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创作札记
必然的命运
——写在《大命运》播出之际
尤小刚
由北京中北电视艺术中心、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四川合邦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电视连续剧《大命运》即将在全国电视台播出。影片的感染力如何？观众是真正的裁判者。然而有一点是了然无余的，那就是全体摄制人员对香港回归的一片真情都寄托在这部作品之中了。正是由于拍摄这部正面反映香港回归的电视剧，使我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了这一历史大命运的必然性，更深刻地理解了每个中国人深埋心中的爱国情结。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部大气之作不是简单地叙述一两个人物的命运，也不是单纯地刻画几个人物的心态，更不是仅仅抒发几个人物的感情，而是要着力反映香港百年之后回归祖国这一历史的大命运，要用我们的心去反映出我们伟大的中国是怎样以她的坚强、以她的实力在推动着历史走向１９９７年这一历史的必然。
剧作家黄亚洲、高峰，南下特区，四进港澳，笔触流畅地为我们勾勒出了港澳和内地特区在９０年代世界风云际会之时的生动面貌。回归这一历史命运，必然震动着一些人，激动着一些人。剧中唐氏家族中的唐伯诚在这震动中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不顾兄弟唐仲诚、唐季诚，儿子唐笑海的劝阻，迁资海外，险遭灭顶之灾；而特区的市长杨达、青年知识分子贺小波、唐雨等则是另一番风貌。特区的稳定和高速的发展，杨达的进取和镇定，使港澳巨富们亲眼看见了祖国的强大、稳定和发展，坚定了回归祖国、有所作为的信念。恰恰当唐伯诚孤悬印尼投资失误之时，又是杨达为代表的祖国的企业以实力挽救了他。在唐氏家族的选择与遭遇中，折射了历史的真实，海外游子根在祖国。而剧中唐白月、唐笑海、吕燕儿的难分难解的恋情，唐雨和贺小波的生死恋情，唐蓝月和乔杨的令人喜悦的恋情，又从平常人的情感这一侧面展示了港、澳、内地现代青年人的心态与追求，融和与差异。在香港回归、特区改革这一历史性的宏观背景下，演绎出一出出峰回路转、荡气回肠的人情剧、命运戏，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被《大命运》所吸引的原因。“文学是人学”这是亘古不变的艺术真谛。《大命运》中除了展示出时代的大氛围之外，更重要的是塑造了杨达、唐白月、唐笑海、唐伯诚、唐仲诚、唐季诚等栩栩如生的人物，正是这群人物的冲突、命运、性格，勾画出了这一历史时刻的社会风貌。我们在处理这一题材、这一剧本时，充分调动了影像、声响、色彩、光效等各种艺术手段，使之都服务于对人物生存空间、人物关系、人物行为、人物心态的描述，因此，才使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统一，节奏流畅，具有一定的艺术张力。
回忆拍摄这部剧作，和以往的创作有所不同，那就是激情的涌动。故事的进展，人物的感情起伏，命运的变化遭际，环境的展示，这些都是放在回归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因此就使人有一种冲动，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我想，剧中即使有不足，但编创者的激情和真诚在剧中处处可见。这种激情是一种宏大的情怀，那就是每个普通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值得称道的还有张千一、张宏光兄弟的音乐，谭利华的指挥和北京交响乐团７０人的演奏。为精益求精，达到深沉宏大、声情并茂的效果，他们硬是对着１７集的剧作一段段地谱写出８０段乐曲，硬是对着样片一段段现场演奏出８０段乐曲，整整３天，谭利华激情地指挥，站立了２０多个小时，这是一片赤子之情。那时大家的想法是相同的，拍一部精品，献给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这个令中国、令世界为之激动的日子。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影视窗
戏曲电影的新视角
沈培新
由安徽省女作家侯露编剧，安徽电影厂拍摄的黄梅戏戏曲电影《徽商情缘》，是继《天仙配》、《女驸马》之后，在银幕上推出的又一部鉴史观今，大胆探索，好看好听，有情有戏，勇于创新的佳作。
生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人已经深深理解了商业和商人的重要性，而把徽商的形象展现在戏曲银幕上，却是戏曲史和电影史上的新视角。
《徽商情缘》是第一个用戏曲电影反映徽商的作品。用艺术的形式再现和审视徽商，以及徽商所代表的中国商业文化和商人双重人格，需要有思想观念的突破，有对时代脉搏的感悟和对历史的了解把握。编剧侯露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多次深入徽州等地考察，反复与当地文化界专家学者研究探讨，在史论和艺术上精益求精，历时三载，八易其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叙古人之举，扬道德正气，回答着今人关注的命题，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认识功能和戏曲艺术的普及性，表达了历史对现今的观照，很有时代意义。
《徽商情缘》中出现的人物，是以往影戏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新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心态及命运，引发出新的主题。
