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缅怀陶希晋同志在法制建设中的业绩
任建新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老一辈领导人、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里，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里的立法，正在日趋健全、完备。在我们为实行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努力奋斗时，更加深切地怀念曾在新中国法制建设这块园地上披荆斩棘、勇于探索、辛勤工作直至生命最后时刻的希晋同志。
希晋同志青年时期就读于中央大学法学院，早年投身于我国的革命事业，建国后，又参加我国法制建设的开创工作，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是我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法律教育的一位颇有造诣的法学家。他在多年的工作中，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得我国法制战线广大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尊敬和景仰。
新中国成立之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律家董必武同志任主任，陶希晋同志协助董老筹划并建立我国新的人民司法工作。１９５０年，希晋同志在新法学研究院和第一期司法干部轮训班上讲话时就提出，“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实行法治”，“加强人民司法的各种工作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实际工作中，他身体力行，在董必武和彭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建国之初的许多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５０年代初制定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希晋同志都负责具体的草拟工作。这两个法律，为保障当时全国开展的“镇反”、“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进行，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保卫新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１９５３年，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新时期，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起草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分别成立了起草委员会和具体起草班子，希晋同志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亲自组织翻译、编辑了原苏联、东欧、日、法、德、美等国家以及旧中国的有关宪法、选举法的参考资料丛书。《选举法》公布之后，在中央领导下，他具体组织拟定了法律解释文件《选举法问答》，对执行选举法中有关政策和实际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在《宪法（草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之后，为了宣传宪法，他积极组织编写宣传讲解文章，系统地宣讲了宪法的一般概念和“五四宪法”的基本精神，宣传由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起草“五四宪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原则和工作方法。“五四宪法”起草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为我国立法工作树立了光辉范例。
希晋同志还一贯重视“法规整理”工作。在５０年代中期，他曾提出“一方面是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工作要求进行新的法规的创造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过去制定的法规进行清理工作。”创制新的法律法规和整理已有的法律法规这两个方面，是法制建设发展过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也是法律法规“废、改、立”三个字的辩证过程。他在担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期间，亲自参加对原政务院发布的２５０件法规进行了整理，分别提出了可以继续适用、基本仍可适用，但必须进行修改、需要重新起草拟定或合并起草、已经过时失效或应予废止等意见。在此基础上，他亲自筹划、领导举办了国务院规章制度展览会。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周恩来总理来参观，对法规整理工作给予了肯定，明确指出：“我们的立法，应当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不能把规章制度都固定下来。”
１９７８年，希晋同志在离开政法战线近２０年后被调回京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常务成员，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为立即把立法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希晋同志组织有关同志着手进行刑法稿的修订工作。１９７９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积极参加了制定刑法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９年春，在修订刑法稿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希晋同志又建议起草民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于同年底组成了以杨秀峰和陶希晋为首的民法起草小组。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起草了民法草案一至四稿。为我国以后制定继承法、民法通则、以及知识产权法等民事、经济法律提供了条件。
１９８６年，希晋同志在《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从法律体系来说，宪法统率下的民法、刑法、行政法和与此相适应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这六个基本法，以及由六个基本法所派生的各个具体的单行法规，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希晋同志把精力转向了我国行政立法方面。根据希晋同志的建议，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一个有首都法学界的行政法专家和立法工作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有关负责人参加的行政立法研究组，希晋同志还担任了这个组的顾问。行政立法研究组先后草拟了行政诉讼法试拟稿、国家赔偿法试拟稿、行政处罚法试拟稿等，为我国的行政立法作了大量工作。在行政诉讼法起草期间，希晋同志不顾年已八旬、衰弱多病的身躯，仍亲赴外地进行调查研究。
