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斯巴达之魂
章云
“行人,请向斯巴达人通报我们的永逝,忠诚于祖国的教诲,我们战死在这里。”
——摘自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为温泉关阵亡将士所撰碑文
从雅典到斯巴达几乎要从北到南穿过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
没去希腊之前,总想象着斯巴达那片土地是怎样的英雄和悲怆,那里的人民又是如何的勇猛和顽强。因为,几乎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斯巴达人就以其英勇无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鲜明的英雄主义形象。没去斯巴达之前,总以为那是一片干燥而又严峻的土地,没有树木,只有岩石;没有花朵,只有黄土。因为,在多少个世纪中,斯巴达人一直以艰苦和忍耐自律,用尚武精神来锻炼自己的忠诚保国思想,很早就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为了保家卫国、可以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度爱国主义的榜样。
然而,当我越过群峰高耸的泰耶图斯山脉,穿过绿野盈盈的欧罗塔斯河谷时,眼前的斯巴达好像同希腊其它地方没有什么两样。芳草迎风,鲜花映日,欧罗塔斯河两岸是一样的南欧风光;桔子金黄,橄榄嫩绿,拉哥尼亚平原上是一样的地中海特色。斯巴达城中同样是一片现代的繁华:五光十色的商店,车水人流的街市。棕榈树下,露天咖啡座上的老人们在悠闲地聊天;钟声响处,正教教堂前的孩子们在鸽群中嬉戏。在这里,人们似乎已经很难找到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个军事强国的踪影。
但是,按史书记载,古代的斯巴达同希腊其它地方就是不一样。它自公元前9世纪建立起,就实行寡头政治,并以军事称雄。在希腊众多的城邦国家中,人们视雅典和斯巴达为两大强国。他们互为对手,互不相让。公元前405年,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战败了雅典,成为希腊最强的城邦,并统治了全希腊。为了保持军事上的警惕性和纯洁性,斯巴达自公元前6世纪起就既反对兴造豪华建筑,也反对个人享受;青年人终年不穿鞋,男人的大部分时间要在军队里度过;由于热衷于战争与外交,他们甚至把必要的艺术、哲学和文学也给忽视了。因此,在希腊文化鼎盛的时期,斯巴达既没有给后世留下宏伟的建筑,也没有在当时产生过著名的哲学家和艺术家。
确实,同希腊其它地方不一样的是,我在斯巴达没有看到像样的名胜古迹。已经发掘出来的仅有的一处剧院和神庙的遗址,散落在一个不大的园子里。从遗址的规模来看,它与斯巴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另外,令人吃惊的是,在希腊其它城邦遗址上都能找到的卫城遗迹,在这里居然没有找到。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斯巴达人孔武有力,无需卫城就能保卫自己;或者说,他们顽强不屈的意志本身就是一堵坚不可摧的卫城。听人说,在离斯巴达不远的南部沿海山区里,前不久,还有一些人在坚持实行2000多年前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是些斯巴达人的后代,是过去几个世纪里被外来入侵者驱赶入山的。为了不受奴役,他们离群索居,生活在碉堡似的多层的四方楼房里,随时准备防范外来的侵略。
古往今来,尽管这个崇尚武力的城邦在古希腊辉煌的文化艺术史上没有创造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在人类军事史上却留下了许多令人赞叹的赫赫篇章。最著名的要数特洛伊战争和温泉关战役了。
由于荷马史诗的广为传播,特洛伊战争已经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了。但由于被蒙上了一层神话与史实交织的光环,其真实性至今还令人疑真疑幻。然而,温泉关战役则是希腊反抗波斯侵略战争中的一个真实战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那著名的《历史》一书中述之甚详。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的几万人的大军气势汹汹地进犯希腊。但他们在温泉关却遭到了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指挥的希腊联军的据险坚守,几天不能前进一步。后来,由于一个叛徒告密,希腊联军被波斯军队抄近路包围了。列奥尼达斯当机立断,不徇私情,让其它城邦的部队迅速撤退,自己带领300名斯巴达将士死守温泉关。由于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这种顾全大局又视死如归的斯巴达精神,不仅保存了希腊联军的主力,使希腊在后来的萨拉米战役中取得辉煌的胜利,而且流传万古,成为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典范。
