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特写
韩陵乡学法普法有新招
曾海山华士修
编者按：河南安阳县韩陵乡为引导农民学法、用法、守法、护法，别出心裁地将切合农村实际需要的一些主要法律条文，编成一段段“街头诗”，喷印在农家院门墙边，让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天念上好几遍”。
这些普法“街头诗”尽管编得不够规范、严谨，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它琅琅上口，通俗易懂，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一种较为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我国已颁布的现有法律、法规多达上千部，让广大农民逐步了解掌握这些法律，是一项事关长远的大事。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应因地制宜，不断探索乐为农民群众接受的新方法，以推动普法乃至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个人承包责任田，只是有个使用权；不许挖土建砖窑，不许私自把房建。”“民事官司收费用，民法通则有规定。官司未结原告垫，谁要败诉谁掏钱。”“农药化肥良种好，发展农业离不了。谁要乱售伪劣品，严加追究法无情。”……这些琅琅上口的“顺口溜”，言简意赅，在河南安阳县韩陵乡随处可见，被农民群众称为“街头诗”。
韩陵乡地处豫北，与河北省接壤。全乡辖２６个行政村，人口３．８万。过去在“普法”和综合治理中，虽然也曾想了许多办法，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村庄不时有“好戏看”，乡领导常常被上访群众拽住袖子走不开。社会秩序不好，经济建设也上不去，韩陵乡在全县排名一度被列入“另册”。
１９９６年初，他们开始实施依法治乡。乡党委书记贾运林带领“一班人”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发现，农民法律意识薄弱，乡村干部依法行政观念淡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在对乡机关、村级干部进行法律培训、强化依法行政的同时，他们想：把一些法律、法规主要条款，编成简单易记、琅琅上口的“街头诗”，这种形式不是更能引起农民群众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积极性吗？
经反复归纳整理，他们将与乡下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３０多种法律、法规、条例，编成５５首四句诗歌，统一刻制后在各村喷印。
“街头诗”推开一年来，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重点村由乱到治
西见山过去是全乡出了名的乱村。喷印“街头诗”时，村干部向全村群众做了广泛发动，并且“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为鼓励群众缴纳农业税，便喷印“农业大法记心上，纳税提留不可忘；按时缴纳乡统筹，履行义务应带头。”为教育群众赡养老人，便刷上“婚后莫把老人忘，赡养老人理应当；虐待遗弃是犯罪，依法惩办入牢房。”对争抢宅基地、违反计划生育、嗜好赌博、打架惹事、邻里不和等情况，都有所选择地喷印上一首，好让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天念上好几遍”。“街头诗”一刷，民事纠纷半年多没发一起。发生了诸如宅基、责任田地边之类的分歧，民调人员一调解便双方言和了。以前修水利派义务工喊半天不见人影儿，如今一动员各家都抢着上。村情祥和了，村集体经济也大有发展，１９９６年全村人均收入１２００多元。
后进村急起直追
韩陵乡的“街头诗”原计划先搞试点，然后再分批推开。第一批只搞了２个村；第二批有７个村；第三批１０余个村，还有逍遥村等几个村庄后期再搞。但“街头诗”的效应让这几个村的干部群众坐不住了，他们三番五次找乡领导要求快点把“街头诗”给喷印出来，要不群众都“火”了：“咋？就是咱村不行吗！”有一天，逍遥村的干部群众找到乡长，说村里一天发生５起民事纠纷，无论如何也得把“街头诗”搞起来。乡领导心中大喜，赶紧安排依法治乡办公室的人员赶往这个村喷印“街头诗”。
乡机关自觉行动
韩陵乡的“街头诗”产生如此效应，老幼妇孺都说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乡领导和机关干部深知，自己行动如若落在农民后头，会被点“脊梁骨”的！于是，他们自觉行动起来，在机关大院也喷印上“街头诗”：
“农业法，写得清，六十六条要弄懂；侵犯农民利益者，依法追究法无情。”“国家明文定律条，收购不准打白条；要是伤农积极性，坑农误国不得了。”“干部为民公仆当，廉洁自律切莫忘；大公无私讲奉献，人民群众都赞扬。”……
