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读王梦奎选编的《怎样写文章》
王德春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怎样写文章》，是一部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论文集。全书共收毛泽东、鲁迅、胡乔木等文章大家的１９篇论文，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文字使用、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标点符号用法等６篇指示规定，虽然仅有９万字，却可以说是摭芳聚粹、启迪思维的力作，实实在在地揭示了文字表达能力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具有的重要作用，读后启迪深刻，受益匪浅。
要把众人的、分散的、零星的文章选编成一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要求社会责任感、渊博的知识和对文章内涵本质的把握，广泛涉猎而后发。《怎样写文章》一书的编者——国务院研究室王梦奎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把视线放在写作领域的大世界，挑选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公认性的文章，达到启迪思维、久行不衰的目的。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说：“虽然文无定法，有无指导和借鉴还是大不一样，有迟速、文野之分的。按照这些文章名家所说的意见去做，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熟能生巧，定会日进有功。”
《怎样写文章》所选文稿，不同于一般理论性、学术性论著，也不是缺乏理论色彩和学术研究的一般通俗读物。它是在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基础上，以深入浅出的笔触写出来的面向社会读者的作品。例如毛泽东在《怎样写文章》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新颖深刻的见解，并引用鲁迅写文章的规则，要求写文章时不能空洞抽象，不能生造东西，不能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等。鲁迅在《不应该那么写》一文中指出，创作要得要领，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熟悉的创作环境，知道如何下笔。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没有这样的环境和遗产，是中国的文学青年的先天的不幸。胡绳在《漫谈读书、写作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写文章，都要写得简练，把比较复杂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来，把文章中的废话、可以删节的词句、不必要的形容词都省略掉。这些名家论述，读来兴味盎然，并且可以从中体察为文的诀窍。
第10版(文化)
专栏：
蹈厉正气搏书海
——读《书海波澜》有感
雷雨
南京出版社的新书《书海波澜》是陆幸生的个人文集。在这本３２万字的真情倾诉中，我们可以较为明晰地看到陆幸生纸上生涯的真性情，万丈红尘中的忧思录。这是一本有锐气少圆滑、有真情去粉饰、瘦硬奇崛有所追求的人生自白。
《书海波澜》由四部分构成，“书海激浊”是纪实文学，“书海骊珠”属文艺评论，“书海探秘”为出版专论，“书海泛舟”则算随笔杂感。看似散乱，实则形散神聚，都是围绕书海而渐次展开，不枝不蔓，错落有致。我们从“书海激浊”中可以领略到诸多非法出版大案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真实情节。如在《徘徊于书报刊市场的幽灵》一文中，作者以近乎章回体小说般扣人心弦的精当描绘，让我们见识了“黑书”的出笼，“假报纸”的风行，不法书贩的猖獗，“蛀虫”们的丑态。激浊扬清是为了正本清源，作者以在书海搏杀数载的切身感受，以少见的锐气与胆略试图对书海中的浊流来一番梳理检讨理性审视，这便是“书海探秘”的内容。作者长期在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工作，这种不避祸福不计毁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针对非法出版的甚嚣尘上、二渠道的呼风唤雨、扫黄打非的艰难曲折、买卖书号的症结根源，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掷地有声，磊落坦然地细述自己的分析判断。姑且不论作者的思考见解的高下优劣，但思考本身就殊为不易。我们可以反躬自省：整日忙忙碌碌的机关职员如能在文山会海的忙碌之余，静下心来读点书、透点气、来点独立思考，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特别是作者的《良娼辨》、《良娼再辨》以及《侃下海》诸篇杂文，锐气逼人，大得龚定庵先生的神韵，让人有击节三叹之慨。
我们有幸没有处在血雨腥风的时代，而我们仍时时处在灵魂考问的关口，麻木自弃随波逐流则另当别论。《书海波澜》启示我们只要还向往清气、崇尚正气，就应葆有一份诗人的情怀，即愤怒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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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且将钟声伴心声
——记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所长王钟泉
本报记者龚永泉杨明方
在喜迎香港回归的日子里，南京静海寺新添的“警世钟”备受海内外人士关注。那绕梁不绝的余音，和着人们沉思历史的心绪，令参观者久久难以忘怀。
