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哀思父亲彭真
傅彦
爸，从抢救到您溘然长逝短短的二十几分钟里，我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悲伤。我的心在绞痛，我的眼在泣血，贴着您慢慢冰冷的面颊，我用尽力气大声呼唤着您：“爸！爸……”您再没有任何回答……余下的日子里，止不住的泪水，止不住的思念，我恨自己没有回天之术，不能留住您远去的脚步。爸，多少次我有怨艾或委屈的时候，从来都瞒不过您的眼睛，但您从不发问，只是和我谈您正在思考着的牵动千万人家的大问题：国有企业、农田水利、农村电气化……我的心情会很快恢复平静，并为自己因区区小事烦恼而感到羞愧。可是这一次，断肠的悲痛，却再也不能在您慈祥的目光中，在您博大胸怀中化解了。爸，告诉我，我怎样才能从这悲痛中解脱出来！您可曾听到，女儿在呼唤您！
爸，和您一生的刚毅、果断一样，您走得安详、平静，只是走得那么快。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没来得及对您说，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没来得及听您说。爸，静静地回忆您，成了女儿化解悲痛的唯一办法。
爸，我最敬佩、最崇拜的就是您。特别是在更多地了解您，明白您之后，才从仅仅是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升华到一个晚辈对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拜。我崇拜您的朴实无华、言行一致；我崇拜您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在灵堂上，我们挂上了１９７９年您恢复工作后不久的遗像，那朴实、开怀的笑容，正是您内心世界完美的写照。爸，您在女儿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老共产党员！
爸，您的一生全部属于革命事业，属于人民。只有在１９７５年您被送到商洛的三年半和１９８８年您辞掉全部职务以后的两段日子里，您才有些时间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才让女儿有机会和您促膝谈心。那是我最珍贵、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我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您的日子。
爸，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您的家庭，您受的教育，您走过的道路，都有着您自己独具的特色。您家境贫寒，六七岁就要白天下地，夜里纺线、喂牲口。小时在农闲时上过私塾，十八岁才上高小。身材高大的您坐在一群小孩子中间，又是一个每天只啃干馍的穷学生。您说过，那时因只啃干馍，没有菜，牙齿都松动了，您的祖母特别给您加了一根葱，但也只是加了一根葱。小同学们看不起您这啃干馍的穷“大”学生，可是您默默地承受了。那时候，您就显示了一种顽强和困境抗争的精神，并且表现出总能找到闯出困境办法的能力。几个月过去，您学习名列前茅，没有人再讥讽、歧视您了。很快您就成了同学们的“小领袖”，从抵制洋货等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开始投身到革命斗争中。“铲除不平，匡扶正义”是您早期朴素的民主思想，您说这是您的“蒙昧时期”。二十岁您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贫寒的家庭送一个壮劳力上中学是多么困难的事，为此您的父亲和叔叔分了家。在您的祖母坚决支持下，您踏上了从农村去太原的路。在省立一中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了您执著认定的革命道路。您从一个贫苦农民成为一位真正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艰苦磨难，有着多么坚强、执著的意志啊！
爸，从１９２３年入党以后，您曾两次入狱，前后长达十五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啊！您在狱中的坚定、乐观，对真理的执著和对干部群众的以身相护，都深深地震撼着我。
１９２９年，由于叛徒出卖，您被抓进了国民党监狱。您在入狱前任组织部长，知道全部党的关系。敌人没有从您嘴里得到一个字，没有一个党员和群众因为您的入狱而被捕。为了保护党的力量，您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摧残，您仍然顽强不屈地同叛徒、敌特坚决斗争。酷刑及监狱非人的生活，使您患上肺结核和痢疾。狱中您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同志看您病得这么重，问您还有什么话留下，您却用仅存的力气领导了狱中长达二十天的绝食斗争（敌人曾几次强行灌米汤和盐水，得以坚持二十天），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您的痢疾竟也奇迹般地好了。而肺结核，就靠聂荣臻伯伯每月送进两瓶鱼肝油，竟也基本好了。这件事您不知对我说过多少次，每次您都很动情：“那个时候组织也非常困难，聂荣臻同志坚持给我送鱼肝油，就靠这鱼肝油，我才捡了这条命！”直到日本侵略者直逼华北，国民党被迫大赦，一律减刑三分之一，您才由原判九年减到六年，在１９３５年刑满释放出狱。您曾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我是刑满释放出狱，出狱时除验明正身，我没写过一个字，这是早就很清楚的，是早已有结论的。”我们心里都清楚，如果是叛徒，还能在狱中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妄图置您于死地捏造罪名罢了。听天津老工人告诉我，出狱时，您瘦得就像一根电线杆，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可您毕竟坐穿了牢房！