如今，村民门前有了“街头诗”，饭前饭后都能念一遍，外乡人路过时也惊奇地望“诗”驻足，读上一段。年轻的父母把“街头诗”当成儿歌教孩童们吟诵，老人们让青年念给大伙听……村民们抬头见诗学法、遇事指诗论法蔚然成风。乡亲们都说：“街头诗”确实好！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花好月圆”迎回归
山西省左权县的民间艺术一直为人所称道，诸如小花戏、民歌、剪纸、布扎等，无不凝聚着左权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寄托着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江晚霞”剪纸是左权剪纸艺术的杰出代表。
一江、晚霞是一对土生土长的“剪纸夫妻”，他们在４０多年的剪纸艺术生涯中，先后创作了２０００余幅作品，以其粗浑稳健、简洁质朴、形象逼真的独特艺术风格，深得群众喜爱和专家好评。
值此香港回归之际，他们推出一组十幅以迎回归为主题的剪纸艺术作品《花好月圆》。这也是凝聚着左权人民深情厚谊的礼物。这里选登“巨龙腾飞”、“举国同庆”两幅作品以飨读者。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在喜迎回归的日子里，１７位香港热心人士步行２８００公里到达北京，以此表达香港人民对希望工程的深情关切。请看——
行路上北京
本报记者施芳
１０７国道一端毗邻香港，一端连接北京，在这长达２８００公里的旅途上，如今留下了１７位步行者艰辛而执著的脚印。
他们只是众多热心于希望工程的香港人的代表。为了给希望工程筹款助学，香港“苗圃行动”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组织了“行路上北京”活动。我们现在已无法确切知道１７位步行者如何在不长的时间里筹集到２０００万港元，但我们确实能掂量出蕴含在这一份厚礼中的深情。
２月３日，人们在希望工程的发源地——河北涞源县点燃了一支红色的火炬。２月１６日，香港沙田，这支象征着希望与热情的火炬伴随队员们开始了１２０天的行程。
为了这次特别行动，赵欣发动用了２０多年累积的假期，谭世臻辞去了国泰航空公司的高薪职位，林秀民挥泪告别新婚的妻子……但这实在是一支并不健壮的队伍：１７人中，有６５岁的老人，有体弱多病的中年妇女，有多年退休在家的老水警……许多人替他们捏着一把汗，甚至有人断言：只要能有５个人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沿着１０７国道，他们踏上了进京的路。走过了庄严的罗湖海关，听过了珠江的波涛声声，看过了黄鹤楼的明媚春光，祭拜过祖国的母亲河……一路上有风有雨，脚板上磨出了串串血泡，挥之不去思乡之情，这些都没能阻挡他们对北京的向往。罗炳坤说他年少时希望成为一名飞机师，但是因为读书少，未能如愿，他愿以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帮助贫困中的儿童。
沿途的人们用同样的热情迎接他们的到来。在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地带，一位修理自行车的个体户，找来了一张纸板，用红漆写上“香港朋友加油”几个字，他高举着纸牌，带着全家早早地站在路旁，要给远方的客人鼓鼓劲。一位随行采访的记者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时间无法割断香港与祖国的骨肉亲情，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更有责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熟悉的风景一日日远去，梦中的首都一日日临近，队员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６月９日清晨，一路风尘的１７位勇士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天安门广场，站在香港回归倒计时牌下，看到五星红旗伴随着新一轮太阳迎风飘扬，此时的他们已分不清眼中的热泪是源于激动还是感慨。
从香港赶来的２５０位各界人士走进了他们的队伍。在铿锵锣鼓声中，他们一起向终点——八达岭冲刺，蜿蜒的石阶上跳跃着一个个红色的身影。抚摸着青灰色的城砖，眺望着苍茫大地，百余位香港同胞同声欢呼：北京，你好！
八达岭沸腾了，震天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人们的心绪无法宁静，留言册上密密麻麻写下了他们的心声：祝愿祖国好，祝愿孩子们的明天更美好。
这时已是６月１５日，距离他们离开香港整整４个月。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走吕梁话扶贫
刘伟
