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以“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于５月６日至８日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１１个省、市、区的６０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聚焦于“近代化”，辐射到多点面，较以往更为集中和全面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审视张之洞与清末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联系，拓展知其人与论其世双向贯通的路径，是这次讨论会最主要的学术收获。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和清末重臣，与中国早期近代化事局密切相关，舍此便难以真正认识张之洞其人的基本历史面貌，这是与会者取得的共识。而针对以往有些人在对“近代化”的认识上只注重经济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的与会学者强调指出，“近代化”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中国近代的情况要更加特殊一些，在关键时候，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问题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政治前提。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应和，研讨范围即涉及到上述相关的各个方面，既有宏观审视，也有微观剖析，较比以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拓展、深入和创新。
关于张之洞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作用，有的论者着眼于他在伊犁交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事件中的表现，肯定其御外爱国的大节；内政方面，有的论者通过将其人与康有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在戊戌变法当中，张之洞与康有为并不存在重大原则分歧，张之洞并不像传统观念认定的那样反对议院和民权；有的论者进而联系张之洞在“新政”中的表现，认为其人在清末政治变革中是一位与时俱进、对变革主要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关于张之洞的文化品格表现，有的论者从儒学官品和洋务心态的对比上，解析了其人的近代文化心理；有的则从传统向近代转换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切入，揭示出其人的由义利统一向功利统一过渡的伦理观；有的从晚清儒学变局的大背景下着眼，审视并揭明张之洞调和汉宋而又侧重汉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儒学特征；有些论者就以往多所研及而聚讼纷纭的《劝学篇》着笔置言，开发新见，或从全面评价其中重点阐发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立意，通过将其与维新派“中体西用”论的比较，揭示出两者间一是“中西补救”论，一是“中西会通”论的区别，认为即使前者也有若干合理成份和积极因素；或持论对《劝学篇》应予重新评价，认为对它不能简单地按照当时出现的最先进的思想为标准来决定褒贬，而应深入地探讨它如何回答时代主题及其所产生的实际历史影响；或专由该书中的《非攻教》分篇生发议论，揭示其思想内涵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由斑窥豹。军事方面，与会学者中或就张之洞与“自强军”的关系，或就张之洞与中国海防建设的关系提交了专文，从不同侧面丰富和深化了对张之洞军事思想和实践的认识。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是近年来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成果较多。这次会上涉及的内容多能避旧取新，或论述张之洞的“企业精神”；或剖析其“官倡民办”的经济思想；或细考其与粤汉铁路的关系；而尤其以地域性的议题为多，对张之洞作为疆吏在山西、广东、湖北等地的有关业绩进行了系统考查。
在基于多方面综合审视的基础上，着眼于其积极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张之洞当属“推动近代化的先驱”人物之列，与此同时，更特别注意到其人总体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变革精神，他的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并存，先进与落后共具。
上述观点中，有些会上得到了认同，有的则尚存在分歧，甚至引起热烈争议，有的问题还只是初步提出，有待继续研究。这次会议当会起到承前启后的积极作用。（董丛林秦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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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县级市现代化城市管理研讨会综述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江苏省吴江市于５月４日在吴江市联合举办“县级市现代化城市管理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县级市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６０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对我国目前县级市城市管理基本现状和问题的估计；县级市政府城市管理职能的调整与体制改革；如何充分发挥县级市政府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及加强县级市城市科学管理的对策思考等。
与会代表指出，县级市跨入城市序列，但仍是大中城市之末，广大农村之首。县级城市作为县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心，上接大中城市，下联广大农村，起着缓解大中城市压力、带动引导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县级城市的综合功能和辐射力将不断增强。绝大多数县级市建制时间较短，与原县制相比，政府城市管理的任务加重，发挥其职能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与会代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级市城市管理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从目前我国县级市城市整体发展状况来看，其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尚缺乏协调发展，城市化质量水平还很低，城市的公用设施赶不上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交通、供水、燃气、住房、文化设施、环保、治安等方面问题不少。一些县级市政府及城市管理部门尚缺乏现代城市意识和科学管理知识，政府的城管体制改革滞后，市民的素质不高等等，都极需要县级市政府有效地履行城市管理职能和更好地担负起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责任。
县级市作为新兴城市，市政府在城市管理工作中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我们需要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首要任务，同时又要防止产生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有的县级市较为重视城市的“硬件”建设（基础设施），而忽视“软件”建设（生态、人文环境等）；县级市城市建设管理法制不健全更为普遍。这些缺陷亟待克服和纠正。
与会代表认为，实施管理科学化是县级市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１）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城市发展实施有效的控制。首先要制定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其次是要搞好城市规划及规划的管理。（２）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及社会公共事务的综合管理。采用系统方法，使各种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系统的整体优化。为此，建立健全县级市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能关系，改革和完善县级市城市政府政绩评价考核体系至关重要。（３）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管好城市，既要管好物，又要培养人。应从整体上提高市民素质，推动县级市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靳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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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简介
