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专页)
专栏：
抓住结构调整的机遇
这是江苏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机遇，主要围绕经济规模化、产业高度化、经营国际化、区域协调化进行
陈焕友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曾抓住两次比较好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是８０年代率先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是９０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江苏经济上了两个台阶。现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是江苏经济发展的第三次机遇，要紧紧抓住。
今后一个时期，江苏省结构调整的目标，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一要“优化”。主要是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力争通过较长一个时期的努力，逐步使我省一、二、三产业比重达到１０∶４５∶４５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二要“升级”。主要是产业升级，提高一、二、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实现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改善经济的内在质量。
根据江苏的实际情况，结构调整首先要树立发展的、长远的眼光，提高预见性和前瞻性，主要是围绕“四个化”来进行。
第一，经济规模化。一、二、三产业都要提高集中化程度，实施大农业、大集团、大市场战略。“九五”期间，我们要扶持发展１０００家贸工农龙头企业，抓好一批区域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和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加快对工业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全省要形成几十个销售收入超百亿的企业集团、上百个销售收入５０亿以上的企业集团。加快培育和建设一批知名度高、吸引力和辐射力强的大市场，以此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二，产业高度化。进一步强化科教兴农，建设“三高”农业。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到２０００年，电子、石化等四大工业支柱产业的增加值争取达到２４００亿元，年均递增１７％，高出全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幅５个百分点。支柱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目前的４５％提高到５５％以上，出口创汇争取达到全省出口总额的４５％以上。同时，继续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提高第三产业的层次和水平。
第三，经营国际化。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分工和合作，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贸出口既要巩固现有市场，又要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要更多地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大胆到国外去办企业、设窗口，提高外资外经工作的水平。不仅工业要搞外向型，其他产业也可以搞外向型，特别是创汇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要迈出更大的步伐。
第四，区域协调化。苏南沿江地区要发挥优势，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并将纺织、丝绸等劳动、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进一步向苏北转移，“腾笼换鸟”，实现产业升级。“九五”期间，全省实现产业转移工程１００项。淮北等经济比较后进地区则要重视搞好资源有效开发和综合利用，发展特色经济，主动接受苏南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扶持和辐射，形成有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新优势。
这次结构调整是深层次的调整，必须在“三个创新”上下功夫。首先是体制创新。关键在于要摒弃过去旧的投资体制，以企业为投资主体，把投资收益与风险一起交给企业。同时，要加快建立企业优胜劣汰机制、职工能进能出机制、资产流动保值增值机制、覆盖全社会的保障机制和经营者择优竞争上岗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作用。要进行技术创新。要加速建立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机制，将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相结合，增加技术改造投入，将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要进行人才创新。领导者的素质要提高，观念要更新，要下决心培养一批真正能与国际接轨的具有现代经济管理知识的跨世纪企业经营者和高级管理人才和科研队伍。
加快结构调整，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次结构调整与以往的调整有着不同的内涵、特点和要求。首先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而不是从地方利益出发，各取所需，各自为战。要顾全大局，服从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服从国家宏观调控。从大局出发，该上的上，该下的下，该压的压。这次调整，要着眼于跨世纪和现代化，下决心用三五年时间或稍长一段时间着力提高江苏经济的整体素质与竞争能力，使全省经济整体结构发生质的飞跃。
结构调整，涉及面广，时间长，任务非常艰巨，我们一定要克服各种畏难情绪，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当年抢抓发展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的机遇的热情和气概，尽快制定出完整的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全省动员，扎扎实实地抓几年，取得实效。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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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轻工业增长中的结构效应
于珍
我国轻工业经过４０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基本解决了消费工业品短缺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优化结构，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轻工产业结构能否适应，或在多大程度上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关系到轻工经济增长的能力和水平。
——调整资产结构，把增长的立足点放在现有资产的重组上。存量调整是增量配置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增量的投入结构，只有把存量资产盘活了，增量资本的投入才能合理。所以，轻工业必须把提高现有资产的素质、能量、组合运作水平，作为转变增长方式的基本点。要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兼并、联合、控股等方式重组存量资产，收缩某些产品或某些品牌的生产能力，转向发展市场需求的产品或品牌，实现低成本扩张。要通过存量重组和适当的增量配置，把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优势企业、优势产品和优势品牌的生产集中度，发挥其规模效益。
——调整行业结构，充分发挥成长行业、发展行业在结构成长和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轻工业在加强基础行业、改造传统行业的同时，要积极培育和扶持新兴行业的成长，大力发展那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关联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产品。从目前的增长趋势和增长潜力看，应大力发展室内装饰行业、家用电器行业、塑料行业和日用化工行业，使这些行业在轻工业中的比重到２０００年分别提高３—５个百分点。
