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东方科学之星
——记中科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血研所所长陈竺
本报记者贾西平
一个高科技研究群体，一个在治疗白血病的国际前沿争创第一、不甘第二的群体，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崛起了。它的带头人就是年仅４４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研究所所长陈竺。
白血病，又称血癌，虽然它在癌症死亡率的排位表上列第六位，但对于青少年癌症患者来说，则高居各类癌症之首。８年来，这个研究群体在白血病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以及临床诊断治疗中获得重大突破，取得了８项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为千千万万个白血病患者打开了一条重返健康的希望之路，摘下了美国凯特琳奖、瑞士布鲁巴赫奖等多项世界癌症研究领域的桂冠。日前，法国全国抗癌联盟又决定，将１９９７年度卢瓦兹奖首次授予一位外国科学家——陈竺，以表彰他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成就。
特定时空下的漫长旅行
１９８９年７月３日，一架有鲜红国旗图案的中国民航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升空后，向着东方的天际飞去。
这是一次特定时空下寂寞而漫长的航行，飞机上大约２／３的坐椅都空着。紧靠舷窗的两个坐席上，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陈竺博士和他的妻子陈赛娟博士，肩并肩地坐着，显得格外自信和镇静，似乎刚刚在机场送别时，老师们对他回国后能否继续搞研究的担忧以及早些时候有关他回国准备“吃政治饭”的传闻，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心情。
陈竺向窗外望了望，依稀可见塞纳河的碧波和埃菲尔铁塔的雄姿，心里默念道：“别了，巴黎。”五年的留法生活像历史的画卷，一幅一幅地在他的眼前闪过……
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醒神州大地的１９７８年，已经自学了高中数理化课程，并初步掌握了英、法两门外语的“工农兵中专生”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列于第二位的，就是日后成为他妻子的陈赛娟。在王振义教授的指导下，陈竺学业进步很快，在《中华医学》英文版上发表了三篇有关血友病的论文，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关注，被接纳为国际血友病联盟会员，成为该联盟中第一个中国人。１９８４年，陈竺来到法国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任外籍住院医师，一年后攻读博士研究生，主修分子生物学。这个欧洲最大的血液病研究中心，汇集了诺贝尔奖得主让·道塞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这个研究生班里，共有１９名同学，而来自非法语区域的学生只有陈竺一人。陈竺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通宵达旦。在一次用法语应答的理论考试中，陈竺一鸣惊人，竟考了第一名。紧接着在第一年的考试中，陈竺以“白血病Ｔ细胞受体基因的研究”的论文，再一次夺得全班第一。对于陈竺，他的导师是这样评价的：“陈竺的整个工作显示了高质量的科学精神，以及在实验过程中非常高度的逻辑性，所有论文均发表于高水平的国际杂志上，而他则是大部分论文的第一作者……”
导师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艰苦条件下奋斗出来的
此时此刻，坐在丈夫旁边的陈赛娟心情很不平静。１９８６年１月，她狠心抛下不到两岁的儿子，来到陈竺学习和工作的研究所，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学位。她接手的第一个课题，就是一个高深的细胞遗传学课题，攻了整整半年，未见一丝成功的曙光。陈竺来助战，几个月后依然因技术原因陷于困境。
１９８７年的圣诞之夜，法国的同行都回家去了。在这万家灯火的时刻，陈竺夫妇仍像往常一样来到实验室。实验室一位老技术员无意间给他们讲述了圣·路易医院研究所领头人之一——让·道塞教授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弃医从军的让·道塞脱下军装，回到圣·路易医院继续搞科研。当时他草创的实验室根本不像今天这样现代化，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子，设备也十分简陋。但让·道塞教授沉迷于科研之中，坚持数年奋斗不辍，在经历了无数艰辛与挫折之后，他终于发现了“移植抗原”，并以此荣获了诺贝尔奖……
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陈竺夫妇，他们明白了，导师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艰苦条件下奋斗出来的，科学研究无坦途，当荆棘丛生，茫然不知所措之际，也许就是你已走到成功边沿之时。
他们抖擞精神，再度上马，此后的两年中，科研工作出现重大转折，灵感的火花时时迸射，实验操作一路绿灯。夫妇俩合作发表了６篇论文，在白血病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被法国同行称誉的“突破性成果”。这一成果找到了染色体断裂的确切位置，并提出了新的断裂点集中区域的概念，之后被国际同行广泛采纳……
回国去，与王振义教授会师：教癌细胞“改邪归正”
飞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城市沙加停留，这是从巴黎飞往北京中途的一站。同行的旅客有的在这里凭栏远眺，欣赏异国风情，有的到机场商店去购买金首饰。而陈竺夫妇，却小心翼翼地从行李架上取下试剂箱抱在怀里。这些试剂是他们回国前向法国抗癌基金会争取的１０万法郎购买的科研器材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回国后开展工作的基础。