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是我国学者阎学通撰写的一部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专著。
首先，该书对“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作了明确的界定，澄清了长期以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模糊认识。作者指出，国际政治范畴中的国家利益是指全民族利益的总合。国家利益是多种多样的，以不同的标准为尺度，国家利益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利益的内容，国家利益可以分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四大类。国家利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利益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
其次，作者提出了判断国家利益的基本依据以及检验国家利益实现的主要标准。作者认为，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主观认识水平，是影响其国家利益内容的四个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判断国家利益的主要依据。长期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讨论国家利益的概念上，对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判断国家利益和如何准确地判断我国的国家利益注意较少。对于对外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仅仅了解国家利益的基本概念是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要想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首先要能够正确地判断国家利益。而这也是不容易的。作者在该方面的探讨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再次，作者在该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分析了中国具体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并重点阐述了这些利益的内容、分布、相互关系以及维护这些利益的策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两极格局结束后，中国国家利益的层次发生了变化，经济利益成为我国的首要利益。
（冯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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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制度、技术和生态的创新
制度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制度创新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从而产生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变迁过程。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从可持续发展来说，能够保证经济可持续性的经济制度，不仅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而且包括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和生态生产等领域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使之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物质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共同增值，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技术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指技术系统本身的创新，更主要是把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使它转化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或工艺的全过程。它包括市场调查、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试制和生产过程、规模生产、技术扩散、市场营销等环节。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科技发明创造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促进新市场的开拓，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取得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技术创新作为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通过不断引起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大与发展，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生态创新是指生态系统本身的变革，创造新的人工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生态化，即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生态化过程。生态创新的本质特征就是研究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关系，创造更多的物质和能量，促进生态与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确保现代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摘自《经济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作者：刘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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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何谓产业素质
所谓产业素质，就是产业系统的质量，它是决定产业系统整体功能的主要依据。按照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产业素质主要包括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和产业技术水平两个方面。
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水平是产业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产业组织是否合理，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产业组织形式能否保证资源优化配置。合理的产业组织形式应当能稳定地保持产业及企业间的平等性竞争关系，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合理的产业组织形式具体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产业或企业都不具有过高的市场占有率；其二，市场主体的行为受到有效约束，产业垄断难以形成。第二，产业组织形式能否保证资源有效利用。从产业组织角度看，要保证资源有效利用，就必须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使产业内部各企业采取合理的组织形式，从而使生产规模达到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程度。要确保资源有效利用，就一定要把握最能有效获取规模效益的最佳规模限度，使大批量生产体系的规模尽可能接近该最佳规模，从而最经济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达到整体经济的集约化增长。第三，产业组织形式能否保持资源不被浪费。要保证社会资源不出现制度性浪费，从产业组织角度讲，就必须建立和维持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资源不被浪费的产业竞争秩序。即通过确保鼓励和引导价格竞争、适当抑制非价格竞争，从而形成一种能有效避免资源浪费的产业竞争秩序，保证社会经济高效益地增长。
