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下岗职工的故事
两年前，纺织女工张丽萍下岗了。面对生活的窘境，只念了几天高中的她“下海”了。从摆地摊到开服装店，张丽萍吃尽了苦头，也尝到了甜头。今天的她还成了服装设计爱好者呢。请看——
双手撑起一片天
本报记者刘伟
太原服装城位于火车站后面的朝阳街。就像这条街的名字一样，服装零售、批发业在这里非常红火。记者来到１２１号精品服装店铺，张丽萍正忙着将大塑料包里的连衣裙取出一件件码放好。店铺的三面墙上，挂满了各式夏季流行女装。她笑着对记者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昨天刚从汉口回来，带回这些新潮女装，一早就批发了几十件。”
张丽萍一家，是国有企业中常见的“世家”。父亲是山西纺织印染厂厂办中学的教师，丈夫祖培林是厂里的保全工，公公婆婆也是纺织印染厂的工人。
１９９６年元旦一过，张丽萍和丈夫发愁了。厂子全面停产，大量的工人无所事事，下岗的张丽萍也有半年没领到工资。总不能每月靠东借西凑的二三百元过日子，等政府救济也不是办法，怎么办呢？性格比较泼辣的张丽萍向丈夫提出她先“下海”，找一条生活的出路。
谈起当初的想法，张丽萍说：“我上了几天高中就参加工作，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但我喜欢服装，什么布料，我手一摸，就知道质量好坏，于是我一开始就选择做服装买卖。”
万事开头难。由于缺少本钱，张丽萍从摆地摊开始了她的“下海”生涯。
第一次上街摆地摊是兜售批发来的牛仔服。那天，天蒙蒙亮，张丽萍骑着自行车赶到市区。她要早早地在天龙商厦的门前占一块一平方米大的地摊。“大清早，冬天太原很冷呀，去晚了就占不到地方，碰上市容检查，还得赶快换地方。”她回忆说。相邻的摊贩大声吆喝，向来往行人兜售衣服，自己平时虽快人快语，但在街边一站，竟喊不出声。当然，也怕碰上熟悉的姐妹。吃惯大锅饭的人，别看寒酸，可还挺要面子的。一整天下来，哼哼唧唧喊了几声，只卖出一件，得利五块钱。
不久，山纺正式破产，１万多工人全部进入劳务市场，下岗的祖培林一咬牙也和妻子一起做起了生意，用每个月３００元的租金，在海子边街租了一个柜台。张丽萍说，后来，我们看准太原服装城生意好，就租下楼上一堵不大的墙面，挂出新潮服装卖，过了一段时间，干脆花３万元买下一间１５平方米店铺的产权，自己做老板。
“以前当工人，除了太原哪儿也没去过，现在我和丈夫轮换跑上海、广州、武汉，长了不少见识，也尝到过栽跟头的滋味。”张丽萍叹一口气说。“有一次我到广州进服装，看样品时，非常中意。等十几箱货到了太原，开箱一看，傻了，衣服上到处绽线，甚至有许多小窟窿眼，一次就赔进６０００多元。”她笑一下，“我特别理解一些顾客挑挑拣拣，质量很重要。我现在就注意只从有信誉的正规厂家进货，质量不好货就压死了。”
经过两年服装市场的磨练，张丽萍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她想的不仅仅是批发、零售服装，而是自己动手设计服装款式，顾客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卖什么。她买了一些专业书籍，自学服装设计，根据太原女性的着装爱好，试着改了几种从南方进的服装样式，一上架，很快就卖了出去。张丽萍说：“有了自己的产品，而且是顾客喜欢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这时有两个女顾客进来，眼睛在墙上的各式女装上扫来扫去。张丽萍热情地说：“都是从南方进的货，保证质量。”她就地转一圈，展示自己穿的连衣裙。“这是昨天从汉口进的，样式很时兴，胖人瘦人穿着都好看。”（附图片）
题图：热情的张丽萍正在服装店里忙碌。刘伟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蓝色忧思
——对昆明水危机的反思
本报记者任维东
数百万昆明市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水的问题困扰。
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随着滇池污染的加剧，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春城的可用之水越来越少。“明天喝什么”的担忧涌上心头。
缺水已危及生存和发展
负责昆明城市供水的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朱智坦率地告诉记者：“从７０年代开始，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昆明缺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在是全国４０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年占有水资源量仅为３０２立方米。”