电影中主人公李云飞原先也是想“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一场瘟疫使他“困而退则商”，他又因“诚而发其财”，积累了资产，并想用其财去圆一个兼儒兼商兼济世的梦……这是历史上许多徽商走过的路。散落于安徽黄山脚下的许多建筑，碑刻，牌坊，书院旧址和人文景观都留有此类烙迹。面对外省水灾，李云飞义字当头，抓住商机利用两地的差价，既赈灾又获利，显出一个儒商的心境。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把握这样一个商人时，并不超越历史的局限去拔高他，把他写成当今无私奉献的英模，而是按照历史的尺寸，度裁那个时代里徽商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商人不是慈善家，获利是他们的本能，但获利的途径和手段，却因不同的人而有不同。作者并不回避获利的事实，而是抓住这个焦点，展开以李云飞为代表的正面形象与以方大姑一家为代表的反面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样，李云飞这个形象不仅真实可信，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同时也把我们普遍面对的“义利观”和商人的行为价值取向作为全剧的主题提了出来：钱应该怎么赚？真正的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格？
《徽商情缘》中的老徽商陈之章和他的掌上明珠陈文雁，对这个问题也作了与李云飞一样的答复。陈之章在接济卖字葬母的李云飞时，不是居高临下地施舍，而是看中李云飞的心气，给他指一条自强自立之路：“宁可累死人前，不要穷倒树下。”当他得知姐夫一家不择手段夺走李云飞运往灾区的药材时，为之羞愧，找上门去谴责亲姐夫，被气病之后还让女儿带着计策去帮助李云飞做成这桩义利双全的好事。在徽商家庭长大的陈文雁，在择偶趋向上更是表露出非同一般的见识，她谈钱不觉耻，见钱心不惊，鄙弃姑妈一家不择手段惟利是图，偏爱李云飞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至于在李云飞被方家夺走陈李两家全部家产痛不欲生时，她依然认为人是最大的财富，“只要青山在，绿树成阴自有材（财）”，真是做到了荣辱不惊，呈现出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妇女新的形象。
诚然，我们今天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徽商情缘》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活跃在人们观念中的义利观、价值观和商业道德有历史的因袭性，“无商不奸”既是小农经济社会的一种偏见，可也是许多商家潜意识中习惯自轻自贱的心理依据，因此从深层次来看，《徽商情缘》的主题对现实的观照，对认可儒商的历史地位和传统，弘扬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商业道德，都有着古为今用的积极的借鉴作用。
（附图片）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歌台舞榭
一串晶莹可爱的红樱桃
——听刘淑芳第一张ＣＤ专辑有感
吕远
本世纪５０年代的前半期，是我们共和国的花季。多年战火烧过的大地上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各个解放区的传统文艺、各种民族民间文艺以及欧美各国的优秀文艺作品，都在共和国的阳光下展开了绚烂的花朵。在纷繁的花群里有高雅华贵的芍药牡丹，也有粗犷泼辣的山茶木棉。在北京的花苑里有一枝红杏惹得举国注目，那就是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
其实，如果人们仔细鉴赏时会发现刘淑芳不是一枝土生土长的杏花，而是一株像是从外国艺苑里移植来的晶莹可爱的红樱桃。是土生的红杏也好，是移植的樱桃也好，她赢得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喜爱。从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中期，刘淑芳的歌声事实上已成为在中国的大地和天空中飘盈得最多的歌声之一，也是现在５０岁以上的人们最眷恋的歌声之一。
刘淑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共和国的阳光，５０年代的雨露和中国人民温暖的生活土壤，是她能开出鲜艳花朵的客观条件，但能不能开出花朵或什么样的花朵，则决定于刘淑芳的劳动态度。大家知道，她是学西洋发声法出身的，也曾出色地演唱过欧洲古典作品，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把欧洲发声技巧带给她的明亮、圆润、纯净、透明的音色，同民族语言规律以及民族美学心理甚至某些民族声乐韵味巧妙地融会贯通，从而塑造了一连串成功的声乐形象。我们在听她唱《鸽子》、《宝贝》等外国歌曲时往往没有明显的“异国感”，倒有时觉得她唱的是有点异国风味的中国歌曲。这里有她使用民族语言的技巧，也有她表现我们大家普遍心理的民族感情。一个成功的声乐家，她一定是表现了民族普遍道德感的内容，一定是使用了民族喜爱的形式，一定是符合了民族的审美需求。刘淑芳常常把外国的作品，通过她的二度创作，使之成为能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喜爱的艺术形象，从而成为我们的文化财富的一部分。这是她在我国声乐事业上的出色贡献，也是她在经历了４０年风雨之后仍能为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记在心里的原因。