产业技术水平。产业的技术进步状况和达到的现实水平，是产业素质的又一重要标志。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产业的技术状况和水平主要通过产业技术装备状况和劳动者素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技术装备状况，是从“物”的角度表明各产业及产业内部各企业在新的生产工艺以及新的机器、设备、仪器、工具等等生产手段的运用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和达到的水准。它不仅表现为生产技术手段的变革，而且延伸表现为这种变革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不仅表现为新的机器设备的纯粹技术性的创新，而且进一步表现为这种创新带来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不仅表现为生产工艺技术的革新和升级，而且派生地表现为这种革新和升级带来的产业生产过程的不断完善和生存能力的持续增长，等等。劳动者素质，则是从“人”的角度反映出各产业及产业内部各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劳动者素质，通常包括劳动者的体质健康程度、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劳动技能，同时还包括劳动者的思想道德水平。从反映产业技术水平的角度看，劳动者素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提供最大产出的能力；二是在技术进步过程中掌握及运用新技术的速度和能力。 （摘自《江淮论坛》１９９７年第２期，作者：管怀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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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论科技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陈光林
从生产力自身运动，即从生产力内部诸因素及其运动去理解和认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突破和飞跃具有重要意义。事实表明，科技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
科学技术具有“支配自然力”的伟大力量。在人类文明史上，１８世纪６０年代所发生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一次大的飞跃，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实现把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它的出现，结束了靠人力、风力推动船只行驶的历史，结束了交通靠马车的历史，还促进了炼钢技术、采炼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的发展，在英国引起了以工业为特征的产业革命。这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获得一种新的支配自然的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恩格斯甚至强调，蒸汽力的利用是１８世纪中叶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一种伟大的杠杆。他指出：“蒸汽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反杜林论》第２５８页）
１９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以电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科学技术成了资本竞争的重要力量。本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以核技术、电子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等一系列现代高科技为特征，使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也没有这样活跃和迅速，人类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不开科学技术，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科学技术。这是由于科学技术的每一进步，都加深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使人类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科学技术按几何级数的发展趋势，不断扩大了生产力。近３０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即科学新发现和科技新发明的数量，比过去２０００年的总和还要多。据专家估算，截至１９８０年，人类社会获得科学知识的９０％是二次大战后３０多年来所获得的。预计到公元２０００年，人类社会获得的知识还将翻一番。据有关资料介绍，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诸要素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达为：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这一公式表明，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乘法效应，放大了生产力各要素。由于社会对科学技术具有越来越大的需求，对科学技术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越发展，生产力增长越快。科学技术的每一重大突破，都将带来社会生产力大飞跃。
科学技术所具有的超前性特点，预示着生产力将出现新的飞跃。当前，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自然科学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各生产领域，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日新月异。今天，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８７页）本世纪以前，科学、技术、生产相互作用的关系，基本上是按照生产——技术———科学的顺序发展的，而在当代已变为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顺序，三者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
１９世纪以前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各自独立发挥社会作用。今天，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更加密切，现代的技术发明越来越依靠科学，现代科学也装备了复杂的技术设施。科学技术与生产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上的每一重大突破，都会迅速带来新的工艺革命，形成新的产业。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在产品中的含量越来越高。二次大战后产品的科技含量每隔１０年增长１０倍。８０年代以来，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了百倍、千倍、万倍，达到了高度密集的程度。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超过资本和一般劳动力。据预测，未来农业新增产的７０％—８０％，都将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科学技术的超前性，越来越使其成为真正的战略资源，科学这个智力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中的最重要因素。而一旦科学技术有大的突破，必然带来新的生产力大发展。
科学技术所具有的知识性特点，将从根本上改造和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它以知识体系和工艺过程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人类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和智慧劳动，是人类创造能力的理论表现和应用创造能力的实践过程。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一旦转化为生产技术，并应用于现实的生产过程，就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的质量，使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发展史表明，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当人类掌握了石器技术以后，创造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人类掌握了青铜技术以后，创造出奴隶社会的生产力；人类掌握了铁器技术以后，创造出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人类使用机器以后，创造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赞誉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力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７页）如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运用了近代的物理学知识，开发了核能；运用航天航空技术，向地球外层空间进军；运用生物工程，控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使人类能够制造生命；等等。况且，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改造和提高作用日益突现。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产业的生产率近２０年来提高了１００万倍。这是人类生产力多么巨大的发展。