循着钟体上鲜明生动的纹饰造型和工整清爽的铸钟铭文，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这是南京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的又一杰作。“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人张继脍炙人口的诗篇使苏州寒山寺的钟声名扬四海，而当年那口唐钟早已不知去向，如今高悬在寒山寺的青铜大钟，是１９８６年由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铸造的。
我国素享铸钟盛名，青铜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现存的５座２０吨以上的青铜大钟，有两座是中国的，即北京永乐大钟和南京洪武大钟。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特别是５０年代后一些专制法器的师傅纷纷改行，我国的铸钟技术在传统文化的断裂带中几近失传。
王钟泉是一位传统文化的痴心守护者。这位人称“江南钟王”的有色金属冶炼专家，曾在５０年代负责冶炼成功我国第一批金属铬；我国现有的八种有色金属合金锭国家标准，有五种是他主持起草的。王钟泉认为，盛世鸣洪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因此，１９８５年，已届离休之龄的王钟泉，怀着弘扬我国传统铸钟工艺的心愿，与十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了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这个民营科研机构。
铸造青铜大钟是一项综合艺术，它讲究“形、声、色”的有机配合，涉及合金配比、冶炼、书画雕刻、制模铸造、声学、力学、佛学、美学等多种门类的学问。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发挥民办科研所运行机制灵活的优势，网罗老专家，培养新人才，并通过与冶金部江苏冶金机械厂联营，建立起“一条龙”铸钟生产线。
承制寒山寺大钟是“青铜所”成立后的“开篇之作”。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苏州建城２５００周年之际，一座明代造型、唐代雕塑、净重５吨的青铜大钟在寒山寺内亮相。“夜半钟声”悠扬回荡，该所亦随之声名远扬，慕名前来定制钟鼎者络绎不绝。普陀山、五台山、九华山乃至日本仙台福聚院，海内外三十多个著名寺庙的袅袅梵音都是从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里诞生。
有人问他铸钟的工艺与古人有何不同？王钟泉说，区别大着呢！过去老艺人铸钟全凭个人习惯和经验，如今则是把现代科技有机地融合进去。就说“警世钟”吧，采用电脑设计钟体造型和纹饰布局，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修改：一是钟身加高加大，二是铭文由行书改魏碑，三是钟上龙纹由战国夔龙改为明代飞龙。如靠人工修改，麻烦可大了；而在电脑上，改起来真是既方便又快捷。
“警世钟”可谓青铜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晶。特别让王钟泉感奋的是，“警世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激起了那么强烈的共鸣！这使他对铸钟事业的无穷魅力更具信心，也更深切地感觉到了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年，王钟泉已经７４岁了，心中激荡的民族情感正催促他全力以赴地做好两件事：一是为７月２９日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６０周年重铸一座青铜校钟，二是为１２月１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６０周年纪念日铸造一座醒世钟。他说：“为让前事警后人，且将钟声伴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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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影集《四方城》耐人寻味
现代都市的乡土情思
西安这座当今世界保存最完好的古城，无疑是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一个极好的研究标本。西安在中华文明的兴起和鼎盛期做过周、秦、汉、唐等１３个王朝的京城，如今在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东南沿海众多新兴工业化城市的挑战；西安历史上是小农自然经济怀抱中的一颗明珠，养成了纯朴善良的民风，如今这民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却显得厚重有余而灵动不足。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西安城虽然渐渐脱去老态；但在急切地拥抱现代文明的时候，西安人心里还有一缕割舍不了的乡土情思。３位乡土摄影师胡武功、侯登科、邱晓明积一年之功，录下西安这座标准的“四方城”中的普通人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奋力生活的“状态、心态和情态”，并融入了自身的“认知、体验和评判”，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汇集成《四方城》出版。１００多幅黑白照片是对逝去的历史的凭吊，是对新生的事物的打量，是对充满变数的未来的呵护，值得反复揣摩品味。（天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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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锦州古塔重展风采
历经４个春秋，锦州大广济寺塔维修工程竣工，近期已对外开放。
