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重视国外关于文化战略问题的研究
□陈筠泉
●文化问题已成为世界普遍重视的“热点”，这不过是集中反映了对人的关注。
●西方理论家把文化战略研究和世界格局变化结合起来，力图为各种文化战略提供理论基础。
●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但经济国际化不能消除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同
文化的相互作用，将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问题现已成为世界上各个思想流派、学术派别普遍关注的课题，进而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明特点。
１９８３年，在蒙特利尔召开了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一届大会的主题是“哲学与文化”。会上，东西方各派哲学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在闭幕时一致宣称：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移向文化问题。近十多年来哲学发展的情况，也已证实了这个论断。
文化问题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到重视，哲学研究重心的这一重大转移，决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国际格局的改变，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挑战，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人本身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突现出来。因此，文化问题研究热潮不过是集中地反映了对人的关注。
早在１９７０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就撰写和出版了一部文化哲学著作，其题目便是《文化战略》。他在书中提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认为研究文化战略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人类创造出来的缓解人同自然的紧张关系的文化，由于不恰当地应用，转而加剧人同自然的紧张关系，甚至危及人的存在”；二是“防止人创造出来的用以提高人和解放人的文化异化成贬低人和压制人的异己力量”。他提出研究文化战略，也就是要对我们思维和生活方式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冷战后，西方理论家加强了对文化战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这种研究和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并力图为他们提出的各种文化战略提供理论基础。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１９８９年在《国民利益》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该文宣称２０世纪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中苏不得不进行改革和西方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等现象，不仅标志着冷战结束，更表明将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作为历史的终结。１９９３年，他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出版了题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的著作。１９９５年，他又写了《信任》一书，提出制度在“历史终结”时呈现趋同的趋势。在制度发生趋同的今天，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西方许多学者不赞成福山的论断。如加拿大学者哈格罗夫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历史的终端，但他非常谨慎地拒绝预测未来的社会形式。
在西方提出的种种文化战略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文化将是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历史时期。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最根本的差异，文明之间的断层是未来的战线。文化的差异加重了经济冲击，“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同时他还认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二十一种主要文明，但存留至今的只有七八种而已。这之中，距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和势力挑战。他所谓的“文化冲突”最主要的是指宗教观念和“本土认同”上的差异所引起的冲击。有的学者指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表现了美国人不得不面对内外交困和霸权式微的现实。
近年来，西方有些理论家进一步论证，要使西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使西方价值观支配国际政治秩序。例如，托夫勒认为，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将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权力的焦点。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又如，约瑟夫·奈也认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类观念论的文化史观把全部历史归结为文化史，又把文化史归结为观念史，把文化观念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显然是错误的。但上述论调中暴露出的倾向，值得我们注意。
但是，在西方学者和理论家中，观点也不尽一致。一些西方学者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精神危机。
丹尼尔·贝尔在研究马克斯·韦伯思想时进一步发现，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两种因素，即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和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摧毁了清教精神，但“它从未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一种与变革相适应的新思想体系”。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节约和勤俭。但是，“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这就造成了一种精神危机，即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提出一种“新发展观”。他指出，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经济问题往往同社会文化紧紧纠缠在一起，在经济问题的背后往往是严重失衡的非经济问题。经济转型过程不单是经济结构的变动，往往也是人们利益结构的变动，因而必然引起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他还指出：直到最近，西方还坚持认为是它创立了文化，而且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办事方式结合在一起。现在，这种文化实质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其办事方式也受到了非议。这种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各个部门都是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之上的。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个人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这对文化发展造成了极大局限性。艾利希·弗罗姆写了《逃避自由》等著作，专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整个问题在于物质丰富的另一方面，是精神贫困化的日趋严重。由于滥用本能的冲动，现代西方社会处于混乱迷茫之中。
在苏联解体以前，原苏联哲学家就已十分强调对文化、文明问题的研究。欧亚主义是本世纪２０年代就出现的一种关于俄国特殊历史地位的思潮，认为俄罗斯是兼有欧洲和亚洲文化特点的民族。如Ｐ·沙维斯基认为俄罗斯文化乃是一种独特的欧亚文明。俄国哲学家Ｈ·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俄罗斯精神矛盾性和复杂性归因于俄国的独特处境，即始终要受到东西方两股世界文化潮流碰撞的影响。这种思潮在苏联解体后又重新兴起。１９９１年底，《哲学科学》杂志重新发表了原欧亚主义倡导人的系列文章，充分反映了他们企图把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文化战略和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从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研究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文化思潮，而且还要研究当前日本的文化战略。