希晋同志早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直到１９９２年逝世前，一直关怀着我国的法制建设事业，特别是对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健全与完善，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实际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晋同志一贯重视实行“法制”。可以说，希晋同志在建国后数十年的革命活动，即是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而奋斗。在５０年代中期，希晋同志就为贯彻党的八大会议所提出的“依法办事”的要求，而撰写文章，发表讲话，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付诸实现。可是，到５０年代末期，“左”的思潮已开始泛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期间，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法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希晋同志又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思想继续奋斗。他在１９８１年９月撰写的《谈社会主义法治》一文中，明确提出，要实行“法治”，并且尖锐地谴责了“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提出：“１９５６年，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两句话，叫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这两句话，又增加了两句，叫做‘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这四句话连起来，我认为就是党中央强调要实行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含义。”在希晋同志生命最后的三年里，他仍不遗余力地为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各项重大措施而带病工作。希晋同志的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敬业精神，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希晋同志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识的法学家，写过不少有相当学术水平的文章，涉及了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及国际法等法学领域。希晋同志所写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十分注重把法学理论与新中国法制建设实际相结合。他在退居二线之后，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和著书中。１９８８年底出版的《新中国法制建设》一书，汇编了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主要论文和讲话，凝结了希晋同志对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以及新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卓越贡献。希晋同志十分重视法制宣传和法学教育，满腔热忱地支持全国各地的许多法学理论研究刊物的工作。他多次强调，只有民族的法律意识提高了，中国才能有完备的法制，我们的法律才能真正贯彻执行。希晋同志经常从思想上、理论上关心年轻一代法学工作者的成长，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修改学术论文，审阅学术著作，虚心地与年轻学者交流学术思想，探讨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为年轻学者的成长开拓道路。
希晋同志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治学严谨，清正廉明，光明磊落。我们永远深切地怀念他，向他学习！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三次视察指方向硕果告慰邓小平
中共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委员会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钢铁工业的建设和发展，亲临武钢视察就有三次。回顾武钢的创业实践，我们结合学习邓小平理论，认真落实他对武钢发展问题所作的若干指示，大力推进了武钢的创业进程。在此，我们以武钢创业的丰硕成果，深情告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武钢第一次创业是从５０年代开始的。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视察武钢，并表示当武钢取得更大发展时再到武钢来。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次创业，武钢已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大型联合企业。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副总理第二次来到武钢，视察了炼铁厂、初轧厂、大型厂、轧板厂。他从发展全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出发，对武钢的远景规划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现在搞４００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１０００万吨！”当时，武钢正着手年产钢铁“双４００万”吨规划的扩建准备工作，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把武钢发展为年产“千万吨级”钢铁企业的设想。
武钢第二次创业是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的，以七八十年代引进、消化和发展一米七轧机先进技术为标志，全面带动原有老厂的科技振兴工作，群策群力创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业绩。在武钢第二次创业时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６日第三次视察武钢。他视察了一米七轧机生产流程线。他从系统配套的角度，关注武钢的发展，并强调指出：“配套建设很重要，只有配起套来，一米七轧机才能发挥出效益。”
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强调“配套建设很重要”，虽然是他在武钢讲的观点，但反映了他一贯坚持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在《邓小平文选》中，体现“配套建设”即全面系统地发展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他从总揽全局的高度，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这是因为，各种任务之间“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邓小平同志强调“配套建设很重要”，正是他关于“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的发展观在指导微观经济建设中的体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将这一思想作为解决影响企业生产力发展的薄弱环节，实现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指导思想。
武钢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配套建设”的指示，首先解决生产能力的配套发展问题。武钢在“六五”和“七五”期间，对炼焦、烧结、炼铁、炼钢和能源介质等系统实施技术改造和能力配套的工程建设，其中包括建设具有现代化装备水平的五号高炉，解决了冶炼能力小于轧钢能力的矛盾。在配套建设中一批主体装备达到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国际水平。