——调整企业结构，形成以若干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主体的轻工业经济增长源。轻工企业结构的成长，必须以提高生产集中度为目标，解决企业的“大而全”；以提高专业化程度和协作水平为目标，解决企业的“小而全”，形成以若干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主体，具有经济规模的、按专业化协作原则组织起来的大中小结合的组织体系。对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要以优势品牌、优势企业为主体，通过企业资产运营，实现低成本扩张，提高生产集中度，把轻工业经济的发展具体落实在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成长上。力争到２０００年形成１００家年销售额在２０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２—３个年销售额在２００亿元以上，１０个年销售额在１００亿元以上。
——调整市场结构，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和农村市场的占有份额。轻工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行业，必须从根本上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出口优势。加强轻工出口产品基地建设，力争到２０００年逐步形成５００家年创汇额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要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把目前一些行业的闲置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去生产、销售，避开贸易壁垒，扩大产品出口。在城市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要大力开拓农村。
——调整区域结构，把中西部的开发和发展作为轻工业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以企业为主体，有步骤地把适宜在原料产地生产的加工能力转到原料产地，把适宜就地加工的农牧产品加工能力转到农村，把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能力由东部沿海地区转到中西部地区。把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名牌产品的生产，利用中西部地区现有的生产能力，扩散到中西部地区生产、销售。这样既提高名牌产品的生产集中度，扩大销售面；又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存量资产，调整区域经济结构。
——调整产品结构，提高轻工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要针对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形成高、中、低档次产品比例合理，花色品种齐全，质量优良，能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满足不同需求的产品结构。通过调整，培育起能够满足国内对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需求的供给能力，把依赖国外的产业在国内建立起来，实现进口替代，尽量防止轻工业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外漏。
——调整轻工业与相关产业的结构，为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配套，探索新的增长点。要特别处理好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在以农林牧副渔业产品为原料的行业中，如罐头、饮料、乳制品、皮革、造纸和制糖等，以建立原料基地为纽带，把工业渗透到农业中，把工农业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配合“康居工程”的建设，大力发展室内装饰行业；为汽车工业、电子工业、通讯器材等配套，大力发展工程塑料、特种照明电器和特种陶瓷等。
（作者为轻工总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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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电信改革中成长壮大
李慧芬
在电信改革中诞生的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今年已是成立的第三年。两年多以来，在国务院的关怀下，在有关部委、股东、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联通发展较快。
到１９９６年底，中国联通ＧＳＭ数字移动电话网在７４个城市启动，在３３个城市建成，其中１７个城市和邮电网实现互联互通，对外放号运营，发展１０万用户。为经营长、市话业务作准备的接口汇接局工程在１６个城市启动，其中８个城市已经建成。本地网项目正在天津和四川展开。中国联通利用铁道、电力等专网的富余能力，采取租用、合建、自建相结合的方式，正在抓紧建设以光缆为主，微波、卫星为辅的长途干线网。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中国联通寻呼网，从去年９月开始在１０个城市实现联网漫游，对外放号运营，短短几个月发展用户超过１０万。联通卫星公司目前已建成并开通１５个卫星地球站，另有７个正在建设中，初步形成了中国联通卫星通信网。中国联通机构发展迅速，到去年底，已在２４个省份批复设立了８３家分公司和４家子公司。中国联通各项工作已初步打开局面。
中国联通的出现给国内电信市场带来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电信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国联通的成立及其业务的迅速开展，不仅为我国电信行业增加了一支生力军，而且第一次形成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局面，使邮电企业普遍有了紧迫感。另外，由于中国联通积极开展国内外合作，因此一方面使外商大大增加了投资中国通信项目的意向和热情，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各地方、各部门共同投资建设通信事业的积极性。这些因素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
二是电信服务质量有所提高。中国联通全新的服务姿态，确实给中国电信业带来一股清新气息。自从中国联通首创低柜台服务，即买即通等优质服务并为邮电企业所普遍采用以来，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不断有新的服务措施出台，我国电信服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三是电信价格大幅下降。尤其是真正形成竞争之势的数字移动电话，其价格在一年之内竟几度下调，现在北京市场上买一部先进的数字移动电话，价格比两年前买一部模拟式移动电话还便宜很多。随着中国联通其他业务的开展，广大消费者将在获得更多实惠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拥有中国联通出现后才第一次享有的电信服务选择权。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关注着电信改革和中国联通的发展。为解决中国联通生存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问题，国务院从去年９月开始，委托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组成“三委”调研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将进一步明确中国联通的性质和经营范围，确立中国联通网的国家公用通信网地位；允许中国联通探讨新的融资方式；进一步确定互联互通原则；在资费标准等方面对中国联通采取一些扶持政策。这对中国联通来说是良好的机遇。当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我们将更好地把握时机，全力以赴加快发展，进一步推动电信改革的深化。
（作者为中国联通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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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期不宜取消贷款规模
李琨
从金融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国际经验看，取消贷款规模的直接调控，代之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间接调控，是今后一段时期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改革能否在短期内（１—２年）迅速完成呢？这在目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取消贷款规模，全面运用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
