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问题述评
王力军
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历来被认为是衡量一个时期文学创作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尺，也被作家视为自己艺术生命的里程碑。因而，检视和梳理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得失，理性思考其发展趋向，无疑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
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呈现出连年的旺势，形成文坛上的一个热点；但对于这样的一个热点，人们欣喜之余也表现出担忧。我们从对长篇创作的整体检视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花多果少。
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由冷趋热，始于１９９３年下半年。长篇小说仿佛一夜之间交了好运，渐成泱泱大势。据统计，近年来，创作数量连年递增。随着长篇创作出现的旺势，长篇小说市场也颇为炙手，出版社纷纷组织策划长篇小说丛书的出版，为这一热点添柴加薪。仅就一些出版社组织策划的长篇小说或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丛书而言就不下几十种。如“布老虎丛书”、“探索者丛书”、“八月丛书”、“９０年代长篇小说系列丛书”、“先锋长篇小说系列丛书”、“金桨丛书”、“大上海小说丛书”、“金莲花丛书”、“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长篇历史小说丛书”、“青铜牛丛书”、“大槐树丛书”、“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黄金三十万丛书”、“当代小说文库”、“火狐狸长篇小说系列丛书”，以及“长篇都市系列丛书”、“都市新潮小说系列丛书”等等。这些系列化的长篇作品的出版，使文坛的长篇创作占据主导位置的格局尤为醒目，也有力地带动着长篇小说卓领风骚于图书市场而享尽风光。
面对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的实绩，创作界和评论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近年来长篇小说的增温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并非偶然。近年来，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作家们从这种变化中获取了较为丰厚的感受和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及时地抓住这一契机，调整写作视角，投入长篇创作，显示了作家创作娴熟期的到来；同时，长篇小说创作形成的斑斓景观，不仅满足了广大读者多样的阅读选择，而且还为文学带来了多向分化的发展可能。尽管在这一大潮中也有泥沙俱下的情况，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长篇小说热并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是文学本体向商业利益靠拢的表现；长篇小说热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的不成熟，反映了一些作家创作思想上的不够端正，它给我们的文学发展带来了许多潜在的负面影响。
不论肯定者的热诚，还是批评者的坦率，我们自然都能够从中得到善意的理解。但是，当我们在强调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与正确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前提下来理性审视长篇小说热的利弊得失时，我们的确不难发现，今天的长篇小说创作虽然也不乏追踪时代大潮、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但许多作品却暴露出创作素材的枯竭、主题意蕴的肤浅和审美趣味的庸俗。长篇小说创作根本上要遵循创作规律，没有遵循创作规律的基本前提，而只有市场规律的眼光，那么创作很难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与艺术创作极不相称的流水线式的制作方式，只能以降低或牺牲文学的基本精神品格和艺术精髓为代价。长篇小说往往是作家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创作经验和思想认识的积淀，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生命的结晶，是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广阔深刻的思想容量和成熟的艺术表现功力而成就的大气之作。因此，那些只有文字长度，却缺乏生活厚度的作品，那些只顾经济效益，却放弃审美追求的作品，都是庸品和劣品。回过头来检视我们的长篇创作，我们发现，在几千部的长篇总量中，值得我们提起的优秀之作并不是很多，堪称精品的鸿篇巨制更是寥寥。长篇小说创作“花多果少”现象，体现了我们整个创作界的浮躁和“繁华”之下的虚象。
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花多果少”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去分析。其中存在着几个较为严重的创作误区，它不仅体现在长篇创作的商品化倾向和创作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平衡中，而且也表现在题材选择、思想内蕴的褊狭和文艺批评的软弱无力上。
