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人啊，毋需沮丧
——人机对弈随想
李学江
早在１７６０年，一个名叫冯肯普勒林的男爵带着一台名叫“土耳其”的机器周游欧洲，号称该机器能在象棋赛中取胜。后来人们发现，他不过是在机器中藏了一个善于下棋的侏儒罢了。然而，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１日，人类的梦想成真，一台名叫“深蓝”的计算机以３．５∶２．５战胜了当今人类的象棋天才卡斯帕罗夫。
当时，全世界有数以亿计的人观看这场比赛。有人把这一人机对垒看成了人类与技术的决战。因此，卡斯帕罗夫的失败让很多人感到惊骇与沮丧。有人感叹道，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人类也将在其他领域里一步步败下阵来。
卡斯帕罗夫当然更加沮丧，但他并不服输，表示明年定要雪耻。但结果可以预料，此后人在同机器的对弈中只能是败多胜少。不过，这并不说明机器比人还聪明。
其实，自计算机诞生以来，它将战胜人类棋手就是可以预言的了。象棋更多的是一种计算分析与逻辑推理的游戏，而这些原本就是计算机的本质特征，其速度是人脑所无法相比的。以“深蓝”为例，它有３２个节点，２５６个微处理器，每秒可运行２００万步，而最天才的棋手每秒也只能算出３步。就像人不能同起重机较力一样，它同样不能同计算机比运算和逻辑推理。
其次，“深蓝”储存了近１００年来所有象棋大师们的棋谱，其中包括卡斯帕罗夫近２０年的棋谱。面对每一弈局，它经过快速的检索和比较，能很快筛选出最佳走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斯帕罗夫不是在同一台机器对阵，他是在同近百年来全世界所有象棋大师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集体智慧进行较量。而作为个体，他个人的经验和记忆毕竟是有限的。
再次，人是血肉之躯，并富于感情，这是人的长处，但在与机器较量时变成了致命弱点。人会疲惫，会焦躁，会厌倦，会有精神压力，而电脑却不会，它不紧不慢地计算着，连线路都不会烧热。
此外，人的长处在于他的创造性，电脑却只能按常规运作。因此卡斯帕罗夫只有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突破通常棋法才能克敌制胜。但首创无成规可循，带有尝试性，这就必然增加了失败的风险。这也就是卡斯帕罗夫为什么第六局以怪异棋法开局而陷入被动的原因所在。
最重要的，这次战胜卡斯帕罗夫的并不单单是那台叫“深蓝”的计算机，而是人和计算机的合力。不仅电脑本身和所有程序是由专家组设计的，而且美国象棋特级大师本杰明等人也加盟其间，每局结束后，专家组又将大师们对上一局的分析思考输入电脑，使其知识更新，增加对对手的了解。相比之下，卡斯帕罗夫对对手头脑里的“思路”却一无所知。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机器战胜了人，而是一群人凭借一件精巧的工具战胜了另一个徒手无依的人。
是的，“深蓝”的胜利的确标志着电脑技术的一次飞跃，但计算机终归是计算机。像人类发明的一切工具那样，它可以在某一领域战胜人，代替人，但没有人它就不存在，离开人它就玩不转，它只能为人所用，也只能通过人才能发挥其特定作用。所以，人类应当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感到骄傲和自豪，没有任何理由为此感到沮丧。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漫游“儿童共和国”
兰才基杨桂芬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们乘火车来到阿根廷首都以南６０公里的儿童游乐园，它的正式名称叫“儿童共和国”。
走进形如彩虹般的双塔拱门，宽阔的马路直通“共和国”首都。举目环顾，一幢幢五颜六色、小巧玲珑、风格各异的建筑物，像积木般组合成一座奇特的微型城市。红瓦粉墙，巍峨尖塔，古堡式的门楼和绘有黑白图案花纹的街道分外夺目。置身于此，如同进入了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世界。
“首都”中心广场正中，竖立着南美解放者圣马丁将军的铜像，广场左边还有被阿根廷人称为“国母”的埃娃·庇隆的塑像，正是她主持了这个“共和国”的落成典礼，许多人都怀着敬意在塑像前摄影留念。
“共和国”的总统府和国会大厦坐落于城市的两端。总统府的两侧是文化宫和教堂，前边还有法院、银行、医院、火车站等，街道两边商店林立，售卖儿童们喜爱的各种玩具和食品。总统府设有政府各部，国会大厦也是按照参、众两院的建制而设计的，连议长、议员和听众席位都形同阿根廷国会内的设制，据说有时还举办模拟式的议会辩论呢。
文化宫是孩童们最乐意游览的场所之一，这里定期举办各种游艺活动，还有专人讲故事，玩魔术，像迷宫一般曲曲弯弯的厅室陈列着１５００多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具娃娃。这些不同种族和肤色的娃娃穿戴着民族特色的服饰，有的组成一桩桩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有的反映所属国家的景色风情：西班牙的斗牛，荷兰的风车，中国的京剧，泰国的佛寺……孩子们在这里就像周游列国，从中了解到许多历史地理知识。来自中国的玩具娃娃制作精美，栩栩如生，展示了东方文明古国特有的民俗风情，被摆设在一个突出位置。
