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爱国主义学术研讨会简介
在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重要文章发表之际，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和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６０周年，由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与首钢共同举办的“爱国主义学术研讨会”于５月下旬在首钢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５０余名专家学者，以振兴中华、毋忘国耻为主题，从历史、文化、民族、学术等背景角度，深入探讨了爱国主义形成发展和现实意义。
许多学者指出，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一般地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思想和行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故乡，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以天下为己任，甘愿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无私奉献。这样的思想境界称之为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行为表现称之为爱国英雄，这样的人称之为爱国主义者，这样的教育称之为爱国主义教育。有的学者认为，爱国主义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产生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种认同的思想基础之上。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合剂，使各族人民团聚、融合在民族的大家庭中，历经长期的战争劫难和社会动荡而不分离。
有的学者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各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既一脉相承，前后延续，又不断发展，增添新的内容。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者那时候反对的是本国异民族的压迫，并且和忠于君主密不可分，带有局限性，因此他们的爱国行动往往以悲剧告终。鸦片战争时代的爱国主义者则以反对外国侵略者、拯救民族危亡为内容，其意义更加深远，但仍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到了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者则把推翻清政府，作为爱国主义的内容，因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近代历史上的许多抱有爱国愿望的志士仁人并没有找到拯救国家的正确方案。“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主义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接受马列主义并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今天，爱国主义更加充实，并且具有许多新的内容：比如，今天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统一的；今天的爱国主义必须具有改革开放的内容；今天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紧密结合的；等等。
有的学者指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振兴中华，毋忘国耻”。自１９世纪末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以来，它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今天，“振兴中华”仍然是包括海内外一切爱国者参加与支持祖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面鲜亮的旗帜。一些学者还指出，要振兴中华，必须毋忘国耻。通过回顾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历史，牢记中国人民曾经任人宰割、欺侮、压迫的耻辱，从而可以进一步激发起爱国的热情，鼓舞大家的斗志，为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宏伟目标更加努力奋斗。
（章仲华）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关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十种选择
一、在调整方式上以增量调整为主还是以存量调整为主？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应当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并举，注意将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结合起来。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并举不是不分主次，应当坚持存量调整为主、增量调整为辅的原则，以提高存量资产经营效益、充分发掘存量资产经营潜力为基础，用好用活增量资源，提高增量投资效益。
二、在调整手段上，以股权为主还是以债权为主？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资本市场，而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交易的对象是股权）和债券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债权），应当股权和债权并举，以股权为主。重视股权主要着眼于存量资产的调整，重视债权则主要着眼于增量资产的投入。同时，既然要以存量调整为主，就应以重视股权为主。因为，债权市场对于存量资产调整的作用远不及股权市场的力度大、涉及面宽。债权市场的作用重点在增量调整而不在存量调整，股权市场的作用则恰好在存量调整而不在增量投入。
三、在调整的依据上，以市场需求为主还是以资源优势为主？当前，国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就是国有经济的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的需求结构，造成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因此，应当主要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否则，如果主要根据资源供给调整经济结构，各地都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上项目，则造成重复建设和市场被分割，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损害经济效益，也易于造成宏观投资规模过大，推动通货膨胀上升。
四、在产业的选择上，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应当是国民经济的第二产业。我国正处于加速发展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第二产业的国有经济增长乏力，效率低下，便会阻碍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制约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国家大力支持第二产业国有企业的发展，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超前发展第三产业也是没有前途的。
五、在产品的选择上，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什么？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应当是消费品和投资品并举，但要以优化投资品为主，重点放在投资品的开发和优化上。原因是，改革开放后１０多年经济的发展，我们比较注重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生产，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相对忽视了投资品的生产和升级换代。只有加大投资品发展的力度，才能适应我国消费品市场升级换代的需求，同时减少投资品进口，保护民族工业。
六、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中，优先发展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大集团、大公司战略是国有经济组织结构调整的重点，通过国有资产的重组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交叉持股，变平面型组织结构为平面型和立体型叠加式结构，一方面以组织结构优化促资源配置最优，一方面通过国有大公司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好地发挥总体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七、在企业经营结构的调整中，如何正确处理主业经营和多元化经营的关系？就企业自身的利益来说，搞多元化经营是对的。但是，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主业的市场占有率及管理与技术等均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时方可选择投资于其他产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目前我国许多国有企业效益不理想，甚至亏损严重，与这种不具备条件时的盲目多元化冲动和多元化产业的选择失误不无关系。
