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花拳绣腿说三事
杨子才
故人远道来访，谈到诸多令人神往的发展新貌，也话及少数干部耍花架子的事儿。今择其中三例略加评述，或许可以发人警醒。
其一，某乡长走马上任，立下“军令状”：“一年增产量，二年大变样，三年奔小康。”可他提出的大小数十条“施政纲领”，只是“明确在口头上，贯彻在会议上，落实在纸面上”。几年过去，乡里没啥变化，群众说他是个“空空道人”，只会说，不会练。
这位乡长的事儿，令我想起儿时听过、至今依稀记得的一首民歌：“情郎许下我把红纱扇／情郎许下我根白玉簪／还许下二尺绸子与我作鞋面／还许下二两五钱扎花线／对人你说替我花了许多钱／可四件东西你兑现了哪一件／俏哥儿／你专会吹牛皮不实诚。”把这首歌送给某乡长，也算“对口供应”，并不唐突，因为他与“俏哥儿”都犯的是“会吹牛皮不实诚”的毛病。
其二，某乡团干部工作有点子。乡里抓农业科技培训，红红火火，青年人踊跃参加，粮菜增产，猪羊长膘，人人欢喜。正要巩固扩大战果，上面布置“青年五达标”（体育、卫生、唱歌、绘画、演讲），于是经费、课室、时间、人员等发生了矛盾。农民说培训千万莫停。可“五达标”办好有奖，差了要罚。这位团干部终于放弃前者抓后者。培训一停，有人编了首顺口溜：“银头绣杆好镴枪，中看偏偏少用场。富民妙计三十六，一见困难走为上。”
由这件事，笔者想起清末张之洞的一则轶闻。张之洞位居总督，以爱才著称。他频频接见士子，促膝长谈，优礼有加。但他好事只做半截，士子见了许多，不见一人起用。一天他与老友交谈，问对其“倒履迎士”有何反响。老友说：“这使外间盛唱《烛影摇红》之词。”他惊问详情，老友便朗诵此词末尾几句：“几回见了，见了还休，争如不见！”张之洞听了面有愧色。
鼎鼎大名的张之洞，却以好事做不到底而受人讥讽。我们生在今天的时代，国家面临发展机遇，时不我待，又怎能因循苟且，遇到困难便想“退步抽身早”，使认准了能造福人民的事半途而废呢？
其三，某镇长到任之时，就立下宏愿：“为官一任，振兴一方。”他决心办成几件大事，给当地人“留个念想”。但他想自己的“赫赫政声”想得多了些，想群众的“油盐酱醋”想得少了些。他任内建的镇大礼堂、镇办公楼，花钱很多，“到下个世纪也不显寒酸”，可就是与镇上低矮的民居相比，太给人鹤立鸡群之感了。群众对此有些意见，便把这挺气派的新建筑称为镇长的“形象工程”。
由这位镇长的“形象工程”，笔者想起了张之洞的又一则轶闻。他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粤中人士闻讯欣慰，以为他能带来“惠政”。他上任后也做了禁赌等实事，但却对能存留到后世的修建太过关注。手下人看破了他这个弱点，就在修广雅书院时一味铺张，费去银子数十万两。到任未及一年，怨言四起。
张之洞修的广雅书院，后来成了羊城名胜，百年生辉。可当初只因他太要面子，过于靡费，背离群众心愿，便遭世人讥讽。爱搞“形象工程”的人似应以张之洞为镜，去杂念，戒铺张，先不忙锦上添花，多办些看似平凡、却是雪中送炭的实事。
第12版(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难忘家乡海蛎子
刘元举
在杜塞尔多夫曾几次与德国朋友一起进餐，而真正领略他们吃的风采的是在布鲁塞尔的那一处烧烤自助餐。
这是位于布鲁塞尔郊外大森林边上的一处墨西哥人开的自助餐馆。平顶小木屋半遮半掩，门口的灯光挺含蓄地透过一排大树的枝叶飘洒到了公路边上。店面质朴无华，店外的环境清幽极了。
