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怀念陆定一同志
童大林陈清泉宋广渭
陆定一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作风，永远受到我们深深的怀念。
一
陆定一同志做宣传工作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在我们党内是屈指可数的。早在五卅运动中，他还是上海南洋大学学生时，就担任了上海学联创办的报纸《血潮日刊》的编辑。大革命中，陆定一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以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的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青年》印数最大时达５万份，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数字。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中国青年》、《列宁青年》上写文章，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指出民权革命是今日中国之必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农民结成联盟，必将取得民权革命的胜利，并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论点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当时陆定一只有二十一二岁，他的理论修养、宣传才能，在团内党内已经颇有名气了。
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陆定一遭到打击迫害，团内的领导职务都被撤销了。直到遵义会议后，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军报》，这时他才能够根据党的正确方针，发挥自己的作用办报。抗日战争后，陆定一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他除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以外，还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华北地区的政权建设、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作了系统的宣传，公诸报端，对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对党的新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解放日报》编辑、记者中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对新闻学缺乏正确的理解，把新闻的定义说得玄之又玄，往往为了片面追求生动而使报道失实。陆定一觉得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他主张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讲究科学性。他在１９４３年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在《解放日报》发表。文中对新闻所下的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当今新闻定义众说纷纭中，仍不失是比较科学的定义，至今一些大学新闻专业仍然采用这个定义讲课。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时期阐明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为无产阶级办报探索了一条新路。
二
１９４５年七大召开前，陆定一担任中宣部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共２１年。其间，陆定一积极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苏共召开十九大时，斯大林提出共产党要抓共产主义、民族解放、和平三面旗帜。当时毛主席曾提出我们共产党还应该抓自由这面旗帜。陆定一对中宣部同志讲了这件事。他还说，列宁说过，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写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自由也是共产党人争取的伟大目标。这是陆定一倡导和推行“双百”方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建国初期毛主席为戏曲界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解决了各种戏曲形式要同时存在的问题，但还不可能解决文艺界的其他问题，也不可能涉及和解决科学界、学术界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不同的学派？发生了争论怎么办？怎样促使科学的发展？陆定一经常思考这些事。
有几件事情使他深有感触。有一位老同志学了苏联的由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建国后他是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他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和压制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教授。党中央了解这些情况后，撤销了他的职务，调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但他的思想并未改变，仍贬低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他和陆定一谈话时，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用事实对他指出摩尔根学派也是唯物主义的，两派应该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在实验中、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另有一次，一位做卫生工作的领导同志，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并要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医学。陆定一想，这样改造医学，中医和西医都该反对，靠巴甫洛夫的一味药（巴甫洛夫液）去包医百病，这种认识很危险，会出大乱子。实践是辨别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唯一办法，中西医都能治好病，必须同时提倡中西医，尊重它们各自的科学价值。再一件事是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有不同看法，当时编写中国古代史课本，不知采用谁的观点好，有的同志要中宣部决定谁对谁错。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家自己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会上陆定一提出，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也即让专家自由讨论。他认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当时毛主席和有些同志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于是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对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的方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５月２６日，应郭沫若的邀请，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怀仁堂对各界专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强调，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双百”方针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遗憾的是反右派以后，双百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停止执行了。３０年后的１９８６年，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