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配套建设”的指示，重点在优化产品结构的配套发展上下功夫。一米七轧机原产品大纲规定生产７０个规格牌号的产品，我们在配套建设中发展到２００多项产品。武钢生产的冷轧硅钢片、镀锌板、镀锡板、石油管线钢、汽车用板等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为改善我国钢材品种结构作出了贡献。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０年，由一米七轧机生产的钢材所取代的进口钢材，为国家节约外汇９７亿美元，其中，全国用户因价差受益约５０亿元人民币。
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配套建设”的思想，我们确立了第三次创业的发展目标：到下世纪初把武钢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千万吨级”钢铁企业。根据这一发展目标，我们在完成了年产钢铁“双５００”万吨配套改造的基础上，正在进行“双８００”万吨扩建改造。
武钢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期望，在第三次创业中取得一批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开发创新一米七轧机１９７项新技术，在９０年代的第一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被李鹏总理称为“依靠科技进步，自力更生走技术改造之路的典范”。武钢不断攻克世界性技术难题，并向国内外有偿转让ＡＰＣ带材自动纠偏装置技术、森吉米尔轧机防塌卷技术、轧制油中铁磁性微粉的电磁净化装置等技术成果。武钢热轧厂计算机控制系统升级换代，采用了新老系统并行运行输出切换技术，首创了国内不停产改造的先例，并结束了系统设计和软件开发编程依赖外国的历史。１９９２年以来，在武钢申请的１６２件专利中，已有９２件用于生产，技术输出前景看好。我们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在“八五”期间开发新产品达３８个系列、９８个品种；完成较大的攻关项目３４２项，科技攻关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达４．３亿元。由于科技创新优化了品种，改善了质量，降低了消耗，在钢材生产总量与“七五”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八五”销售收入达到６１７亿元，实现利税１４０．２亿元，其中上缴利税８７．２亿元，分别比“七五”增长１４３．９７％、７３％和５３．８％。
虽然邓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决心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全面坚持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观，瞄准创建世界一流钢铁企业的创业目标，充分发挥全体职工伟大的创业精神，为发展我国钢铁事业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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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邓政委五次谈话
徐深吉
在病床上得知敬爱的老首长邓小平同志辞世的消息，我感到万分悲痛。５０多年前，邓政委多次与我亲切谈话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３年的６年中，我在八路军第１２９师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直接领导指挥下，任团长、旅长、纵队副司令员、分区司令员、抗大分校校长，先后５次受到邓政委的亲切接见。每一次谈话和指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政委最爱护、关心部属和下级干部。１９３８年６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我在八路军第１２９师３８６旅７７１团任团长，随３８６旅王新亭政委带７７１团部队，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南，同先期到达那里的兄弟部队会合。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冀南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群众积极打击日、伪军，顺利进驻巨鹿和南宫，收复广宗、曲周、威县、平乡、南和等县城，控制了冀南腹地的广大地区。正当冀南军民为建立健全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打开抗战新局面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政委赶到冀南视察工作，到我们７７１团驻地向全体指战员讲话。他从当前抗战形势，讲到开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部队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帮助组织地方武装；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邓政委说：你们７７１团是红四方面军老部队，勇征善战，作风过硬，但有个弱点，就是文化偏低。今后要注重培养有文化的青年干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政委，也是头一回聆听他的指示，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和极大鼓舞。
邓政委最深入实际，经常到一线部队作临战动员。１９３９年底，正当我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英勇打击日、伪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向我进攻的阴谋，我１２９师集中１３个团的兵力，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下，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战役开始前一天，邓政委来到武安县阳邑镇看望７７１团部队，对排以上干部进行了战前动员。邓政委对７７１团从冀南日夜兼程来太行山参加新的战役表示慰问，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凌晨２时战役开始，到３月１０日结束，我军勇猛、迅速地歼灭了朱怀冰和鹿钟麟部１万余人。至此，在晋冀豫边区，我军彻底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完全控制了冀南、太行、太岳等７１个县的广大地区，我武装力量发展到１１万人，战斗力大大提高。