误区之一：严重的商品化倾向。市场经济的建立，带来了社会生活的震荡与变革。生活的物化与精神的操守成为作家所必须面对的抉择，一部分作家禁不住物化世界的诱惑，越来越将文学作品视为纯粹的商品，使写作成为赚取金钱的手段。出于这种目的，一些作家不惜放弃文学创作的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创作中掺入诸如畸恋、打斗、猎奇，甚至黄色内容，以迎合一部分读者的阅读趣味。而一些出版社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策划和组织了一些趣味不高的作品，并以全方位的宣传攻势，推介给读者。更有甚者，在长篇小说的大潮中还夹杂着数量不少的所谓“制作之书”，这些作品有着庸俗化的包装，更有恶俗化的内容，构成对读者的心灵的戕害，以至于有良知的作家、评论家将这类畅销书逐出长篇观察的视野，而看作文化掮客和不法书商赚取钱财的旗幡。文学创作是精神生产，长篇小说更是这一精神生产过程中的拳头产品，简单地将其纳入商品生产，作为一般商品看待，是对文学创作这一精神生产劳动的曲解，必将导致其精神品性的流失。长篇小说的创作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旗帜，应力避商品化倾向。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部门，都应在注重文学作品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其社会效益和精神价值。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市场才能得到净化，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才能产生传世的佳作精品。
误区之二：创作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平衡。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对一个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能力的全面检阅，并不是任何一位作家都能够把握的。虽说前所未有的社会生活和空前的时代步履为作家们带来了十分丰厚的创作素材，也给作家们营造了有利的创作氛围，但这并不等于说作家就可以率尔操觚，它要求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宏富的知识积累，烂熟于心的生活体验和力重千钧的文化精神的灌注，这决定了长篇创作大面积的丰收和优产的艰难。而当我们面对近年来长篇创作的一派繁华景象时，我们看到其内在质量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隐忧，文坛缺乏时代的扛鼎之作。这种繁而不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创作生产力水平的亟待提高。就这几年的长篇小说的作者来看，他们大多是先从中短篇小说登上文坛，长篇创作是他们新的尝试，创作技巧并不成熟，生活积累还欠丰厚，缺乏必要的艺术准备。从内容上看，一些作品由于缺乏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而暴露出牵强编织故事的成分，违背了艺术的真实。从结构上看，一些作者由于不具备驾驭谋篇布局的能力，而使作品的整体构建缺乏长篇应有的大度与恢弘。从审美价值上看，一些作品由于过分拘泥于对技巧的追求和对艺术与文化底蕴把握的软弱苍白，而使作品流于品位平庸和审美趣味的一般化。从大众阅读角度看，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充当了大众消费文化的一般性角色，成为消费的对象，娱乐性凸现出来，体现了作者融于作品中的经典精神和精粹文化意蕴的无力。这种种创作上的不足，都暴露出长篇小说创作主体自身的不足。当然，我们的文坛上也确有一些作家厚积薄发，创作出了一批内容上确有分量，艺术上确有特色，题材上确有拓展的长篇佳作，但就其数量而言，所占比例还很小。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我们的长篇创作成熟的作家并不多。因此，长篇小说创作在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创作主体的整体素质和提高创作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篇创作“花多果少”的现象，使长篇这个文坛重武器真正重起来。
误区之三：题材选择与思想内涵的褊狭。如果除去那些“制作之书”来检视余下来的长篇创作，我们仍然会发现，许多作品在题材选择和思想内涵上表现出意识的褊狭。其一，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许多作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使得努力把握社会现实的本质，开掘时代精神，反映时代变革的进程和前景的现实题材的长篇作品相对较弱，作家们关注现实生活的自觉意识不强。其二，在回避现实的同时，有一部分作家热衷于私人化写作。这类作品多展示私人化的隐秘心态，折射出对社会和现实的褊狭理解，体现了作家文化人格的不健康状态。作品是作家咀嚼的一枚苦果，营造出的悲凉、灰色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读者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其三，一些作品在历史背景和价值判断之间产生错位。这些作品多从人类生命本体论出发去抒写人的生存状态，在描写中淡化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夸大人的精神本性的作用，在揭示和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和民族心灵的演变时，没有注意到对社会物质基础和现实社会关系的描写与展示，从而使作品的价值判断与历史背景产生牴牾和错位，造成思想内涵的肤浅和审美意蕴的虚幻。其四，一些作品，尤其是那些新潮的“探索性”作品，通过形而上的思维构建，演绎故事，目的在于阐释某种哲学理念。作品中的思想内涵由于缺乏现实的社会基础而显出生搬硬套的幼稚和盲从。长篇小说创作中的这些现象无疑在提示我们，一些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把握仍然是不够深刻的，是片面的，这需要作家建立面对现实的信心与勇气，进行认识的深刻转变，以完成创作的飞越。