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杰姆逊作为一位文化理论家，除了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以外，还着力研究第三世界文化。他指出，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意识形态受到不断的渗透。因此，第三世界文化如何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文化战略，是它出路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美国社会学家、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约翰·奈斯比特高度评价亚洲的兴起。他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指出，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亚洲的现代化并不如某些人认为的是亚洲的西方化，而是亚洲式的现代化。亚洲在现代化中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价值。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也日益国际化。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阶段决不会“取消”国家制度的差别和民族文化的特征。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但是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长，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但是，认为世界各民族必然逐步进入与今天西方相同的“现代”文明是根本错误的；企图把西方文化全盘推行到没有现实基础的东方国家，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经济国际化不能消除文化的多样性。独特的区域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将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１９９１年召开的第二十六届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关于文化和发展的国际报告，并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该报告提出，要探索和阐明文化与发展的某些关键问题，研究文化因素如何决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看待自己的未来和选择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要“形成一种新的以人为中心、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
由此可见，加强对国外文化战略问题的研究，探讨文明发展和文明冲突的特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文明问题的系统看法，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能同外来文明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战略，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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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学术研讨会概述
□阎孟伟
前不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和湘潭大学哲学研究所主办的“２１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湘潭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依据当今世界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下一世纪的走向。
与会代表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２１世纪的走向，基本趋势或方向，取决于本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所蕴含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哲学理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下一世纪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应当成为哲学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在本世纪末已进入关键时刻，哲学必须对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变革过程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索。然而，哲学的未来走向又与哲学研究者的自觉选择密切相关。哲学的走向也就是哲学家的走向，它是通过哲学研究者的努力参与和创造去实现的，关键在于哲学研究能否以面向生活的全新态度，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还有代表提出，探讨哲学的走向，不能忽视当前非哲学领域中已经萌生的哲学意识，这种哲学意识体现着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真实联系，是下一世纪哲学发展的土壤。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延伸。许多代表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肯定以往哲学理论教育和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有的代表认为，以往的哲学教科书偏重于讲客观世界，而忽视对人的研究，只注重理论论断，而缺乏逻辑论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上也缺乏科学的态度。有代表指出，可以肯定，在下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不会动摇，然而根据社会发展对哲学的要求，哲学研究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应用化、功利化的方向，一是非功利化的方向，即研究人生的意义、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不少代表强调，中国２１世纪的哲学应当有全新的面貌，为此，哲学研究必须用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２１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走向，必然在深层次上包含着哲学观念和哲学研究方式的重大变革。有的代表认为，主要体现在哲学发展方式的变化上。例如，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本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哲学，即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和规律，一是社会哲学，即对当时西方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哲学考察。过去我们只是注重了前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后一个方面。今天，我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和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使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社会哲学的丰富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去创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哲学。
