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钱中文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生机，市场经济的成形，竞争机制的确立，不仅改变了物质文明的面貌，同时也极大地开发着个人的潜能，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同时西方种种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原有的传统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不断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分离的一面。这是当前人际关系和精神生产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文学创作、理论批评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看来与这一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变动不可避免。
表现在创作上，有以群体意识为基础的文学作品。这是８０年代上半期广大作家形成的一种具有传统色彩、注意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民和时代相互关系的文学。十多年来，这种文学历尽曲折，但它不断改造自己，更新自己，一直延伸到今天，且在近期表现得颇有生气。同时，也有张扬极端的主体观，崇尚先锋性、实验性、反传统的文学作品。文学中出现的淡化价值、取消价值的倾向，反映了社会人际关系在精神生产中的一种微妙的变化。文学创作就作者来说，可以说成是一种个人事业，但是它作为精神产品，在传播交往中对社会发生着影响，因此它又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生产。在今天，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无疑发生着变化，但变到什么程度，也即与社会、公众如何相处，或不管社会、公众到什么程度，却必须有一个准则。这里有一个在促进社会进步中共同遵守的限度。这正是需要作家给予调整的一种关系。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反人文精神、反美学的文学批评，其价值取向上的消解性和消极性，严重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正常发展。
文艺批评近几年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主要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批评受到市场经济的左右，成了金钱的附庸，从而失却了批评应有的品格；还有社会对批评的极端漠视，在市场经济的运转中，理论批评所花的精神劳动与其应得的收入，简直不成比例，这在客观上导致批评队伍的无所作为和附庸倾向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人们已谈了不少。另一方面是批评自身的严重自虐，一些批评文章在大力淡化价值的追求，进而取消价值，并且极力推动这一趋向。这些批评文章对什么都不予承认，对任何价值都表示怀疑，并且直截了当地予以否定。它们嘲弄意义，反对理性，解构历史，躲避崇高，但决不躲避下流与西化思想。它们在创作中力主非理性与偶然性，欣赏平面，削平深度，不分善恶美丑。它们一面张扬创作多样与审美特性，一面则从中消解受到审美活动影响的那些最常规性的社会规范；它们也称颂文学是人学，但偏爱、推崇大胆展现官能刺激的作品，并为之叫好。这类批评数量不多，不过很有影响。自然，对于本质与现象、本质与本质化、理性与非理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价值与虚构、崇高与伪崇高，应当进行学理的和适合于文学创作的分析。但是对于那种摆出与任何价值取向截然对立的宣传，我们应当看到它不过是另一种性质的价值取向的表现。确实，我们曾经有过理性的反动，文学描写中的本质化倾向，伪崇高投下的阴影，必然性在艺术描写中形成的老套，生活中历史言说的随意性，乌托邦的一度现实化。但是转而崇尚极端的非理性，对任何事物持嘲弄态度，维护低级趣味，取消文学的价值，消解它的意义，这岂不是又一种舆论的极端？看来这种理论与批评，并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批评，而是一种表现了反人文精神、反美学的文学批评，这也是当今文化领域中虚无主义的表现。必须了解这种文学批评的消解性，它的不利于文学正常发展的消极性。
文学批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批评，但任何批评总有自己的价值导向，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审美的、历史社会的价值导向；在重建和发扬文学批评中最具普遍规范意义的准则的同时，形式性的批评也应得到认真的鉴别与吸收。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整个文学的两翼，它的独立的品格无可怀疑，批评自身确应调整自身关系。无疑批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批评，但是任何批评总有自己的价值导向，在这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审美的、历史社会的价值导向。