１９３７年您作为北方白区地下党的代表去延安开会，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后，您就成为毛主席很信任的干部。您不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托，总是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去开拓新的局面。您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１９６５年，毛主席又一次赋予您重任，委任您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这期间面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您仍为罗瑞卿同志、吴晗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辩解，为保护更多的干部、知识分子，您高举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帜。“文化大革命”您首先蒙难，成为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５年，您再次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残酷迫害。但您不屈不挠地同林彪、江青、康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您还用自己宽厚的肩膀，保护了一大批干部。面对莫大的冤屈，您始终坚信真理一定会胜利，您坚信我们的党，坚信我们的人民，在狱中您坚定地为再次出狱做着准备：为了不丧失说话的能力，您每天不是大声念英文毛主席语录，就是大声唱京戏。为了保持腿力，您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来回踱步。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种情况下，您脑子里不是愤、不是怨，您说，战争年代和解放后工作忙，现在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多读些马列，多思考些问题了！后来在商洛您告诉我：“第一次真正系统学习马列和各种思想门派，是在国民党监狱；这是第二次难得的系统学习机会。”没有笔，您用粗大的手指，精心把牙粉纸袋或画报撕成整齐的细细的小条，用悄悄留下的米饭嚼烂当浆糊，把小条粘在书中要画的重点上。您保留下的粘过这种纸条的书有三十多本！您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考着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思考着如何防止这不该发生的一切。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我们被通知举家返京。不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把破烂家具连破面缸都打包带了回来。在民航客机上我们都默默不语，手拉着手，是啊，只要在一起！飞机一停，只见机下拥上来三百多人。一位机场女服务员一声：“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引动了几百人的哭声一片。是啊，人们经历了怎样一场浩劫！不久，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推倒一切强加在您头上的不实之词。您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漫长的十二年，谁又会坚信这一天真的会来到呢？１９７９年初您出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不少人说：“这个安排低了”，您说：“能工作就行。”岂止是“能工作就行”，您是在拼命工作，您要抢回那丢失的十二年！仅用三个月就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１９８０年又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这么短的时间就制定了这么多国家基本大法，您不是圣贤、奇才，您对我说过：这都是您在漫长的九年监狱中“就仔细研究过的”。您说：中国一定要走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道路！法律首先要保护人民！我知道，您是要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腾飞。
爸，您一生顾全大局，不重名利，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同样深深地震撼着我。很多老同志见到您，都称自己是您的学生。我知道您曾是中央党校教育长，后来毛主席做校长，您任副校长。我问起延安党校时的事，您告诉我，中央党校成立时，您问毛主席：“党校是不是该有个校训？”毛主席说：“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来毛主席为中央党校题字：“实事求是”。党校就是按这四个字工作的，您的一生也是按这四个字做的。当时全国各根据地高级干部几乎都在党校学习过，您不以教育长、副校长、老师自居，您说：“我过去只是在北方地下党工作，各根据地情况不了解，怎么能上来就做先生？所以在党校首先是取消了班主任，建立了学生党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各根据地学员自己开自己的会，自己总结自己的工作，还不能解决就去找自己根据地或方面军已在延安的高级领导，然后和我们谈。所以在党校，领导者也是被领导者，先生也是学生，学生也是先生。”您还说：“当时党校这种整风形式和我的经历有关。”我问您：“党校是发生过‘特务如麻’的情况吗？”您说：“那是审干期间，在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党校也发生了逼供信，把好人当坏人的情况。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除了党校自己改正和检讨外，毛主席还亲自来党校向被伤害的同志道歉。审干中我们是伤害了一部分同志。”去年，《毛泽东传》出版，我在书中看到：您和李克农同志曾向毛主席反映了审干过程中问题的严重性，毛主席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接着毛主席制定了“九条方针”，纠正了这个错误。我问您“是不是有这回事？”您说：“是有这么回事。”可是爸，您过去对我讲延安整风审干时却只提您怎么不了解全局，怎么依靠党校学生们自己去判断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您只对我讲党校也有过火行为伤害了一些同志，您怎么做检讨承担责任，却只字未提过您向毛主席进言一事！
