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饱蘸激情唱大风
——李延国报告文学简论
蔡桂林
新时期以来，像李延国这样的以充沛的激情和精神耐力，这么坚定而及时地紧跟时代的作家是不多的。从最早反映改革带来广大农村巨变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到深入探索工业战线机遇与挑战的《走出神农架》；从忠实记录改革阵痛的《虎年通缉令》，到大胆触及反腐败主题的《龙种与跳蚤》；从《亚洲王之剑》以高屋建瓴的气势触及改革进程中的权力革命，到《太阳还没有落山》以犀利的笔锋直刺更加敏感的民主法制；从相当早地生动而激越地喊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饱含热情地探索信仰理想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的《扬起新长征的风帆》……作家始终高扬着关注时代贴近人民的大帜，以其莽浪的力量，冲荡人心世风；以其理性的激情，给现实中人以鼓舞和引导。这一切使人感到作家是一位负重低吟的古道纤夫，一位呼啸前行的壮烈勇士，一支林中的响箭。按时间迁延回视检阅他１９年来创作发表的这些作品，几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艰难曲折行程的编年史，几乎就是中国人从封闭走向解放、从迷茫走向寻找的精神嬗变史，几乎就是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演化史。时光可能使纸张褪色，而大时代不竭的澎湃涛声依然在他写下的诸多文字里滚动。一个重要的时代在他笔下留下了斑斑印痕，而文学连同作家则因此获得永生。
当一个社会递嬗演进之时，文学最能微妙地将其胎动——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变化——忠实地记录下来。社会运动影响和引发了文学运动，社会理想影响和引发了文学理想。当然，“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３０７页）细研延国的作品，其意义和力量正集中地体现在这种“寻找”中。他总是自觉地站在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及所引发的物质生产方式变革的最前沿，倾心谛听社会嬗变的精微的胎动，继而为新的诞生引吭高歌。远在１９７９年，年年亏损的淮北市棉纺厂出了件新鲜事：一个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作为团员也早超了龄的人，自荐当厂长，竟然不到一年工夫，棉纺厂真的转亏为盈，忽地一下跳进了先进行列。这在当时工厂管理体制明显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客观要求、阻滞发展的状况下，无疑是希望的“胎动”，延国敏锐地感受到了其中潜藏的巨大的现实意义。他立赴淮北，深入生活，写出了《敢立军令状》，成为最早一篇为企业承包鼓与呼的大气之作。写完《中国农民大趋势》后的李延国，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农村问题的深度思考和艰辛探索——也许，这缘自他本身就曾是个地道的农民。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始终是他揪心扯肺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从２０年代末起就搞土地革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次家庭联产承包是第六次“土地革命”了，它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仅有这就够了吗？中国农村更宏阔壮丽的发展之路在何处？延国深入到在中国农村最早实行股份制的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叩问这片褐色的土地，创作出了《万丰模式》，对新一代共产党人潘强恩在板结的土地和更加板结的思想的“土地”上的犁铧，给予由衷的赞美：人人是打工仔，人人是老板。生产资料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农村的深化改革催生了一个崭新的模式——共有制，尽管带着稚嫩的婴啼，但必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潘强恩身后葱茏的稻田和高耸的厂房以及五光十色的生活，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延国用充满色彩的心灵去拥抱生活，用同样充满色彩的笔墨记录下所理解、所认同、所占有、所洞察的时代内容，使作品的文字浸染上作家心灵对时代的感悟色彩，浸染上哲理雄辩的思想魅力，既感染读者，提升读者，也增强读者对现实的理解力，抵近事物的本质。
李延国的“寻找”是广泛的，这是就他既有的作品涉及的题材领域而言；具体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他的“寻找”又是相当聚集的，那就是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他总是与时代共焦灼、同呼吸。他在《龙种与跳蚤》中用十分复杂的心情写道：“巴黎公社勇士的后裔们，你们走进了一个何等特殊的时代！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巨轮正在宁静的大地上搅起滚滚的烟尘，大型康拜因正在取代月牙式的镰刀，电动锻锤正在取代简单的斧头，金钱灿黄在鲜血般的红色面前炫耀起来，我们的旗帜呢？我们的信念呢？我们的命运呢？”———旗帜、信念、命运，成了他近期最为殷切的“寻找”。《沉默的丰碑》、《莫邪之剑》、《文明的旅程》等作品，都是他这类“寻找”的精神路标。这些作品竭力对历史传统作有深度有新意的张扬，对现实作有力度的研磨，并于两者的结合上高扬起理想的旗帜，给现实中人以信念的力量和寄托，召唤人绕过精神的“废都”和金钱的沼泽，使人生能够在物质充分涌流的富裕背景下获得健全发展。