误区之四：批评的弱化。创作和批评是文学发展的两翼。近年来，面对长篇创作的纷繁景象，文艺批评常常表现出软弱无力的状态。在对待一些作品的态度上，评论常常放弃对审美标准的坚守，奉上廉价的溢美之辞，甚至与新闻界合起爆炒之风，使某些作家的创作个性迷失和名利思想膨胀。另外一些评论家和一些作家一样都缺乏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所以在批评作品时，难免捉襟见肘，不能切中肯綮。同时，一些评论家从西方文化思想的库存中大量挪用其文化逻辑和哲学观念，移植其价值体系和语言叙述方式，动辄以“后现代”为标尺，衡量和揣度长篇小说文本中的思想内涵和审美形式，从而造成了违背文本内在意向的价值推导，使批评与创作产生了脱节。文学批评在长篇创作领域表现出的羸弱状态，使得创作和批评伴随着历史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发展而相互激发、同生共进的良好局面并没有出现。长篇小说创作亟待评论的有效和有益的参与，长篇小说的真正繁荣需要评论助上一臂之力。
要推进长篇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我们还需要做出许多艰辛的努力。但针对目前长篇创作的现实状况而言，我们首先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即对创作的正确引导和对出版的严格管理。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确实产生了一批具有丰厚的精神内涵和很高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种种创作上的误区却实实在在地制约了长篇创作的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最大限度和尽最大可能解除这种制约，使长篇创作获得强劲和健康的肌体。
对长篇创作正确和有力的引导，是促进其走向繁荣的重要手段。大多数作家创作长篇的热忱值得肯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如何将自己的创作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越升到较高的层次不仅需要作家具备端正的创作思想，而且还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不仅需要作家葆有高昂的创作激情，并且还要有精益求精的艺术锤炼精神和出色的艺术表现能力。因而，我们的文艺领导和管理部门应该在这些方面为作家提供指导，而且也要在尊重创作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作用，使作家自觉树立和加强创作的精品意识，以达到推动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目的。几年来，中宣部组织的“五个一”工程，在对精神生产的指导上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实践证明，加强对长篇创作的引导，是改变长篇创作现状、使其从量变走向质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近几年的长篇创作大潮中混杂着为数不少的精神渣滓的话，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出版部门的管理松懈有直接关系。一些出版社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置社会效益于不顾，出版了许多格调不高、趣味低下的作品。更有甚者，有的出版社卖书号而使一些坏书得以出笼，造成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面对长篇小说出版的现状，加强对出版单位的管理已迫在眉睫。首先要端正出版单位的经营思想，将精神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效益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允许将经济效益作为衡量经营成绩的唯一指标；其次要严格把住出版关，对平庸的图书尽量不予出版，对违犯规定的出版单位处罚要狠，执法要严；其三要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文学素养，使其具有辨别作品优劣的能力和精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好作品不至于被埋没，少出或不出平庸的作品；其四要刹一刹图书的爆炒之风，判断一部作品成就的高下，根本点并不在于制造出的宣传效应，而在于作品的内在质量，过分的捧炒对读者来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十分审慎。出版管理确实抓好了，那么，我们相信，长篇小说市场将会得到净化，长篇创作的天空将会愈来愈变得清新与明朗。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现实世相的多棱映现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概览
蔡润田
当历史的长河顺乎潮流地平稳流淌时，由于它已不复那样奔突激荡，惹人注目，此时，文学的关怀便会自然地转向对社会的宏观把握。与此相适应，具有较大涵容量的长篇制作也便会以其功能的更为适宜赢得社会的尊宠，并从而取代力有不逮的轻便文学样式的主流地位，获得长足发展。近年创作并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就是一个例证。