记者在一些贫困地区采访时了解到，多年来，各级党政机关派出的扶贫工作队，长年累月奔波在田间地头，今天修座桥，明天打眼井，好事办了不少，但回过头一看，贫困的地方，贫穷的人，面貌并未变多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雪中送炭只能解一时之寒，修桥打井，只能图一时之便，而非长久之计。
可喜的是，在吕梁山区，政府机关和职能部门的交通扶贫、水利扶贫、科技扶贫和出点子的“智能扶贫”，因地制宜，方式多样。山区的土质适应种红枣，穷困的柳林县在政府的帮助下，枣树遍山坡，鲜红的大枣一经当地加工厂包装，价格顿时翻了几倍，南方的客户争相订购。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家乡的模样。封闭的山区流通搞活了，信息也灵了。还是这一双双粗糙的大手，以往总是感激地接过政府干部赈济的物品，现在却开始点着自个儿挣的钞票了。
俗话说，弯腰只识坡前地，挺身就见山外天。吕梁的实践告诉人们，贫瘠的土地除了种庄稼，还能干点别的，种树，种果子，盖塑料大棚，建农副产品加工厂……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从拳头产品到规模开发，把千家万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连接在一起，贫困地区的群众就能尽快富裕起来。
当然，农村扶贫，应从解决温饱入手，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观念，加大开发式扶贫的力度。政府要关注扶贫资金的使用效果，扶贫工作队要注意扶贫项目的长久效益，贫困地区的群众要增强信心，强身健体。只有这样，扶贫攻坚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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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下岗职工的故事
工厂破产了，４５岁的残疾人王臣却不向政府伸手要照顾，而是自找出路。他常说：“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志气。”请看——
男儿当自强
杨桂芹
王臣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下岗再就业明星。他在市里盟里受表彰、做典型发言；他的事迹上了广播、电视、报纸；外地都有人请他去作报告。
当双脚残缺、驼背、身高不过一米三、体重不过３０多公斤的王臣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没有人鄙视或怜悯他，人们把敬佩的目光、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与命运抗争的强者。
命运似乎对王臣格外刻薄。小时候，他双脚烫伤致残，后来摔伤，成了“罗锅”，９岁时又患小儿麻痹症，瘫痪半年几经治疗才勉强站立。１９９０年，王臣的父母相继去世，过度的悲伤劳累后，王臣左脚感染溃烂，最后通过手术才保住。但这一折腾就是两年半，王臣为此欠下了１万多元的债。
１９９４年９月，王臣赖以生存的内蒙古海拉尔皮革厂宣告破产。随后，在毛纺厂工作的妻子也下岗回家。受着脚伤剧痛折磨的王臣此时欲哭无泪。有人出主意让他找政府，像他这样的残疾人，国家会管的。他摇摇头：“政府也有难处，我不能再添麻烦。”
在“给孩子连根冰棍都买不起”的艰辛中过了半年，王臣振作起来，他说，天无绝人之路，我要靠健全的双手和做鞋技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王臣先后借了１５００元钱，把自己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变成手工作坊，开始生产皮鞋。在妻子的协助下，由一天做不出一双到能做四五双。
鞋做好了，还得销出去。王臣每天凌晨３点起床，骑自行车赶十几里路到早市抢占好位置摆摊卖鞋。海拉尔冬天气温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而且风雪交加，王臣从未打过退堂鼓。卖完鞋，他又忙着采购原料。往返２０多里的路程，王臣要跑两次。刚植过皮的左脚还没结痂，总有鲜血渗出，疼得钻心。王臣的自强精神感动了鞋料店老板，一次就赊给他３个月的料，还送货上门。
“天下还是好人多。”王臣深受鼓舞，信心倍增。
１９９５年，王臣生产皮鞋１０００多双，销售一空。还清债务，买了自行车，家里的日子好过多了。去年６月，王臣租用了一间门市部，前店后厂，开办了“兴达鞋行”。他生产的皮鞋质量好，价格低，讲信誉，连外地的小商贩都来批发。
自己走出就业路，王臣首先想到帮助别人。他先后招用的４人全是下岗工人，效益好时每月人均开工资５００多元。两个徒弟在他鼓动下也自谋生路，收益渐丰。