第一，我国目前尚未形成适应市场机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体系。首先，银行能否完全实现商业化经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国有银行还必须在资金方面肩负起支持国企的重任。这些都决定了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其次，银行能否完全实现商业化经营，还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对基层银行干预程度的减弱。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业务的干预是由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及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决定的，在短时期内很难有较大改变，这就决定了银行在短期内也很难真正完全按照商业原则开展贷款业务，而银行按照商业原则开展贷款业务则是间接调控手段得以实施的基础。
第二，准备金制度在短期内难以发挥明显作用。中央银行通过准备金比率的改变，可以对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和收缩施加明显的影响。因而准备金制度的有效实施是间接调控之所以能取代直接调控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目前准备金率统一规定为１３％，除此以外，还有５％—１１％的备付率，两者相加约为２０％左右。准备比率过高且无差别地实行统一的准备比率，使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缺乏基本的条件。显然，要使准备金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要降低法定准备比率，而降低法定准备比率则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扩张。当然，通过收回中央银行再贷款可以冲抵这种影响，但两种措施应怎样搭配才能保持总量的稳定，还需在实践中探索，不可能在短期内一步下调到位，否则必将对总量控制产生影响。
第三，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总量的条件尚不成熟。有效的公开市场操作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要有可交易的资产。公开市场上可交易的资产主要是国债，此外还可以是央行债券和银行承兑票据等。目前我国国债总规模较小，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５％，而较小数量的国债又大部分是面向居民发售的２—５年的中期国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均很少。除国债外，以央行债券和银行承兑票据进行操作的可能性也很小。二、利率市场化。公开市场操作对货币总量产生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是利率，如果利率不能随着资金供求状况的变动而自由浮动，就很难对银行信用活动产生明显影响。大规模地发行国债与利率市场化是公开市场操作的两个必要条件。日本公开市场作用的明显加强是从７０年代后期开始的，其特点一是大规模的发行国债，二是利率的市场化，这两个条件的具备均经历了一定的时间过程，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国债囤积等严重问题，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上述三方面的条件是互相关联的，同时，每个条件也都是关键性的。一方面，在公开市场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准备金率的变动是不可能对银行信贷和货币总量实行有效调控的，另一方面，公开市场作用的发挥则要求准备金率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与此同时，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则是这些间接调控手段实施的基础。在这些基本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间接调控手段即便勉强实施，也常常会走样。在改革中，我们可以从各方面努力促使间接调控机制的形成，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此过程的初期，间接调控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这也就决定了直接调控手段在短期内还无法取消。否则，一只手放开了，另一只手又抓不牢，政策上出现了真空，必然会造成混乱和失控，而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必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为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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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区的财政困难和出路
夏清成
所谓农产区，主要是指一些粮棉生产大县。长期以来，这些地方每年以合同定购等形式，给国家提供大量粮棉，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农产区工业化进程的迟缓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不少粮棉大县经济发展缓慢。这些地方原粮、原棉、原木（材）居多，深加工不够；加之农业税赋较轻，直接提供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因此，农产区财政实力不足，与发达县市的差距十分明显。
农产区财政困难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由于财力不足，一些地方（主要是在乡镇一级）行政事业人员工资发放困难，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二是，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个别地方为了保工资、维持基本开支需要，想办法筹集资金，甚至在农民身上打主意，加重农民负担。三是，由于财政紧张，拿不出钱来增加对工农业生产的投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农产区财政困难，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要正视困难，增强发展的紧迫感。从河南的省情看，农产区摆脱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工业化进程。
强调农产区突出发展工业，并不是忽视或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只有工业发展起来了，有了雄厚的财力基础，才能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水平要想有一个显著的提高，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和雄厚的财力的支持。如果总是在传统农业的圈子里打转转，粮棉产得多卖不出去，猪、牛养得多加工不了，流通活不起来，财政收入上不去，农产区的困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农产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做好农副产品深加工这篇大文章。农区不排除抓住机遇、发展其他一般加工工业的可能，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这是粮棉大县的优势所在。农产品往后延伸的链条很多，每一条都可以拉得很长，如“粮食——面粉——食品——包装”，“粮食——淀粉———医药”，“粮食——饲料——养殖——屠宰——肉类加工——皮革”，“棉花——纺纱———织布——服装”，等等。这些方面潜力很大，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农产区发展工业不能再走过去那种小而全、大而全的路子。要适应市场要求，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抓住几个骨干项目，形成支柱财源。看准了的项目，要上上下下通力合作，争分夺秒，迅速投入生产，及时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形成规模效益。有了一批骨干项目，县里的面貌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地处豫北平原的人口小县淇县，原来财政经济状况并不好。这些年，他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大班子一齐抓，方方面面齐动员，形成了财源建设的强大合力，重点支持了县棉纺厂等骨干企业的发展。棉纺厂从１．５万只纱锭起步，在短短５年时间内，通过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外商嫁接改造，强化内部管理，坚持以质量取胜，占领国内外市场，企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１０万只纱锭、１２００万米织布和５０００吨金属镁生产能力的企业集团，去年实现税利３３００万元，成为该县财政的一大支柱。随着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淇县提前一年甩掉了财政补贴帽子，财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作者为河南省财政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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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货币政策决策科学化的重大进步