八、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上，强调国有经济的相对产业优势还是固守国有经济的绝对数量优势？我们应该转变国有经济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旧观念，建立国有经济的相对产业优势观念，在结构调整中，使国有经济大量进入自己比非国有经济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从而实现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强强互补，通过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优势组合推动国有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效高速发展。国有经济一般应主要进入公用事业、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主导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医疗、商业批发等行业。
九、在地区结构调整中，以地方利益为主还是以市场份额为主？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需要照顾地方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坚持市场份额为主的原则，根据市场份额确定资源的地区配置结构。怎样才能既照顾到地方利益又能使地区结构趋于优化呢？可以通过实施大集团化的企业战略来化解地方利益与结构优化的矛盾。使大集团将其生产场地尽量与市场直接结合起来，按照各地的市场份额在各地建立生产场地。因为大集团在市场销售地建立企业，可以为地方创造就业机会，为地方政府提供应有的税源。
十、在结构调整的主体上，以政府行为为主还是以企业行为为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当起基础性调节作用。企业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主体，结构优化主要是企业利益驱动的结果，结构调整主要是一种企业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有加强的趋势。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政府行为既表现在宏观方面也表现在微观方面。从宏观上看，企业行为是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甚至是政府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实施的。从微观上看，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往往使企业行为出现盲目性和短期性，政府行为的直接介入也是必要的。
（摘自《财贸经济》１９９７年第２期。作者：魏杰侯孝国）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服务部门劳动也创造价值
宋则行
我国第三产业劳动可视为生产劳动
在商品经济中一个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取决于这个部门劳动的生产性质以及判别劳动生产性质的标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可以作如下简单的概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无论是生产作为商品的物质产品的劳动，还是以活动形式提供服务的劳动，只要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就是生产劳动。以上的概括，如果撇开它特定的社会形式，经过调整，能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无论生产物质产品或者为生产、流通、生活提供服务的公有制企业所使用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为企业、集体、国家提供“剩余”的生产劳动（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这是符合马克思所界定的生产劳动（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含义的。至于企业内部的生产劳动人员怎样划定，则也不限于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而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来扩展。凡直接、间接参加生产或服务活动的人员，包括工程师、会计师、统计师、经济师、经理人员等等，作为“总体工人”的成员，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者。
根据我国统计中的产业部门划分，哪些产业部门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呢？毫无疑问，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采矿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以及第二层次——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中的劳动基本上都采取企业经营形式而结合在一起，且在收支相抵后为企业、集体、国家提供剩余，因而撇开社会形式，都符合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的含义，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此外，上述各部门的个体经营户，只要他们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除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开支外还有剩余，他们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问题在于第三产业中的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和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提供的劳动，应如何看待？
先说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类服务已有一小部分采取企业的经营方式，并有向这个方向逐步扩大的趋势。但目前大部分，而且今后还会有相当部分并不采取企业的经营方式，而是事业单位。它们开展活动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或社会基金。它们提供的服务有一定的成本，但不一定收费，即使收费也往往收不抵支。从宏观角度计算一国增加值或生产净值的统计实践看，同样的服务单位的劳动，如果采取企业经营方式的算生产劳动，计算产值；而采取“事业单位”的不算生产劳动，不算产值，这自然是不可行的。其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动视为生产劳动，在理论上是可以讲得通的。首先，这类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间接为物质生产、流通以及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服务的，符合马克思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其次，这类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无疑地具有使用价值，而且也有潜在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这类服务大都没有作为商品来对待，没有计量它的价值。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动也可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他们的必要劳动也一样取得相应的报酬，与采取企业经营方式的单位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他们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没有被计量，而由接受这些服务的居民和单位无代价或少付代价地享用。
至于第三产业的第四层次，即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如国家党政机关、军队、警察等提供服务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按照马克思的界定，应属于非生产劳动。但就社会主义国家说，这些部门虽然不直接从事生产、流通，不直接为生产、流通或生活服务，也不直接为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但对这些领域的活动的顺利进行起着积极的保证作用，从而与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有紧密的劳动协作关系，也应属于“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也应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其劳动也可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必要劳动取得和其他部门相应等级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报酬；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则由社会全体成员无代价地取得，只是未予计量而已。
不妨指出，我们这样扩展生产劳动的界限，拓宽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也是和目前国家统计局按照三次产业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实践相一致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劳动价值论可以相容
上面的分析，涉及三次产业的划分和我国实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问题。三次产业分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虽然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是只要适合我国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加以借鉴和应用。例如，三次产业分类（不管这个分类的原始背景是什么），把农业、矿业、加工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作为一、二次产业，把各类服务部门作为三次产业，以便对国民经济进行分类地、具体地分析，这和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并无什么不相容的。又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ＳＮＡ）原是Ｊ·Ｒ·Ｎ斯通在凯恩斯指导下设计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否只能以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和三位一体的分配论为基础，也是可以研究的。