以审美的、历史社会为导向的评论，是当今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好的评论也是不少。但也要看到如前所说的文学批评迷失的实际存在。自然，就像文学创作一样，批评可以审美，也可以进行审丑，而审丑是为了揭露丑恶，嘲弄丑恶，使欣赏者超越这种丑恶。然而一些批评对于最为一般的美丑准则，已经不予区别，并且转而去颂扬丑恶，投入丑恶了。批评所赖以生存的审美分析的价值准则，被对世俗丑恶的宣扬所淹没，历史社会分析中的价值判断，则被一些人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的粗俗感受描写强行替代，这可能就是它们的作者所说的所谓消解“策略”的一部分了。但是批评还是要发展的、进步的。当今，批评需要恢复和加强它的人文因素，要重建与发扬批评中最具普遍规范意义的准则。
另一方面，形式性的批评也应给予重视，并使之发展。文学审美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纯审美现象，批评可以从纯审美方面进行评说。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我国大为流行，一些人以为只有这种批评才是批评的正道。其实然又不然，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这些批评学派确是扩大了批评的领域，丰富了人们对文学的了解，并且大大地丰富了批评本身，使我国文学批评变得丰富多彩。但其二，由于一些人的片面张扬，结果是，一些批评实际上变成了批评者的个人爱好的写作，而相当部分表现出来的则是批评者的文字游戏。这类文字除作者自己和几个同好欣赏外，连许多专业批评者也被弄得晕头转向，望而却步，更遑论一般的读者了。它们把某些形式因素的分析当成目的，却远离了通过这些因素审美何以生成的主要方面。批评的正常发展，要求对这些形式的批评进行清理，结合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实践，确定它们的影响，它们各自的范围与作用，排除消极的因素，肯定它的价值方面，在理论上进行界说，有鉴别地吸收它们。
人文精神与科学分析自觉地、有机地相结合，将会形成一种新的批评形式和新的批评精神，有利于文学批评确立自身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调整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促进文学的进步。
批评的上述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人文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审美批评思想的结合。在我看来批评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审美的、历史社会的批评，本来是突出了审美因素的。但根据以往的教训看，一般批评往往是突出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实际上，要看到审美在这里既是目的又是中介，而批评一旦失去审美中介，就会直接奔向社会的批评、伦理的批评，使文学批评失却了自身的品格，从而导致批评的庸俗化。但是社会的批评、伦理的批评甚至政治的批评就一定要不得吗？不，这里的难处在于要使批评成为一种审美判断。它既是审美的，又是历史社会的，在审美接受的再体验、再创造中，既不扩大作品所没有的趋向，但又不缩小作品的社会的、政治的涵义，甚至在所谓审美观照的名义下，故意对这些涵义不予理会，视而不见。我们不能同意，一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写生活中的社会、政治现象，并给予这样那样的审美评价，甚至对这些现象进行嘲弄与歪曲，却声称他只是在进行纯粹的、不涉及社会内容的审美描绘，受欢迎的只能是谈谈他的创作的文字风格特色、艺术创新的批评，否则就是“棍子批评”、“文革批评”等等。这是否把读者估计得太低了？自然，棍子批评、文革批评是有的，甚至大字报式的批评在今天仍未绝迹。但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审美交往的关系。你既然通过你的审美描绘，传达了那么多的社会信息，并使人们在阅读中接受了它们，那么在别人评价它们时候，却要人们对这些信息装作视而不见，不允许别人进行即使是最起码的审美还原，这是多么不公平的审美交往？审美难道是一种纯生理的非社会性的感情活动么？难道你不是把你的爱与恨，有如盐入水中一样，有声有色地融入无声无息的审美描绘中去了么？由此审美的人文精神的普遍性原则的恢复与重建，是十分必须的。批评的形式方面的探索，也是必须的。文学中存在社会性因素极端淡薄的作品，如果用历史社会的方法自然就不得要领；同时分析一些社会性浓重的作品，也可采用纯形式的分析。好的形式分析，可以探及艺术的微妙之处，可以揭示艺术结构的特征，语言创新的无限可能性。不过，要说这是批评的唯一的正道，那就未必。因为作品的审美特色，可以在语言、结构的分析中表达出来，但是其深刻的涵义，只能在审美的、历史社会性的综合分析中被比较全面地揭示出来。这样，形式的批评也必须进一步地规范自身，建立多种多样的各有特色的批评准则来。
人文精神与科学分析自觉地、有机地相结合，将会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批评形式，或一种新的范式和新的批评精神，从而推动批评、影响创作的发展。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新诗呼唤拯衰起弊
吕进