歌德在他７５岁总结一生创作经历时这样说：“我极占便宜的事情是，自己出生在一个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时代。”无疑，李延国也占尽了这样的便宜——生活在一个比歌德更加激荡的千年相交的时代。延国只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做了一个有理想、良知、追求的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说李延国的作品及作家的成功之路，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这就是最宝贵、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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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文艺研究的重要成果
王巨才
张炯同志的新著《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新时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它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关的理论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和进一步繁荣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这本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及文艺研究的人民性。张炯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理论为基础，特别注重研究文艺发展与人民群众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伟大实践的关系，注重探索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的正确途径，努力从宏观和微观上发掘文艺作品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激励人们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光荣使命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想，应该说这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
第二，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来指导自己的理论研究。比如在对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研究中，他既注重社会历史进程中实践主体的选择性，又注重这种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自己伦理原则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努力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样，就既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又肯定了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既批驳了一度泛滥的非历史主义思潮，又树立并阐发了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第三，体现了比较鲜明的历史意识。张炯同志的理论研究特别注意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去研究和阐明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揭示它丰富的理论内涵，较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就使得他的理论研究既不是躲进象牙塔中的经院哲学，也不是纯粹个人的语言游戏，而是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变革，关注着现代化建设的稳健步伐，关注着人民群众艰苦创业的伟大实践。这一点，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在以社会主义文艺为对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前提下，本书无论从整体构架还是具体论述上来说，都体现出一种开放的胸襟。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社会主义文艺，而是把它放在中国２０世纪历史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中，放在２０世纪世界文艺新潮的大视野中，通过收放自如、纵横捭阖的比较来考察。在具体的论述中也是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言，而是从善如流、广泛汲取。这就保证了本书理论的厚实、见解的深刻和视野的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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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篇快评
新一代农民的精神跋涉
雷达
回想８０年代，表现农村变革生活的小说，阵容何其壮观，它们唱出改革开放的先声，演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重头戏，一些饶有趣味的人物形象，走进了平民百姓的生活，甚至成了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谈资。这种情形的发生，既是改革初期生活的巨变给了文学以强劲活力，也与我们农业文明的深厚传统和我们文学在农村题材上的深厚传统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个时候农民命运的历史性变化也就象征着我们民族命运的历史性变化，于是人们对农村题材的创作表现出了格外的关切。