１９５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昆明的人口才１６０万，如今加上常年流动人口已经突破４００万。人口的膨胀、工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加剧了对水资源的索取，也导致了对水日益严重的污染。作为昆明最大水源的高原淡水湖——滇池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污染，藻类丛生，水质恶化，部分水面变黑发臭，昔日的高原明珠变得暗淡无光。这为昆明的腾飞和可持续发展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２年昆明地区连续两次大旱，城市供水主要水源松花坝水库存水耗尽，工厂减产、停产，省政府机关所在地断水半个月，市民纷纷找水，缺水冲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２０年前，人们还可以在滇池游泳，如今人们既不敢吃滇池里的鱼，也害怕喝滇池的水。从去年开始，当外省的“纯净水”风刮来时，昆明市一呼百应，兴起了经久不衰的“纯净水热”。
云南省和昆明市的领导对城市供水问题近年来日渐重视。“七五”和“八五”期间，昆明市新建了两个２０万吨的自来水厂，使全市日供水能力达到了６０万立方米。尽管如此，昆明的供水能力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仍然排在后５位，全市所有供水设备虽然超负荷运转，但仍明显地存在着投入不足、设备老化现象。
体制矛盾与认识偏差
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围绕取水、管水和用水这三个环节，明显存在着管理体制上的矛盾和认识上的偏差。这些矛盾和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水的危机。
昆明市目前没有一个统一和权威的部门来管水，而是多方管水、多头治水。市自来水公司，只是个负责建自来水厂、铺设管道供水的企业，对水资源的开发、保护，则无权过问。比如在对重要水源松花坝水库的管理上，个别单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曾一度在水库大搞网箱养鱼，破坏水库周围植被，造成污染，使水的洁净度下降。相当一部分不知情的市民误以为是自来水公司的责任，可是自来水公司却无能为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市民对水资源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有不少人不重视水资源的保护，不注意水的节约，有的甚至成了破坏水资源的元凶和浪费水的罪人。
位于昆明市中心的盘龙江在８０年代初还是饮用水的水源之一，江水清清，如今却变得又脏又臭，连起码的观赏价值都丧失了。自来水公司的许多人至今还记得“一个人污染一条江”的故事。１９８６年，郊区的一个农民往盘龙江里倾倒了一小板车废旧染料，把整个江染成了红色，导致第一自来水厂停产２４小时，最后市里不得不停止取盘龙江水做饮用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开源节流与保护并举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水资源。亲眼目睹了滇池污染的广大昆明市民对水污染更是有着切肤之痛，人们发起了拯救滇池的一个又一个运动。
云南省委书记高严明确指出：“水是生命之源，它不仅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关系到人的素质和健康。要着眼大局，始终把解决好居民饮水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加快引水济昆的步伐。”
根据省委的要求，昆明市委、市政府反复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多元取水、长短结合、分质供水、优水优用、节约用水、政策调控”的方针。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根据昆明市的规划，刚组建不久的云南水工程集团公司在呈贡开挖、铺设管道，正式拉开了“２２５８工程”（用两年时间，投资２亿元，每年引５０００万立方米优质水，解决８０万群众饮水问题）的序幕。今年６月２８日，“２２５８工程”之一的宝象河水库引水二期工程已竣工投产，每天可提供３万吨优质达标的自来水。
尽管昆明市为治理滇池污染、开辟新水源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毋庸讳言，要真正保护水资源不受破坏、消除水危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附图片）
题图：遭受污染、水葫芦疯长的滇池水面。任维东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神州一绝