多少年来，人类对于白血病束手无策，直到本世纪４０年代化疗的出现，才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然而化疗的负面效应显而易见，打一个比方，化疗是将人体细胞不分良莠地“集体枪毙”。自７０年代末国际上提出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思路后，王振义教授就成为这一思路的积极探索者。他设想找出一种会分辨“敌我”的药物，在不伤害“无辜”的前提下，对癌细胞进行“教养改造”，使之“改邪归正”，变成正常细胞。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这种药物，即“全反式维甲酸”。而该药过去仅用于皮肤病的治疗。
１９８６年，正在法国求学的陈竺，接到导师王振义教授从国内发出的信：用诱导分化法临床治疗白血病获重大突破。一个９岁的白血病女孩在化疗后出现高烧，感染，出血，肛周脓肿，生命垂危。王振义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尝试用全反式维甲酸药物对患者进行抢救治疗。结果，奇迹出现了：用药一周后，病人高烧退了，感染好转；三个月后，病情完全缓解；一年、两年过去，病人康复了（十几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病孩还健康地活着）！
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用全反式维甲酸成功治愈的白血病患者。
陈竺兴奋不已，对妻子说：“临床药物的成功，需要得到机理研究的支持，才能具有普遍意义。我认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从分子生物学的理论高度来进一步阐明王老师的临床效果。这也是我们自己研究特色的基础。我们回去，和王老师会师！”
听说陈竺夫妇要回国，法国的老师们劝他们说：留下来，你们会有灿烂的前程。甚至有人预言：回国，你们将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也要回去。原因很简单：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有祖国。在法留学几年来，他们魂牵梦萦的正是自己的祖国。就连他们博士论文的扉页上也工整地写着：献给我的祖国。１９８９年初夏的一天，即将回国的陈竺再一次来到巴黎金碧辉煌的卢浮宫。他在为无数放射着人类文明之光的艺术杰作赞叹之时，也为过去被侵略者掠夺而来的一批祖国瑰宝而感到压抑和痛苦。
“已经站起来的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应该有能力，应该有信心，应该有精神，高昂起头，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想到这里，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传遍他的全身。他一定要回国，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报效自己的祖国。
小小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
飞机从沙加起飞不久，便进入了祖国辽阔的领空。陈竺感到机舱里顿时温暖起来。
陈赛娟的心里也非常激动。她１９８６年去法国时，孩子刚刚会走路，会讲话。白天实验室的工作非常忙，他们有时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才乘末班地铁回家。躺在床上虽然很累，但睡不着，她为远在上海的父母担忧。想到父母身体不好，还为他们带小孩，刮风、下雨、下雪，把身体累坏了怎么办……
１９８９年７月４日，陈竺、陈赛娟博士回到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当时，担任血液研究所所长职务的王振义教授只是一个“皮包所长”，条件很艰苦。陈竺要建血液研究室更是缺人、缺设备，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带回的试剂也没有低温冰箱来存放。一个星期后，因寄放的低温冰箱故障，这些价值几万法郎的试剂竟全部报废了！陈赛娟后来说：“那真是哭也哭得出来。”一开始做实验，由于没有相关设备，他们要到外边的实验室去“借做”；没有交通工具，陈竺就骑着自行车，把那些贵重娇气的标本、试剂、试管及实验材料轻轻地放在车筐里，四处奔走。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吓倒陈竺。他们小小实验室的灯光常常闪亮到黎明。学校和医院也各尽所能，在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支持。医院在房源极困难的情况下，腾出两间屋子给他们作实验室；“试剂泡汤事件”之后，院方特批给实验室一台低温冰箱；人员，要谁给谁，全力支持；市科委、市教委、国家自然基金委、８６３计划的经费，在竞争中，也在许多前辈科学家的关照下源源而来。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陈竺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迅速展开。
美国纽约西奈山医院魏克斯曼实验室，是当今世界癌肿分化诱导最先进的研究单位之一。陈竺有赴该院作为期三个月访问研究的机会，他动员妻子自费随同前往，以便于通过国际合作把高层次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起初，对方并不怎么看重他们。陈赛娟在实验室里只是一名“义务打工者”。一次魏克斯曼与陈竺谈了话，发现这两个中国人的水平不一般。于是请陈竺在实验室作一次报告。结果令美国同行刮目相看。他们对陈竺说：“没有想到在你们中国能做出如此出色的工作。”魏克斯曼教授又建议陈竺在全院学术大会上作报告，陈竺再次登上讲台，再次受到欢迎。一个月后，陈竺夫妇的研究获得实质性进展。魏克斯曼教授终于按捺不住地提出：“你们留下来，在这里你们将得到最优厚的待遇。”陈竺夫妇相视一笑，说：“如果想在发达国家搞科研，１９８９年我们就不会从法国回到中国了。”一句话，说得魏克斯曼教授的眼眶有些湿润，他被这一对年轻夫妇的爱国情怀打动了，说：“我懂你们了，我会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在中国的事业！”
