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减少应酬真难吗
游洛屏
人们交往中，少不了应酬，即使在公务活动中，也需要一些必要的应酬。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却整天陷于应酬，楼堂剪彩，招待宴请，逢会到场，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而工作往往是：日计有余，岁计不足；几度场面红，旧貌依旧在。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应酬减不下来，甚至有增无减，一个重要原因是认识问题。有的或认为“大政方针是中央管的，我们主要是做具体工作的，少不了应酬”，因而对减少应酬的要求无动于衷；或认为“现在开放搞活，各方面的交往多，不得不应酬”，因而对应酬虽有减少之心却又无可奈何。减少应酬就这么难吗？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领导同志公务繁忙，日理万机，然而并没有多少不必要的应酬。他们勤奋学习，深入思考，真抓实干，政绩突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认真履行领导职能，胸中有全局，工作有计划，议事议大事，管事管本行。对于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工作来说，当然主要是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但要贯彻好，必须以主要精力钻研党的方针政策，深入调查实际情况，形成可操作性的工作思路，并通过细致扎实的组织协调去实现。如果把精力耗费在应酬上，势必做不好领导工作。当然在日常工作中，确有一些事务性、应酬性工作。但作为领导干部，在处理这些工作时，一方面要提高工作目的性，从中看到政治性，使这些工作为中心工作服务，不能陷入事务主义，不能为应酬而应酬；另一方面，要学会从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大事，务必把工作层次提高到与领导岗位相称的水平。
适时提高领导水平，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同志走上领导岗位后，仍习惯于原来的工作方式，事无巨细，都揽来自己做，成为辛辛苦苦的具体办事员。走上领导岗位，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领导者可以用具体办事员的工作水平来承担领导责任。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领导岗位的需要。另一种情况是，形势发展变化了，领导水平和方法没有随之提高。领导水平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今天努力了，就可能适应；明天努力不够，就可能不适应。加强学习，增长才干，是领导干部长期的任务。
实际上，应酬减不下来，往往是怕得罪人。在一些同志看来，对上级不热情，会影响前程；对下级不热情，会丢选票；对左邻右舍不热情，会形成于己不利的舆论。于是，有请必到，有求必应；谁也不得罪，成了好好先生。事实上，这样做，不得罪的是个人利益，得罪的却是党的事业。人民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成天忙于应酬，很有意见，称他们为“宴会市长”、“公关书记”。忙于应酬，不仅应酬掉了领导的职责，而且应酬掉了党的优良作风，应酬掉了群众的信任。法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曾把权力在系统内部的作用类比为货币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认为在流通中，权力的量可以增加和减少。领导人可以通过别人对他的信赖创造出一定数量的附加权力。同样道理，假如失去了信赖，权力的量就会减少。且不评论这种类比是否准确，但权力增加与减少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作为领导干部，如果不诚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不为人民办实事，而是整天忙于应酬，人民群众就不会信赖他，当然他对人民群众就缺乏号召力。
归纳起来，减少应酬不是不能也，而是不为也，关键是想不想痛下决心去解决。按照江泽民同志要求的那样，真正从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高度来认识，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减少应酬就不难。多学习、少应酬，多深入、少空谈，在实际工作中就能获得才干和智慧，在人民群众中就能得到信赖和支持，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将是生机勃勃的工作局面。
第9版(理论)
专栏：香港回归祖国论坛④
香港回归与现代化建设
黄铸
香港回归，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为什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在一小部分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识的问题。而要深入思考和认识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联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基本上是从广大农村发展起来的，走的是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然后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之后又一条新的成功的革命道路。但是，中国革命长期处在农村环境，远离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因为那里长期被敌人盘据着）；而且中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之后。这种历史环境的局限性，使我们党不能很好地熟悉现代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不该走的弯路。从更深层次来说，还必须考虑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生活在１９世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从事观察研究和革命活动，因而形成了他们的科学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但当时的英国，还处在由蒸汽机带动的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阶段还没有到来，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还不可能充分预见到它的特点和规律性。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是２０世纪初期，当时俄国是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从世界范围来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当代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很好探索和总结。邓小平同志正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严重失误的教训中，深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回答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怎样在当代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说的当代时代特征又是什么呢？简要地说，这时代特征主要是：二战后殖民主义统治瓦解和后来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这就向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任务。同时，新的科技革命已经到来，人类正在进入信息时代。西方国家以新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现代化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出现了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一方面使我国感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又给了我们学习和借鉴这种现代文明成果，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自己的机遇。
正是这种时代特征，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在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中来进行。在这种和平共处中，我们必须勇敢迎接资本主义对我们的挑战，顶住其经济、技术优势对我们的压力，拒绝并消除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污染；同时“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当前尤其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进一步发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从国内范围来说，“一国两制”就是邓小平同志运用和平共处的原则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他说：“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一国两制”作为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实现和平共处的一种形式，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就香港问题而言，“一国两制”是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唯一办法，它照顾到了各种实际情况和各方的利益，不仅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而且对于内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第一，在扩大内外贸易方面，香港将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作为国际贸易、航运中心的优越条件，继续担当内地进出口商品最大出口港的角色和内地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的中介，在促进和扩大内地对外贸易方面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二，在金融方面，香港将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利用其金融业高度发达、资金市场十分活跃和作为世界银团贷款中心的条件，继续发挥内地向外融资之主要基地的作用，以帮助内地解决现代化建设中资金短缺的困难。第三，在吸收外来投资方面，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的１６年中，香港投资内地的项目占同期内地吸收外资总数的５８．５３％，占内地实际利用外资总数的５７．５９％。进入９０年代以来，香港对内地的投资从以往的中小企业为主转变为以大财团为主，投资地域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陆省份，投资方向则由一般的加工业转向第三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肯定，香港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经济发达地区，将不断加强对内地的投资力度，进而在促进内地经济发展、缓解内地就业困难中发挥更大作用。第四，在促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方面，香港是内地的最大出口市场，香港转口贸易的８８％来自或转输到内地；同时，在香港的中资企业也在崛起，在香港外来资本中仅次于英资居第二位，对香港的繁荣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通过香港快步走上世界经济舞台。第五，香港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无疑也有助于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第六，香港作为世界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中心和自由港，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高度融合，能灵敏地反映世界现代经济的新发展、新形式、新经验、新信息，因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就可以使之成为我们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新成果的窗口和试验场。邓小平同志说过：“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发挥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闯新路的试验场作用，建立了伟大功绩。可以肯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是更重要的窗口和试验场，能发挥出其他经济特区不可比拟的巨大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评介