好个阿地力
横空越三峡
本报记者祝谦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加拿大人杰伊·科克伦以５３分１０秒跨越长江瞿塘峡夔门，许多人还记忆犹新。今年６月２２日上午１１时，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新疆“达瓦孜”（维吾尔族的一种杂技）第六代传人阿地力·吾守尔，用１３分４８秒的时间，以几乎是小跑的轻盈步履，在科克伦跨越三峡的地方，走完了６４０．７５米的钢丝绳，把科克伦创造的该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缩短了近４０分钟！
阿地力从８岁起从事“达瓦孜”，至今已有１８个年头。
两年前，阿地力获悉科克伦将在夔门走钢丝的消息后，就曾通过多种渠道，向国家体委表示，愿与科克伦共同表演高空技艺，一试身手，但未能如愿。阿地力失去了一次挑战科克伦、同绳比高低的机会。
当科克伦成功跨越夔门，创下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阿地力彻夜不眠，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时过９天，同年１１月６日，阿地力参加在昆明举办的我国第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当他的高空精彩表演受到赞誉时，他当即向新闻界表示：上月２８日，未能与科克伦“竞走”钢丝，我一直耿耿于怀。挑战科克伦，义无反顾。我要用４０分钟时间，打破科克伦５３分钟的纪录。一颗“挑战”的种子，从此萌生了。
１９９６年阿地力横跨长江三峡方案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然而，活动经费却难以筹措。行家最低估算要２００万元。可是，到１９９７年５月，仅筹集到２０余万元。要修复夔门上的斜拉钢丝，当地工程单位的最低要价是１２０万元。囊中羞涩的新疆杂技团团长米吉提当机立断，自己带人修复斜拉钢丝，并将７２对减至３６对。这场挑战，对比是何等悬殊：科克伦有着３８年的高空表演历史，夔门之役，耗资２０００万元，他乘坐直升机到现场，其斜拉钢丝有７２对，平衡杆重２７公斤，长１３米，为钛合金，脚蹬超薄专用鞋。挑战者阿地力，活动经费仅４０万元，坐滑竿和步行到目的地，斜拉钢丝减少一半，晃动大，造成跨越的难度，平衡杆只有１２公斤、长８．９米，为铝合金，脚蹬一双牛筋底靴。
然而，问鼎夔门的结果，阿地力只用了１３分４０秒，是科克伦５３分１０秒的１／４！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多理解少埋怨
燮阳
以往，我坐火车对列车员的埋怨较多，理解很少。那年，我采访了列车员明长青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
明长青是北京开往乌鲁木齐六十九次列车上的列车员。从乌鲁木齐到北京往返行程七千五百公里，这中间要横穿浩瀚戈壁和百里风区，还有酷热难熬的吐鲁番……来回八天七夜。
明长青有一个三岁的小孩，爱人在乌鲁木齐市开小汽车，开车没有白天和黑夜。明长青一上列车，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孩子没有人照顾，最使她头疼。没办法，她只好把孩子托寄在别人家里。每次出车前，她抱着孩子依依不舍。我问她，上了列车以后，你想不想孩子？她嫣然一笑，人心是肉长的，哪能不想啊！不过，一上列车，工作一忙，也顾不上想了，我得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呀！只是在夜深人静时，一想起孩子，就会偷偷地流泪。
她讲的是真心话，世上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哪一家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当你坐在列车上，接受列车员的热情服务时，你可曾想过她们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在为你服务？
明长青在这趟列车上工作有十多年了。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从未迟到早退，对待旅客任劳任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们常说理解万岁，但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一定的素质，没有一定的涵养，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别人，是很难做到理解的。我们观察事物有时往往只看到现象，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有时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这就需要多一点辩证法，推己及人，克己让人，多想想别人，少想一点自己。如果人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生活中就会少了许多埋怨，人间就会更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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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边地行西藏篇②