台面上摆放着各种拼盘，有新鲜蔬菜，有海鲜，也有肉类。与国内这种自助餐相比，肉类的区别最为明显。国内的肉一般都是切成薄片，便于涮或烤；而这里的肉则是切成挺厚的块状。高鼻子蓝眼睛的欧洲人手里持有一种挺长的钢钎，木柄，把这种厚实的肉块串成一长串，然后拿到烤炉上烧烤，肉被火苗烤得发出一股嗞嗞啦啦的声音。我们中国人见了这种烤法免不了也要弄上一串试试。但是，且慢！翻译早就告诉我们不可如此这般。吃这顿自助餐我们每人收费标准是３０美金。就是说相当于人民币二百五六十元。如果不好好算计一下，那么就要吃亏了。我们中国人的肚子一般情况下，有一串那种烤肉就差不多解决问题了，再想吃也吃不下了。而一串烤肉的价钱在这里顶多２美元。所以，我们一落座，就统统奔向一个目标，那就是生蚝。因为到这里来，只有吃生蚝才不至于亏本，一个生蚝１美元，吃上３０个生蚝就够本了。
让我大失所望的就是这种生蚝。真没想到，所谓生蚝，就是海蛎子。我出生于渤海湾边，对于这种东西是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赶海，手里拿着一个炉钩子，在布满蛎壳的礁石上往下刨着。有时候我们带上一块饼子，饿了就将刨下的海蛎子壳敲碎，喝一口流淌的鲜汁，然后才叼上腥鲜的海蛎子肉就着大饼子啃上几口。那时候，满海滩有的是牡蛎，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这几年即使贵了许多，也不曾想会贵到这个份上——一个１美元。或许欧洲的海蛎子与我们那儿的不是一个味儿？
叫生蚝的那种东西有半个壳托着，摆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大瓷托盘里。我注意到了，不光我们这些亚洲人过来往盘子里划拉，欧洲人也过来划拉，最少的一次也要划拉个五六个。只一会儿，那一个大白瓷盘就光光地见了底儿。
我坐回位子，想好好地品一品欧洲的生蚝与我们家乡的海蛎子究竟有何区别。第一口的口感很特别，肉质细软而嫩生，但是，吃过两个之后，就满口大连的海蛎子味了。再吃，我就感到没有什么味道了，比我们家乡的海蛎子味道差多了。瞅一眼我的同行们，他们将吃过的蛎壳放在一边摆着，他们一定是在心里边算计着已经吃了几美元了，够不够本儿。
墨西哥老板也够悭吝的，盘子里的生蚝光了，他们故意慢些上，而再上时，竟早有人候在那里了，三下五除二的速度，又光了。我注意了欧洲人吃生蚝也是一口一个，他们的嘴比我们大得多，他们吃完那蚝肉还要吸溜一下壳里的汁，肯定比我们吃得贪婪。他们是否每吃一个时，也在算计美元呢？
我注意到了与我们相邻的一桌是一家三口人。儿子大约有十岁吧。他们一家人从坐下来后就一直在吃，他们几乎不说什么。我们这边的同胞倒是中国式的吃法，边吃边侃，而且全拣那种有意思的话题。
在我们边说边笑的时候，我仍然不时地观察着旁边座位的那一家人。他们每人已经吃下了一串烤肉，每人也吃下了一盘生蚝，还有一盘盘蔬菜，就在我们把时间大都扔在说话上的时候，人家一直不失时机地吃着。他们吃完这些东西还没有饱的意思，特别是那个小男孩还起身去弄回来一盘面点，又端了一盘冰淇淋。望着他们和刚进来时一样那种大口地甜甜的吃相，我不禁感到惊讶：他们何以有如此好的胃口？
面点我是吃不下了，冰淇淋吗，有心想吃可肚子没有地方了，即便是最对我胃口的生蚝，我统共也就吃了二十来个吧。肯定是不够本钱的。但是，当时也确实再没有多余的胃口了。因为我特别想就着那种玉米面的大饼子啃，而且最好那饼子是凉的是硬的，这样一口啃上去才能啃得过瘾，嚼起来，也才能有味道。那是我永远难忘的童年的味道，在这异国他乡抢吃生蚝，并且与美元紧紧相联时，我愈发难忘那家乡的海湾与家乡的海蛎子。那味道只有就着玉米面大饼子吞咽时，才会浓烈，才会隽永，才会充满诗的回味……
第12版(副刊)
专栏：香港回归之庆
香港素描
高缨
罗湖桥心，摆在倒计时的秒针上走过罗湖桥衣袖甩去鸦片战争的硝烟脚踝抹干昔日的泪时代的春风在口边荡漾短桥不过百步却走了一个半世纪回头看身影溶入历史
灯上帝也没法计算香港有多少灯灯绘大厦灯挂街树灯泻瀑布灯满山峰……双倍的灯又映上海面我自有一个方程式换算这璀璨的时空——香港的灯十二亿中国人的眼睛
太平山太平山是香港最高峰有缆车直达山顶俯视港九风景不登太平山楼大人小登上太平山人大楼小了毕竟是人造了楼人，立起来就是山山聚起来香港太平了