三
陆定一是教育改革的开拓者之一和积极倡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管文化教育工作。他深感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统治和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变成了文化上愚昧与落后的国家，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遭受窒息，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能发展。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是当务之急。当时中央把发展工农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文教工作上的一项重要任务。陆定一提出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抽调年轻的工农干部及解放军指战员，在三年中间学完中等学校的基本课程，毕业后直接升入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当时各省市都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培养了一批思想好、觉悟高、有知识的工农干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陆定一感到，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从英美搬过来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他也反对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主张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也就是说，教育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要全面发展的观点在陆定一看来，就是受教育者既要具有广博的书本知识，又要参加生产劳动，使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使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５０年代后期，陆定一积极主张改革教学。他认为全日制中小学，应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减少课时，适当增加劳动。这里关键是缩短年限和提高程度。他说，我国现阶段的学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制，是一个落后的学制。唐朝的王勃１８岁写出《滕王阁序》。在我们现行学制之下，１３岁才能小学毕业。１８世纪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当时牛顿是２５岁，莱布尼兹是２７岁，而在我们现行学制之下，青年要２０岁以上才能学到微积分，２３岁才能大学毕业；如果再当３年研究生就是２６岁了。学制太长，对国家建设，对学生都不利。他主张中小学缩短到十年左右，程度能提高到相当于大学一年级。这样，每年有高中生一千几百万人，能有更多的人受到高等教育。由于各种原因，陆定一的建议只有少数地方作了试验，没能普遍推广。但试验的单位，是很成功的。如１９６０年中宣部机关党委和北京师大共同创办的北京景山学校，成了全国的重点学校，取得了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一些宝贵经验，至今仍很有意义。
创办农业中学，是陆定一改革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农村缺乏技术人才，又有大量青年没能升学，于是他提倡办农业中学，这种学校学的文化课是初中最基本的课程，培养初级的农业技术人才，如会计、保管员、卫生员、兽医、农具修理人员、电工等。半农半读（半日制），学生是十三岁至十六七岁的高小毕业生。这种学校不用或少用国家的钱，家长也减轻负担，各方面都欢迎。１９５８年开始办农业中学，很快全国就办了几万所，江苏的成绩最为显著。
“大跃进”以后，一些学校过分强调参加生产劳动，忽视基础课的学习，甚至不读书。陆定一认为这是另一种偏向。当他看到一所医学院提出“基础课服从临床课，临床课服从需要，来决定课程”，他指出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原则，错误在于根本不懂人类知识积累的过程。自有文字以来，人类积累了对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知识，记录下来，成为书籍，并且有系统地整理起来，成为“基础课”的课本。这些课本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它毕竟是人类知识的宝库。不重视基础课，不重视读书，结果只能招致愚昧，造成教育质量的降低。１９５９年陆定一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说，知识来源于经验，有的是直接经验，有的是间接经验，而间接经验居多。数学、物理、化学的许多公式、定理、定律，对我们都是间接经验。要获得这些间接经验，就要读书，不读书是不行的。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陆定一参与了《高教六十条》等文件的制定。此后，“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教育战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培养出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陆定一不反对大学开资产阶级科学课程。他说，凯恩斯的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黑格尔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我认为还要学，学的目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学黑格尔，就学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莫须有罪名被打倒，坐牢近１３年，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才获得自由。当时中央要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只愿担任中顾委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职务，把位子让给比较年轻的同志。他始终关心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改革事业。他经常回忆革命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写文章或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中央决策时作参考，表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耿耿丹心。