在雅鲁藏布江边
本报记者卢小飞
越过曲松西部干燥的牧场，汽车开始缓缓爬上东面那座赫赫有名的加查山。此山高不过４５００米，然而却有万仞之险，雨雪天里常会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公路如若干“之”字相连，似挂在壁立的雅鲁藏布江山峡之上，６０公里的盘山路竟要走两个小时。
此时的雅鲁藏布江已没有了进入曲松山谷前的那种宽展与舒缓，两岸的高山迫使它强行突破，江面变得狭窄，水势汹涌湍急。同是一江水，竟如千面人。
下山后公路即与雅鲁藏布江并行，沿岸风光不断变换，江北出现了一些向阳的台地，葱葱茏茏的庄稼和星星点点的疏林傍着村庄，在雅鲁藏布江两侧的高山峡谷中显得格外小巧。加查县到朗县之间的７４公里沿江路口，尽是这种令人陶醉的小村庄，村庄背后的山上往往还有别致的寺庙，这种景色在西藏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此时，不要大意，冲溪村就在这些瞬息而过的村庄中间。
村庄周围是茂密的核桃林，蓬大的冠盖，绿中泛黄的青稞麦，时隐时现的白色民宅，一切都仿佛是童话的世界。村庄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朗顿”，意译为“象山脚下”，因为那村庄背靠着的一座小山很像大象的鼻子。１００年前的１８７６年，一个农家孩子的降生，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几年后，他被认定为１３世达赖喇嘛。自此，村庄更名为“冲溪”，意为诞生庄园。灵童出生的房子，被命名为“冲康”，即诞生屋，老房子按照贵族庄园的模式重新翻盖，村民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如今，老房子已多年失修，却还依稀可见当年的辉煌。村民们每日来此朝拜，这竟成了当地最主要的宗教活动。
过江要乘坐村中的摆渡，木船总是停靠在江边，常常是几位牧羊少年兼营着摆渡。这一带没有江桥，船也不多，可见村民与外界联系之少。对这一点，只要进村走走，扑面而来的古朴纯情，就足以使你感叹。村中有农家３８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没有电视，也鲜有广播，小村庄仿佛定格在一个遥远的年代。
冲溪村离县城还有２５公里，袖珍式的县城建在江边的高坡上。夜宿朗县，山城灯火阑珊，听雅鲁藏布江涛声滚滚，别有一番情趣。
（附图片）
题图：雅鲁藏布河谷地带远山上小巧的寺庙。卢小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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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行动是最好的命令
——山西省和顺县委书记郭正义一席谈
作为一县的总领班，“发号施令”固然必要，然而我体会到，用自身的行为来带动群众、组织群众，往往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去年８月上旬，百年不遇的洪灾降临全县。许村乡马连曲村尤为严重，百余户一个山村有１７户１０８间房屋被冲，７００亩土地变成乱石河滩，庄稼一扫而光，村前刚刚建成的一条柏油路也荡然无存。几十年辛辛苦苦创建的家园毁于瞬间，人们的情绪极为低落。尽快组织灾民奋起抗灾，恢复重建家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
灾后不久，我连忙抽身前往马连曲村。行至村边，发现十几位农民在乱石河滩里开沟扎坝，我马上下车脱掉上衣同他们一起干，整整干了一个下午，天擦黑才进村。消息传得真快，全村人都知道县委书记已经在工地上干起活来了。第二天，全村家家锁门，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出动。附近十几个村的干部群众纷纷前来支援。那阵子，马连曲村的乱石河滩真够热闹，昼夜机器轰鸣，人流穿梭，人们干在工地，吃在工地。２０多个日日夜夜，我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战斗生活，用自己的行动感染鼓舞群众。到去年底，马连曲村恢复土地５００亩，修路基６公里，一个农、林、田、路科学治理的新家园开始显现。