再就业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年上半年，除去交房租金，王臣所剩无几。那天他说，门市部和早市已连续三天“眼蓝”，第四天早市上只卖出一双皮鞋，挣了３元钱，刚好够交税和卫生费。
“做皮鞋的人太多了，不下百十家。”不过王臣不愁。他说，我不能愁出病来，我得想办法。
几次到大城市进原料，让他眼界大开，他常念叨市场、信息、竞争等字眼儿。他说，我的皮鞋过时了。王臣现在最迫切的心愿是能低息贷到３万元资金，下一步他想生产中高档、款式新颖的软牛皮鞋。
王臣现在不愿意到处出头露面讲自己。不过每次讲时他都忘不了捎给下岗职工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志气。做人必须自强自立。我能走出的路，你们一定会走出来，而且会比我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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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打开山门天地阔
——河北隆化县委书记王杰志访谈录
吴坤胜沈文
王杰志，年过不惑。毕业于河北理工学院，先后在承德地区劳动局、地委组织部工作，任过承德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调任隆化县委书记。
隆化县地处燕山深处，经济发展缓慢，一直是河北省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为改变落后面貌，历届县委带领群众上下求索，成绩不小，但仍然比较贫困。如何加快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刚到隆化，听到最多的是怨天尤人、悲观畏难的议论。这也难怪，隆化地处山区，气温低，无霜期短，自然条件差。经过调查，我感到，隆化有丰富的山场、土地、水利资源，这些资源优势没有转变为经济优势，有客观原因，但长期的自我封闭，缺乏与外界的交流才是症结所在。要改善生产条件，需要资金和手段；农民要尽快致富，需要技术和市场信息；农产品基地建设，需要龙头企业的带动。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与外界的交流，求得外界的支持。
有件事对我启发很大。作为隆化经济“当家粮”的水稻，亩产一直在二三百公斤徘徊。９０年代初，县领导通过农业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的牵线搭桥，请来日本水稻专家指导并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结果水稻亩产达６００多公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明晰了一条思路：传统农业只有开放经营，才能大有作为。
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开放兴农”的发展战略。提出：借助外力抓农业。我们先后争取了国家坝上生态农业两期工程、首都周围绿化、滦上小流域治理等专项农业开发工程项目，使全县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每年有近２０００万元，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通过内引外联，立足资源建基地，大搞农副产品深加工。全县建起了水稻、制种、养牛、蔬菜、果品、用材林等６个农产品基地。现在，６大农业基地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年产值已达３．２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６４％。资源优势初步转变为经济优势。１９９６年农民人均收入达１６００元，干部和群众称赞：开放兴农功不可没。（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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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村拓荒牛
傅丁根万俊华
８０年代初的湖坊村，一个男劳力一天只挣３分钱，没钱娶媳妇的光棍汉足有一个连。如今走进湖坊村，平坦宽阔的水泥路纵横交错，村民楼房鳞次栉比，家家有了摩托车，户户装上了电话，俨然一个都市化的现代村庄。
谈及南昌市郊区湖坊村的变迁，村民们无不称赞他们的好书记魏牛庚。