纵观丛书中的作品，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近距离多侧面地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是这些作品共同的选材取向。《乡村豪门》就地取材，通过对当地众多焦化企业的典型概括，艺术地再现了发展中的乡镇企业兴替变革乃至企业内外的矛盾纠葛；《特别提款权》描写了三个城市青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不同的人生抉择，作品以涉笔于当代金融、科技等领域而显示出取材的独特；而《滴翠崖》的中心情节则是目前仍然在农村进行的扶贫工作。其他如描写坑害农民，兜售假种子，酿成重大事件的《种子》；描写一代青年企业家在斗争中成长的《残庄》；描写依然贫困的农家如花少女对爱情和事业的向往的《花期》；描写由争夺煤窑经营权而引发了一系列悲惨事件的《黎明大出殡》；描写从历史风尘中走来又在新时代不知所之的传奇式当代农民的《野狐峪》；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对现实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各个方面社会生活的直接观照，无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窥见当代生活各个方面的丰富图景，具有较强的社会历史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没有直观地摹写现实，在审视生活和艺术创作中，作家们显示了相当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理性，既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本来面貌，又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卓识有机地融入了形象体系，从而使这些作品具有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野狐峪》描写的重心是当代生活，却从历史切入。其时间跨度，从土改、合作化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作品抓住各个时期极富时代感和历史意义的典型情节、细节加以开掘、点化，从而勾勒出一幅新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长卷，具有一定的史诗意味。同时，透过作品所呈现的历史沧桑感，引发人们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感喟和沉思。作品主人公亢一公生长在一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的独家村里。但由于他是这个家庭唯一走出家门、接受学校教育从而接受社会思潮影响的人物，一切时髦的事物他都盲目接受。在“文革”中，他“活学活用”，一度成为村以至县里的“革命接班人”。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时，却被比他狡猾得多的文革政客，也就是他的“政敌”祁文瑞所击倒。从此，他颠沛流离，却始终逃不出祁文瑞的魔爪，以致新时期当他成为一名企业家时再度被祁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狱中。作品中这个深深镌刻着历史印记和政治创痕的人物引发人们对中国半个世纪曲折道路的反思，对“文革”贻害的警醒。
如果说亢一公为异己力量所摆布，其悲剧命运带有某种讽喻意味的话，那么，《滴翠崖》中郑童这个人物则是自觉地践行自己的使命直至生命的终点的，因而，更具有崇高的悲剧感。由于时代政治的原因，郑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曾虔诚地执行错误路线，伤害过滴翠崖村民和自己初恋对象的感情。在自己人生的既往历程中留下了污点和悔恨。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他毅然带领扶贫工作组重返滴翠崖。在这中间，我们看到，来自内部的外部的，人为的自然的各种阻力和困扰，尤其是与腐败至极的村支书曲六儿之流的斗争更是尖锐复杂。作品由此揭示出整顿农村基层组织对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政治斗争的层面，而是把笔触深向人性层面，借以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
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改变，经济运作手段的变更，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给人们致富带来了机遇。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机会的到来，也诱发了人们的投机倾向，一些人在致富途中或暴发之后显示出人类本性中魔鬼的一面，这个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定物质文明的形成、发展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精神价值的丧失和贫困。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满怀使命感和参与意识，力图通过他们所塑造的形象和所揭示的主题影响世道人心，匡时救弊。在《乡村豪门》中，作者在热情颂扬了新的经济政策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深入剖析了一些新兴企业面临的内外矛盾，揭露了这些暴发户的不仁与腐败的一面。《种子》通过刘玉山一家的悲惨遭遇，对见利忘义，兜售假稻种，坑害农民的卑劣行径痛下针砭。《残庄》通过吕玉民兴办乡镇造酒企业的兴衰际遇，在塑造改革者形象的同时，鞭挞了阻碍进步事业的种种邪恶势力。《黎明大出殡》对伍渊与老刘青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物的描写，显示了善与恶、新生与腐朽势力的较量。这些作品在以其艺术形象感染人的同时，都显示了现实的警策意义和教育意义。