新诗近年不景气，已是多数人的共识。但对于成因却聚讼纷纭。广泛的说法，是将一切归咎于外在环境。但我更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诗歌的不景气，责任主要在自家。”
面对新诗不景气的现状，我以为，诗歌精神的现代化重铸、新诗诗体的重建以及诗人在文化转型期的重新定位是目前新诗拯衰起弊面临的三大课题。
诗歌精神的现代化重铸，关键是科学处理诗歌中的中西关系。文化转型期中的中国新诗，虽然应当向西方艺术经验有所借鉴，但决不能将“对外开放”误读为“作西方诗歌的旁支”。新诗的种种病象正由此而生。
诗歌精神重铸离不开诗歌的本土。诗，是民族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我们主张弘扬传统，因为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总是生活在传统中。中国诗歌传统有一个中心观念，就是以国家和群体为本位，所谓“话到沧桑句便工”。传统诗美学将此作为评价作品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准。这种诗美学与西方的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观念大相径庭。近年一些中国诗却不见“中国”，中国的现状与历史，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情感体验，中国人身外的文化世界和身内的精神世界，都在诗中消失了。文字游戏、语言狂欢、“解构”崇高、眼光只看得见自己鼻尖的肤浅之作，使人大倒胃口。不要“中国”，又叹息诗在当代中国成了边缘文化，岂非逻辑混乱！将中国的诗歌精神“重铸”为西方诗歌精神，新诗就必然得病，必然被读者所看轻，所疏远，甚至被目为怪诞。
就诗歌精神重铸而言，中国新诗应当是现代的，它应当面对现代中国人的外空间和内空间有所调整与回应；同时，中国新诗又应当是中国的，在世界诗歌的开放网络中，实现在中国时空的自主转型。新诗属于现代中国人。
新诗的诗体重建，是以往提出的课题。在三千年中国诗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足以代表中国古诗高峰的却恰恰是格律诗。唐诗、宋词、元曲是公认的古诗三大高峰。可以说，中国的诗歌读者绝大部分是格律诗读者。没有格律，读者就“隔”，认为“不像诗”。
新诗只有自由诗。当自由诗人失去形式制约感的时候，其结果是“自由”有了，“诗人”却没有了。一些诗歌在音乐性上就很“自由”。以强调内在音乐性为理由，取消外在音乐性。诗之为诗，决不能只从内在讲情调，而从外在取消声调。无论从诗歌发生学还是从诗歌史着眼，均是如此。新诗史（也包括古诗史）上的几次废韵实验的失败便是证明。很明显，一种情感体验可以外化为小说、戏剧、散文，而必须有了音乐性，它才有可能外化成诗。近年西方现代诗潮的涌入，新诗音乐性就更其贫弱了。音乐性越贫弱，新诗就越远离中国读者。自由诗的另一弊病是在篇幅上颇为“自由”。诗人随意下笔，倚马千言。其实，诗虽然是最自由地抒写情感体验的艺术，在篇幅上却最不自由。羊大为美，诗小为佳。散文作品可以设置情节“悬念”，打动读者好奇心，维系读者的阅读兴趣。诗却没有这个“绝活”。一般而论，读者不可能断断续续地（只可能反反复复地）读一首诗，他一次性完成对一首诗的鉴赏。散漫冗长，诗就会失去魅力。
诗人是什么，近年居然也成了一个弄得人稀里糊涂的问题。诗人在文化转型期的重新定位，成了新诗拯衰起弊的前提。近年诗坛出现了重定“诗史首席”的议论，也对某些摇滚歌手给予很高的诗学评价，这些属一家之言，有待时间检验。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则是一个来自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命题：“诗人就是常人，甚至不如常人。”诗人的确是常人。就认同平凡生命，去掉诗人“神气”而言，这个命题也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写诗状态中，常人一定是诗人——在那个顷刻，他洗掉了自己作为常人的俗气与牵挂，实现个人情感向艺术情感的转变，“肉眼闭而心眼开”，“视于无象，听于无声”，走出常人以吟咏常人。“诗人就是常人，甚至不如常人”这个命题的要害其实是对诗的道德升华的拒绝。
诗通常是诗人情感体验的直写。虽然在表现策略上，可以有我，也可以无我。有我，则抒情性更强；无我，则戏剧性更强。但只要是诗，它的抒情主人公和诗人密不可分，诗人的审美人格与现实人格密不可分。因此，诗人在文化转型期的重新定位，关涉到诗人的人格建设。中国诗歌传统从来强调人品与诗品的一致，强调“文要养气，诗要洗心”。诗人去掉“神气”，但决不能去拥抱俗气。诗人“洗心”，以获得更美的现实人格和审美人格。
在文化转型期，传统价值受到剧烈冲击。在此面前，往往有两种精神出路：创造新价值或消解一切价值。一个民族需要诗人，是因为需要美，需要人性，需要良知。中国诗人不应当热衷于解构一切价值和理想。超前的“失落”，做作的“孤独”，在中国很难有读者。相反，诗人应当在创造新价值中净化自己以净化读者，提升自己以提升读者，建设自己以建设读者。
诗人不是语言工匠的别称。翻遍中外诗史，难以找到一个专靠把玩技巧而成就为大诗人的先例。艺术不是技术。摧残语言，折腾语言，以技术代替艺术，不是诗人高品位的标识，倒是相反。
从时下的诗坛现状看，很有必要将诗人和伪诗人分开，后者是指那些“玩”诗者。他们以最出世的宣言以求得最入世的获取，以最反权威的姿态以掩饰最强烈的成为权威的欲望。写诗成了谋声名、谋实利、谋特殊的“敲门砖”。而真诗从来就不只是诗人的自娱，它更是自救——救世与救心。