８０年代初，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刚刚发展起来，它们的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有人以“扰乱市场”为由主张明令禁止。１９８２年，陆定一回到家乡无锡进行调查，发现这里的农民人均只有３分地，要单靠种田奔小康是没有希望的，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办法，也是农民的出路。于是他写信给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谁反对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认为农村要致富，必须允许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后来还下达了文件，支持社队企业（后来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现在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陆定一很赞赏，曾以《茗边老话》为总题目，写了９篇文章，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的纲领，反映了党的成熟。他对于要不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不要戴政治帽子等问题，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邓颖超同志看到这些文章后非常赞赏，曾说党员应当认真学习。
陆定一同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党犯了“左”倾错误，陆定一不可能置身事外。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作了深刻的内省。出狱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就说“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向周总理学习。”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检讨，不只这一次。有一次他对我们说，文革前中宣部做了什么事，无非是抓阶级斗争，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他还说毛主席的错误，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作结论，我的错误没有作结论，只能自己骂自己。陆定一这样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只会更加受到同志们的敬仰。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彭干臣烈士光辉的一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今年适逢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胜利７０周年。在这两个伟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彭干臣同志，离开我们已有半个多世纪。彭干臣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党员和我军的早期高级指挥员。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３５岁。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由于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彭干臣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并不断改名换姓，频繁地变换工作，长期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鲜为人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彭干臣的历史贡献得到公认，他的功绩和英名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
彭干臣是安徽英山（今属湖北）人。他于１９１９年从英山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１９２２年４月，他与蔡晓舟、许继慎等４０余名青年在安庆创建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小组长。６月，彭干臣参加领导了安庆驱赶反动军阀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六二”学潮，担任指挥和讲演，并和另一学生代表率一师、法专、一中等校学生前往省议会请愿。请愿者遭到反动军阀当局的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屠刀，彭干臣毫不退缩，营救伤残同学，沉着冷静地指挥队伍撤退。惨案发生后，随之掀起了罢课罢工罢市的斗争浪潮，迫使反动军阀增加了教育经费。后来，安庆学界建造了在学潮中牺牲的姜高琦烈士墓。在姜高琦血衣亭里，彭干臣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匾：“干，革命的真精神是干，是要彻底的干”。是年秋，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安庆学生在彭干臣等人的发动和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示威游行，并捣毁一些贿选议员的住宅，与警察发生冲突。第二天反动报纸登载这一消息时，称彭干臣是不好对付和不怕死的人。
彭干臣热爱学习，持之以恒，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进步书籍。刻苦的学习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彭干臣于１９２３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安庆第一师范支部书记。他对人生是严肃认真的，确定信仰之后，就定下决心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坚定地站在党的政治立场上。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并由青年学生成长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我们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并合作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以求建立新型的国民革命军，开展革命战争。为培养中国革命的军事人才，我党从各地选派一批优秀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是年５月，安庆党组织选派彭干臣、许继慎等人经上海赴广州，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由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彭干臣学政治，如饥似渴；学技术，勤奋刻苦；练战术，生龙活虎；守纪律，令行禁止。因此，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他品学兼优，与陈赓一起留校，分配到同一个连队，他任党代表，陈赓任连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校内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彭干臣、陈赓等为支部成员。彭干臣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地开展工作，得到周恩来的赞赏。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１９２５年１月，军阀陈炯明率部进攻广州，企图推翻孙中山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取得坚决保卫广州革命政权的共识。