邓政委最重视部队的全面建设。１９４０年６月初，１２９师进行了整编，我所在的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编为新４旅，我任旅长。整编结束后，我率新４旅由山西榆社出发，开往冀南。途中路过涉县时，邓政委通知我到师部谈话。我再次聆听了邓政委的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虽然被粉碎了，但投降的倾向仍很严重。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现在冀南、太行，已没有国民党军队，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打日本帝国主义了。但必须认真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要把根据地建设好，要把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搞好。邓政委说，在这次打朱怀冰的战役中，大家都看到晋察冀军区部队一律穿着黄军装，整齐划一，精神振奋。邓政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部队打了胜仗，更要加强纪律性，反对游击习气，要加强部队军容、作风等方面的全面建设；要抓好军分区的工作，继续扩大地方武装，保证部队特别是你们新４旅和３８５旅、３８６旅都要满员。他还说：第１８集团军总司令有个设想，在今年秋季，准备发起一次大的战役（即后来的百团大战）。你们高级干部思想上应有所准备，但要注意保密，暂不下传。谈完话，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一起，同我共进午餐。下午，我快马加鞭赶回部队，立即向吴富善政委和其他领导干部传达了邓政委的重要指示。我们在行军途中，和供给处长张松平研究决定，给全旅干部、战士，每人做一身黄军装，发一个新挎包、一副新绑腿，并发动根据地人民群众，赶做新衣。一个月后，部队军容焕然一新。
邓政委最关心在战斗实践中培养训练干部。１９４３年１月，晋冀鲁豫边区进入了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新任分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我有幸第四次聆听了邓政委的重要讲话。报告明确指出：１９４３年我区斗争环境仍然严重，任务十分艰巨。然而总的形势有利于我坚持抗战，困难是暂时的，是处于胜利前夜的困难。今后斗争的基本方针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依托抗日根据地，依靠并发动群众为革命积蓄力量，为反攻作战做好充分准备。要求全区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团结战斗，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深入进行整风，实行精兵简政，主力兵团全部地方化，地委、分区以上机关，进一步精简合并。会后，由邓政委“点将”，调我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任校长，挑起为晋冀鲁豫军区培训干部的光荣任务。
邓政委最顾全大局，调７７１团赴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１９４３年５月，我军连续发起卫南、林南战役，共歼灭日、伪军１．２６万人，全部收复了卫河以南的敌占区。在林南攻克据点８０余处，解放人口４０余万。林南战役结束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临出发前两天，邓政委找我去谈话。他说，由于苏联红军转入反攻，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对我抗战有利。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被我打退以后，现在又要搞第三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加紧包围封锁，我们应有所准备。邓政委说，党的七大快要召开了，你这次去延安参加七大，交给你一件任务，就是负责把７７１团带到延安去，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邓政委对执行这项任务，明确提出了要求和注意事项。我说：“坚决执行邓政委的指示，保证完成任务。”我还说：“我已在政委直接领导下工作了６年，现在要去延安，我请求老首长对我在工作上、思想上及生活方面给予批评指教，以便我今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好嘛。”说着邓政委就挥笔在他的一个大笔记本上，刷刷刷写了２００多字的一段鉴定性的话语，主要是鼓励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发扬革命传统，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９月１８日，我从涉县原曲出发，率７７１团和任白戈校长带领的陆军中学，同路赴延安。我们一面赶路，一面打仗，于１２月中旬到达延安。我把邓政委给我写的鉴定，交给了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科长。我就先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带的７７１团，到延安后与兄弟部队组成了新的新４旅。
半个世纪以来，邓政委的重要指示，一直是鼓舞、鞭策我成长进步的力量。邓政委的伟人风范，是我崇敬学习的楷模。我凝望着小平同志的遗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情依依，泪涟涟。最沉痛地哀悼您啊，敬爱的邓政委！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小平同志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是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几十年来，小平同志始终深深地眷恋着巴蜀大地，深切地关注着家乡建设，深情地关怀着家乡人民。现在，小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亲切教诲和谆谆嘱咐时刻铭记在我们心里，他的崇高风范和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１６岁的邓小平告别家乡，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此后，他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直到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他和刘伯承同志率部进军大西南，才回到阔别２９年的家乡四川。
新中国成立后，小平同志在重庆主持中央西南局工作，担负起保卫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重任。他首先抓了三件大事：一是稳定物价，平衡收支，调整工商业；二是实行土地改革，加强政权建设；三是整训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四川经济，他主持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定。１９５０年６月中旬，战火刚停，硝烟未尽，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设——成渝铁路工程就开工了。小平同志在开工典礼上说，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四川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两年时间就胜利修通了成渝铁路，实现了四川人民几十年来的夙愿。成渝铁路的建设不仅是四川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标志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拉开了序幕。小平同志主持西南地区工作两年半，成功地巩固了新生红色政权，奠定了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基础，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１９５２年７月，小平同志奉调进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８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１０年间，小平同志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繁忙的党务工作和国务活动中，小平同志仍十分关心家乡建设和人民生活，多次来到四川，深入工厂、农村视察指导工作。