陈竺夫妇在西奈山医院的三个月里，合作写出了三篇有关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基因研究的论文，对监测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残余病变及该病的早期预报复发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这三篇论文也被魏克斯曼教授称为“我们整个实验室的骄傲”。临行前，魏克斯曼给陈竺实验室一份２２．５万美元的厚礼，以支持双方的合作研究。
巧遇张庭栋教授：携手让癌细胞凋亡
当陈竺得知哈尔滨医科大学张庭栋教授等用砒霜治疗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取得时间长短不一的完全缓解的消息后，便开始与哈尔滨同行的合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癌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中。所谓凋亡理论，是一种设想让癌细胞“自杀”的理论，诱导那些无法“教育改造”的癌细胞走向灭亡。
“文革”期间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曾派遣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张庭栋教授和一支医疗队到农村去寻访古方。张教授等发现一种用于治疗关节炎、皮肤病的秘方，其成分是砒霜。尽管这种药物口服时会偶发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肝损害甚至导致恶性肿瘤，但是低剂量静脉滴注可以大大减轻它的毒性。他检验了这种药物对许多癌症的疗效，发现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特别有效。
陈竺不赞成某些人把古方、验方一概贬为旁门左道。他认为临床有效，就一定有其科学的道理。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正是要用现代科学去揭示其中的机理。一年多后，陈竺带领的研究小组与哈尔滨小组合作在国际权威杂志《血液》上发表论文，揭示了三氧化二砷（即砒霜）是通过诱导癌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而发挥作用的。这一发现使砒霜这个古老的药物，正式步入了现代药物治疗研究的主流。
谈起成就，陈竺认为自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如果没有王振义教授首先使用全反式维甲酸和张庭栋教授首先使用三氧化二砷在临床中取得成功，就不可能有后续一系列的理论突破。
只有推翻不了的成果才是真正的成果
有一天，一个奇怪的数据在实验室引起一阵轰动。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新发现，陈竺高兴，陈赛娟也高兴。科学的发现是所有从事这一科研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的共同财富。于是，陈竺通过互联网络向国外同行作了通报。但此后的重复实验却证明，这个“发现”是个错误，是由于实验操作中的污染而引起的。陈竺异常痛苦！科学的生命是真实！他决定引咎辞职。这天晚上陈赛娟洗衣服时从丈夫的衣袋里偶然发现了辞职报告，走过来深情地说：“事业离不开你，重要的是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从此以后，陈竺对自己、对所有研究人员的告诫是：严谨严谨再严谨！宁愿少产出，也不能掺一丝假！他们对奇异的实验结果百测不厌；对博士生硕士生的论文从头到尾修改多遍，对引证的参考文献反复核对。即使对自己的实验结果，也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
有一次，一位患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病人在接受常规治疗后未见好转，这一特有的现象引起了细心敏感的陈赛娟的注意。经显微镜下反复观察，她发现该患者具有一种变异性染色体异位！陈赛娟兴奋，陈竺却扮演起质疑与批判的角色。
陈赛娟：“我看这真是一个染色体新的畸变。”
陈竺：“从未见过文献上有这个报道。”
陈赛娟：“这次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竺：“这或许是常见畸变不典型的表现而已。”
陈赛娟有点火：“你睁大眼睛看看！”
陈竺看后依然道：“实质内容真的改变与否，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经过几天几夜不断变更检测手段，连续反复做了上百次实验，证实此例染色体变异确实存在。乘胜追击，一年后，他们终于发现了１７号染色体的维甲酸受体ａ基因与位于１１号染色体上一个新的人类基因发生融合，继而克隆了这一基因，从而实现了我国在生物学领域中人类疾病新基因克隆零的突破！
科研自有其严谨的规则，这就是你要永远抱着自我批判的态度；一个新做出的科研成果，你要有勇气千方百计去推翻它，只有推翻不了的成果才是真正的成果。
承上启下，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
说起集体，副研究员陈国强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把我们研究所比作一棵大树，王振义老师称得上树之“根”，陈竺老师就是树之“干”，我们就是这棵树上的分枝。为了科学之树长青，陈竺既要为自身的壮大奋斗，又要为其枝叶的繁茂操心。
陈竺日臻成熟，成熟了就应该让他承担更重的担子。王振义几次跑去找院领导要求退下来。于是１９９５年，陈竺升任血液研究所所长，王老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心甘情愿地当了科研“一兵”。