大广济寺塔始建于辽道宗清宁三年（公元１０５７年），距今已有９４０年历史。建筑结构为八角实心密檐式１３层砖塔。修复后塔高７１．２５米，已超过辽宁原来最高的古塔——辽阳白塔。大广济寺塔历经９００多年风吹雨蚀及百年战火袭扰，塔身塔座严重风化剥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锦州市自１９９３年起开始了建塔以来规模最大的维修。修复后的古塔上设古刹天宫。鎏金宝顶和１３层塔檐已全部修复。３４４面铜镜布满塔身，熠熠生辉。塔身塔座八面各雕有佛像、胁侍、飞天、金刚、力士、宝盖、花卉等，细致丰满，堪称我国古代雕塑之瑰宝。这次维修经勘测塔基深９米，主体砌筑材料为三合土。塔原高近８０米，自重１．６万吨。如此宏伟的建筑历经９００多年主体保存完好，亦属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大广济寺塔周围有大广济寺、天后宫、昭公祠、观音阁等古建筑群，是我国传统的塔寺合一的古建筑。古建筑群也和大广济寺塔同时对外开放。（王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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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球家园》刷新科普读物形象
绿水青山入怀来
由“自然之友”环保组织编写、山西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地球家园》，为科普读物树立了一个崭新的形象。
过去，一些科普作品一味地灌输，以乏味的笔触，讲一些众所周知的毫无趣味的故事，倒了小读者们的胃口。这种状况近年来有了较大改观。
该书按照人类生态学涉及的各个方面，共为五大篇。第一篇“大气篇”讲述大气中有关生态保护问题，第二篇“动植物篇”讲述动植物生存与人类发展的关系，第三篇“水篇”讲述水资源与环境问题，第四篇“土地篇”讲述土地的保护及对人类的影响，第五篇“人类行为篇”讲述人类行为与周围环境生态平衡的重大关系。将小读者具备的常识术语作为专题的名称，首先在内容上缩短了与小读者的距离，同时也巧妙地囊括了环境保护应涉及的方方面面。
该书探讨的是人类所面临的若干重大环境问题，将这些问题用８５个生动的故事提出来，显然是作者的匠心独运。编著者在每个故事后精心设计了“环境专栏”、“环境警告牌”、“读后想想”、“建议”等栏目，提出相关的问题和建议。问题围绕讲述的环境问题发出，让读者能够有所思、有所忆，加深对有关问题的领会。建议是围绕环境问题提出，是所有读者都可以在现实中有所作为的。
《地球家园》配有５００多幅精美插图。小读者一定非常乐意乘坐气球和直升机去领略拦河大坝的巍巍雄姿和人工湖的迷人风光，驾潜艇去测量洋底的海沟有多深，坐喷气式飞机去量量滚滚长江有多长，滑着雪橇去探探冰山雪峰有多高……明快艳丽的色彩，合理巧妙的构图，激发着孩子们美好的遐想和热爱自然、热爱家园的纯真感情。
该书１６开本，装帧考究，印刷精美，在青少年科普读物中堪称一绝。
（贾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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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本法”墨玉刻本入珍藏“香港九七纪念笔”称一绝
中国历史博物馆不久前藏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墨玉刻本。该刻本由２５片组成，正文前有舒同体题写的“祖国迎香港，同胞盼统一”。中国革命博物馆也于近日藏入“香港九七纪念笔”。该笔由香港建筑师何弢博士设计，笔身用镀金字体草书“一九九七”、“一国两制”字样，并嵌有５０颗小人造钻石，瑞士卡达公司在全球限量推出１９９７支。（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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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代潮头展经纶
——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贡献
本报记者杨武军
万木葳蕤的五月，北京中南海，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天聚集在一起，倾听一位专家对香港基本法的讲解。讲解人是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建璠。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来走上中南海讲坛的第二位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们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机构。２０年来，社科院不负重托，为研究和阐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政策问题，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国是当中，时常闪现社科院专家身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诞生于一个伟大时代的开端。刚刚结束动乱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共和国急需对走过的历程进行深思。１９７７年５月，中央决定，在原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社科院的名字就与国家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
初创之时，我国正处于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束缚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社科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在１９７８年７月的一次国务会议上，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篇讲话，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长期存在不承认经济规律，以为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规律可以按政治需要而改变的错误。这一讲话对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了清理，为我国经济工作开拓了一个新视野。