穿过繁华的街道,我来到了列奥尼达斯的纪念碑前。这是一尊像真人一样大小的全身青铜雕像,站立在一块白色的大理石基座上,列奥尼达斯全身盔甲,左手执盾,右手握剑,雄赳赳地注视着左前方。雕像的背景是一排大青石的围栏,围栏后面是常青的灌木,上空飘扬着一面白底蓝条的希腊国旗。整个纪念碑简易明了、朴实无华,表现了斯巴达人一贯的风格。由于它坐落在城市边沿的一个十分醒目的丁字路口,凡是进出城市的人都能看到这尊器宇轩昂的雕像。
站在列奥尼达斯的雕塑前,仰望着斯巴达周围的崇山峻岭,我不禁对这块英雄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作为一个国家和人民,穷兵黩武固不可取,但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而不惜牺牲从来就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多少世纪来,斯巴达人就是以这“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赢得了世人的钦佩和敬仰。正如鲁迅先生在1903年的《浙江潮》上介绍温泉关战役时所称颂的:“巍巍乎温泉关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诚如斯言,只要地球转动,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人们都需要这种爱国主义加英雄主义的斯巴达精神。(附图片)
题图:斯巴达街头的列奥尼达斯雕像。
章云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也谈“西方文明的冲突”

美国《外交政策》今年夏季刊刊登了雅克·阿塔利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西方文明的冲突》,副题为《市场与民主的局限性》,颇耐咀嚼寻味。
记得在90年代初,有一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曾写有《历史的终结》一文,欢呼西方文明最终和永恒的胜利,今天,阿塔利却认为,西方如不认识到自身的内在缺陷,则西方文明将崩溃。后来,著名学者亨廷顿著有《文明的冲突》一书,大谈其它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今天,阿塔利则认为西方文明内在的冲突和忧患才是真正的威胁。总之,9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对自身文明的审视似乎经过了一个从狂喜自负到怀疑、忧虑乃至悲观的心路历程。
阿塔利的主要观点是:
1)西方把市场经济和民主视为最好的价值观并竭力输出,然而,这两种价值观并不能支撑任何文明。
2)市场和民主原则在西方并无普遍适用性,如公司和行政机构内部并不实行市场关系或民主制,而是按等级制度和计划规章组织。
3)市场经济与民主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前者支持经济力量间的差异与竞争,后者的基础是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
4)市场经济和民主偏爱短暂和不稳定的东西,鼓励追求眼前私利而非长远的共同利益。
5)市场专制的崛起会压倒民主的道德观。
多年来,西方一直把市场经济和民主作为最好的价值观向外输出,将市场和民主“乌托邦”化,其做法更类似广告宣传,而非产品分析和质量检测。笔者怀疑,西方的目的只在获取一种精神主导权和控制权。
实际上,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市场”因素和“民主”因素恐怕就已经存在了。人类的第一次物品交换就含有“市场”意义,人类第一次通过商议获得共识就含有“民主”成份。“市场”和“民主”是人类社会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获得新的内涵和实践形态。应该指出,“市场”和“民主”并非某一种文明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组织社会的共同实践成果。阿塔利认为,西方“应该公开声明其他文明有西方文明可以学习的东西”,这是远比“欧洲文化中心论”更为深刻的看法。
阿塔利还论及了“市场和民主的局限性”,也引人深思。市场机制的自发运作本身会导致财富集中的趋向,然而,“财聚则民散”,这种财富集中又将导致毁灭市场,因此需要其它社会机制加以制约和调控。“民主”在西方的多年宣传中成为“绝对之观念”,实际上这主要并非一个价值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卢梭曾说过,从严格意义而言,纯粹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他还论及不成熟的民主易于伤害社会稳定,“易于发生内战或内乱”的一面。这些话似乎有点亵渎“神圣”,但恐怕仍是比简单的民主膜拜来得深刻的历史认识。