国民政府决定组成东征联军，分左、中、右三路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组建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学生军，参加右路作战并担任先锋。彭干臣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这次东征。在攻打淡水城时，彭干臣和张际春等军官以及１００名士兵组成了奋勇队（即敢死队），担任爬城任务。彭干臣率领奋勇队经过浴血奋战，率先登城进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迫敌狼狈逃窜。之后，又率队英勇冲杀向淡水反扑的敌人，取得大捷。他因战功显赫升任营党代表。陈炯明不甘心失败，遂纠集重兵南下寻求决战。彭干臣所在团与敌一部遭遇，展开激烈的战斗，他身先士卒，率队杀向敌阵，阻止了敌人的攻势。随后，经一夜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迂回到敌人后方进行突袭，一举击溃敌人。在战斗中，彭干臣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左手小拇指。战后，他对其他同志说：“革命诚艰巨，断指不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彭干臣在第一次东征中战功显赫，但却遭到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打击陷害。蒋介石叫周恩来起草一份命令：彭干臣等“临阵退却，褫职查办！”周恩来预感事有蹊跷。时隔数日，周恩来在了解真实情况后送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述：“彭干臣等迭著战功，因退后收容，误为临阵潜逃”，保护了彭干臣。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优秀共产党员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为保护和培养彭干臣，将他列入派遣名单。随着“五卅”惨案的发生，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１９２５年６月初，彭干臣赴苏联莫斯科留学途经上海时，奉党的指示在上海短暂停留，发展大好形势。他和共产党员、全国铁总总干事王警东到吴淞机车厂（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前身）开展铁路工运工作，并担任工人夜校校长兼教员，先后举办了平民夜校和工人夜校，传播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知识。他首先发展孙津川等一批优秀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帮助该厂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经过彭干臣的言传身教，将孙津川培养成为一位优秀的工人领袖和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任务完成后，彭干臣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初辗转到达莫斯科东方大学，与朱德等同班同学，共同学习马列主义政治课和军事课。在上马列主义政治课时，彭干臣总是踊跃发言，观点鲜明，生动深刻，联系实际，听者很是赞同。每逢苏联教官讲授军事课因翻译不懂军事而翻译不清楚时，即由懂军事的彭干臣或朱德进行解释和作战术示范。他们实际上成了“助教”。彭干臣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才华出众，不仅受到苏联教官的赏识，也受到了同学们的赞许。彭干臣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军事理论，为更好地从事党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２６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将直接打击目标指向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伐战争开始后，由于迫切需要军事干部，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召回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彭干臣提前结业回国到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任作战参谋。他随团攻进醴陵城，占领平江，乘胜攻入湖北境内，进而切断粤汉铁路，并为进攻作为武汉南大门的汀泗桥抢占了有利的阵地。敌急忙调遣重兵凭险固守。彭干臣随叶挺团长，根据当地农民提供的线索，果断率部趁夜沿山间小道迂回到敌人背后，突然从侧后袭击敌军纵深阵地，与正面友军配合，攻下汀泗桥，并乘胜占领咸宁，向“鄂南第二门户”的贺胜桥挺进。敌人布置重兵构筑三道防线，固守贺胜桥。彭干臣向叶挺团长建议由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率先突击，一举捣毁敌人的三道防线，占领贺胜桥，并直逼武昌城下。这时，蒋介石嫡系第１军第２师刘峙致电叶挺，说他部已攻入城区，要独立团登城给予策应。彭干臣再次组织起爬城“敢死队”，向武昌城发起了攻击。实际上，第２师非但没有进入城区，连城墙也没有接近，其谎报战况，是想激独立团为他开道。结果，敢死队和后续梯队蒙受惨重伤亡，使第一次进攻未能奏效。在北伐军第二次向武昌城发起总攻时，独立团迅速抢占蛇山，彭干臣不顾腰部负伤继续率部征战，为北伐军长驱直入武昌城立下战功，赢得了“铁军中铁将”的美名。战后，当叶挺升任师长兼任武昌卫戍司令时，彭干臣任武昌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代理武昌卫戍司令。他三弟听说大哥当了大官，特地从家乡赶到武昌。交谈中，看见司令部办公室堆放了许多银元，就提出能否带一些银元回家，彭干臣说：“这是革命经费，一块也不能动。”充分反映了他不徇私情、廉洁奉公的高尚风范。
中共中央为策应北伐军攻占上海，决定举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起义前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和特别军委，周恩来任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征得叶挺的同意，决定调彭干臣等到上海参加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工作。１９２７年３月，彭干臣带一批军事骨干秘密潜入上海。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与时任沪宁、沪杭铁路工人总工会委员长的孙津川一起，找到同情、支持革命的上海大律师李次山，筹集到一笔巨款以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开支。随后，彭干臣奉周恩来指示到南市区担任军事指挥。当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近郊时，上海工人在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开始后，彭干臣与特别军委成员王若飞、孙津川等率领南市区工人武装队伍，冲进警厅路（今金坛路）的警察局，夺取高昌庙军阀司令部，攻占兵工厂、造船厂，占领地方法院、铁路南站等重要目标。起义胜利后，即通过市民大会选举，组织了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胜利。彭干臣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５月，彭干臣护送周恩来安全抵达武汉。在武汉期间，他根据党的指示，又潜回家乡英山，召集隐蔽在英山的共产党员，传播革命火种，开展农民运动。汪精卫“七一五”背叛革命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利用国民党左派旗帜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起义准备阶段，彭干臣奉命从英山秘密潜入南昌城，参加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８月１日凌晨南昌起义开始后，彭干臣率领所部迅速占领国民党公安局及其哨所，随即在公安局设立南昌卫戍司令部。