游完文化宫，我们又信步走入街口的银行，里头有营业厅、经理室和柜台。孩子们有的在全神贯注地听取营业员讲解如何使用“信用卡”，有的排着队在那里办理存取款手续。他们手上捏着存单、支票、美钞或比索，虽然这些都是仿制品，但他们那股认真劲儿使站在一旁的家长和看热闹的人也感受到了银行气息。
火车是沟通“共和国”全境的一条动脉。我们在售票厅购得车票之后就接着排队进站上车。为孩子们设计的车厢座位，大人们坐上去自然局促。列车驶到“郊外”，沿途可以看到陆、海、空三军基地，还有各式各样的游艺场、模拟赛车场和小型体育场。随后，过桥梁，穿隧道，驶进了“共和国”的乡村，小小的农舍、庄园、苗圃和牧场展现眼前，一派田园风光。一个完整的“共和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个颇具特色的儿童游乐园始建于４０年代末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修缮扩建，设施已越来越齐备完善。由于这里寓教于乐，内容丰富，对人们着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园内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许多家长都带着孩子远道来到这里领略小人国风采，让孩子们增长见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麦克劳医生缅怀白求恩
邹德浩
听说白求恩大夫还有一位早年同事生活在蒙特利尔，就渴望拜访这位老人，因为与白求恩大夫有过交往的人今天已经太少了。
笔者终于有机会在渥太华见到了他。他名叫麦克劳，高高的个子，背不驼腰不弯，说话快人快语，听力和反应速度无论如何都使人不敢相信他已９４岁高龄。见到中国记者来访，老人非常高兴，对提问有问必答，说到动情处，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恍若昨日，仍让老人感慨不已。
麦克劳医生出生在魁北克省的金斯伯雷，后来到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医学院读书。他说，第一次见到白求恩是在１９３０年春天，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路经麦吉尔大学时，在靠近学校大门处，他发现一个很英俊的青年，戴着一顶法式小帽，身旁还有一位衣着入时、围着彩色围巾、楚楚动人的姑娘。这就是当时在蒙特利尔已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白求恩和他的夫人。这是麦克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白求恩的夫人法兰西斯，这一印象至今仍非常深刻。
麦克劳医生回忆说，当时白求恩大夫是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主任爱德华教授的第一助理，“我那时刚刚毕业，在内科当实习医生。在与他相处的两年时间里，我发现白求恩大夫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很随和，很外向，有幽默感，对人又很热情。他有教学天才，又有强烈的求知欲，还曾两次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学会的执行委员和加拿大皇家医学会顾问，他的手术动作非常麻利、准确，是人们公认的好医生、好教师。”
白求恩大夫责任心很强，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对见习医生要求尤为严格，特别是对于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能做出深入浅出的讲解。当时肺结核是一种致命疾病，在劳苦大众中非常流行，每次决定治疗方案时，白求恩大夫常常坐在患者床边，向患者和家属做耐心解释，而当患者反对治疗方案时，他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很有礼貌地拍拍患者肩膀，轻轻地说：“请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们明天再谈。”此外，麦克劳还注意到，一旦发现个别医生或护理人员没有尽职，白求恩大夫都会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他这种对工作、对病人极端负责的精神当时还不被人们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才对他留有深刻的好印象。