滕庆
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撰写的《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一书，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当代中国》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翔实，论证精当，既充分论述了成功的丰富经验，剖析了失误的沉痛教训，又着重阐明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新发展及其丰硕成果，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建国以来中国统一战线光辉灿烂的历史画卷。通读这部著作，可以从中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人民夺取各项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该书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统一战线发展的史实，论证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经历了两个辉煌发展时期。一个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这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巩固人民政权，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和平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行各项社会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５３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和统一战线，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把统一战线同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各方面统一战线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另一个时期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邓小平同志果断地从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科学地阐明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解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我国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了统一战线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密切结合。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扩大，空前广泛，生气勃勃，呈现强大的凝聚力。
第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是实现这种领导的根本保证。
第三，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弘扬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长期精心培育下，我们党同党外朋友共同努力，我国统一战线形成了一整套发扬民主的优良传统。概括起来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和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色。１９８９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个文件系统总结实践经验，把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9版(理论)
专栏：
加强深港经济合作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厉有为
内容提要：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实施和香港回归祖国，给香港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香港未来的经济前景不可限量。保障香港顺利回归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深圳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
深圳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与香港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深港经济已经形成“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深圳的发展为香港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为香港缓解基础设施压力提供了更为经济的选择，为香港开拓市场空间提供了便利条件。实践证明：深圳发展得越快，建设得越好，就越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回归祖国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深港两地的经济合作，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是把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必然选择，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的有效途径。开展深港经济合作，政治上必须坚持“一国两制”原则，经济上必须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针，实施方法上应突出重点、循序渐进。
随着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结束，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将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开始新的一页。
从近代鸦片战争开始，英国殖民主义者用侵略战争和逼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在香港地区推进殖民统治，使中华民族蒙受巨大的耻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在适当的时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顺利实现香港回归祖国，开拓了光明前景。
“一国两制”为香港回归祖国和长期繁荣稳定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
香港是著名的国际经济中心，它的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功能已在全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后香港经济飞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内地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香港经济发展创造重要机遇。比如，１９７９年以后，香港借内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初加工型企业转移到内地，特别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内地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加快了香港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了８０年代以来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内地因素”发挥得越好，就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发展。“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实施和香港回归，将给香港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带来又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香港未来的经济前景将无可限量。
首先，“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出发点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在１９９７年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三大基本立场和努力目标之一。“一国两制”构想目标的明确性，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构想通过法制形式确定下来。根据《基本法》，“九七”后的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的法律制度也基本不变。香港将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是说，通过保持香港与内地现有两种制度并存不变的独特模式，过去曾经对香港经济繁荣稳定起过积极作用的各种因素不仅保留下来了，而且在一些方面还得到了比过去更有利的保障，这些因素在今后会对香港经济发展发挥更好的积极作用。
第三，在“一国两制”的新构架下，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互补关系将更密切，交往将更便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经济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是世界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国家之一，许多国际权威机构对我国的发展前景普遍看好。内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加上巨大的市场潜力，廉价的运作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必然给香港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充分发挥深圳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中的促进作用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深圳经济特区要发挥好“四个作用”，即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作用；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的促进作用。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为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作出更多贡献，是深圳责无旁贷的重大历史使命。