冷战之后,特别是近两年,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活跃期,自我反思和反省的东西多了一些,应该说,这是比以往的“文明傲慢”来得明智的研究方向。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莱施教授的中国情结
才杰
艾尔文·莱施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德国霍恩海姆大学教授。在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之时,他便积极促使霍恩海姆大学与原北京农业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并推动建立了中德两国政府间的农业科技合作。
莱施教授第一次与中国学者接触是1979年9月,在加拿大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的会议上。他贸然地找到北京农业大学的安教授,表示对其论文“中国农业的多熟制”有兴趣,与安先生交流看法,并表达了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意向。
莱施教授第一次到中国讲学是在1980年夏季。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当时,从德国到北京要绕道巴黎,他和同事在巴黎转机时箱子不知去向,那里面有他的讲稿。这对于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来说是何等的着急。到了北京,他们住在尚未改造的友谊宾馆,两人一个房间,晚上挤在仅有的一张桌子上赶写讲稿,白天乘车到农大去讲课,那辛苦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时的农大刚从外地迁回原址,校舍破破烂烂,许多房屋还被外单位占着。同伴曾提醒他:这里简直无法工作,可他坚持工作。那次在农大举办的“生产经济培训班”,是外国学者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地讲授农业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吸引了全国农业院校的近百名骨干教师参加。
接触过莱施教授的人,都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还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在两校合作开始之后,他不断探索扩大合作的可能性。德国对外经济合作部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接受他的建议,确定了为期10年的中德政府级综合农业发展项目,并于1984年10月经双方政府签字后开始实施。
作为该项目的德方总负责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来进行组织和实施。由于价值观念、文化背景、人生哲学等方面的不同和语言障碍,初期的合作困难很大,但双方都不断提醒自己努力去理解对方、尊重对方,建立了十分友善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1994年,14个合作项目中有3项成果获国家级奖,20项获省部级奖,有2项获外国专家局奖。在广大农村推广新技术25项,推广面积1300万亩,培训人员2万余人次。同时为中国农大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青年教师骨干。
莱施教授还为参与该项目的中方170余位专家学者赴德合作研究与学习提供了资助。在他家中,从研究生到农大校长,只要到过德国的,几乎都受到过盛情招待。有的甚至在他家住过。1985年8月,中方一行三人赴德,由于传真搞错了,他们半夜12点在机场没人接,便驱车直往莱施教授的家。他和夫人在客厅热情接待。他们的正在读大学的小女儿听说父母决定留中国客人住在家里,马上出来帮助妈妈收拾房间、铺床。
他不止一次地对中国朋友讲:“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祖父、父亲都是农民,因此我对农民对农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对中国农村也一样。”他曾多次考察中国农村。莱施少时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萧条之苦。上小学时,都是光着脚跑十几里的路,不到天很冷的时候是没有鞋穿的。他深深地体验到战争的残酷和它给人民、特别是给农民和农业发展带来的灾难,立志要改造农村,后来求学于霍恩海姆大学,获博士学位。作为农业经济学家,他不仅关心德国的农业发展,也关心世界的农业发展,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他希望自己的学识能变成社会财富,希望实现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