爸，您也谈“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严重性，但只要说到毛主席，您总是非常肯定地说：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不行。您说：“没有毛主席，不可能在１９４９年就推倒三座大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个人的事与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比，那算不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毛主席还是伟大的领袖。”在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时，您在东北组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您再一次表现出您心中只有大局、只有党的事业、只有人民的博大胸怀！１９８０年您出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坚持实事求是地确定了“两案”审判根本原则：两案审判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要分清错误和罪行，犯路线错误是党内问题，有反革命罪行的毕竟是极少数人。这个原则的确定，不仅表现了您有从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的才能，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也解脱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爸，您就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里，永远对革命事业充满坚定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您在困难和逆境面前永远是一句话：“天塌不下来！”您常说：“有困难、问题怕什么？只要表现出来了，也就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了。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您的这种精神境界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个家和您的女儿。
爸，您还记得我们父女都难以忘怀的三年半商洛生活吗？１９７５年５月，您和妈被送到陕西商洛山中，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离开商洛，这是我们第一次过上虽苦但甜的普通老百姓家庭生活，也是您七十四年革命生涯中唯一脱离工作与我们共享天伦之乐的日子。再不像以前那样几天见不着面：您晚上没回来，我们已睡觉；早上上学，您却刚刚睡下不久。更不是您和妈妈在监狱无法见面的九年。尽管在商洛您脑子里翻滚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尽管您依然没有行动自由，但您能和妈妈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您很欣慰。而且您好像从来就过着这种生活。您在商洛和不少农民、干部成了知心朋友，他们高兴不高兴的事、家里矛盾，什么都愿和您讲，还请您到家里做客。白天，我要去县里上班，妈照看我的三岁的小女儿，您就一个人出去散步，一走就是一二十里地，回来时不忘帮我叫一担柴或一担菜。周末，在门前一小块地上，我翻地，您撒籽，我们种了茄子、西红柿……；我做饭的灶不好用，您就把我给您和妈理发剪下的头发存好，然后用石灰、头发、土和起来，挽起袖子给我搪炉子，我的炉子从此火特别旺，再不呛得我流鼻涕眼泪了。１９７７年给１９３６年入党的妈妈做了错误的结论，妈妈很难过，您亲自帮助妈起草申诉书。１９７８年妈先解放，安排作商洛地区副专员，您给妈作“秘书”，帮助妈起草文件或讲话稿。妈在生哥哥时正值日本鬼子扫荡，转移时在暴风雪中受了大寒，一直浑身疼痛，无法干体力活。我们不在家时，帮妈倒水、扫地都是您的事。过年时我买了猪头，您和妈帮我收拾，再包上顿饺子，老少三代一起过个年。爸，您和妈也很难得地享了三年半的天伦之乐。您回到北京后，还多次对我讲，您很怀念我们商洛的那段生活。可惜再也没有机会回去看看了。
爸，您从小就培养我对困难、逆境的承受能力，我却浑然不懂。爸，您知道吗？直到１９７５年以前，我曾多少次在心里抱怨您对我太严格。不是吗？我本来在中直育英小学（当时是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您却中途让我转入一个普通群众孩子较多的小学，也不许我报考云集了不少干部子女的中学。您说这样的小学、中学普通群众的孩子多，对我好。高中毕业，我本来数学、物理较好，您却让我考北大经济系，您说“北大是个小社会，复杂，能锻炼人”。您还说：“国家转入经济建设，需要我们自己的懂经济的干部。”可惜我不争气，没考上经济系，只考上第三志愿……１９６２年困难时期，我本来在家吃饭，您却打发我去学校吃饭，说“应该和大家在一起”。暑假，您去北戴河开会，本可以带我去，却把我留在北京红星农场养鸭子。大学期间又送我去北京顺义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开始。穿衣更是接妈妈、哥哥，甚至弟弟的衣服穿。最多买两件最普通的蓝褂子穿，一种偏带布鞋我直穿到大学毕业。多少次我跟您使小性，生气不理您，可从来没有动摇过您。我像独生女吗？