出现转机。在东南亚、拉美、非洲都有过类似现象；但当重视农业和农民利益后，本国国民经济就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只有把农业置于重要地位，保护农民的利益，国民经济才会持续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否则，经济将遭挫折，甚至出现严重社会问题。
各国发展农业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给人们以诸多启迪。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宗旨
——访荷兰赛北克农业合作社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魏崴
７月１５日，记者专程去荷兰采访了赛北克农业合作社。
赛北克是荷兰最著名的全国农业园艺产供销合作社，总部位于鹿特丹市中心。记者走近总部大楼时，发现每一扇玻璃上都有一个绿色条，在阳光照射下分外鲜明醒目。进入大楼的接待厅，首先看到两个大展橱，里面陈列的全是加工后的各种各样的农产品，例如奶酪、香肠、薯条等。
接受采访的海尔曼·德鲍恩先生是赛北克总裁，荷兰农业界著名人士，他还是欧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农业“压力集团”组织的副主席，看上去５０岁光景，中等身材。彼此交换名片后，发现他的名片上竟有三处绿色标记，才体会到赛北克把“生命之色”当成自己的社色了。
德鲍恩首先介绍道，赛北克合作社成立于上个世纪，其职能一是向社员提供优质廉价的种子、饲料、肥料等生产资料和机械，尽量减少农业生产的成本；二是把社员生产的粮食、家禽、蔬菜等产品集中起来统一加工和销售，力争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他说：“我们的宗旨就是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他说，合作社的原则是“三自”，即由自愿参加赛北克的农户自己管理、自己控制、自己所有。经过１００年的发展，如今赛北克有４万户社员，３０个基层合作社。中央合作社内共有２５名工作人员，５０００多名雇员；基层合作社有３０００名雇员，供销业务已拓展到欧洲、亚洲和南北美洲。１９９６年中央社营业总额为３０亿美元，基层合作社营业总额为１５亿美元，社员中收入最低者每年大约２．６万美元，最高者达１０万美元。
说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德鲍恩干脆站起来，走到会客室一头的黑板前，边画边讲解。按照他的归纳，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可以控制市场价格。农户不直接销售他们的产品，彼此间是相互学习的合作伙伴关系，靠合作社将产品形成一个整体，增加了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如奶制品合作社占有荷兰９０％的市场，蔬菜合作社占有８２％的市场，马铃薯合作社控制了８０％的市场，谷物合作社控制了５０％的市场，甜菜合作社控制了６３％的市场，并且赛北克还在向欧洲和世界拓展市场。
其次是可以从事高效的规模生产，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业，这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者所难以做到的。赛北克的加工合作社从社员那里购进农业初级产品，经过精加工后投放到国内和国际市场，以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荷兰全国２／３的农产品是经过深加工、精加工后进入市场的，初级产品与加工产品价值比率１∶３，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２８％。
第三是提供服务，缓冲风险。生产者不为存储、加工和销售所困扰，也不用为信贷、种子、化肥、农药、保险、机械、饲料、牲畜人工授精以及市场信息等诸多事项而烦心。如赛北克在全国拥有１００家商店，参加该社的农民若购置生产资料，可少付５％—１０％的成本费。好年景里，合作社将收入的２５％—３０％留作储备金。若某一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合作社从农民手中收购的价格，合作社则动用储备金贴钱给农民，不让后者吃亏。
农民参加合作社，或是通过认股，或是与合作社签订合同，或是遵守合作社的章程规定。社员所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因社而异。如糖业合作社规定，社员每认该社一股，一年至少需交售２０吨的甜菜；而拍卖合作社社员必须把自己的所有产品提供给合作社；赛北克则对自己的社员交售的产品无任何限制，只是交得越多，经济得益越多，在社内的发言权也就越大。
总之，社员既保留独立经营的权利，又借助合作社这一中介组织同担风险，共享利益，完全面向市场。据统计，目前荷兰基层合作社共２０００多个，按不同行业归为２５个中央合作社。谈到合作社同政府之间的关系，总裁先生说，中央合作社内设一委员会，定期与政府对话。过去农业部的好多官员就是农民，维护农民利益自然更是名正言顺。
两个小时的采访，就在与德鲍恩先生愉快的交谈中很快地过去了。告别时他强调，荷兰行之有效的合作社模式，对中国农业或许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在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民收入方面。但是，这种模式是在１００多年里逐步发展完善的，运作系统非常复杂，何况荷兰农业人口仅占劳动力人口的３％，和中国国情相差甚远，所以他认为要借鉴荷兰模式的经验，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本报布鲁塞尔电）（附图片）