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始于广袤的农村大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沉睡多年的农村一下迸发出勃勃生机，几乎成为农村改革的代名词。然而这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是不可想象的事。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刊发一篇《关于改革“政社合一”体制的建议》的文章，大胆指出“政社合一”混淆了政府行为与经济行为，以政府意志代替经济规律，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此文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包产到户”曾在历史上几起几落，７０年代末，安徽的一些地方又偷偷搞了起来。消息传出，一片哗然。许多人心存疑虑，一些人则坚决抵制。这时，社科院几位学者深入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实地调查，于１９７９年撰写了《包产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的文章，以大量第一手材料，论证了“包干到户”的巨大经济效益，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其合理性。文章通过各种渠道不胫而走。安徽的同志找来，感谢为他们改革提了气。甘肃等地同志称，此文帮助他们解除了心有余悸的状态，为农村改革的启动提供了理论支持。
当我国经济改革走出建立经济特区的重要一步时，社科院的专家们又展现出他们的风采。１９８５年，深圳特区经过几年建设，由一个贫困的小地方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同时暴露出房地产过热、产品内销比重大等问题，引起一些人对特区建设的疑虑。特区之路究竟该如何走下去？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等１０位社科院专家前往深圳，对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特区产业结构、资金、金融、经济管理体制及社会发展等问题的发展战略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后几年这套方案化为深圳发展的轨迹。
当党和国家决定在特区建设上挥写更大手笔时，１９８７年１０月，海南省筹备组负责同志前来社科院搬请军师，帮助制定治省纲领。刘国光、李京文等１２位专家深入海岛各个层面，提出了海南以特殊方式、超常速度迅速成为亚洲经济重要角色的思路。专家们的报告成为海南省第一个发展规划的蓝本。
在我们打开国门准备接纳世界的时候，世界格局正在重组。这时社科院提出的《关于我国对苏、美、日政策的几点想法》、《“入关”冲击与对策的国际比较》等报告，为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２０年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之中，我们屡屡看到社科院专家的身影，功劳簿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潜心运筹，协助推进宏伟蓝图实现
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向既定，然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前行路中面临的难题层出不穷。社科院专家们充任起改革进程的守望者和思索者。
１９８４年，农村改革已历四年，农业也连续四年丰收。大喜之余，人们对农业的注意力也有所转移。这时社科院陆学艺研究员敏锐地注意到农村潜伏的水利失修、土壤恶化、农民负担加重、农业投入减少等危机，撰写了《农村面临严峻形势》一文，指出如不扭转这种局面，农业会陷入新的徘徊。这一报告引起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他提醒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注意这位专家的意见。
１９８８年前后野马脱缰般的通货膨胀，使许多人心有余悸。１９８９年初，中央决策部门委托社科院分析原因，提出对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专家们提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社科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出了贡献……”一位中央领导赞誉道。１９９３年社科院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思路、大原则、大框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的报告，中央领导称赞“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报告，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观点、思路和见解”。
２０年来，社科院专家们活跃于改革开放的广阔领域。国家“七五”、“八五”计划及“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税务、商业、外贸、金融体制改革，宪法、刑法、民事法律的起草与修改，以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其中的许多政策都能找到社科院专家意见的痕迹。目前社科院正在积极为国有企业出路、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住房制度改革等热点、难点问题献计献策。