在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些作品除《特别提款权》之外，都是着眼于描写农村生活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前进，诸多新因素的注入，已与传统意义的农村题材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对象许多已不是固守土地的农民，甚至已不从事农耕。它们与其说是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文明的吟唱，毋宁说是对一种融入了现代企业因子的新兴乡镇文明的礼赞。这些作品里不仅城乡差别日趋消融，乡镇显露某些城市化端倪。而且，就这些尚且唤作农民的社会成员来说，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道德情感都在很大程度上逸出了传统范式，这一点，在这些作品中随处可见。
毋庸讳言，这些作品由于大都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在如何对待和运用生活素材方面有些作品没有能很好地把握分寸。但总的说来，这套丛书在揭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反映社会前进大潮中的种种世相上，都较为成功，它们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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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心灵的折光
牛汉
为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由内蒙古赤峰市昭乌达译书社编译的“苍狼文丛”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这是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北中国情谣——蒙古族诗词选》作为“文丛”中的一本，向人们展示了蒙古族诗词创作的成就与风采。
蒙古族由于自身金戈铁马的强悍性格，铸就了恢宏而苍凉的外部形象，在铁骑滚滚的七百年间，人们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吗？
征战与游牧、悲喜与恩怨、图腾与崇拜、天地与毡房、鞍马与茶酒、生别与死离、爱情与友谊、怀乡与爱国，俱是幕幕人生之歌哭。
这只能从文学中寻求答案，而诗，恰是民族心灵真实的折光。
蒙古人的情愫，只能由蒙古人来倾吐。
成吉思汗的马队席卷欧亚是事实，而蒙古人在文学天地里创制无数佳词丽章也是事实。后者恰好反映出这个民族全方位和深层次的风貌。
从此可以看出这一部书的意义。
除了文学价值外，它自然又具备了历史的、民俗的及文献的价值。这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可扭转某些偏见。
对蒙古族来说，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积累，同时也填充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一处空缺。
这本书的编选范围上迄元代，下达现今。既有历史上不同朝代的诗作，又含如今不同国度和地域的篇什。选稿的两个界限，一在蒙古人的创作，另一点在诗词。
这部书中选入的作品，时间上纵横古今，地域上广致海内外。不论尊卑、不计朝野、不分国籍，这里既有铁木真在马背上吟出的豪迈之句，也有台岛诗人席慕蓉用心画出的抒情之树；既有民间游吟诗僧沙格德尔的讽刺作品，也有当代诗人其木德道尔吉的名作，还有新疆的托德蒙古人、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作品，并选入了传统民歌中的妙言。艺术上兼容并包，入书时只择精品。因而人们可以从这种辽远开阔和诚实无欺的选本中，窥见蒙古族文学之中多方面的价值。
诗歌在诞生之后，就不再仅仅属于诗人，已经可以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在茫茫的草原上，在炊烟和雾霭之间，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在艰难和欢欣里面，与诗相依为命地活着。
在这里可以读到他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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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百年思乡岭》（中篇小说）
作者何申载《十月》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在这部小说中，何申发挥了奇谲的幻想，叙述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的２０４９年，即人民共和国诞生百年之际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邻近长城千古驿道上的思乡岭在庆祝国庆百周年的前夕，面临了极大的冲击。由于早年开采的矿井废弃之后，缺乏填充物，在山洪中塌陷，造成泥石流祸及岭下，而早年建立的小化工厂生产了几十年，熏得周围寸草不生，连人都跟着受害，出现了几例畸形儿，于是，不明个中原因的思乡岭人向法院起诉，使得思乡岭镇政府走上了被告席。为了解决这一难于解决的问题，法院启用了当时最新的仪器“心理投影机”，测试当年上马这些工程的领导、生命岌岌可危的乡长郝卫东。于是，在毫无隐私可言的心理投影机的作用下，在屏幕上展示出２０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经济变革时期，思乡岭乡的领导干部们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抛家舍业，自我牺牲，审时度势，苦干巧干，为根本改变思乡岭的面貌、为思乡岭的未来发展打下基础而无私奉献、无私奋斗的可歌可泣的生动画卷……