那么现在呢？进入９０年代以来，农村现实题材的创作确乎显得有些沉寂了，尤其在长篇方面，好像很难打破模式和闷局，很难营造一个新的、能够吸引全社会注意的阅读场。问题的症结似乎在于，农村生活大大前进了，也大为复杂化了，特别是，当中国农民破天荒地被推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面前时，我们的作家好像不大跟得上复杂化了的新的现实了，窘迫的局面随之出现。当然，不少作者扩大了时空，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探索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已颇见成效，也是事实；但缺了“现实”这一环，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搅起的有声有色的矛盾，终究是明显的缺憾，那历史感的深度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我读到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北青年作家宋聚丰的长篇小说《苦土》，甚感可喜。
《苦土》的作者敢于直面当下的农村生活。他把他的主人公们置放到市场经济的境遇中，力图表现当今农民在从小生产走向商品化，从农耕传统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路途上，那创业的百般艰辛；而其重点又放在表现新的一代农民身上，写他们艰难的成长史——既写物质的变革，也写观念、精神、心灵的变革。小说写的是，华北大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里，有那么几个高考落第或无力再升学的农家子弟，他们质朴而重义，聪慧而能干，但处境维艰，一筹莫展。尽管他们有向外突围的冲动，有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并发誓不认“天生的土坷垃命”，无奈一时出路难觅。故乡一望无际的盐碱洼，贫瘠之至，要开出致富之路，何其难也。且看，人们为化肥厂的一个招工指标几乎抢破了头，引出复杂而惨痛的交易关系，把他们抑郁难伸的困境和盘托出。小说从段保兴投河寻短见被救，柳堤下四兄弟结义写起，展开了一长段艰辛的创业史。在康伟光的带动下，众兄弟抱成团，鼓足劲，咬紧牙关，终于建成了名震四方的康壮羊绒厂，康伟光也成就为著名的乡镇企业家，一时间顾盼自雄。
小说写康伟光、段保兴们一波三折的创业过程，写捕捉机遇，写吸引资金，写他们在关系网中苦苦周旋，很有板眼，其生活的密度和实感，不是一般作者都能写出来的。显然，这部作品以其生活块垒的“厚、密、实”见长。这使我们想到，当年，随着一批反映变革初期农村生活的好作品问世，它们的作者不久也就相继回城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现在深入生活困难多了，这是否正是不少作品对农村渐生隔膜的原因？据我所知，宋聚丰自幼生长在农村，多年来从未脱离基层，后来又在农村挂职，他几乎一直没离开他童年时代的那些伙伴，他和他们一起成长。他的笔能处处贴近人物，贴近大地，善于写出各式各样的角色，与他这样的生活方式直接有关。看来，要写好今天农村，首先要熟悉今天的农村。
但仅仅熟悉农村，或仅能惟妙惟肖地写出生活表象，只能算起码的要求，对文学而言，它关注的始终是表象后面的精神，是人的灵魂。《苦土》比改革初期的作品前进了一步的地方，就在于它试图探究新一代农民在市场环境下的精神状态，他们的精神跋涉之艰难。在小说中，这主要还是体现在康伟光与段保兴之间，在观念、胸怀、眼光、境界上的对比。康伟光是颇复杂的人物，他有号召力，有胆魄，有人望，是他率先承担风险，甘冒身家性命之危，开始创业。作者并不因其年轻而看不到他身上的传统惰力，在作者看来，这简直像遗传基因似的植入他的灵魂：成功不久，他就开始了瞎折腾，刚愎自用，猜忌重重，以家长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他还要求效忠个人，讲究报恩，搞权力崇拜，这使他与他的父辈们几无区别，甚至令人想起了过去农民领袖。一般作品写某些农民企业家的迷失，往往写修坟、纳妾之类，《苦土》写康伟光要高出一筹。他这种精神上、道德上的封建性，自然要遏制企业进一步的发展。他无端开除保兴、保贵一节，惊心动魄，暴露了他最隐秘的局限。段保兴则不同，他起初给我们的印象是软弱的，因高考时出于无奈替人作弊，后被逐出校园，遂起轻生之念。但他的精神在发展，在腾跃，他由柔弱而坚强，由传统而现代。当康伟光出于家长统治的需要将他逐出工厂，也即他面对第二次放逐时，他已沉稳多了，表现出惊人的才智和韬略，兴盛公司之淘汰康壮公司，自在情理中。在段保兴身上透露了我国新一代农民的最新消息。从人物刻画的成色看，他的形象不及伟光厚实多面，他与若兰的关系本是张扬精神伸展个性的好机缘，惜乎作者过于拘谨，使他有点像谦谦君子，多少削弱了这一形象的时代性。
《苦土》读来真挚亲切，弥漫着大平原的清新气息，素格、大荣、若兰诸女性仿佛给它平添了几多清香的诗韵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而这“文化”又非外贴上去，而是融化在各个人物的心灵中。对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指出许多不足，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苦土》是扎实厚重的，它的由物质的现代化追问人的精神的现代化，是值得注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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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文学的精品荟萃
陶然
在熠熠生辉的儿童文学名著画廊里，堪称“传世之作”的作品不多，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共和国儿童文学名著金奖文库》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文库》（全套１０册）都是名家名篇，早为世人所传诵。他们是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其他童话》、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徐光耀的《小兵张嘎》、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严阵的《荒漠奇踪》、张之路的《第三军团》、刘健屏的《今年你七岁》、苏叔阳的《我们的母亲叫中国》、金波的《在我和你之间》。这些佳作，既有童话、小说，又有散文、诗歌。