我委屈、抱怨，甚至曾怀疑我是不是捡来的。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正在北大上学，首当其冲，比您还先挨斗。顷刻间从“天上”掉到“最底层”，接着您、妈妈、小弟先后被抓进监狱，哥哥软禁在农场，大弟弟被送到离边境仅二百公里的地方插队劳动，只剩下孤零零的我。很快我也被送到河南离焦裕禄生活的地方不远的农场，然后插队、在县里工作，一晃在农村度过了十一个春秋。１９７５年，我们相聚在商洛秦岭山中时，您说：“在监狱里最担心女儿会自杀。”我一直回味您的话，是啊，支撑这个家的责任虽然是我要好好活下去的动力，可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又经历了自己从未受过的侮辱、歧视和磨难，我怎么没感到苦得受不了？我怎么没想过自杀？我怎么能承受住了这一切的呢？我终于明白了，正是“文革”前爸爸的苦心“安排”，培养了我能吃苦和对困难、逆境的承受能力，也培养了我安心作一个普通人、淡泊名利的性格。爸，我终于明白了，这是您给予独生女最深沉的父爱！
爸，您病重时曾对我们讲：“我一生无憾，我们要愉快地告别，你们要继续奋斗。”直到病危您心里装着的仍是党的事业，是人民。您断断续续地说“中国革命……马列主义……”，这是您最后的声音，您把自己的一生的的确确全部奉献给了党的事业，奉献给了人民。爸，这就是您为什么给自己取名“真”。您一生求真，一生是真。朴实无华的真实、真诚和不屈不挠地为您认准的真理奋斗！您一生从来无私，也就做到了从来无畏。您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地捍卫真理，为此您真受了不少苦！同时又把真诚的爱，给予了干部、群众，给予了人民。您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因为无愧，所以无憾！您以一生强者、胜者为自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爸，您在天之灵看见了吗？您的心是永远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的。在您毫无痛苦、平静安详地走了以后，两千多人自发地抬着四百多个鲜花扎成的花圈络绎不绝地到家里吊唁。５月５日这让女儿永远不愿记起的、但又永远难忘的日子，人们涌上十里长街为您送行。两万多人在八宝山向您作最后的告别。他们中间有您的战友、部下、学生，有您家乡山西的省地县（市）的代表，有您的工人朋友、农民朋友，有热爱、敬仰您的北京干部和市民，队伍中还有不少八九十岁的老人，几岁的孩子……国务委员、部长们、将军们、老干部们、老科学家们、老艺术家们和群众站在一起排队。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他们始终站在群众的队伍里……爸，我要对您说，一个种地种到十八岁，一个最初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一个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不屈不挠，真正做到把一切献给了人民的您，得到了各阶层干部、群众如此发自内心的拥戴，您的确是可以无憾了，您当含笑九泉了！
静静地坐在我的小屋——我居住的几乎和我同龄的小屋里时时仿佛听见您在楼下爽朗的讲话声，仿佛听见您有力的咳嗽声，更仿佛听见您开怀的笑声……多少次我冲动地奔向您的房间，房间里依旧摆放着北京医院老式大铁床，依旧摆放着您和妈常坐的两个老式沙发……一切都还是依旧，只是那床头柜上的老式马蹄表永远停在了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６日２３时２２分……
爸，时光的流逝，改变不了女儿对您的思念，但思念中多了几分振作和坚强。爸，您永远是我精神的支柱，生活的楷模，我会努力去做一个无愧于您的女儿。
安息吧！我无限崇敬、无限爱戴的父亲！
女儿永远和您在一起！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７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哲人其萎风范犹存
——回忆同陈云同志相处的几件往事
沈鸿
陈云同志逝世转眼已经两年多了。两年多来，同他相处的许多往事又浮现在我面前。我自投身革命后，一直搞机械工业，直接、间接地在他领导下工作几十年。在长期接触中，我常常感到，他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关于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的那些富有远见卓识的精辟见解，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永远学习和继承。
心中有数，量力而行
我和陈云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４５年的夏天。当时，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边区的财经工作，我在军委后勤部军工局的兵工厂做厂长和总工程师。在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日子里，我们在瓦窑堡发现了铁矿，由于那里还有煤矿，便决定在瓦窑堡建一座小高炉，但建多大容积的炉子合适呢？大家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建日产１０吨的，有的主张建日产５吨的。于是，我们带了两套方案到陈云同志那里去汇报。陈云同志听后说，建多大炉子合适，关键要看铁矿储量有多少。你们知不知道瓦窑堡的铁矿储量呢？这一下把我们都问住了。因为我们事先只是了解到那里有铁矿，而且储量比较多，但究竟有多少，没有肯定的数据，谁也说不清。陈云同志要我们深入实际，调查到具体数据后再定方案。他给我上的这一课，使我终生难忘。
建国前夕，党中央把陈云同志由东北调到北京，主持筹建中央财经委员会。不久，他把我叫到中南海的办公室，一见面就说：四年不见了，我们在山沟里的办法已经不够用了，现在要管全国的大事了。随后，我被任命为中财委的重工业处处长。我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去东北、山西、上海了解工矿企业的现状。我们跑了一个多月，回来后，把这三个地区的材料加上早已熟悉的华北情况合在一起，搞了一个详细的书面调查报告。陈云同志见后非常高兴，说这样我就知道大部分家底了。