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日，小平同志在视察隆昌气矿时，要求干部、职工要克服一切困难，多打井、多产气，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鼓励他们在炭黑质量上创名牌，应该有雄心壮志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农村视察时，小平同志又嘱咐我们，现在人民的生活有所提高，但是还不够；要注意提高单产，扩大小春种植面积，让社员多分些粮食，日子好过点，也好发展家庭养殖业。他还说，植树造林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小平同志视察了川北绵阳、江油、广元、剑阁、梓潼一带。看到男女老少都在炼钢铁，田野一片空寂时，小平同志很不高兴。他对陪同的省、地委领导同志说，你们这里农业是大失败，大垮台，明年是大减产！他语重心长地说，群众的干劲大，热情高，这很好。但越是这种情况，你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实事求是，保护好群众的积极性。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初，小平同志视察重庆、川南和攀枝花，着重考察了三线建设。他赞誉攀枝花地区资源丰富、“得天独厚”，并听取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方案的汇报。他嘱咐我们，要加紧建设，把四川建设成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的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最艰难、曲折的岁月里，小平同志虽然未能再到四川，但仍然关注着家乡。１９７５年８月３日，小平同志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说，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猪肉缺；不仅是四川，好多地方都有缺乏副食品的问题。他要求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他说，比如在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人，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１９７５年９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小平同志专门接见四川省委负责人，询问四川情况，对“文化大革命”造成家乡生产萎缩、人民生活贫困的状况，小平同志深感忧虑。他牵挂着人民的生活，深刻地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十年动乱终于过去。１９７７年７月，小平同志恢复了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担负起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任。繁忙的工作并没有阻隔他的思乡之情。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６年，小平同志四次回川。他对家乡的变化感到高兴，更对四川的发展寄予厚望。他鼓励我们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１９７８年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３日，小平同志在出国访问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期间，听取了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他嘱咐我们，要把农业搞上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抓好。１９７９年６月２６日，小平同志在京接见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四川团全体代表。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一个是搞四化，一个是民主与法制。我们的法，要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保证安定团结。他谆谆告诫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要干好几辈子！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小平同志在京嘱咐省委负责同志，一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拨乱反正，包括过去曾经批判错了的东西，敢于纠正过来；另一条是，省委领导要经常到下面去，倾听群众呼声和意见，制定符合实际、群众拥护的政策。小平同志这些教诲，我们一直铭记在心，把它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基本方针。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日至１３日，小平同志来川视察。他指出，社队企业还要因地制宜从各方面打主意，如种植业、养殖业、多种经营、加工工业，乃至出口外贸产品等，都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多搞一点。看到长江两岸川东山区农村的生活还很贫困，小平同志心情沉重，叮嘱我们，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小平同志这次来川还亲自考察了长江三峡，仔细听取专家和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对建设三峡工程的意见，要求大家从资源开发、航运、防洪、生态环境、移民、投资、工期诸方面综合考察研究，技术、经济、政策各方面都要考虑，积极、认真、科学地制定三峡工程方案。小平同志的指示，对推动三峡工程的加快进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１日，小平同志出席四川省及成都市干部大会，他在讲话中勉励我们说，四川是改革之乡，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省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政策，较早地实现了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殷切地希望我们充分发挥“天府之国”的优势，在各项工作中争取更上一层楼。
１９８６年１月３０日，小平同志再次来到成都。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很好，小平同志心情十分愉快。小平同志在成都过春节，其间他多次和省委领导同志谈话，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和新老朋友，出席了四川省春节团拜会，视察了日新月异的成都市容。临别之时，小平同志和省市负责同志、各界人士以及宾馆服务员、炊事员、警卫战士等分别合影留念。小平同志一再说：谢谢大家，谢谢老乡，以后再回来看大家！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４日，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小平同志离去，衷心希望他老人家再回来看看一年比一年更富饶美好的家乡，看看一年比一年更幸福安康的家乡人民。但想不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探望家乡。
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小平同志，你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你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你的思想和理论，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你的精神和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