（题图照片为丹麦的农田建设与风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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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合作社与农业增产增收
李惠安黄连贵陈峰云
国外农业合作制的发展，迄今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无论是美国、德国、荷兰、巴西等国的农业合作社，还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农协组织，这些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其成员自己的经济组织，遵循互利合作的原则，其宗旨是为成员服务，使农民增产增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合作社将单家独户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和进入市场，节约了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农业合作社不改变农户的经营地位，但提高了生产的规模效益。如芬兰２．５万个奶牛户（占全国８０％），组成４７个乳制品合作社，经营牛奶的加工和销售。经过多年的调整和组合，以股份制形式组成全国联社性质的公司，在全国设立３３个加工厂，就近收购鲜奶加工，由公司统一调配，销往国内外市场，加工量占全国的７７％，年营业额达１８亿美元。这不仅提高了生产规模，而且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增加了产品的辐射范围。
二、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增产，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服务包括：（１）技术服务。合作社兴办自己的科研和推广机构，对外加强各种交流与合作，对内强化对社员的技术培训，配合国家的绿色证书、专业技能训练等，使社员能较好地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２）金融服务。合作社有自己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一般是为本社区服务，金融实力强，条件优惠。如日本中央农协金库中，每年有数千亿日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农协会员的生产。（３）信息服务。信息服务与市场行情紧密相连，国外现代化的信息网络为合作社的信息服务提供了保障，许多合作社在国际信息网络上设立自己的网络结，成立相应的分析机构，它通过及时、可靠的信息组织生产、加工等。以色列全国约有２７０个农庄、４５０多个农业合作社，形成了上下联系的农民合作经济体系，通过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信息、资金等综合服务，使以色列在荒化、贫瘠、干旱的土地上，建成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农业。
三、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延长产业链条，提高比较效益和规模效益。合作社通过自己兴办各种加工、销售组织，或者与其他专业合作社联合，形成产业一体化经营。产业一体化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垂直一体化，即生产、加工和运销等合作社紧密相连，形成如一个厂商的内部协作关系，使最大效应内部化；二是垂直协作，是指产前、产中、产后各种合作社所形成的合同制共同体，具有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三是合同生产，即合作社与工厂厂家、经纪人之间通过预先订阅合同而形成为一种经营联结方式。
四、实行盈余返还，增加农民收入。由于合作社是社员自己的互助经济组织，社员实行自我服务，合作社提供的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按照惠顾者的原则，合作社在年终要根据社员业务交易量的多少，将盈余按较大比例返还给会员。也有的合作社通过吸收其社员入股，通过按股分红的办法进行利润返还，以提高社员的收入。
五、保护农民利益。合作社将农民的要求、意愿向政府反映；又将政府的政策、要求传达给农民，起到桥梁的作用。同时，合作社通过组织批量生产与批量销售，为社员争取有利的价格，争取有利的政府支持政策。
从合作社发展的历程看，无论是合作社发展初期，通过引导农民互助合作、进入市场，还是合作社进入高级阶段，通过增加农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份额等，合作社超越了制度差异、国别差异和富裕程度差异，并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等方面都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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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农产品加工增值
农产品加工业在任何国家经济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生产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农业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农副产品加工及其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了农副产品的加工增值。