１９５２年，陈云同志指定当时重工业部的领导同志和我去苏联谈判建设飞机修理厂的事。临行前，陈云同志明确交待，这次只谈修理的事，制造的事以后再谈，全部费用最多七八千万卢布。但到苏联后，苏方接待部门十分热情，领我们到他们的许多飞机制造厂参观，说中国不能只搞飞机修理，有些零部件要能自己生产才行。他们拿出一份建议书，费用大约要一亿五六千万卢布。为了慎重起见，我们通过大使馆给陈云同志发去一个请示电。陈云同志接电后很快回电，说感谢苏方的积极支持，但我们近期没有那么多钱，请他们把方案缩减到７０００万卢布以内。后来，经过反复磋商，协议金额为８０００万卢布。
陈云同志历来提倡深入调查研究，在做决定前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弄扎实，做到心中有数，并且量力而行，从不搞“浪漫主义”。在和陈云同志的交往中，他的这一特点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不忘自力更生
在同陈云同志相处中，我感到他对争取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一直把握得很好。在他主持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的骨干项目绝大多数都是由苏联援建的，但他同时强调，只要自己能造的，就尽可能由自己造，不要完全依赖外援，而且，接受援助的目的，是掌握人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最终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使自己也能制造。这方面，他对试制１．２万吨水压机的关心和支持，是个很好的例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从我国重工业的实际需要和机械工业已有的水平出发，应当自己制造３台万吨水压机，分别放在上海、东北和西南。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我的建议，并责成我来主持上海这一台的制造工作。我们迅速组织人马，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干了起来。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因此到处是一片鼓励声。但这项工程毕竟是破天荒的，因此，陈云同志到上海视察时把我找去，不是简单附和，而是关切地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我详细介绍了试制的方案：先造一个试验用的破坏性的１２０吨模型，再造一个１２００吨的（当时正在造）；没问题了，再造１．２万吨的；出了问题，就停下来总结改进；改不好，就收摊子。陈云同志听后放心地笑了，说：“你这个做法不错，连打退堂鼓都想到了。”他还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可不要忘记，你是卖布的出身啊！”我懂这话的意思，他是提醒我要谨慎，不要被鼓励冲昏头脑。以后，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了。我觉得，这同他对我的认真而不是敷衍的、具体而不是空洞的关心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大部分时间挨批靠边站。１９７３年，在周总理的争取下，他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那时，国务院决定进口一套１．７米的大型轧钢设备，要连同附件一起进口。“四人帮”把这骂成是“洋奴哲学”。陈云同志针锋相对地说，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３００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说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吧。但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同志又犯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什么都要进口，恨不得买一个现代化。对此，陈云同志坚决反对。１９８２年底，全国五届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派了１０名代表去陈云同志家中看望他，我也在其中。谈到工业问题时，我说：“现在我们有些产品虽然落后些，需要改进，但有的产品并不比外国的差，有些单位总想用进口货，我看还是应该多用自己的产品。”陈云同志听后说：“我看了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很对胃口。我赞成你的观点，自己试制的东西，第一次会差些，但第二次就会好些，第三次会更好些，以后一次会比一次好。”陈云同志的话不仅是对我的支持，也是对机械工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殷切希望和鞭策。现在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口东西比过去容易多了。但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忘记自力更生的方针。
工业要支援农业