这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滋养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或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少年儿童读者所喜爱，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中，有少年儿童的脚步；在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廊里，记载着少年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文库》在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少年儿童形象的基础上，努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无论是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小兵张嘎》、《荒漠奇踪》，还是反映现实生活、描写当代中学校园生活的《第三军团》，都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曲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少年的爱国之歌、正气之歌和理想之歌。特别是苏叔阳的《我们的母亲叫中国》是一部使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升腾的好书。这部作品被中宣部等五部委列入百种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之中。
给少年儿童看的书，不仅要让他们看得懂，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喜欢看。《文库》中的许多作品，不仅有生动曲折的故事，如“小布头”的“奇遇”，宝葫芦的“秘密”，奇妙无穷，令小读者浮想联翩，而且字里行间充盈着儿童情趣和浓浓的生活气息，使小读者百读不厌。这些作品的语言，有的活泼幽默，如《小布头奇遇记》、《今年你七岁》；有的清新、隽永，琅琅上口，如《稻草人和其他童话》、《在我和你之间》；有的满怀激情，文采飞扬，如《我们的母亲叫中国》等。我想，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几代少年儿童的喜爱，是与作家们的语言功力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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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研讨会在京举行
一九九六年，在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一套八部。这八部小说全都取材于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中国的现实变革，努力揭示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是这些作家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上取得的创作成果。为此，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创联部、山西省作家协会、北岳文艺出版社于近日在京联合召开了“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研讨会。与会者就许建斌的《乡村豪门》、彭图的《野狐峪》、李秀峰的《黎明大出殡》、钟道新的《特别提款权》、剑铧的《花期》、刘维颖的《滴翠崖》、郭润生的《残庄》和王祥夫的《种子》等进行了研讨。 （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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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报告文学《塔克拉玛干：红黄黑》研讨会在京召开
山东作家郭保林深入采访了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的许多干部、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撰写了一部长达三十六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力作《塔克拉玛干：红黄黑》。日前，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政工部和山东省出版总社联合在京召开作品研讨会，与会的评论家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认为是多年来反映石油工业题材的一部较好的作品。作者视野宏阔，大气磅礴，情感炽烈，以诗化的语言，生动而细腻的笔触，再现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场石油大会战——塔里木石油会战的雄浑而悲壮的风貌，塑造‘了一大批普通工人的英雄形象，热情讴歌了他们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和艰苦创业精神，是一部民族魂的颂歌。与会者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浓厚的历史感、真实感和生活厚重感，而且富有浓郁的诗意和悲壮的氛围。（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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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长篇小说《拒绝浪漫》研讨会举行
由郑州市金水区委、区政府，河南省文学院、省作协、作家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杨东明长篇小说《拒绝浪漫》研讨会日前在郑州举行。与会者认为，小说围绕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所面临的物质世界与个性精神发展的矛盾展开故事情节，反映了当代都市人的迷茫、苦闷及精神价值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生活内涵和艺术表现力。同时与会者还对作品中反映生活的深度上的不足提出了中肯的看法。（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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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强使命感大力繁荣儿童电视剧创作