何申不是简单地描述了主人公郝卫东等为改变思乡岭贫穷面貌而进行的奋斗，而是把郝卫东等欲图改变思乡岭面貌的历程放到“国情”与“世情”十分复杂的大环境之中，把郝卫东等置于为了改变思乡岭的困境、为了思乡岭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不得不放弃一些次要的利益、次要的价值，不得不在既定的环境、在既定的原则、在人们既定的思维模式中，在有利与有害的反复掂量与比较中，摸索寻找突破口的极其艰难的选择中。而正是在这种并非十全十美、并非尽如人意，甚至具有某种不足与后患的历程中，表现出了郝卫东等主人公为了尽快改变思乡岭，为了给思乡岭老百姓赢得更多利益，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承担风险，敢于奋斗牺牲的人生亮色。（邹海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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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路漫漫其修远兮
——读长篇小说《骄子传》
顾骧
绍武、会林的长篇小说《骄子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以主人公马乔的人生命运作为线索，正面展开故事的。其显著特色，是它丰厚的历史含量。作品集中塑造的马乔这一艺术典型形象，是一个过去作品中少见的、体现着时代精神的独特的典型。马乔——这位烈士遗孤，无论是少年时代的小八路、解放军、志愿军战士，还是从青年走向晚年的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都始终是沉在历史漩涡中心的勇敢实践者、探求者、生活的主人。从太行山到大别山，起自抗日战争后期，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接着是共和国的一系列事件：“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十年动乱，直到迎来了改革开放，人物在编年史般的时代洪流中经历风雨，经受了考验和锤炼。马乔有崇高的理想，善良正直。正因为如此，在那真理蒙尘、人民受难的岁月里，他困惑、迷惘。马乔是具有光彩的人物，但没有人为拔高，真实可信，这是作家真实的生活体验。
这部小说里贯穿着作者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具有较丰厚的底蕴。历史、人物、思想，是优秀的长篇小说少不了的骨架。思考的力量、思想的含量，决定了长篇小说的厚度、分量。这种思考、思想，不是从理念出发，不是既有观念的演绎；而是活生生的生活，是主人公以个性的、独特的视角，对生活所作出的艺术的新发现、新评价。主人公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为推翻旧政权，建设新中国而献身的精神，从而后的现实来看，它带有“乌托邦”的成分，但决不允许对此有任何亵渎与贬损，因为，那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圣洁的信仰。我们过来人，至今忆起，仍然热血沸腾。那激情、那热忱，是永恒的，这是人类前进永远需要的灵魂旗帜。若是说，前半部是以生动的真实的战争生活，显现一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灵魂美；在后半部，进入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则是以表现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对历史运动对人民命运深邃思考见胜。这部作品，并非单纯“展示历史风云的画卷”，而是将人物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之中，着力点在展示人物的曲折生活命运，写出了马乔这位对理想坚定的追求者、对真理执著的探索者，由迷惘到清醒，由空想到科学的人生历程。这是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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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告文学《共产党人》引起强烈反响一部叙述一位三十多年来全心全意带领农民致富的基层共产党员形象的报告文学《共产党人》作品研讨会，日前在江苏常熟市召开。
青年作家何建明的新作《共产党人》刊于新出版的《中国作家》杂志上。《共产党人》的主人公是江苏常熟市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他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多年，始终如一地全心全意为村民们服务，用自己实干苦干加巧干的精神，带领群众改天换地，科学种田，创造全国闻名的农业高效示范村。而他自己却依旧保持着一位普通共产党人的本色。与会者指出，推出《共产党人》这样一部反映真正共产党人形象的文学作品是极有意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大家认为，报告文学要歌颂时代的英模，歌颂共产党人，永远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石）
纪念徐霞客诞辰４１０周年大会在京举行纪念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地学家、旅行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徐霞客诞辰４１０周年大会，近日在京举行。海内外的徐学专家、学者，徐霞客故乡的代表，约３００人出席了纪念大会。徐霞客是我国明朝末年地理学的一个伟大先驱者。他的《徐霞客游记》，是以优美的散文和日记形式写成，并将野外考察真实地记录，特别是关于石灰岩地貌特征的描述和研究，不仅在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而且比西方同行要早１００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至今仍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科学文献。
（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