科学研究强调协作与团队精神，但是一旦有了研究成果，尤其到了涉及到晋升、评奖时，团队精神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发表科研论文时，人们往往看重第一位作者和最后一位作者。陈竺当研究生时，王振义坚持把陈竺放到第一作者的位子上，自己的名字退后。而到陈竺已成大器之时，王老又把最后一名的位置腾出来让给陈竺和陈赛娟。而他们俩最近也决定，凡不是他们指导的课题，他们一律不占最后一位论文作者的位子，而把机会让给比他们更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近年来，全所在国内外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６９篇，其中３５岁以下研究人员为第一作者的就有４５篇，占６５％。
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为人的风格，而是出于对现代科学研究深刻的理解。现代科学研究多学科交叉，需要大协作，需要团队精神，需要思想极少约束、敢想敢干的年轻人。
３３岁的副研究员茅矛，在１９９４年还是个在读博士生时，陈竺就将癌症基因一项重点研究——分离维甲酸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的靶基因任务交给他。一年后，这位年轻的博士生终于找到了一个新基因！茅矛现在领导着一个９人研究小组。
３４岁的副研究员陈国强，在陈竺带领下，进行开创性的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基础研究。如今陈国强已成长为细胞生物学研究室副主任。与茅矛、陈国强站在同一梯队上的还有血栓与止血研究室副主任诸江博士，他今年只有３２岁。
陈竺对学生学术上提携，生活上关心，作风上则严格要求。人们常常看到，他自己动手擦桌子，收拾试管，扫地，倒垃圾。有人问陈竺：你作为一个高层科学家，这些杂事还要管吗？陈竺说：“我不认为院士就不该做这些事。在法国学习时，一位老师对我讲，每天早上用５分钟把自己的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你可以在这５分钟里考虑今天应做些什么事。”
陈竺常对学生们说，一个乱七八糟的实验室绝对出不了一流的成果。他要求每一个青年人都养成严谨的工作作风。
这里有良好的学术氛围。研究所不惜重金，订了国内外一流的专业学术刊物。每周一次文献报告会，由一名研究生主持，报告人将自己读到的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报告给大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每两周举行一次数据分析会，各研究小组将自己发现的数据拿出来供大家分析。在这样的学术会上，无论导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是平等的，有时为一个问题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气氛十分热烈。
在这样一个集体中学习、生活，能够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科学事业紧紧连在一起，时时刻刻拼搏在国际前沿，青年人感到有一种幸福的成就感。
令同行瞩目的科学劲旅：“中国陈竺组”
上海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这个团结奋斗、充满活力的高科技群体，在陈竺院士的带领下，已成长为一支令国内外同行瞩目的科学劲旅：“中国陈竺组。”
从１９９３年以来，这个所的重点实验室共承担课题１７项，其中８６３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攀登计划、国际合作项目１０项。这些项目的实施，为研究带来了大量科研经费。
世界血液学最权威杂志《血液》在全文发表他们的论文时，还将他们发现的实验图像大幅刊于杂志的封面。
国际最著名的科学杂志《科学》与《自然》也曾数次发表过他们的论文，并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进行了专访报道。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日，《科学》杂志再次介绍他们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研究工作时这样写道：“这是使所有人感到震惊的研究小组的又一个出人意外的发现！”
最近一次到上海访问的魏克斯曼教授对陈竺夫妇说：“过去你们到西奈山医院是我的学生，而今，在你们创新的研究与治疗方面，我是你们的学生。”
日本是世界上化疗最先进的国家，但在他们对某些白血病回天乏术时，医生对患者说：你们到中国的瑞金医院，那里的神药会救你们。
科学研究工作的突出成绩为陈竺带来了许多荣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归国人员、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第二届中国青年科学家、中国科协常委、目前国内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等等。
在鲜花与荣誉面前，陈竺表现得异常冷静：“在国际舞台上，外国人不会因为你曾拥有多少荣誉和头衔而承认你今天的科研实力，他们只看你有没有新的科学数据拿出来，有没有令人信服的新观点，在临床医学领域你有没有新的诊断和治疗招数，以及你这些成果是不是按照科学方法检验的，否则，人家照样不会接受你。所以，无论从自身工作的需要，还是从为国家多做贡献的角度来讲，我还是要在科研第一线更努力地工作，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顺境’中，更要如履薄冰，夹起尾巴做人。”
陈竺，共和国地平线上升起的一颗科学之星；上海瑞金医院血研所，一个充满活力的高科技群体，愿你们在科学探索的国际前沿上奋勇挺进！
（附图片）
陈竺、陈赛娟博士在分析实验数据。本报记者贾西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