据统计，１９９６年美国用于食品消费的实际支出超过５０００亿美元，其中农业价值仅占２４％，加工、贮运、批发和其他服务环节所取得的农产品附加值则占７６％。如美国食品工业产值占其农业产值的１６０％，日本为２３０％。而我国目前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多数处于初级加工阶段，深加工刚刚起步，且比重甚小，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加工产值只为农业产值的２０％。加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同步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产品加工业，使得农业生产延伸到第二、第三产业，把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业、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进行商品生产流通大循环，可有效地挖掘农产品的价值实现能力，提高农业资源多次利用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据分析测算，原料性农产品加工成成品性商品，可以成倍增值，如水产品新增价值可达２倍—３倍，蚕茧可达３倍—５倍，烟叶可达１０倍以上。
同时，农产品加工业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合理配置农业资源、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稳定与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趋势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又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现代化总体水平的有效途径。
（王川聂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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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效的“丹麦模式”
本报驻瑞典记者章念生
盛夏７月，正值收获前的关键时节。遍及丹麦各地的农业咨询中心的专家和技术员们，也随着农民忙碌起来。在丹麦，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的农业合作体系，被称为“丹麦模式”，其高效率、高效益的农业咨询服务，对农业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都哥本哈根市郊的农民彼特森先生，在紧张的农忙之中，挤出了４０分钟的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见面时，彼特森的发梢上挂着草屑，裤子上草汁未干。５０岁开外的彼特森很健谈，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是受过良好教育。他与别的丹麦农民一样，经过四年的专业培训，获得了“绿色证书”才开始经营农场的。说话间，彼特森进里屋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一张张表格上，列着许多与种粮有关的具体项目和相应数据。比如，选用什么种子，何时施肥，以及用何种杀虫剂除虫和剂量多少等等。彼特森说，这是他的农业顾问专门为他制定的今年的具体生产计划。
彼特森参加了丹麦农民协会，他所在的北西兰农协有１３００名会员。协会按种粮、畜牧、养殖等不同专业，并视居住远近情况将会员们分成一个个实验组，每２个至３个实验组由协会下属农业咨询中心的一位农业顾问来提供咨询服务。彼特森所在实验组共有８位粮农，相互住得很近，他们的顾问叫巴克，是位农艺硕士。实验组每两周由巴克主持召开一次会议，然后根据粮农们遇到的不同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巴克穿梭于各地之间，如遇到难题就带回咨询中心，请农业问题专家，或农业专门研究机构协助解决。除了例会，会员们平时有事可随时给巴克打电话。彼特森说巴克掌握的农业信息很全面，以种小麦一项为例，巴克知道全丹麦哪些地区适合耕种，哪个时候有价格优势，他对欧洲乃至世界小麦价格的行情也是了如指掌，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土质，不同的需求给粮农们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制定具体的计划，使粮农们避免盲目种植某种作物而遭受损失。彼特森与巴克合作已经十年，感觉这期间受益匪浅。
丹麦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４％，自然条件也不优越，比如日照少、土质差、降雨不适时等，但丹麦的农业人均产值很高，平均每个农民可养活１１０人，２／３的农产品供出口，１９９５年仅此一项即为丹麦带来价值４８０亿丹麦克朗的外汇（按目前比价，约５个丹麦克朗合１美元）。丹麦农业之所以能高效发展，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具备了一整套农业教育和合作制度以及产供销一体化体系，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农业咨询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由农场主联合会和家庭农场主协会共同领导的全国农业咨询中心，以及８５个分布在各地的、由当地农民组织领导的地区农业咨询中心。