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即将问世，它是决策咨询议事机构，其职能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货币政策决策中的重大事项，提出咨询建议
任正岩
今年４月１５日，国务院以第２１５号令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即将问世。
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国民经济的基本手段之一。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在现阶段，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十分重视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以及类似机构，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乃至直接参与或负责货币政策决策，以便从机制上增强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序化、民主化和科学化，保证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日本银行的政策委员会和法兰西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等。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做法是，在货币政策决策前，使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能通过正式渠道得到充分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已成为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相应的，我国现代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开始建立并不断改进。从总体上看，这一机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行之有效的。它在制定与实施我国的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特别是在近四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形成与落实，促进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基本实现，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深化，一方面，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经济关系与资源配置机制日益复杂，金融与经济社会诸因素，如财政、投资、外贸、收入分配和就业等的相互关系更为紧密，货币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需要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另一方面，金融业多元化发展和金融业务创新步伐加快，金融宏观调控正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为主改革，货币政策决策的复杂性与难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现实要求更为迫切。１９９５年３月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按照这一规定的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制定相关法规，尽快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将有利于按法定程序及时充分听取社会多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使货币政策决策建立在更为广泛的信息基础上，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条例》共五章二十六条，主要内容包括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性质、组织机构、委员的权利与义务、工作程序等。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性质，《条例》第二条规定“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这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正确规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我国的货币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其中重要事项须报请国务院批准，即货币政策的最终决策权在国务院。因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是决策咨询议事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货币政策决策中的重大事项，提出咨询建议。这是参考国外的某些合理做法，又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选择。这种做法并没有降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重要性。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应当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慎重决策。
《条例》的发布，是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机制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自１９８４年起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于货币政策不是金融系统的一项行业、部门政策，而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宏观经济政策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各地区、各部门、各界人士对货币政策的关心和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为理顺货币政策决策中各方面的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货币政策决策要真正科学化和法制化，需要有专门的法规加以规范。《条例》在总结我国中央银行十余年货币政策决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对货币政策决策的要求，对决策咨询议事机构的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保证了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向科学化和法制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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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镰啦！
河南省7400多万亩小麦自南向北已陆续成熟，今年丰收基本定局，满怀喜悦的各地农民抢时间，争速度，人力、机械齐上阵，截至5月28日，全省已收割小麦812万亩。
史家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