诗人的人格建设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品位。从中外大诗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钟爱自己，也钟爱人类；他们欣赏自己，也欣赏世界；他们拥抱自己，也拥抱时代；他们既是自己灵魂的乳母，又是世界的回声。拯衰起弊，刻不容缓。非有新变，诗坛难以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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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补天裂》（长篇小说）
作者霍达
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
霍达的新作《补天裂》是一部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的，以香港回归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这部小说就是通过京师爱国举人易君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的人生经历，正面展现了“香港拓界”那一页惨痛历史的前前后后，真实地描绘了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０年风云变幻的动荡社会以及新安县爱国志士联合１０万乡民奋起斗争抗英保国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义举，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
作者的历史功底是相当扎实的。为了创作这部小说，８０年代末，作者开始研究晚清史和香港史。小说的主人公，京师爱国举人易君恕，就是她从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从大批的为了中国强盛而牺牲的爱国志士中，经过概括和提炼逐步形成的，这是一个多彩的艺术形象。１９世纪末，中国社会已经危机四伏，黑云密布，列强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这块“肥肉”。易君恕就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他拼命地学新法，看洋书，希望能从中找到“救国良策”，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希望国家能从此强盛起来。但是，他的满腔热血，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百日维新失败，挚友谭嗣同从容赴死，血洒菜市口；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好亡命香港。对于香港拓界，他先是寄希望于李鸿章，忠告李鸿章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后又寄希望于“定界谈判代表”的“强硬态度”及两广总督谭钟麟的“老练”和“顽固”。但是，无论是李鸿章、“定界谈判代表”，还是“顽固”的谭钟麟，带给他的只有沉重的失望。……作者以生动、细腻、传神的笔墨，描绘了易君恕亡命天涯后的心灵历程，描绘了他性格发展的各个侧面。
《补天裂》是在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秒针跳动声中写出来的，真实，形象，生动，充盈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现实意义。（吴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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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笔记
小说要有读者意识
谈歌
我一直觉得写小说并不是一种以遣词造句为宗旨的劳动。有人说小说第一位的语言搞不好，就不是写小说。也对。可细想也不大准确，小说还是让人看的，如果只强调语言和一些其他别的，而忽略了写什么，怎么写，那小说就不大好弄了。
小说第一要解决写什么。这是我多年的小说观。这层意思说到底，还是要解决一个读者的问题。读者读什么小说？常常被小说家们忘记。忘记得久了，读者们便失去了耐性，于是读者就丢掉了小说家。在这个问题上，读者总是赢家。
一句常常说的话是：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这话应该说只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近些年来，文学创作上的贵族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了。文学远离了人民，人民自然冷落文学。一些作家的创作已经枯竭。文学被冷落，作家是要负责任的。
有人讲，对于小说来说，写了什么并不特别重要，写得如何才是最关键的。对这种意见，我不同意。我还是坚持第一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我并非强调题材决定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广大读者熟悉的，而去写广大读者并不熟悉的如灯红酒绿的生活，读者会喜欢么？抛开一味迎合的意思，为大众写作应该是理直气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现在许多作家不敢讲这句话呢？