党中央之所以将这一历史重任交给深圳，这跟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地缘、人缘和经济上的特殊联系是分不开的。深圳与香港在历史上曾同属一个县治，是唯一与香港接壤的城市，也是香港与内地的结合部。由于这种地缘因素，香港同胞往往通过深圳看内地的发展状况。深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香港同胞了解内地的“窗口”。深圳的发展能够使香港同胞感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从而增强对“九七”后香港发展前途的信心。深圳作为香港连接内地的唯一的陆路通道，在香港利用“中国内地因素”中也具有特殊作用。广深、深汕高速公路的通车，使香港与闽粤各地连成一体；京广、京九铁路经深圳通往香港，更使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距离拉近，使两地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可以说，深圳是香港与内地开展经济联系的中介和桥梁。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１７年来，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与香港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深港经济已经形成“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据统计，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间，港商在深圳实际投资达６１．４亿美元，设立“三资”企业近万家、“三来一补”企业１．２万家。位居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榜首的深圳，外贸的８６％以上是通过香港转口的。１９９５年深圳对香港出口１８８．７亿美元，从香港进口１３３．７亿美元。深港间的这种经贸关系不仅为深圳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对香港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产业升级和保持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深圳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深圳还将促使香港资金、市场、信息、管理优势同内地的制造能力、科技力量和广阔市场优势结合起来，从而支持和促进内地和香港产业的发展。此外，深圳还是香港的后勤保障基地，目前香港７５％的淡水，７０％的牛奶，４０％以上的活鸡，２５％以上的蔬菜是深圳供应的。总之，由于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和深港两地长期形成的特殊经济联系，使深圳对于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
深圳之所以能够在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中发挥促进作用，除了人缘、地缘因素外，其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５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３５．５％；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５６．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４１．８％；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递增５０％；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递增５２％，其中出口年均递增５３．３％。截至１９９６年底，深圳市已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９５０．０４亿元，工业总产值１０６２．６９亿元（１９９０年不变价），地方预算内收入达１３１．７５亿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全市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３９０．５３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２１２．０８亿美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深圳市政建设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市民的现代意识、公共意识、法律意识明显提高。深圳现已成为我国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环境比较健全、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城市之一，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试想，如果今天的深圳还像１７年前那样是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它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促进作用就无从谈起。正因为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才使昔日的边陲小镇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终于在“九七”到来之前，在毗邻香港的地方，奇迹般地矗立起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为此，我们更加怀念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更加钦佩当年他亲自决定在深圳建立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英明决策。
深圳的发展为香港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近年来，随着新加坡、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经贸和航运中心的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香港要保持其目前的经济地位，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拓展更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与其相毗邻的深圳，目前已具备相当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综合生产成本低于香港，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投资环境较好、投资回报最丰厚的地区之一。香港可以利用深圳作为其产业发展的空间，在金融、商贸、航运等方面进行更高层次的合作，加速香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
深圳的发展为香港缓解基础设施压力提供了更为经济的选择。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港口不堪重负，机场运力饱和，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瓶颈作用日益明显。深圳目前和将来所具备的能源、交通、港口、机场、通讯等基础设施，可以直接为香港的发展服务，这比香港新建、重建这些基础设施要经济得多。
深圳的发展为香港开拓市场空间提供了便利条件。深圳作为香港与内地经贸往来最重要的陆路货物转运和集散地，不仅继续为香港拓展内地市场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深圳市场购买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其本身也成为香港不断拓展市场空间的对象。深圳为香港扩大对内地出口，发展转口贸易提供了大量商业机会。这一切都说明，深圳今后可以在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方面做出更大贡献。实践证明，深圳发展得越快，建设得越好，就越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
加强深港经济合作，促进两地经济共同繁荣和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深港两地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加强深港经济合作，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客观需要。香港回归后，能否继续保持其国际经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与内地未来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深港两地已经形成了稳步合作、互利互荣的经济态势。要更好地发挥“中国内地因素”对香港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首先要发挥好深圳的作用，借助深港两地高度的经济互补性，搞好深港经济合作，形成香港—深圳—内地“三点一线”的战略格局，达到优势互补。可以说，促进深港经济合作，是保持香港国际经贸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其次，搞好深港经济合作，是把深圳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必然选择。把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必须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发展商贸、金融、信息、交通、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要搞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这些往往都与深港经济合作联系在一起。香港回归，将为深圳更好地借助香港发展自己提供了新的机遇。
再次，加强深港经济合作，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的一条有效途径。随着深港两地经济合作的日益加强，经济联系的不断密切，两地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深港两地和珠江三角洲将共同构成一个具有较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整体对外竞争优势的经济区。这个经济区将有力推动粤港澳乃至整个华南区域经济体系的发展，成为牵引中国和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长点，从而有助于增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开展深港经济合作，必须在政治上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经济上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针。实行“一国两制”，是深港合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一国”之下，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是深港两地的本质区别，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因两地经济合作而混淆它们在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同时，深港经济合作应当达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香港回归后，深港两地将会由过去民间的、分散的、短期的和由市场机制自发推动的合作，向以政府间协调为助力、市场机制为基础、产业界为主体的长期全面合作转变。开展深港经济合作，在实施方法上应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目前应主要做好深港口岸管理协调工作，加强深港两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积极推进深港产业共同发展。通过深港经济合作，深圳将更好地借鉴和学习一些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并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使深圳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以便更好地借鉴和利用香港发展自己，确保深港经济合作取得更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