中国哲学的发展既有其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因而研究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不但要立足于中国哲学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也要把握世界哲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三者的关系。有的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这两者的结合并不是单纯的语句转换，而必然包含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根本改造。还有代表认为，要研究中国哲学走向，仅仅探讨这三者的关系是不够的。中国社会的变革过程正在经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交织和碰撞，这三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给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选择造成了震荡。因此，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发挥文化导向作用，确立健康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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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人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述要
□杨金海
中国人学学会（筹）、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人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最近在中央党校举行。与会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建设及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人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兴起有其必然性。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需要在理论上科学地回答改革与人的利益、人的积极性的关系，人的价值取向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关系，以及如何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
一些学者还从当代人类实践和国际社会的发展来论证建立科学的人学的必要性。指出，当代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资源、人口、环境和发展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观的根据、内涵和实现条件，文化和价值观念，妇女、儿童和老龄化等问题，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其中不可缺少的是关于人的基本理论。
有学者认为，作为正在建立中的新兴学科，人学研究应特别注意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关于人学的对象和定位，是这次会议比较关注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人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人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历史唯物论的一个分支学科。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就是人学。还有人说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理由是哲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形态，在古代是本体论，在近代是认识论，在当代是人的理论。有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哲学（乃至一切科学研究）都要关注人，但不能把哲学归结为人学。哲学首先是宇宙观，还包括社会历史观、认识论等。另一方面，人学与人的科学也不同。人的科学只研究人的某一方面，人学则是以人的科学为基础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是在哲学层次上综合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科学。它以实证科学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但更具有哲学的性质。
与会学者认为，要建立人学学科体系，不能不研究人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律、原则等，但人学又不能满足于这种研究，而应面向现实，面向实践，积极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学者们一致认为，人学研究特别要密切联系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我国改革开放近２０年来，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自主意识、开放意识、民主和法制意识、权利和责任意识、合作和竞争意识等日益加强，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良思想和社会现象。这都需要去研究、概括，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不断充实和发展人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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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人物
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不研究盛宣怀是不可思议的。《盛宣怀传》的作者认为他所处之世、所做之事、所为之人是：
非常之世非常之事非常之人
□夏东元
研究洋务运动不能不研究盛宣怀，因为在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中所办各种工矿企业，除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所办军用工业外，所有大型重要民用工业企业，几乎无一不是盛宣怀创办和经营的。本来，我对盛氏其人也是“大买办大官僚”的否定印象，后来经过长期深入研究逐渐改变了看法。盛宣怀于１８７０年入李鸿章幕后，１８７２年筹办轮船招商局时，第一个提出商本商办主张，始任会办后于１８８５年起长期担任督办和董事会主席，经营很有成效；１８８０年建议并亲自督办电线电报的架设与经营，很快遍及全国大多数省区；１８８９年张之洞筹办号称“东亚第一”的汉阳铁厂，其基础还是盛氏于７０年代创办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和荆门矿务局，故被张氏称为“勘矿首功”，当张之洞被官本官办搞得“心力交困”时，仍由盛氏接办，改为商资商办，发展很快，建成了名实相符的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１８９６年督办铁路总公司，修成了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紧接着续办粤汉铁路，并督办和筹划全国沪宁、广九等很多干支路线；１８９３年中国第一家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后，又是盛氏将它恢复并扩大规模改名华盛纺织总厂；１８９６年创办第一家中国自己的中国通商银行；其他如金州矿务局、山东平度等处勘查金银矿藏，以及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勘查全国矿产资源，以便“争占先着”。又与这些企业共同办新式教育，培养新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如电报学堂、矿务学堂和附设于汉阳铁厂的训练班性质的学堂，此外，于１８９５年在天津道任内办了中国第一所工科为主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次年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首开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并先后派遣优秀学生到美、英、法、德等国留学。以上仅举其大者而言，其他还有许多经济、文化事业，如慈善赈灾、１９０４年首创中国红十字会，１９０８年办上海图书馆，以及资助王韬为山长的格致书院、经元善所办的上海女学堂，等等。
盛宣怀在经办上述新事业过程中，所手拟留存至今的数以万件的函牍、文稿，字里行间几乎无一不渗透着“敌洋产”、“争利权”、“权操诸己”、“分洋商之利”等与列强针锋相对的竞争言词和精神，充满着“登国家民族于富强之境”的强烈愿望。他在经办这些实业时，始终兢兢业业，以惊人的魄力和毅力力争办成办好。历史证明，盛氏所办实业，远超过他的预想“数事”。我曾用“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顺应历史趋势之佼佼者”来赞誉他，用“十一个第一”概括他的“非常”业绩。这就无怪孙中山在１９００年组织新的与清王朝对峙的中央政府时，将这位清政府要员列名为掌管内政的内阁长官，也无怪孙中山在民初要大办实业并计划修建１０万公里铁路时首选盛宣怀为合作对象了。当然，诚如古语所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盛氏对民主立宪政治不赞同甚至是反对的，尽管由于他身居清王朝尚书、大臣等高位可以理解，但却不能原谅而应予以批评。
盛宣怀在创业过程中，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在与对手的较量中都打“胜仗”，与袁世凯打了“平交”，但却败于日本人手下。这个“败”，倒不是社会上误传的盛氏于民初出卖汉冶萍公司给日本。而是在清末日本上海总领事小田切联合外务省、驻华公使等人对盛氏进行“围剿”式进攻，盛宣怀未能招架得住。日本达到了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攫夺大冶铁矿砂的目的。