在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的麦吉尔大学，社会主义思潮比较流行。那时各国都在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创伤，学校中的进步力量很活跃，白求恩大夫不沉湎于自己的优裕生活，而是关心周围的穷人和世界上被奴役的劳苦大众。这一期间，白求恩大夫给麦克劳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向往社会主义，关心劳苦大众的遭遇。他经常邀请同学和朋友聚会，讨论各种社会问题，麦克劳的印象是白求恩大夫每次都很投入，认真做笔记，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被压迫大众的深切同情和愿意帮助他们获得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白求恩大夫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１９３６年又志愿去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再次见到他时，麦克劳感觉他比以前更成熟、更老练了，交谈中还得知他要去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后来听说他牺牲在中国的河北省，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都感到非常难过。
麦克劳医生说，认识白求恩大夫是我一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求恩大夫是个品德很高尚的人，按照他的家世、医术和名声，他留在蒙特利尔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但他胸怀广阔，勇于为人类的进步事业献身，加拿大人民也为他的事迹和精神感到自豪。
麦克劳医生作为友好使者曾在１９７３年和１９９３年两次访问中国，看到白求恩大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受到广泛的尊重，麦克劳医生深受感动。他祝愿加中之间这一友谊的象征，能够像白求恩精神那样长存史册，让后人永志不忘。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位德国老人的中国情
付晓峰
今年９６岁高龄的卡尔·麦耶尔是个德国人，却痴痴地眷恋着中国。他多次给中国的世界语朋友来信，有时还充满深情地说：“中国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把我的情感和记忆都留在了中国，我永远思念着中国……”
３０年代，麦耶尔不仅是德国麦斯堡城一名活跃的世界语者，还是世界和平组织的成员。他勇敢地投身到德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行列。有一次，他组织游行集会活动，遭到了纳粹的追捕和迫害，为此麦耶尔与妻子长年流亡在国外。不论到哪里，麦耶尔总是热心地从事世界语活动，为世界和平奔走和呐喊。
１９３２年底，麦耶尔与夫人一起来到中国，在天津开设了一个牙医诊所。这一对正直善良的德国夫妇，常常出诊为中国穷苦人免费治病，并在家里举办世界语学习班，义务向津门文化青年传播世界语，鼓动青年们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天津的世界语者周力当时是一家银行的职员，这家银行正好与麦耶尔的牙医诊所相邻，这样周力常去麦耶尔的家。他在麦耶尔的指导下学习世界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１９５５年，麦耶尔离开了他所热爱并生活了２３年的天津，返回他的祖国。回到故乡，他仍然与中国天津的周力等世界语朋友通信。
麦耶尔回到德国后，在柏林一家医院任院长。他们夫妇膝下没有孩子，麦耶尔平素不吸烟也不饮酒，他把全部的业余时光和精力都投入到促进德中两国文化交流事业之中。他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杂志社保持着联系，他还担任了《中国报道》杂志在德国的义务发行人。
麦耶尔对中国怀有一种炽热的情感。他家中珍藏搜集着有关中国的书刊，他把《中国建设》、《中国报道》等杂志逐年装订成册，把《人民画报》中的照片分类剪贴。他还珍藏着中国著名画家李可染、关良等先生访问德国时为他所作的画，还有留学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赠给他的纪念品。随着年事已高，麦耶尔先生越来越思念中国，中国使他魂牵梦绕……
１９８５年，８４岁的麦耶尔第二次踏上了这块东方的古老土地，回到了他日夜眷恋的中国天津。旧地重游，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天津发生的巨变使这位曾在天津生活多年的德国老人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在麦耶尔先生的情感世界里，中国永远占有一块特殊的位置。每年元旦，麦耶尔给天津世界语协会寄贺年卡，表示他的祝福和思念。１９９７年元旦，麦耶尔给天津世界语协会寄来一张精美的贺年卡，还给该协会捐赠５０马克。这位异国老人一片博大的爱心使他在中国天津的朋友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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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沙之夜