现在一些口号提得太悬，让人摸不着头脑。本来很清楚的一些问题被弄得乱了套。其实作家这些年浮躁得很，不肯老老实实深入到生活中去。如果谁还在讲深入生活，就会被人笑话。这也是很不正常的。贵族化对作家的伤害是很严重的。把小说写到谁也不好看懂，谁也看不下去的程度，是很不好的。有一句很要命的话：“我天天都生活嘛，还要什么深入生活？”文学一定要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这话的确是一句常说常新的话。我们现在努力去贴近了，“贴”得到不到位？“贴”得好不好？当然是要努力去“贴”的，可是有些作家评论家，自己不去“贴”，也反对别人去“贴”，这样做对么？说句挖底的话，贵族化之所以愈演愈烈，跟这种态度有关系。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是吃谁的饭活着的。现在有些作家动不动就写男欢女爱，总是写自己那点性感觉，老百姓要骂娘的。我觉得，这种东西不是不可以写，但决不是主流文学。现在一提主流文学，有人就反感，这不对。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难道我们能够闭上眼睛，看不到吗？如果说作家能够少一点“精英”意识，少一点上帝的感觉，少一点游戏的姿态，少一点高傲的作派，多一点大众的意识，多一点老百姓的感觉，事情就好办多了。
小说要具有大众意识吗？肯定要有。因此，大众意识进入小说，或者说小说进入大众，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和社会来说，应该是太阳光下面的事情。小说应该是读者和作家共同创作的。这是一句老调子，今天重新提起，是为了纠正我们过于的麻木或者顽固。对于小说家来说，今天的写作，应该是出于对当下的历史和生活的敏捷的反映。小说应该成为大众生活中的一部分。
与之相反的一种观点，小说可以牺牲读者，这就很不讲道理了。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创作原则，那么我们的小说没有大众去读，就是活该的事情。还是那句话，你不在乎读者，还能要求人家在乎你吗？有时小说家像一群淘气的孩子，玩得太久了，走得太远了，以致迷失了归路。可以说，文学搞成灰头土脸的样子，文学期刊卖不出去，作家们是很尴尬的。如果硬起头皮继续较劲，仍然不管不顾地一味玩下去，试验下去，那我们就只能输到底了。
小说首先是对生活的关注，其次才是别的什么。只要我们不闭上眼睛，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生活并不轻松，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不是像听通俗歌曲那样让人心旷神怡。它所带来的震荡，有时是惊世骇俗的。工人农民不比我们，他们现在干得很累。我们应该把小说的聚焦对向他们。写这些劳动者的生存状态，调动作家多年的生活积累，我觉得这应该是作家的使命。守望相助，出入相扶。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共同的中国，这更是一句让人提神的口号。这一宗旨，应该是小说家们要记住的。
小说家的大众意识，就是要求小说家从象牙塔中走向大众。我们不能仅仅把这个概念理解为又一种文学的个体试验。人民应该是支撑文学的最初。
让我们退到问题的最初，小说首先是产生于民间的。其本身就带有一种民间文化的特征。什么时候小说走进了文人的象牙之塔，我搞不清楚。但是，只要小说这种东西躲进去，就失去了为大众代言的可能，而大众也就会掉头而去。失去了大众的对应，作家们的园地应该是很荒凉的。我们一旦失去最初，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些经典作品往往开始时并非是经典，时间久了，便成了经典。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三国演义》，即使是《诗经》这样越千年而不朽的精品，也大多是由民间的歌谣中记录的。小说还不像诗词散文。就小说的读者面来讲，是应该更接近大众的一种样式。
小说既要写得“纯”，又要写给读者，这两者在理论上是一致的，而这中间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所有的小说家们都在做这两件事，也仅仅是在做这两件事。不要总是硬着头皮说不在乎读者，如果某一天，读者们恶作剧似的相互约好了，一本小说也不看了，齐着心要跟纯文学别扭别扭，那我们真就丢了饭碗，真就成了小丑。
读者是小说家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切不要忘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六次文代会和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作家如何写作？当然一定要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多出优秀作品，促进社会进步的创作原则。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就要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学习社会、学习业务，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和文学素质。只有文学关注人民的命运，人民才能真正关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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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港台“风月”独静观