盛宣怀的“事业”在全国，但总枢纽却大都设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华盛纺织厂以及铁路总公司等，其总部均设在上海，加上设于上海的南洋公学、译书院等他所经营和关心的文化教育机构，故盛氏长驻上海，“盛杏荪”其名在上海滩几乎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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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简评
□浩茫
林毅夫、蔡昉、李周著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已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认为，我国国有企业与任何现代大型企业一样，存在着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即企业经营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就潜在地存在着两者之间利益的不一致或激励不相容。由于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对于企业经营信息的不对称，所有者要监督成本支出和收益的形成是否合理，具有高昂的成本。而所有者与经营者对经营后果所承担的责任不对等，使经营者很有可能采取自利的行为，侵犯所有者的利益。要使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一致起来，有赖于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公平竞争，使企业的利润率成为反映经理人员行为和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并根据此指标来奖惩经理人员。
作者指出，始于７０年代末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改进激励机制，提高了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改善了企业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着一系列传统发展战略遗留下来的政策性负担，缺乏与其他类型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因此利润率就不能成为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无法克服，从而不能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在这种条件下，越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就越突出，国家的利益损失就会越大，其具体表现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亏损现象的日益严重。
作者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思路，是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条件入手，创造公平竞争条件，以形成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和选择适宜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实现激励相容，减少责任不对等可能导致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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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当代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评介
□李忠杰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组织编撰的《当代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丛书》），以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实践作为主线，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展示了“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该书把和平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充分说明了和平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还是中国和平形象的塑造；无论是确定对美、日、苏（俄）、欧关系的原则，还是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都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丛书》以大量的事实，充分展现了这一主导思想。
《丛书》抓住当代国际战略关系中的几个热点、难点问题，集中研究了中美、中日、中英、中俄关系。其中，《中美关系热点透视》集中分析了中美两国在台湾、经贸、人权、军控问题上的分歧、摩擦和斗争。《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紧紧抓住香港问题，深入考察了中英关系的曲折变化和复杂斗争。《中日关系三论》回顾了中日关系的历史，剖析了中日关系的现状，展望了中日关系的未来，注意将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其国家传统、国民性格、政治文化等联系起来，探讨影响中日关系的条件和基础，颇有新意。《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简略而清楚地描述了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确立的新型国家关系。《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说明了该地区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的政策主张。《丛书》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外交的基本立场，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在事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国当然不会让步。
《丛书》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实事求是派”这三句话，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即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国际问题。《丛书》的作者多数是近年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作品不论从理论还是史料方面看，都有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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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信息社会中哲学的位置
□翁寒松
信息社会的到来，标志着人类从“刚性技术革命”（钢铁、机车等的造就，能量和力的充分爆发性使用）时代跨入了“柔性技术革命”（芯片、通信、程序及其所合成的各类高级系统）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组织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变化。
现实世界是精神世界的现实承载体，哲学则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变自身形式的前提，便是人们思维的关注重心的转变，而现代哲学研究重心也需随之转变。
信息时代的哲学研究，除了哲学的“老问题”以外，侧重于“自然科学语言”的人文解析和人文精神的科学技术兑现。也就是说，要在全球范围内和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通过人类精神的最高层面——哲学思维的力量，改变人类对于自己营造的技术对象世界的愈益严重的疏离状态，把崇高感、善和美学因素等全面注入到物质实用性中去，与之很好地结合起来，用精神的不朽青春魅力来扭转目前日益严重的物质生活愈益钢筋混凝土般灰色的状况；同时，应善于使哲学语汇和科学技术语汇在深层背景中“谐振在同一个频率上”，并从科学的固化成果中“提炼”出人文精神的韵律，从而建立人文和技术、精神和物质真正统一的美的王国。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４年就提出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问题，这在当今世界仍是迫切的任务，但解决任务的手段更加“技术化”了。显然，这项工作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哲学与自然科学联姻”。由于这种工程不仅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而且关系到其生存价值和能否生存下去，因而充分反映了人类对现代哲学的倚重。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