南昌起义的第二天，彭干臣被任命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他立即对原公安局、消防队进行改编；部署发布安民告示，安定民心；布置城防，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后起义部队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分批撤离南昌。彭干臣积极做好社会治安和保卫前敌委员会等工作，认真参与组织指挥军、警、公安人员撤离的工作。他还特意安排特务营副连长唐天际留下搜集情报。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彭干臣和其他革命先烈在南昌起义中作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彭干臣历经艰险，经香港从海路返回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在此期间，原黄埔军校的一位同学奉蒋介石之命辗转找上门来拜访彭干臣，说蒋介石认为彭是个人才，在上海处境艰难，希望他回去，将委以重任。彭干臣听后，拍案而起，怒斥来者，坚决拒绝回到蒋介石那边去。话语铿锵，立场坚定，丝毫不为敌人的高官厚禄所动，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彭干臣为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年春夏之交，为培养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由周恩来领导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中有著名的共产党人许光达、王首道、蔡申熙等，讲课的有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周恩来指派彭干臣负责这个训练班的具体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训练班所在的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敌特暗探时常出没，危险异常。彭干臣以“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经理“黄大老板”的身份出现，采取一切措施，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确保训练班的安全。他的妻子江鲜云则以老板娘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训练班的警戒和交通工作。周恩来每次都经过化装由邓颖超陪同前来。在近一年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彭干臣的缜密安排，严密组织，在敌特暗探的眼皮下面举办的三期训练班，没有出现任何漏洞，安全、顺利地为苏区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军政领导干部。为此，周恩来称赞彭干臣是位“出色的将才经理”。
１９３０年５月，彭干臣奉周恩来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和家庭幸福，改名换姓，携带妻女离开上海抵达奉天（今沈阳），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织东北地区的军事斗争。身份暴露后，立即奉党的指示单身一人潜回上海。一个月后，地下交通才将他妻女送回上海。同年１２月，彭干臣又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在他赴基层组织地下武装斗争时，得知顺直省委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即奉党的指示再回上海，继续在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后，他又根据党的决定，告别妻子和年幼的孩子，离沪奔赴苏区。彭干臣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换，也不管何时别妻离子，总是服从组织，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工作岗位何等艰苦或危险，总是战斗不止，奋斗不息。邓颖超在建国后曾高度评价过彭干臣“是个拼命三郎，机智乐观，干起事不顾一切困难的人”。
１９３２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任红１０军参谋处长。他协助方志敏率部西进闽北，北上浙江，攻占江山；继而挥戈夺取湖塘炮台；接着打到浙西，再克开化。这一连串的作战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和扩大了苏区。１９３３年，彭干臣改任彭（湃）杨（殷）陆军学校校长。正当他为培养红军干部大展才智之时，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代表在苏区搞起了肃反扩大化，对曾在“白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处处怀疑，彭干臣成了所谓“理所当然的肃反对象”。彭干臣虽被囚禁，横遭迫害，但仍信仰如初，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心系红军的安危，表现了他对党的耿耿丹心和对红军的殷殷之情。
１９３４年冬，方志敏奉党中央的指示率由红７军团与红１０军合编的红军第１０军团转战于浙赣、皖赣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吸引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为加强领导力量，重新起用彭干臣等在肃反扩大化中受迫害的干部。彭干臣由此得以随方志敏率领的红军第１０军团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他既是率领部队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又是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的普通一兵。他关心部属，爱护干部战士，经常主动找他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生动活泼的语言和身体力行的作风，给干部战士以启迪和鼓舞。正因为如此，彭干臣受到红军第１０军团干部战士的衷心爱戴。１９３５年１月，红军第１０军团在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不幸陷敌重围。红军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予敌以很大杀伤，但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有少数人突出重围，多数人被围困在崇山峻岭之中，坚持斗争。时值严冬，风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尝，多以草根充饥，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广大指战员坚持战斗，最后，彭干臣和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志敏等被俘，干部战士的悲痛与怀念之情难以抑止。
彭干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就的我军早期高级指挥员，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形势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工作岗位多么频繁变动，任务多么艰巨，他对自己的革命选择从来无怨无悔，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斗志，英勇善战，功绩卓著，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