黄培昭
说起加沙，映入人们脑际的，除了满目疮痍和贫瘠荒芜，恐怕就是连绵不止的动荡和冲突了。的确，每次来到这里，我也总会对此产生切身的感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次到加沙，经过一夜小住，我又看到了这座小城的另一面来。
那是我奉派驻以色列工作期间，第一次在夜里到加沙办事。喧闹了一天的街道终于平静了下来，厚厚的夜幕遮掩了周围的一切。白天这里触目惊心的脏、乱、差，被黑暗所吞噬，似已无处觅迹。那沿海滨大道新矗立起来的一幢幢高楼，那在柔和的海风吹拂下树叶沙沙作响的一棵棵椰枣树，整齐地排列着，并因有夜色的笼罩和烘托，都显得格外挺拔，仿佛把加沙映衬得整洁有序、美丽多姿起来了。
尤其惹人瞩目的，是加沙的霓虹灯。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附近，还有几家大大小小的宾馆、饭店滨海而建，这些宾馆的门前及其周围，有耀眼的霓虹灯摇曳着。伫立阳台，那不时变换着各种色彩的灯光便闪闪烁烁地扑入我们的眼帘了。其实，不仅仅是饭店和宾馆，即便在一些普普通通的商店门口或是墙壁上，也可以清晰地见到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的霓虹灯。
我们下榻的宾馆，大抵算得上整个加沙最有名气的一家了。店主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１９９４年阿拉法特由突尼斯回到加沙，最初几天便暂居于此。这家宾馆距离阿拉法特的总统府仅有不到２０００米之遥，月光下，能清楚地看到荷枪实弹的警卫们或警惕地原地肃立，或机敏地四处逡巡的情景。
宾馆的底层大厅里，热闹非凡。节奏鲜明的音乐和悦耳的歌声一缕缕飘逸过来。好奇之中，下楼观瞧，原来，这里正在举办婚礼。但见偌大的厅堂内，新郎新娘身着华美的衣裳，正在满脸含笑地翩翩起舞。应邀赴席的众宾朋，一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不断地高声喧哗、起哄，不依不饶地要新婚伉俪表演着一个又一个的节目。“早得贵子”、“生活幸福、美满”之类的祝愿话不绝盈耳。
这夜色，这夜色中对幸福生活充满渴望和信心的加沙人，给我以难忘的印象，也使我思绪万端。加沙的贫困人所共知，这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以色列人的１／２０，进出口和生活来源都严重依赖以色列，失业率高达５０％。加沙的许多街区，晴天尘埃飞扬，逢雨道路泥泞。菜市场上，成堆的苍蝇嗡嗡飞叫，挥之不去。城外难民营的生活条件更为恶劣，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污水四处流淌，臭气熏天。报载，１９９５年加沙还一度流行过霍乱。
但是今天，加沙正在发生着变化，由国际社会捐款资助的用于修葺或新建各种基础卫生设施的项目，有的已告竣工，有的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座座高楼正在拔地而起。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希望加沙的旧貌彻底改观，渴望过上新的美好生活。那婚礼上欢快的气氛，朗朗的笑声，不都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吗？
听说，自治前的加沙，入夜漆黑一团，四野枯寂，死气沉沉。一位巴勒斯坦朋友因此戏称这里是“鬼城”。这使我联想起加沙的大街旁的一大块墓地，到了夜晚，没有灯火，伸手不见五指，真的让人感到鬼气森森的。而现在，这里不但晚上主要街道灯火明亮，而且还有了霓虹灯，真的今非昔比了。
夜深了，窗外，地中海的阵阵涛声，伴着有规律的节奏，我顿时想起婚礼上一位巴勒斯坦老人的话：“但愿加沙的白天也像黑夜一样美丽！”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酷爱真理的伟人
——拜谒托尔斯泰故居
唐进修
默立在长满青草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土墓前，耳际仿佛响起这位文学泰斗临终前的自白：“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过去，我只知道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安娜·卡列尼娜》使他获得“艺术之神”的美誉；小说《复活》则被尊为１９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顶峰”，但对托尔斯泰的人品却知之甚少。今年４月，随江泽民主席访问托翁故居（见上图）后得知，托尔斯泰不仅作品不朽，而且人格高尚，其毕生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疾恶如仇
托尔斯泰兄妹五人。小时候，他们爱玩一种“魔棍”游戏。大哥尼古拉讲述过一个传说，在山谷旁的树林里，埋着一根绿色的“魔棍”，上面写着能给世人带来幸福的“秘密”。托尔斯泰从小就立志找到这种“秘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幸福快乐。