陈云同志一贯重视农业，重视工业对农业的支援，重视农业机械的现代化。解放初期，农业部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出改良农具，其中包括双轮双铧犁。据他们估算，使用这种犁，可以增产１５％至２０％。我那时在三机部（即地方重工业部）工作，陈云同志就把我找去，问了两个问题：第一，农业部说的增产百分数是否可靠？第二，当年生产５０万台有无可能？我回答说：我请教过农机专家，用这种犁的增产幅度虽然说不清，但由于它可以深耕，有利于作物生长，只要水、肥跟上，增产是肯定的。至于第二个问题，仅靠三机部系统的生产能力是不足的，如果把其他机械部门的工厂也组织起来，就有可能了。以后，陈云同志对这件事抓得很紧，经常催问进度。那时，党内正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各地各部门又层层加码，最后竟生产出１２０万台。由于这种犁只适用于速度快的骡马牵引，不适用于速度慢的水牛，因此，原定在南方推广２０万台犁就没有实现。但尽管如此，这次农具的改良还是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在我国的化学工业有了一些基础之后，陈云同志及时提出，要大力发展化肥和化纤，并把它视为解决人民吃饭穿衣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一开始，陈云同志曾对年产８００吨合成氨的小型化肥厂很感兴趣，设想在全国普遍推广。１９５９年，他在上海约我谈话时，特意提出要我去看看上海建的８套设备。我邀请上海农业局的同志一起，对这８套设备做了全面了解，发现能正常生产的只有２套，其余６套或有制造问题，或有管理使用问题，开工都不正常。我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做了汇报。以后，他又进行了许多调查，认为小化肥厂虽然有节省材料、制造容易、运输方便、适合农村分散条件等优点，但建设和生产上的技术都没有过关，还需要时间加以改进；而年产２．５万吨或５万吨的大化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其主要设备，除个别以外，在国内都已试制成功，而且具有生产成本低、质量好、节约劳力的优点。１９６１年春天，他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有一机部、三机部、化工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对建设大化肥厂做出了三年的计划安排。那次会议我没参加，但听参加的同志反映，会议开得很成功，很解决问题。我们今天化肥工业的基础，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的。
１９７５年８月，陈云同志邀我陪他去黑龙江视察重工业企业。在同省委负责同志交谈中，陈云同志谈及农业生产，问他们有什么困难。省委同志说，农场的水浇地浇不上水，希望能帮助提供１００万—１５０万马力的排灌设备。陈云同志问我：能解决吗？我心里有数，说没有问题。于是，他把这件事委托给我来办。在火车上，他和我闲谈时讲，中国农业对工业的约束性很大，农业过不了关，工业也不要想过关。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和部领导及农业部商量，决定分三年向黑龙江提供１００万马力的柴油机。结果，两年时间就完成了。
乐于和善于学习
陈云同志和我一样，小时因为家境贫寒，上学都不多。但他酷爱学习，而且有一股钻劲，善于结合实践经验吸收消化，融会贯通，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并有所创新。我想，这恐怕正是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吧。在延安时，他领导中央组织部坚持学习制度是出了名的。我第一次去见他时，看到他桌上摆着两本国民党出的《中国经济年鉴》。他指着这两本书说：“我对经济工作不大懂，这种书对我帮助很大，可以从中知道各省的资源和实力。你是‘实业救国派’，也应当看看。”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时叫我去他家谈谈经济情况。有一次，我问他现在干什么。他微微一笑，说：“我现在是中央委员一个，没任何具体工作，平时就是看看书和报纸。”我说：“你身体不好，应该注意休息。”他指着装满《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的书架说：“不读不行啊！‘老祖宗’还是管用的。”接着，他又问我：“你还能读些书吗？”我拍拍口袋说：“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我还随身带着呢。”他笑着点点头。后来听说，他利用靠边站的几年时间，不仅看完了《列宁全集》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卷，而且读了三遍《资本论》。
陈云同志读书求甚解。比如，实事求是，这个词始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毛主席用了这个词，并赋予它哲学的意义。从此，我们党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认识路线，大家都讲。但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很少见到有人琢磨。而陈云同志却从长期实践中概括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使实事求是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再比如，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是“老祖宗”讲的。我们都照着讲，却很少考虑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问题。而陈云同志却联系中国和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写出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提出对马克思的原理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还不够，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还用“鸟”和“笼子”来比喻搞活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我今年已９１岁，但我仍然愿意以陈云同志为榜样，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