历史永远是曲折的。共和国的花季之后，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狂风暴雨，刘淑芳像其他歌唱家一样花凋叶残。浩劫之后，７０年代末期开始，共和国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虽然岁月在艺术家的眼角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北京大花苑的墙头又伸出了那一枝人们熟悉的“红樱桃”，她那一串可爱的红色果实，依旧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美丽的光泽——这就是我面前这满满一组在中国大地上飘盈过很久的刘淑芳演唱歌曲的ＣＤ唱片。这些歌曲使我感到刘淑芳的民族感情依旧年轻充实，充满自信。为此我愿意为她写下这篇小文，并祝愿她的艺术心灵上永远不会有皱纹。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百家艺话
重视京剧艺术自身的改革
苏移
一个时期以来，京剧舞台呈现出可喜的景象。剧场演出增加，上演了一些新戏，一批青年演员初露头角。电视台有了专设频道和定时定点的专题、专栏节目，为宣传京剧艺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从事业的需要，从京剧艺术的继承创新和完成“二为”任务与现实需要上看还存在着不小距离。京剧应当继续发展。
京剧艺术的发展，固然它所依存的外部环境如何，起着重要作用，但只有良好的客观环境、条件，而没有京剧艺术自身的主观进取、向上，京剧的发展也将是一句空谈。
当前京剧舞台存在着技重于戏、旧多于新、守胜于创的情况，这是阻碍京剧发展，创造京剧艺术精品的最大障碍。
技重于戏，主要指舞台表演而言，是说演员在舞台技术上肯下大功夫，而在运用技术塑造人物，表达剧情上则不很重视，有不少演员根本不在表演创作上下功夫，只满足于技术的表达。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有一次看了青年演员的演出后说，论技术，你们可以，你们超过了前人，但是如何运用唱、念、做、打技术去塑造人物，去表达剧情，却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无可置疑，京剧艺术是很讲功夫的艺术，技术不过硬的京剧演员不是称职的演员，但光有技术，不会运用技术去塑造人物，去表达人物感情，更不算是称职的演员。京剧的传统很讲究表演技术，但更讲究“技不离戏，戏不离技”。光能演示技术，最多只能做一个名演员，只有既掌握技术，又能运用技术创造人物，才是艺术家。精品是要靠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
旧多于新，主要是从演出剧目上看。京剧舞台上有大量优秀的传统剧目，这些剧目通过历代演员的舞台实践，反复琢磨，成了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这批剧目经常上演，特别是青年一代演员把它学到手，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只能说是京剧舞台上的一部分剧目，京剧艺术要求得发展，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还必须创作一定数量的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能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感情的新剧目。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站在反映现实的前列，就会逐渐落伍。创演新剧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京剧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从一定的角度看，京剧艺术不创演新剧，就谈不到发展。这里不但是满足现实社会精神生活需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京剧艺术表演技艺不断丰富、提高的重要前提。老一辈艺术家，没有一位是因只上演旧有传统戏而登上艺术家宝座的。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李少春、袁世海，他们在一生的舞台生涯中，不仅改旧戏，而且创演了大量新戏（程从１９２２年—１９３１年九年排了十九出大戏，平均一年排两出还多些）。所以他们有着广大的观众，社会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用京剧为观众服务，为丰富发展京剧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守胜于创。在艺术上守与创都是必要的，守好、学好传统技艺当然是不容易的事，但二者比较，创比守似乎更难一些。京剧艺术有着丰厚的艺术遗产，但不能只靠师傅留下的那几碗饭维持生活，要在师傅基业的基础上，去创业，求得新的发展。从艺术表达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精神生活这一特性来看，产生于历史某一时期的作品，总是反映出它的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留下的剧目也好，技艺也好，需要我们继续给予修改加工的原因。