于广华
繁荣儿童电视剧创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电视艺术工作者的一项极其严肃而光荣的使命。我们电视工作者必须从祖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着眼，增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可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的要求，引导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好作品来。
全国儿童电视剧创作的概况和发展趋势
我国电视剧起步于１９５８年。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可称作电视剧初创期的９年。在此期间，全国电视剧的产量只有８０多部，其中儿童电视剧３０多部，占总产量的３７％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比重。
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７年，是我国电视剧创作的停滞时期，全国没有生产一部儿童电视剧。
从１９７８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到１９８１年期间，为我国电视剧的恢复期。从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９０年，一般称作为我国电视剧的发展期。在此９年中，电视剧制作从年产量１１０部（集），发展到年制作５０００多部（集），发展速度极快。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我国儿童电视剧的生产约占全国总量的６％左右。
从１９９１年至今，我国电视剧创作进入成熟期，其前半期产量稳定在每年５０００至６０００部（集）之间，去年的年产量已超出９０００部（集）。这一期间，儿童电视剧的产量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相对于全国电视剧的总产量来说，只占它的６％弱；个别年份已低于总产量的５％。
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儿童电视剧的绝对数字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它占全国电视剧总产量的相对比例数却是明显缩小了。
让我们不妨再从“飞天奖”历年评奖片目中，来考察一下儿童电视剧的发展状况：
第一届（１９８０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获奖名单中，儿童电视剧《好好叔叔》、《故乡》获一等奖，《铁蛋》、《小淘气》、《阿凡提和孩子们》获二等奖，还有三部获三等奖的片目，共八部儿童剧获奖。到了第二届（１９８１年度），儿童电视剧没有一部获奖。第三届（１９８２年度），有《小不点》、《杨老师》、《人之初》等三部儿童剧获奖。在第四届至第八届“飞天奖”评奖中，获奖的儿童电视剧基本上都是保持在两至三部的水平。从第九届（１９８８年度）开始，参评的儿童电视剧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有长足的进步。从这一届开始，将儿童连续剧、单本剧分开评，共评出获奖儿童连续剧《好爸爸、坏爸爸》、《三个和一个》两部，获奖儿童单本剧三部。第十届“飞天奖”评出获奖儿童电视连续剧《悬崖百合》、《十六岁花季》、《无声世界》、《同是一个太阳》、《棒球少年》等五部，单本剧获奖三部。第十一届至第十六届，即９０年代的这六届“飞天奖”，儿童电视剧的获奖片目明显增多，许多获奖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譬如儿童电视连续剧《少年毛泽东》、《赖宁》、《亲亲我老师》、《棒棒真棒》、《还有一支春天的歌》、《少年特工》、《特区少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猴娃》、《童年周恩来》、《多思年华》等；获奖的儿童单本剧，如《一个真实的童话》、《墨海新蕾》、《夏天我九岁》、《金色轮船》、《康定童话》、《风华少年》、《青春期与更年期的对话》、《矿山小英雄》、《零花钱》、《９９只小白鸽》、《我的妈妈在西藏》、《刘胡兰》等等。
对上述情况的粗略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１）儿童电视剧的发展尽管存在着起伏和波动（比如产量有“大年”和“小年”之分，“飞天奖”评奖中一等奖时常出现空缺等），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的发展速度基本上与全国电视剧的发展速度同步，它同样也经历了初创期、停滞期、恢复期、发展期和进入成熟期等五个发展阶段。９０年代不仅是我国电视剧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儿童电视剧创作的“黄金时期”。
（２）近些年来，儿童电视剧创作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涌现出不少弘扬主旋律、反映时代风貌，熔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炉的佳作。在题材、风格、样式和观念把握等方面，也出现了多样化和日新月异的势头。有些儿童电视剧如《少年毛泽东》、《赖宁》、《还有一支春天的歌》等，不仅拨动了亿万少年儿童的心弦，也使成年人观众受到教育和启发，可见这些儿童电视剧是具有十分强劲的艺术魅力的。