夯实基础、植根社会，做经世致用学问
今年春节前夕，社科院举行全院工作会议，几项举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一是科研精品战略，大大加强了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迫切需要服务的学科和选题。二是跨世纪人才工程，着力培养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业务骨干。这为社科院在改革开放中的累累贡献作了一些注脚。
８０年代以来，社科院顺应我国社会结构及运作方式的变化，不断调整重点学科和选题，其中社会学、数量经济学等研究所现已成为一些决策部门的重要智囊团。这里聚集的学界精英，许多人甘坐冷板凳，努力夯实自己的理论底子，以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社科院的调查研究之风尤其值得称道。陆学艺研究员说，他对农村问题的一点发言权完全来自在农村几年的蹲点调查。农村发展研究所最近完成了颇具影响的乡镇企业文化和经济转变模式课题研究，他们采用的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满腹经纶的学者们住农家院、吃农家饭、帮助干农家活，在此过程中把握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脉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块社会科学知识的汇集地，以它的博大胸怀和深远胆识，为祖国前行的航程不断提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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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史古都与现代都市接轨
杨光曦
在８００年古都的北京，红墙黄瓦的皇城宫府、白墙灰瓦的百姓之家，积淀着北京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建筑、风俗的底蕴。可是在现代化建设中，怎样保持摩天大楼与四合小院的和谐统一，如何让历史名城与现代都市接轨？北京在思考，也在探索。
保旧城乎？建新城乎？
旧时的北京城严格按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建设，形成了前朝（庭）后（集）市、左祖（庙）右祀（坛）、横平竖直的棋盘式布局。历史留给北京７３０９处地上文物资源，留下了元、明、清历代的古迹风韵。
然而，先人的遗产经过风吹雨淋后变成了发黄的旧照片，没有上下水、没有煤气暖气的危旧房成为今天市政府和老百姓共同的心病。要全部改造，仅９０年代就得拆除房屋５００万平方米，动迁居民１２万户—１５万户，投入资金２４０亿元—３００亿元，改造面积涉及旧城区总用地的１／３。这意味着，危旧房改造将危及古都风貌和传统街区的保护，造成相当一部分文物建筑的迁建和拆除，甚至影响到地下文物的遗存。不保护文物，子孙后代要骂娘；不进行危旧房改造，平民百姓要骂街。在夹缝中，有关部门本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城市建设”的原则，摸索出一条独特的文物保护之路。
构筑立体保护网
北京市文物局保存、修缮文物从点、线到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方法。点上的文物，除了故宫、长城等明清古迹，增加了玉皇山戎墓遗址、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建筑，还保留了大栅栏地区劝业场等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文物建筑。
丰厚的文化积淀下无数历史瑰宝，散落于北京城。给这些瑰宝足够的、完美的保存空间需要线面上的大量工作。北京市规划、文物部门根据文物古迹的格局、环境和景观特点，及时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分为非建设地带、可保留平房地带、允许建筑低层房屋地带、允许建筑多层房屋地带和有特殊要求的控制地带共五类，不同地带按不同要求拆除或建筑民房、商店、学校、工厂。如今，南长街、北长街、景山周围街道等一批重要历史街区，大栅栏街、牛街、国子监街等京味十足的传统特色街区，什刹海地区、西四北地区等传统四合院民居数量较多、保留较好的历史地段，五四大街、东交民巷等在近现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地段，都基本再现了昔日风韵，这些线面的保护使北京的文物点不再孤立。
分等级保护让北京在维系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的同时，又迈开了现代都市的新步伐。经首都规划委员会批准后，原物比较完整、含“金”量较高的原地保护；确有难度的，在保证原汁原貌的前提下移地拆迁；文物价值略次一些的保存其门楼、砖雕等“亮点”。例如，太平桥大街附近的观音园过街天桥已顺利移居万寿公园。
北京旧城区东北部“鹤发仙颜”的七百岁老人——国子监街更是北京文物保护与整治的典范。搬迁农贸市场，拆除、炸毁有损景观的建筑，修葺各种公用设施，使国子监街保留历代建筑的叠加，整旧如旧。街中耸立的四座牌楼和牌楼附近的石碑是它的风骨，夹道的亭亭如盖的老槐树下四合院民居和古色古香的店铺是它的灵魂，气势宏大的“国子监”、“孔庙”是它的标志。它不同于东西琉璃厂推倒重来、建“仿古一条街”的返老还童，也不同于大栅栏街的大拆大改、整旧变新的改头换面，而是立体保护与开发历史街区的又一创举。
古都北京的整体保护无疑是取得了不少成效，明、清“凸”字形城廓平面、传统城市中轴线、旧有胡同街巷等如故常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国际著名的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都散发着或典雅或浪漫或时髦的韵味。现在，北京城也在霓虹灯闪烁的灿烂中摇曳着盏盏宫灯，它的光芒具有历史名城与现代都市接轨的强烈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