１９８４年，魏牛庚挑起了湖坊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他一门心思要让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但湖坊村一穷二白，光靠耕田种菜，很难有大的发展。穷则思变。魏牛庚走出村庄，跨出省门，终于发现了“新天地”：建厂办企业。魏牛庚团结支部一班人，带领全村群众艰苦创业，先后创办了纸厂、摩托车配件厂、华泰酒家、江西东方制药厂、江西东方力可生制药有限公司等２０多个村办企业，并在全省乡镇企业中率先成立了企业集团——江西东方企业集团。如今，湖坊村已是家大业大，固定资产超过一个亿。
魏牛庚说：共产党员的天职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要多办实事，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些年，湖坊村投资１００多万元，铺路，装路灯，安装自来水管道，改建公共厕所。他们逐步提高五保户生活费，实行了老年村民退休金制、村民医疗保健制。村里还每年选送一批职工到专科学校深造。为吸引人才来村办企业工作，村里投资２００多万元，建起了一幢人才楼。
在魏牛庚的带领下，湖坊村成为江西省首批命名的超亿元村、税收超百万元村。去年，湖坊村总收入１．６５亿元，人均收入３２３０元，上交国家税金２２１万元。魏牛庚也多次被评为省市区乡优秀党支部书记、全国农业劳模、省市区劳模、省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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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里亲情一线牵
李亮罗立为
４月４日，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中心学校接收了一位新学生：她叫杨建，来自千里之遥的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
送杨建入学的有纳溪区政协主席梅世林和区委宣传部长董善浦，新宾县的杨红光、何福云夫妇。杨红光兴奋地对客人们说：“你们放心，俺要培养这姑娘上大学，读博士，将来回去报效纳溪。”何福云则满面喜色：“今后接送这孩子就归俺了……”目睹此情此景，纳溪的同志欣慰地笑了。
尽管纳溪与新宾远隔重重山水，小杨建与杨红光夫妇素昧平生，然而，人间真情却超越时空，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年仅１０岁的杨建是纳溪区新乐乡野鹿溪村小学五年级学生。她自幼丧父失母，与年迈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在农村代课教师夏世芳的资助下，杨建读到了五年级，但窘困的家境很难保证她继续求学。去年１１月，好学上进的杨建投书《纳溪报》，发出“我多么渴望，多么向往和同学们一起读到初中、高中”的呼唤。
《纳溪报》的同志被杨建的来信深深地震动了。他们采写了长篇通讯，向人们讲述了这位小姑娘的不幸故事，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失学少年。报道刊出，引起很大反响。纳溪区领导带头，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今年年初，北京的几家报纸详细报道了杨建的故事，各编辑部随即收到很多电话、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询问着同一个问题：杨建在哪里？我想帮助她，该怎么联系？与此同时，要求资助杨建的函电和捐款连续不断地汇向纳溪。
这时候，新宾县的政协委员杨红光读到了关于杨建的报道，提出要收养杨建。纳溪区的同志通过新宾县政协了解到，杨红光６０年代在抚顺读书时，雷锋同志就是他的辅导员；如今，靠勤劳致富的杨红光家庭和睦，遵纪守法，是远近出名的“古道热肠”人。在征得杨建及其奶奶的同意后，区里为杨建办理了一应法律手续，决定支持杨红光的义举，送杨建去辽宁入户。
杨建的到来，使日夜牵挂“四川女儿”的杨红光夫妇激动不已。他们全家人拉着杨建的手问长问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用掌声、歌声欢迎杨建和纳溪来的客人。杨建平生第一次拿起话筒，唱出自己的心声：这是心的呼唤……
在纳溪，看到杨建的照片，听到电话里传来“婆婆，我在这里很好，请您放心”的熟悉声音，杨建的老奶奶和夏世芳老师禁不住泪湿衣襟。杨建有了新家，他们可以放心了。
得到各方关怀的杨建致信《纳溪报》：“感谢所有的好心人。我一定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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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图：回归日近，许多香港居民纷纷购买国旗，准备在7月1日悬挂。
本报记者李舸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