（３）从数量上来看，儿童电视剧的产量还不尽如人意。广电部要求，儿童电视剧的产量应占全国电视剧产量的７％。这个要求应当说是不算高的。近两年来，全国电视剧产量已达到９０００部（集）上下，以此计算，全国儿童电视剧的产量应保持在每年６００部（集）以上。可惜，现在的产量仍未达到这个水准。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效益考虑过多和人才流失，恐怕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对儿童电视剧创作要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也是促进其蓬勃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４）精品率比较低下，仍是我国电视剧创作的通病。儿童电视剧创作也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怎样有效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全国电视艺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儿童电视剧是我们电视工作者奉献给亿万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对此我们只能精益求精，绝不能粗制滥造，否则，就是失职，就是丧失天良和犯下罪过了。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儿童电视剧的发展势头看好，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最主要的问题是产量远远不能满足亿万少年儿童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精品佳作更显得不足。
儿童电视剧的理论研究和理论队伍建设
我国的电视事业发展迅猛，实践在热切地呼唤着有深度、有系统、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电视理论。对电视剧创作来说，理论滞后的现象已成为一个老话题。造成这一现象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电视剧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它是现代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电子通讯、现代传媒技术等）与现代综合性艺术融合的产物。与电视剧最接近的艺术是电影，但后者也已有百年的历史。因此，电影理论要比电视剧理论深厚广博得多，这就不足为奇了。在电影艺术领域里，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而且，它本身也形成了多种流派，积累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之作。若是比之戏剧和其他艺术门类来说，电视剧艺术就显得更加年轻了。二是它的“先天不足”，在早期电视剧创作中，并无现成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不仅对国内的情况而言，对国外亦是如此。我国的电视剧生产稍晚于国外一些先进国家，但是我们是“后来居上”，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剧生产国，对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还来不及总结和归纳。三是理论人才的缺乏，多年来电视界一直比较注重实践，而比较忽略理论的形成和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建设一支高水准的电视剧理论队伍是当前电视界的迫切任务之一。
基于以上情况，第二届“视代会”曾明确地提出把“加强电视理论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作为今后重要的课题和任务来抓。对儿童电视剧创作来说，当然不能例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理论对创作的重要意义，下大力气把以往几十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形成理性认识，并使之具有理论性、系统性、前瞻性、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儿童电视剧的观赏主体无疑是少年儿童，包括从幼儿到少年这一为数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性格、心态、知识层面、审美情趣、审美意识和欣赏能力却有巨大的差异。儿童电视剧创作本身的独特性，曾经给我们许多创作者带来困惑，同时，也引起理论界较长时间的争论。在早期儿童电视剧研究中，往往就是偏重于这种独特性。譬如，题材的独特性——强调描写儿童生活；意境和格调的独特性——强调“童真”和“童趣”；受众的独特性——强调要有“童心”和“童乐”等等。就儿童电视剧的一般规律来说，这些研究和探讨都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它避免了将“成人视角”、“成人情趣”或“成人的社会问题”强加给少年儿童的后果。但是，少儿这一群体与我们社会上其他群体一样，也完全离不开时代的影响，他们与时代是紧密相联的。因此，不少理论家或评论家提出了“儿童电视剧创作应与时代相叠印”这一新的命题。
近些年来，儿童电视剧的理论研究在不断向前拓展。它涉及儿童心理学、接受美学、社会学、儿童教育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同时，它也涉及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特色、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等问题。这表明，我们的理论研究确实在不断深化了。尽管如此，儿童电视剧是为少年儿童而创作的，是提供给少年儿童观看的，这一根本宗旨不会改变。因此，儿童电视剧的“独特性”中就必然会包含着一般电视剧所具有的“寓教于乐”的普遍特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以及“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等重要论述，对儿童电视剧创作不仅是适用的，而且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只有按照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去做，并充分发挥儿童电视剧自身的特点，我们才能创作出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高度统一的、为广大少年儿童所欢迎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