“我在中国获得的荣誉,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说这话时,他那深邃的目光中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1985年,北京农大授予他荣誉教授;1989年,农业部授予他国际合作“金牛奖”;去年9月他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颁奖一结束,他就赶到农大与老朋友聚会,筹划下一步的合作。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说说“阿富汗尼”
王南
“阿富汗尼”是阿富汗现行流通的货币,也是这种货币的基本计量单位。与其他国家的货币相比,阿富汗尼(下简称阿尼)确也图案精美,花花绿绿,但“含金量”却较其他货币低微,按目前市场比价,2万阿尼甚至还换不了一美元,而且呈继续下贬趋势。“面额大”是阿尼又一显著特点,多数阿尼的面额为1000或5000,上万的也很平常,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最小面额的阿尼亦不低于500,据说曾有过面额比这更小的阿尼,但时日推移使其早就被“淘汰出局”。阿尼面额之大,似乎纸币承载亦有所不堪,更何况硬币。所以,见不到硬币阿尼,也就不足为怪。
如今阿富汗人用于装钞票的钱包好似书包一般,里面的阿尼也多是成扎成捆。在一些现货交易付款的场合,简直就不是一张一张地算,而是一沓一摞地数。只要以阿尼结算,肯定都是整数,甚至是数十数十的整数,绝不会出现带小数点的情况。
一位有过战争时期马克飞涨经历的德国人,对当年膨胀到天文数字般的马克带有几分揶揄,特撰文《我曾经是“百万富翁”》。而今的阿富汗,这样的“百万富翁”真是随处可见。笔者曾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亲历这样一幕情景,一位餐馆老板正在数点一堆码放起来足有过尺高的阿尼,它们是餐馆的营业收入。待其数毕问道:“共计多少?”老板不无满足地回答:“120来万。”其实那些钱也就值60美元上下。
阿尼并非天生就这么“贱”,时光倒回至苏军侵阿之前,一美元仅值千把阿尼;两年半前,一美元也才万把阿尼上下。近20年来,虽然阿尼的比值也曾有过反弹的时候,但在总体上却一直在不断贬值。局势紧张时尤为如此,每当战事加剧之时,就是阿尼剧贬之际。
由于阿富汗持续战乱,阿尼贬值的趋势非但没有止住的迹象,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阿富汗处于事实上的分治状态,各派把持一方,金融秩序相当混乱。当初拥有印钞权的派别如今缺少地盘;如今拥有地盘的派别却没有印钞权。前者为弥补地盘缩小而加快了印钞机的转速,后者为“经济自立”也嚷着要印阿尼。某些外部势力也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将金融黑手伸向阿富汗。在阿不少地方已查获大量他国伪造的阿尼。
只要阿富汗硝烟不绝,阿尼还将贬下去,阿富汗人的钱包还要变大。而到头来最倒霉的,仍是阿富汗的普通民众。已显得“不堪重荷”的阿尼也势必要承载更大的数额。
倘若阿富汗尼能开口说话,它一定会向世人诉说战乱给阿富汗和阿富汗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给它自己带来的不幸。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小地球”失败的警示
张友新
美国“生物圈2号”曾被称为人类的“小地球”。尽管这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实验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其失败给人们留下了诸多启示。
几年前,美国人为进一步认识地球的生态循环,验证人类采用高科技手段在与世隔绝的密封生物圈中获得食物和空气的可能性,希望创造一个模拟地球生态环境系统的奇迹,进而还设想在地球之外的星球上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所以不惜巨资,耗费2亿美元,于1989年建成了“生物圈2号”实验工程。
这个生态环境实验工程位于图森北部的沙漠原野上,占地1.2万平方米,其外观是一个巨型钢架玻璃建筑物,内部是模仿大自然的人工生态环境系统。在这建筑物内,设有生活区、农作物区、热带雨区、平原区、海洋区、沼泽区和沙漠区。当初,如果你进入这个“生物圈”眺望,准会观赏到犹如大自然的优美风光:热带雨林郁郁葱葱,人造山脉逶迤起伏,圈内上部“云雾飘绕”,类似佛罗里达大沼泽的景色使人流连忘返,类似墨西哥“迷雾沙漠”的奇观给人新的感觉,走到近处甚至可以观赏到海底鱼群在珊瑚礁周围欢快地游弋。圈内还有花草、果树、牲畜、鱼类,共有动植物3800多种。8名实验人员作为居民进驻了生物圈,除阳光和能源来自外界之外,饮食起居的一切均来自生物圈内;居民们在与世隔绝的生态环境中从事环保研究和科学实验,探求生物圈内生态环境变化过程,期望创造出一个“人间天堂”。