托尔斯泰说过：“所有不能舍弃的事情当中最不能舍弃的，是探求人类生存的真理，以及坚定地信仰真理。”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平等、博爱。然而，他所目睹的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暴政，官僚的腐败，官方教会的伪善，农民的贫困。整个俄国犹如一座人间地狱。托尔斯泰给一位朋友写道：“俄国是丑恶的，丑恶、丑恶。”在这个国家到处都发生着“原始的野蛮行为”和“不法之事”。
托尔斯泰不但憎恶沙皇专制制度，而且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侵略和压迫弱小国家的罪行，也深恶痛绝。故居陈列室摆放着一篇托翁谴责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的文章，题为《不许杀人》。文中严厉斥责了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那种非正义的、残酷的、违犯和平宗旨的大屠杀”，怒斥“他们在中国的强盗行为”。同时，托翁对苦难深重、备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严于律己
兄妹分家时，列夫·托尔斯泰分到２．２万亩土地和３３０个男农奴。但是，托尔斯泰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要求别人为自己工作，而是为了服务他人。靠土地私有发财是罪恶的。他还认为，人民群众遭受的种种苦难，是由“老爷们”造成的，他们是有罪的。他把自己也归入这些罪人之列，常为自己过着“老爷生活”而苦闷，因而决定参加体力劳动以赎罪。
他每天起得很早，生炉子，收拾屋子，到井边打水。他经常下地干活，扶犁，使耙，锄地，间苗，样样精通。他还会栽培果树，饲养牲畜，甚至为牲畜配种。大画家列宾所画的那幅《托尔斯泰在耕田》的油画，现在还挂在故居陈列室。
托尔斯泰还常常帮助贫苦农民收割庄稼、运草和盖房。有一次，他为寡妇阿尼西娅运草时，被大车碰坏了腿，伤口溃烂化脓，发烧４０℃，有１０多天无法下床，直到３个多月后才勉强一瘸一拐地走路。
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８８年，托翁庄园附近两次发生火灾，许多农民的房子被烧毁。他亲自参加救火，奋力抢救农民的财产，灾后积极组织救济，帮助灾民盖房。那时托翁已年过花甲。
离家出走
故居负责人、托尔斯泰的第五代孙子弗拉基米尔指着一个小房间对参观者说：“我的老爷爷就是从这里出走的，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那是１９１０年冬天的一个深夜，老人唤醒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开始整理东西。她是唯一知道父亲去向的人。托尔斯泰要她保证不把他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在内，并给妻子留下一封信，说明出走是必要的。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从地主阶级的立场转变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否定了我们这个圈子的生活……这般寄生虫的生活。”“我对大多数人——农民、漂泊者，以及那些懂得生活的人的生活，都十分了解并非常热爱。”托尔斯泰发誓要自食其力，哪怕是做一个漂泊者也好。他决定把土地分给农民，放弃自己作品的版权和稿费。但是，他的决定遭到家庭特别是妻子的反对。家里人说托尔斯泰疯了，社会上也这样传说。这使托翁十分苦恼。他曾多次想离家出走，都因怕给家人带来痛苦而未走成。这次，他终于破釜沉舟了。
那时，托尔斯泰已８２岁。由于路途劳累和风寒，他得了感冒，后转为肺炎，最后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遵照托尔斯泰的遗嘱，他被安葬在那个埋藏着“魔棍”的峡谷旁。尽管伟人生前未能找到那个绿色的宝物，但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人类对真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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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长号赵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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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湖畔街头雕塑曹卫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