王佃启
港台，令多少人梦萦魂牵的国土一隅，它就如同天边飘动的云朵，绚丽多彩，神秘诡谲，却又河汉阻隔，渺不可及。所幸至本世纪８０年代，内地与港台的交流日渐频繁，一些作家、艺术家也终于能踏上这一方国土，观赏另一种“风月”，周良沛即是其中之一。但作为兼具诗人、作家、记者素质的周良沛没有仅顾自己观光赏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读者的期待，因而在归来后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送给了读者。这就是最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洋洋３６万言的纪实散文集《港风台月》。
社会的变革常常给人们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影响他们辨别是非、认识真理的能力。在习惯了传统思维的日子后，洞开的国门突然使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失衡。但周良沛的《港风台月》显然是冷静的。尽管他也有打开另一扇门窗，看到另一种人生的欣喜、惊奇或激动，但他在书中所写的绝不是浅薄的猎奇性的观感，而是始终以思想者的姿态去冷静、客观地讲述或评判自己的所见所闻。
《港风台月》虽言“风月”，内容却不是抒情性地描述四时风景或男欢女爱，而是纪实性地以人记事或以事写人，这些人和事经作者勾勒点染，形成了一幅鲜明的港台风景图。这里有将军的冤魂、老兵的情愫、政客的丑陋、平民的质朴、名流的风度；也有黑社会的横行霸道，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作者以摄像机一般的眼睛，于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表面现象背后，捕捉到了一个个令人震撼的真实镜头。在艺术手法方面，作者运用摄影中的推、拉、摇、移、特写等镜头语言，加以文字上的铺陈、渲染、旁白、烘托，使读者在与作者一样享有置身于不同社会现实中的陌生感和亲历感的同时，又像观赏纪实片一样，看到了现象后面的深刻本质。
时光的车轮飞转，香港转瞬即将回归祖国，台湾也逐步开始与祖国实现“三通”，并最终归于统一。那时，更多的读者将不是通过书本，而是可以亲临实地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港风台月，这恐怕是读过与未读过此书的人的真正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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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北京文学》举办短篇小说研讨会为进一步推动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日前《北京文学》杂志社邀请京沪两地作家、学者、批评家，在京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北京文学》自去年九月开始，举办“新星杯”短篇小说公开赛，率先提倡和支持精品短篇小说写作，以重振短篇小说雄风。与会者就当前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和写作观念的变迁及《北京文学》上发表的短篇作品的优长与不足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同时，《北京文学》还准备组织几组“作家谈短篇”、“批评家谈短篇”的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文章，以拓展和深化此次短篇小说公开赛的成果。（文一）
“苍狼文丛”在京首发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为赤峰市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献礼的“苍狼文丛”举行首发式。内蒙古赤峰市昭乌达译书社编译、那顺德力格尔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这套“苍狼文丛”，是由《北中国情谣——蒙古族诗词选》、《马背上的柔情——蒙古族散文选》和《黄金家族的守望——蒙古族小说选》三部书组成。这是昭乌达译书社成立九年来，继《蒙古族情歌选》、《蒙古族民间故事选》、《蒙古族历代诗词选》之后，编辑考订、翻译成汉文出版发行的又一套代表蒙古族历代诗人、作家创作水准的优秀作品集。 （王闻）
文艺性科普读物《二十世纪科学大师与科学大事》出版由周光召主编的大型彩色绘画本《二十世纪科学大师与科学大事》已由接力出版社出版。这部书通过描绘二十多位科学大师的生平历程和主要科学成就，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宏伟画卷，是一部了解二十世纪科学发展的历史、走近科学大师的文艺性科普读物。该书把科学大师富有哲理的生平历程和以科学大师的成就为主体的科学发展史两条主线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较好地实现了思想性与形象性的统一、文学性与史实性的统一、可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