我们姑且以我国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１年制订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例。这个体系的核心是计量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及其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定时期（如一年）各个生产部门的增加值之和；生产部门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即服务部门）两部分，前者包括农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建筑业、货运、邮电、商业，后者包括前述第三产业的第一层次（流通部门）的一部分（即客运业）和其他三个层次。国内生产总值按三种方法计算：
１．生产法。将所有部门各单位的增加值加总，即得国内生产总值。各单位的增加值则是各单位的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总产出是各生产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物质产品或服务的总和；中间投入是生产单位为生产物质产品或服务而消耗的从外单位购入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增加值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各部门各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
２．收入法。各部门各单位产出的增加值，形成各方面的收入，它反映各单位增加值的初次分配。如以ＧＤＰ代表国内生产总值，Ｃ１代表固定资产折旧（用以补偿固定资产在本期内耗用的价值，它是前期的转移价值，构成本期增加值的一部分），ｖ代表劳动者报酬，ｔ代表政府征收生产税净额，ｍ代表企业盈余（在有些服务部门中有的单位是非经营性单位，资金来源是财政拨款或赞助，则本项为零），这样，ＧＤＰ＝Ｃ１＋ｖ＋ｔ＋ｍ。ＧＤＰ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即为国内生产净值（ＮＤＰ），它是扩大了生产范围（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国民收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与过去的核算体系衔接起见，仅计算了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净值。）
３．支出法。这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计算ＧＤＰ的方法。各部门各单位的增加值经过分配、再分配，形成各项支出，最终使用于消费、投资和出口，因而，国内生产总值＝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出口－进口）。
我们这样申述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无非是为了说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只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使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拿来使用。这些数量关系本身并未指明产值是由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诸要素创造的。人们既可以经过层层推论和附加的解说，来“论证”“它是以萨伊的生产要素论和三位一体的分配论为基础的”。人们也可以相反地说：国内生产总值扣除作为转移价值的固定资产折旧后余下的国内生产净值，都仅仅是各个生产部门（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的，一切非劳动的收入都只是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再分配的结果；那末，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扩展了生产劳动界限的劳动价值论就没有什么可以不相容的。
非物质生产的服务部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已成为最大的、占有劳动力最多的部门，把生产劳动扩展到非物质生产的服务部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把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的服务部门与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中的劳动也视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评介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大系》）十卷本中文版和日文版的出版，不仅是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而且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部《大系》卷帙浩繁，初读之下，感到至少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涵盖面广。这部《大系》包括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十个方面，即历史、法制、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科技、典籍、人物。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囊括这么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分卷加以论述，确是难得。正像周一良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法制、科技、典籍等，在以往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很少涉及，而《大系》却都专门设立了一卷。这表明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其二是学术水平较高。《大系》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一个整体，它本身就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体系。而且各卷的章节安排和论述又有系统性，并各具特色。有的从古代到近现代，依次分时期论述；有的分门别类，系统地加以分析；有的既论史实，又旁及神话、传说；有的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指出中日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这种系统性，表明这项研究工作的深入细致。
这部《大系》汇集了中日两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科研成果。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史实。书中涉及的事和人，没有“因言废人”，也没有“因人废言”。做到史料翔实，论述透彻，对有些问题的分析较深，有创见，有见解。同时，又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采取客观态度，介绍了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看法。
此外，编写者既注意其学术性，又注意行文的深入浅出，照顾了对中日文化交流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其三它是群体合作的结晶。这部《大系》，既是个人研究的成果，又是群体合作的结晶，是中日两国学者通力合作的丰硕成果。它向我们提供了吸收和借鉴别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机会。同时，也使广大中国读者从更广阔的角度了解外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刘德有）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２１世纪中国社会学展望
中国社会学自１９７９年恢复学科建设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了。下一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从理论上看，是有必然性的，即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要求，是社会和国家相对分离的要求，是非经济因素作用日益突出的趋势。从实践上看，提高过程已经开始。这表现在，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社会学课题是增加最快的学科之一；在国家学位体系中，社会学学科占有显著的地位；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学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社会学将呈现出本土化、国际化、综合化和成熟化四大趋势。所谓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求中国社会学能正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社会的发展，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吸取国外社会学精华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在下一世纪，这样的社会学本土化，将随着研究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深入而加速进行。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随着中国的发展日益引起国际注目，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也日益突出。