当前在做好继承（也是守好家产）的同时，根据社会需要，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的需要，花大力量做好创新工作，求得京剧艺术的新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上述问题，有政策指引、环境保证问题，不可少的还有经济投入问题。然而，更重要的则在于京剧队伍自身素质的全面提高。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提高京剧队伍素质，重视京剧艺术自身的改革，对于振兴京剧艺术来说，是当务之需，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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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谭
精心的主题追求准确的艺术定位
——评秦腔新编历史故事剧《蔡伦》
孙豹隐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故事剧《蔡伦》，以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在去年全国梆子戏交流演出中一举夺魁。最近该剧晋京演出，又赢得了首都观众的青睐。扫描《蔡伦》创作的轨迹，我觉得这台戏最主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精心的主题追求，准确的艺术定位。
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积淀着一种重道轻器的倾向。这种倾向长期浸润文艺创作的结果，便是宫廷生活、宦海沉浮、才子佳人等类题材走俏，而独独对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缺乏热忱，绝少反映。《蔡伦》自觉地把艺术光束瞄准对世界科技堪称有启蒙性、先驱性贡献的中国古代“器”系列，以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大业为艺术视野，选取了主人公蔡伦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段透视聚焦，着力塑造了一个铁骨铮铮、血肉丰满、充盈着科学精神的古代发明家的艺术形象。透过蔡伦的艺术形象，进而烘托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顽强、奋斗的可歌可泣精神。
独到深邃的主题，呼唤准确的艺术定位。《蔡伦》张扬起的艺术坐标，恢宏大气，酣畅淋漓。全剧紧紧围绕着造纸成败这根主线，组织矛盾冲突，营造情节氛围。然而它又不拘泥于展示造纸过程，而是关注艺术形象的命运和使命。他的性格中释放着坚毅、执著、聪慧、务实等情愫，洋溢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美德。蔡伦新婚三日被刘丰妄奏强召入宫。抛家别妻之苦，身心摧残之痛，没能浇灭他心中升腾的富国强民思想和传播华夏文明的意识。他由制简苦、阅简累、保存推广简策难，引发了造“新纸”的动因；又从漂絮村姑用废丝织成絮帕开启了研造“新纸”的思路；进而“曝体田野”，闭门拒客，细察究，苦钻研，蕴蓄了造成“新纸”的基础。于是，他冒死灞上拦驾，请命造纸；埋头白岩山下，攻难关，抑神权，斗奸谋，终成大业。正是蔡伦的这种人格力量，科学精神，务实干劲，催动了一种新的造纸术的诞生。
《蔡伦》在塑造主要人物的同时，还恰到好处地铺排了另外两根辅线。一根是苦荷与蔡伦的情感交织线，一根是刘丰同蔡伦的反贯穿动作线。蔡伦入宫，苦荷孤苦地抚育着阿宁成长。十年艰辛，自不必言；思念之情，汹涌澎湃。全剧在渲染艰辛和情感方面挥洒了一些笔墨，然而笔墨最浓烈最奔放之处却是在于吹奏出一曲人民群众对造纸大业的支持和贡献。“只因为阿哥造纸遇波折，牵动了乡亲心万颗。南村父老赠麻絮，北庄智叟竞献策。”苦荷正是肩负着乡亲父老的重托，集中了父老乡亲们的聪明才智，风餐露宿，一路跋涉，来到龙亭，为造纸献策。这样，这根情感线被赋予了更加积极的意义。作为反面人物的刘丰，拉扯蔡伦入宫的初衷是为自己增添帮手。可一旦觉察到蔡伦有可能超过自己，特别是“新纸”成功，蔡伦将晋爵封侯，位居自己头上时，便不择手段地破坏造纸大业。于是，引出了蔡伦为保造纸大业而毅然作出牺牲爱子的决断；激发了苦荷那“岂容恶火把儿吞”的悲愤激越倾诉……不可调和的戏剧冲突引人入胜。蔡伦在这紧要关头，急中生智，“要让‘新纸’似雪飘，要让文明放光耀，要让那邪恶之火枉自烧！”在群众的配合下，舞台上展示出一幕以俑人代替孩童祭炉的妙章，演绎成一条主线两根辅线的大奔突、大碰撞、大归结。美好的结局在尖锐激烈、深沉昂扬的典型环境中呼啸而出。
《蔡伦》艺术定位的准确还表现在全剧二度创作的方方面面既牢牢保持着秦腔的基调，又勇于吸取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歌、戏、舞融和自然，相得益彰。全剧在导演的总揽下，各个艺术链条有序滚动，浑然一体，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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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鸦片战争》诞生记
成葳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历史巨片《鸦片战争》，近日已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上海—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完成。该片作为迎接香港回归的献礼影片，最近已向全国、全球隆重推出。