１９９５年是全县林业大发展的一年。我到城关镇南圪梁一带，同８个山村的百姓共同参与七大沟八大梁的２万亩林业综合治理工程。曾是水土严重流失的荒山秃岭如今变成一个山顶有青松、山底清水流、大路盘山间的林业基地。行动胜过命令，全县２０个太行山绿化工程进展迅猛。同年，全省在这里召开了林业现场会，受到林业部的表彰。
和顺是太行山区贫困县，要想在本世纪末真正摆脱贫困，任务相当艰巨。我们县委每个成员心里都明白，必须吃大苦、耐大劳，上下形成合力，才能浇开富裕花。
（附图片）
郭正义，４３岁，曾任灵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晋中地委农工部副部长，１９９５年３月任和顺县委书记。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新风一缕
承诺是金
——哈尔滨电业局推行承诺制记事
许传辉丁雷
今年初，漫天飞雪的哈尔滨爆出了个不小的“冷门”：在全市行业行风万人问卷测评中，哈尔滨电业局荣登榜首。而就在春风拂面的４月，哈尔滨电业局又因“双文明”建设达标成功地步入了东北电力管理局网一流企业行列。不到半年时间，哈尔滨电业局“行业创一流，地方争排头”的奋斗目标几近实现，何以有此神速？
面对记者，喜上眉梢的陈峰局长没有侃侃而谈，只是吐出了四字箴言：承诺是金。
哈尔滨电业局是国家大型供电企业，在这样一个有着６５５６名职工、带有垄断性质的大企业里推行承诺制决非易事。１９９６年８月２日，当陈峰郑重宣布推行社会承诺制时，他就知道，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又开始了。
承诺伊始，许多职工并不理解，有的以为没有必要，电又不是卖不出去，何苦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还有的觉得管电是一种权力，实行承诺就是降低了自己。对付这些“杂念”，“老电力”、太平区供电局局长阚福禄可真有两下子。他一不拍桌子骂娘，二不扯嗓子念文件，每到休息日，就组织本局职工“郊游”——要么到农田里种地，要么到煤窑里挖煤。一天干下来，老阚就问一句：人家劳动这么艰苦，你坐在干净舒适的柜台里，说上一两句好话都不行吗？职工们一听，嘴上不说，心里可明白。不久，太平这个平日不起眼的偏僻小区供电局，率先成了市电业局行风建设的先进集体。
为了从根本上统一职工的思想，电业局耐心地组织了学习讨论，让职工从心底里认识到承诺是电力企业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电业为人民”宗旨的最新载体和具体体现。于是，面对苛刻的处罚条例，职工们认了；面对个别用户不文明的做法，职工们忍了；而职工们更多的则是主动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在道里售电所宽敞明亮的营业厅里，就摆放着职工们找来的三副不同度数的老花眼镜。
走进动力区供电局的营业厅，迎面是一块醒目的牌匾，上写：无论是何原因，对工作不满意，请直接找局长投诉。而就在同一块牌匾的背后，则写着：无论是何原因，与用户吵架，下岗学习。这看似“不讲道理”的两句话，正体现了哈电局落实承诺的落脚点：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要求。
去年冬天，道外宋家大院１７０户居民反映该地区电压过低，线路经常出问题。经查实，原因是这个棚户区内私拉乱接现象严重。为了居民们能安全用电，道外供电局没有过多地纠缠在责任在谁这个问题上，而是立即组织人力进行改造。狭窄的施工现场，汽车进不去，电业工人就改用手推车。中午居民自发到附近酒店订了饭，但工人们没有一个去吃，他们在现场和着风雪，吃油饼、啃豆腐干，许多居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太平供电局的孙凤云是一名普通的抄收员。１９９３年实行购电制以来，她看到有些用户来售电所购电有困难，就主动代用户购电，至今已有２７００多次，总金额达１０万余元。当用户们夸赞她时，她总说：“‘人心换人心，黄土变黄金’，多做好事有啥不好？”道里供电局变电亭班班长李庆长把“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当作座右铭，在１３年的电业工作中，他１２个除夕夜是在岗位上度过的，而１２年来哈尔滨市的冰灯游园会也因此而明亮璀璨。
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很多很多，走进哈尔滨电业局，你仿佛走进了一个英模辈出的群体。
“实行社会承诺制，就是公开地把供电部门过去的权力转化为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它实际上是供电企业走向市场的一个良好契机。”电业局党委程显阳书记说。正是从这个认识高度出发，哈尔滨电业局把承诺制搞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衷心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