所谓国际化，也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学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具有与国际社会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从而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二是中国社会学家能从世界的高度，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这两个方面也是相依不离的，后者是前者的内在本质，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在２１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将同时加速，这是世界一体化趋势和中国与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的必然结果。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综合化趋势。作为一种世界潮流，社会学学科的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不能不影响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如现代信息技术等也为中国社会学加快其综合趋势提供了物质条件等。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化趋势。中国社会学已取得成绩，但总的来说成熟度还不是很高。表现在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研究层次相对较低；实证研究较多但研究手段落后；与国际比较，我国的分支学科发展不够完善和丰富；在一些社会学工作中，对于社会学是科学和价值统一这个基本属性的认识有时还不够自觉。展望２１世纪，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将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社会学的前景十分光明。
（摘自《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作者：郑杭生）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学术座谈会综述
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于１９９７年５月８日在北京邀请首都地区部分著名专家学者举行“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学术座谈会，就“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香港回归与中华民族凝聚力、香港回归与祖国统一、香港回归的伟大意义以及香港回归后的展望诸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刘国光、赵曜、萧灼基、季崇威、丁守和、刘存宽等３０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与会学者强调，“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所提出来的科学构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当今时代的一大发展和创造。“一国两制”在香港问题上的实践，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为世界各国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国际意义。
有的学者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中国的国情和香港的实际。实践证明，中国政府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增强了港人的信心，这对香港的继续繁荣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并将对澳门的回归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产生积极影响。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大的体现。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香港回归不可或缺的条件。香港的回归，固然与“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和中国国力的强大分不开，但从深层分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要收回香港，简直是不能设想的。有的学者认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也即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香港回归不可缺少的因素。１００多年来，香港同胞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始终坚信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也始终没有忘记他们。５０年代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政府向香港提供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创造条件保证了香港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可以说，香港的稳定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祖国的支持，而祖国的支持又增强了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
毋庸置疑，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凝聚力是香港回归、祖国统一的深厚基础，而香港的回归又对爱国主义的高扬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促进作用。
香港回归后的展望。参加座谈会的几位经济学家指出，香港是一个经济城市，社会的稳定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在发言中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九章１６０条，保证了香港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稳定，香港特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这些都是香港回归后稳定繁荣的可靠保证。这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得到了全体中国人尤其是香港同胞的拥护和支持，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因此，遵守《基本法》就是维护香港的稳定繁荣，就是拥护“一国两制”理论，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这是香港未来更加繁荣稳定的重要保证。回归后的香港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不仅涉及到香港人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更涉及到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可以说，这是全球瞩目的热点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造成香港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以及回归后这些因素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与会者在发言中谈到，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三个因素，即祖国因素、国际因素和香港因素。祖国为香港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仅有英国的自由港政策，是无济于事的；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其金融、贸易、航运、信息产业与国际经济息息相关；香港内部因素主要是人的因素，即香港有一批高素质管理人才，他们既了解国内，又了解国际，在管理香港经济社会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香港回归后，促使香港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不仅没有变坏，而且变得更加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回归后，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需要彻底改变的，只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因素”。我们坚信，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香港回归的伟大意义和启示。学者们指出：香港的回归，结束了英国在东方殖民统治的历史，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开创了香港历史的新纪元，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其现实意义在于：首先，香港的回归，增强了中国的实力。香港的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内地的１／５左右，回归后必然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其次，香港回归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第一步，必将对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起促进作用。再次，香港的回归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途径和范例。最后，香港的回归在实践上验证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国家结构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硕成果。（黄孝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