全国农业咨询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技术信息，提供指导性意见，帮助各地区农业咨询中心及其专家们对当地的农民进行工作；向地区农业咨询中心推广各研究机构的技术成果；负责对全国咨询专家、技术人员的培训；研究解决农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预测分析，提交研究报告，等等。
地区农业咨询中心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目前，全国各地的８５个农业咨询中心有１０００名农业顾问和２２５０名助理顾问，为农民们的产供销提供了详尽的咨询服务，甚至帮助他们提供财务结算与缴纳税金。
咨询中心虽由政府出资成立，但每年４７％的运作费用来自农协会员们缴纳的会费，政府的资助只占约６％，其余部分由农产品税和项目基金来补充。中心还作为农民和科学家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向农民们推广运用农业新科技，另一方面不断进行调查和总结，将信息反馈给研究部门，以便进一步改进技术。此外，中心对顾问们定期进行培训，以不断更新他们的知识。
据彼特森介绍，他每年缴纳８０００克朗至１００００克朗会费，即可享受一整套咨询服务，这笔钱只占他年收入的２％左右。（本报斯德哥尔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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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丰产也要丰收
——澳大利亚储粮面面观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李学江
澳大利亚粮食储存以质量高、无虫害、无农药残留而久负盛名。为探其诀窍，记者来到了澳联邦科工组织（澳科学院）粮储研究所，同所长怀特女士和前所长班克斯先生进行了座谈。
班克斯首先将澳储粮的成功经验归之于高度集中的储存管理体系。澳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基本由五个散装储运公司（每州一个）作近乎垄断性经营（只是代收代储代运，粮食所有权属州小麦局），这种由各州从验收到出口由一家公司实行一条龙管理的好处显而易见：公司通过计算机直接掌握着谷物的来源、品种、数量、质量和变化情况，出现险情便于处理；更重要的是可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如有能力建造统一的高标准仓库；有能力采用新技术，也便于科研部门向他们推广和普及新技术。粮储研究所科研经费的５０％由这五家公司提供，双方共同确定储存中的研究课题。全澳各地仓库的通风和熏蒸系统都与该所电脑联网，由该所集中遥控，自动进行通风和杀虫。该所还随时向各储运公司提供咨询，为他们解决技术难题；一旦开发出新技术，即可通过这五家公司迅速推广到全国。这位老所长笑着说，昆虫可是长翅膀的，它可不会只呆在一家不去串门，如果分散储存就很难控制虫害传播。
怀特女士谈了在粮储部门建立严格检验制度的重要性。澳大部分粮食用于出口，而各进口国都对进口粮食有严格的要求，为保证出口信誉，澳对整个粮食储运过程实行极严格的监控和管理。比如粮库在进粮时要严格检查有无虫害、杂质，蛋白质含量高低，然后分仓分等级储存。她说，粮食储存主要是防虫、霉、菌，而问题的关键是确保入库粮食的干燥，水分超出１２．５％的小麦是不允许进仓的。粮食入仓后，要密闭、熏蒸，以后每月定期检查；转运前要再次熏蒸检查；到达出口港后还要再行检查；出口装船时由政府派员进行独立检查，一旦发现虫子或虫卵他有权下令立即停止装船。怀特告诉记者说，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规定，如果一公斤小麦中不多于两条活虫就算合格，而且大多数国家仅以无成虫为治理标准，澳大利亚则不仅要求消灭成虫和幼虫，还必须做到没有能成活的卵和蛹。２５年来这个标准没有松动过。这就在全澳的储粮部门中培养了一种严格作风，而这种作风习惯成自然，现已成为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哲学。
研究员大卫和任永林则向记者介绍了澳先进的粮食储存技术。澳近年已采用“智能自动通风系统”对库存粮食进行降温和干燥。这是一种充分利用环境条件的自动控制技术，比如，在天气干燥时对仓库进行通风，以降低存粮水分；在气温下降时通风以降低存粮温度，起到防虫和保质作用。而整个过程都是由遥感器件测定而自动进行的。另一项取得国际专利的技术叫塞若福罗熏蒸法，这是一种改进的熏蒸杀虫技术，即以最低的磷化氢剂量，熏蒸足够长的时间（１４天—２１天）。其优点是，不仅无药剂残留，对环境和作业工人无污染；而且可在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上彻底消灭虫害；更方便的是这一技术可用于现有的非密封性库房。此外，澳近年来正在大力发展土堤仓储粮技术，所谓土堤实际上更多的是水泥或金属挡板，即选一块排水和通风良好，略有倾斜的地点铺成水泥地，三面筑起矮堤或挡板，粮食在中间堆成山形，上面只需盖上防紫外线的ＰＶＣ塑料防雨布即可，既简便易行，成本又低。记者参观的一座土堤仓储粮８０００吨，像个小山包。经理说，密封后立即熏蒸杀虫，储存期可长达三年，这期间只需再熏蒸杀虫一次即可，费用低廉。
记者还通过电话采访了澳大利亚小麦局专家派尔先生，他目前被派到我国大连帮助建造粮库，现正巧临时回澳。派尔告诉记者，澳大利亚粮食收获后损失很小，只占０．３％，而中国的产后损失则高达１０％到１５％。他建议中国下决心花大钱将袋储尽快改为散储。（本报堪培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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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满仓 何惧灾荒 ·朱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