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如上所述，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事实表明，社会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不但推动了产业革命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而且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突破和飞跃对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体制以及整个社会的变革，也必将起到历史杠杆和革命力量的重大作用。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同志洞察当代国际竞争和科技迅猛发展的趋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根据这个科学论断，党中央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方针，正是抓住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的内在规律。坚持“科教兴国”，必将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取得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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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市场机制下的领导功能
邵景均
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是现代领导活动的主要功能。领导功能的发挥主要靠两个条件，一是领导者自身具备的远见卓识、运筹决断、协调控制等领导能力和足以使被领导者对自己自觉服从的思想、道德影响力；二是由群众、组织赋予领导者的法定的领导权力。在这两个条件中，领导者的主观条件是影响领导功能有效发挥的能动因素、关键因素。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使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充分体现，从而影响了领导功能的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领导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主要靠行政手段，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与领导体制，在短时期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长期运行，就会妨碍领导功能的正常发挥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快发展。
一方面，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容易限制集体智慧和下级能动性的发挥，导致个人专断，影响决策的科学性；由于主要领导者工作负担过重，无暇从事调查研究，容易使决策脱离实际，偏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由于少数人权力过重，权力又缺乏必要的制约，容易造成个别领导者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使领导工作脱离群众。
另一方面，下级和企业领导者由于缺少自主决策的权力，其工作的被动性、依赖性越来越强，主动性、创造性的领导意识和领导能力越来越弱，这些领导岗位实际上成了上传下达的中转站，难以发挥其领导功能；由于检验这些领导岗位工作绩效、领导者素质的标尺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者的承认，致使有的领导者特别关注揣摸上级领导意图，而不注重群众需要和社会需要，甚至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取悦上级领导，来换取个人的“政绩”和升迁；由于上级领导下达给下级的指令缺乏灵活性，下级在贯彻上级领导的指令时也很难给基层和群众一定的弹性，当基层和群众对某些指令不理解、不接受时，就容易发生强迫命令的行为。
可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成为制约领导功能的主要因素，上级领导者可以主要凭借权力对下级进行指挥。而下级领导者则可以因为缺少权力推卸领导责任。由此导致一些领导者过于重视谋取权力，不注意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主要靠市场调节。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多变性，促使上级把主要精力用于宏观调控，而把能够由地方和企业承担的领导职能和相应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由经济体制变革推动的领导体制的变革，使得各级的领导职能更加明确，领导功能大大突出了。
一方面，上级领导从大量的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宏观统筹和战略决策。上级领导要保证制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必须增强自己的预见力、洞察力、宏观运筹能力、科学决策能力；要使制定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就要增强自身的组织协调、监督控制能力，并增强对基层的服务意识，为基层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另一方面，从基层领导工作来看，由于基层领导者拥有了与其责任相适应的领导权力，在一般情况下，上级不再对其进行具体的指挥和命令，因此他们必须抛弃依赖性，增强能动性，提高自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能力；由于评价他们工作优劣、素质高低的标尺不仅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承认，更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本领，是否能够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必然促使他们坚持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由于基层领导工作直接面向群众，领导者能否获得群众的心理认同对于领导工作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必须注重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引导和带领群众去实现领导决策。而那些只重权力、缺少能力；只会执行、不懂领导；只靠命令、缺少影响力的人，已经不能适应领导工作的需要了。
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功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特别要在领导体制和领导者素质两个方面下功夫。
科学、完善的领导体制是充分发挥领导功能的有效载体。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展，我国领导体制的改革也不断深化发展，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但是，如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形成和完善过程中一样，我国的领导体制也还存在一些尚待改革之处。例如，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还缺乏激励性、竞争性；领导权力的监督机制还不完善；领导机构设置、权力分配、工作程序等还尚未规范化；等等。这些问题限制影响了领导功能的发挥。只有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领导体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领导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充分发挥领导功能的前提。领导者素质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改变不正确的领导观念和行为方式，建立新的、正确的领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当前，一些干部的领导素质还很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例如，有的领导者仍然走不出“领导即权力，有了权力就能当好领导”的误区，热衷于谋取权力，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有的领导者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化，个人名利至上、享乐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在群众中非但不能发挥表率作用，反而影响了群众队伍素质的提高；有的领导者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陈旧，科学性、整体性、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差；等等。这些问题如不解决，领导功能的发挥就缺少必要的前提。因此，必须把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抓紧抓好，从而使领导工作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