香港回归祖国，是炎黄子孙期盼已久的洗雪百年民族耻辱的历史时刻。为了让人们永记历史教训，不忘国耻，为振兴中华而奋发图强，７３岁高龄的著名导演谢晋，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０日在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以《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为题，满怀激情地宣布他拍摄《鸦片战争》的构想。他的想法是：第一，这部电影应该是一部包含历史真实性和民族正义感的作品，要高屋建瓴地用现代历史观来剖析１００多年前的这场历史悲剧，争取这部影片能在国际上具有说服力，而越有国际说服力，就越能使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获得历史的公正。第二，这部历史巨片应该具有相当的思想震撼力和情感震撼力，客观公正地诠释那段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三，要以大投入、大阵容来制作这部影片，尝试为中国电影闯入世界影坛探索一条道路。谢晋动情地说：面对香港回归祖国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如果中国电影工作者拿不出一部再现那段历史的电影，我们将会感到愧对历史。
《鸦片战争》投资将近１亿元人民币。为了表达炎黄子孙洗雪百年国耻的爱国赤子之心，谢晋坚持走民间集资的道路，筹措巨额拍摄资金。《鸦片战争》的实践，为我国电影制片业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部历史巨片，谢晋精心组织力量创作文学剧本。他们是：南京军区作家朱苏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上海剧作家宗福先、山西青年作家麦天枢。剧本前后十易其稿，历时一年有余。
《鸦片战争》的拍摄，是中国电影界空前规模的大协作，在全国范围（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广罗人才。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各部门演职员名副其实地来自“五湖四海”，由全国１１家电影制片厂和众多艺术团体、院校的艺术骨干力量组成。特聘台湾导演协会荣誉会长李行、香港极有才华的女导演许鞍华担任策划，加拿大胡大为、美国黄汉琪参加后期剪接和作曲。
《鸦片战争》的演员阵容是：鲍国安、林连昆、苏民，台湾的郎雄、葛香亭、邵昕；影片中扮演颠地、义律等人的七位英籍演员，都是擅演莎士比亚戏剧、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和功底的表演艺术家。
为了真实地在银幕上再现这段历史，对美工、道具、服装、化装等部门，谢晋的要求极其严格甚至近于苛刻：务求逼真，还原历史。剧本还未完成，谢晋就要求美工和道具等部门提前准备。美术师邵瑞刚为营造一个真实的历史环境，查阅了大量历史文图资料。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中国舰船研究技术情报所、故宫博物院、故宫第一档案馆、清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部门，热情提供第一手文图资料达１０００册之多。影片须再现１９世纪广州南粤城市街景，但在广东各地已找不到１５０年前的老街及民居。浙江东阳中国横店集团在这关键时刻，出资２０００多万元，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在面积达３１８亩的土地上，搭建了有６万平方米房屋的１９世纪南粤广州城街。为了让银幕上出现这场战争中的英军旗舰“威尼士里”号，查遍资料图纸，从海军购得退役舰只，花巨资改装了一艘能以假乱真的，备有７４门火炮、舰长６０米的“威尼士里”号。
《鸦片战争》自１９９６年５月８日在虎门开机到１２月４日在东阳横店停机，前后经历了整整６个月零２６天的拍摄时间，动用群众演员５万多人次，外籍演员３０００多人次，先后转战广东、北京、浙江东阳、舟山、英国伦敦等地，搭建了２００多处工艺精湛的场景，营造或改建了大小４７艘舰船，制作了两万多套服装和两万多件各式道具，耗用了１６万英尺以上的胶片。一部巨片，经过无数双手、无数颗心的努力和融合，终于赶在香港回归之前顺利诞生了。
在海内外发行上，《鸦片战争》也勇于探索，开创了国产电影的先河。电影尚未开机，日本德间康快率先以６５００万日元的价格，购买了日本地区的该片版权。影片尚未完成，东南亚地区除台湾外，香港、韩国、新、马、泰等均以保底分账、票房分成等形式签署了发行合同。目前，谢晋亲持影片到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揭开欧、美地区的发行序幕。在戛纳的首场放映，座无虚席，许多人只好席地而坐观看《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完成后，在京试映多场，受到各方领导和评论界、新闻界的广泛好评。他们称赞《鸦片战争》是部“好片子”，“准确、真实、完整地表现了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既有历史的大展现，又有人物性格的刻画”，“既揭露了英帝国主义的蓄谋和狡诈，又写了清王朝的腐败和落后，同时更充分展现了爱国将领抵抗外敌，英勇捐躯的壮烈”，它将在电影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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