但是,这个美好的憧憬破灭了。这个“小地球”在运行两年多时间里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生态问题:放在圈内的25种脊椎动物,死去了19种;蜜蜂、蜂鸟和其他可以传授花粉的昆虫大多数灭绝了,靠传粉繁殖的植物因此断了后代,而牵牛花藤疯长,黑蚂蚁爬满了建筑物的金属框架。圈内居民们回忆说:那里不是什么“天堂”,而是“人间地狱”,因为“生物圈2号”发生了“一场生态大灾难”。
“生物圈2号”中心主要负责人哈里斯说,“要当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实在太难了”。生物圈居民开始工作不久,计算机就开始显示圈内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和氧气含量下降,圈内沃土中的微生物吞食了大量氧气,到1993年1月大气中氧气含量由21%降到了14%,居民们如同生活在高山顶上稀薄的空气里,工作起来精疲力竭;而圈内一氧化二氮含量又过高,通常情况下紫外线可以破坏它,但玻璃罩却挡住了紫外线,造成一氧化二氮越积越多,达到的浓度足以使居民们大脑受到损害;由于光线不足和病虫害,生物圈内粮食歉收,不能保证8个居民吃饱肚子,结果居民们体重下降,其中一位从117公斤下降到67.5公斤;至于科研工作,正如圈内居民、现任该生物圈管理和工程主任的扎贝尔说:“居民们95%的时间都花在种植粮食养活自己上了,几乎没有时间进行科研工作。”为了生存,居民们从种收粮食、杀猪宰羊,到保养维修好复杂的管道和计算机系统,都得亲自动手,加上生态环境的恶化,累得他们手忙脚乱,心烦意乱,甚至还引发了“内讧”。美国舆论承认,尽管有“生物圈2号”居民们的献身尝试,还有先进的最佳技术,但是“要想创造出一种如同地球那样能够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是不可能的”。
今天,“生物圈2号”已无人居住,成为既是游览胜地,又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场所。学生们在“生物圈2号”上生动有趣的“地球课”,学习人类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知识。
当初,美国人把这个生态实验工程定名为“生物圈2号”,意思是人类现在居住的地球是“生物圈1号”,“生物圈2号”是地球这个庞大生物圈的缩影。现在,“生物圈2号”已经消失,而“生物圈1号”将永存,在它的怀抱里,不仅诞生了人的祖先,今天依然养育着人类,而且还将使人类子孙生存繁衍。地球的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演变而成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但今天地球生态环境系统正在遭到破坏、“生物圈2号”出现的灾难正在地球上发生,如气候变暖、氧气减少、物种锐减、粮食短缺等等。世人可以从“生物圈2号”的悲剧中得到最重要的警示:生态环境与人类休戚相关,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莫斯科的地铁
王世才
莫斯科地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下铁路系统之一,是莫斯科市规模最大的交通系统。莫斯科地铁长度居世界第五位,客运量居世界第一位,地铁每天都运行,平均每两分钟一列车,人流高峰时,两次列车相隔不到八十秒,日最高客运量达一千六百万人次,承担全城百分之四十五的客运量。
整个莫斯科地铁系统有一百三十三个车站,每个车站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建筑格局各不相同,除根据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民族特点建造外,还以名人、历史事件为主题而建造。每个车站都像富丽堂皇的宫殿,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花岗石、陶瓷和五彩玻璃镶嵌出各种浮雕和装饰壁画,照明灯具也各式各样,故有“地下宫殿”之美称。
一九三五年正式通车时,莫斯科地铁只有十一点六公里长,共十三站。经过六十多年的扩建,现有一条环形线,八条辐射线,总长二百二十一点二公里,沟通市中心和郊区绝大部分住宅区,串联市中心的十多个广场。地铁通往市内九个火车站、六个长途汽车站、两个河运站、一个市内航空站、二十九个菜市场,运输系统配置非常合理。地铁环线和辐射线纵横交错,因而在线路交叉处都设有转换站。地铁线不是平行交错,而是上下交错,所以有的地铁线建在五十多米深的地下,乘客上下都用电梯,电梯长达一百多米,制作非常精美,人站在电梯上很平稳,没有大的摇晃现象。因电梯非常长,有的人甚至在电梯上看书、看报纸。在地铁车厢里设有残疾人、孕妇、带小孩妇女和老年人坐席,车厢里很肃静,车上用有线广播报站。人们上下车都很迅速,列车停车时间很短,车次周转很快。
地铁入口处,使用投币机验票,过去用五戈比硬币,现在已改为地铁特制硬币,在地铁入口处附近有硬币兑换处,人们乘地铁非常便捷。(附图片)
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贾合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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