雾今晨有雾香港——一幅水粉画万幢大厦沉思在朦胧里千艘巨轮浮动于迷惘中曾经是中国人的愁绪织成维多利亚女王的面纱朝阳掀开雾香港——一幅亮丽的油画
饮茶与香港诗人挽着手入座湾仔的茶楼一壶乌龙茶泡开家常话他说，这壶中水来自大陆的水库呢话儿多么神奇斟出一首诗来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第12版(副刊)
专栏：
江壁小城
匡燮
驾舟船在三峡行走，两岸青山如黛，江岸如壁。那岩壁上分明有一幅幅风景油画挂着的，定睛看了，却是一座座江岸上的小城。
船走，岸走，城走；船停，岸停，城停。
凡停下来的地方，便多半是码头了。
陡峭的岸也便向后退去，空出一片沙滩来，船就去靠岸，人也就拥挤着踩了浮桥走下船，登着梯子一样的石阶向着岸上的小城走。路尽了的地方就是山，城就筑在这山上。江有几道回环，山也有几道回环，小城的街道也随了山形一层一层地排上去，像江水一道道凝固住了的涟漪。这样，就常常不知道刚才的路就在自己的头顶或脚下，便要问一声：一马路吗？在下边呢。三马路吗？在上边呢。争论起来了。幸好街两边的楼房并不一幢幢连接着，缝隙中有光透出来，慌忙地走过去，却原来有一道夹缝在那里，一条石砌的台阶路一折一折地深下去，路两旁有门面很窄的店铺排列着。从这样的夹道，向上走或是往下去，豁然间就又是一条同样的街道了。于是，大着胆子继续走，就又见了很深的沟，沟上架着桥，而沟里竟没有河，是一片大楼林立着，春笋般倏地从眼前长上去了。在长上去的地方，这才见了圆圆的山，山间有索桥有亭台有楼阁，都隐隐地显在云雾间。
因而，小城就多雨，一街两行卖伞的比卖菜的还要多，人们出门手里都擎一把伞，满街里就流着一道花的河。伞下面的人儿衣饰都整洁，面色都光润，但多半都用素衣随意地装扮着，那女的都细腰修腿的苗条，男人都不显将军肚的瘦削。偶尔，也有时髦的小姐，长发披肩，一件米黄的长外衣罩了，却将深颜色的毛衣扎进皮带里。也有讲究的男人，便是穿了中山装，扣了风纪扣的在街上从从容容地走。在漫长的三峡里，是出过屈原和王昭君的，小城的人见外地人来了，出言就讲谈屈原和昭君。说现下摆在街上的桔，就是屈原当年赞叹过的那种桔；说王昭君当年洗手帕弄香了的那道溪，至今还是香溪。说的人百说不俗，听的人百听不厌。
小城原本是安宁的，就像渔翁，在不断的斜雨里听着江中的涛声。但是，船上的人一批一批地进入小城后，小城也就喧闹起来了，连小城里的“的士”，也甲虫般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地钻了出来，排着长串在人缝里挤。两边就是商店，京广杂货一应俱有。还有一样，别处是雨后春笋，这里是雨后秋笋，如玉如脂的，用塑料袋装了摆在商店的柜台里。但游人却如蚂蚁似的只管在街上摩肩接踵地挤，很少坐“的士”，也很少到那店里去。那店里也就依旧清静着，很明亮，很干净，服务员小姐只好手拿一本杂志或是一本书去读。只是那卖旅游纪念品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却格外地来了精神，一堆一伙地向游人包抄着，站在游人跟前堵住前进的路，那手中的活儿就举到了游人的鼻子尖下来。游人说不买不买，她（他）就说你买你买，游人说我没钱，她（他）说你有钱，前边走多快，后边就跟多快，惹得被冷在那儿卖柚子的山里人，在一旁张开大嘴笑。正走着，那一边早有两行卖熟食的在那儿等着了，待要设法绕道走了，却瞥见熏鸭熏鸡熏肠熏肉的，尽是当地的土特产，在案上嗒嗒嗒地切成条儿切成片儿，一把干辣子面一把花椒面地拌了，端到游人的面前来。游人不再躲闪了，打住脚，放一块在口里，顿时便从舌尖麻到了舌根，从口里直香到心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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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光写意
杨庚新
鲁光这位知名作家极好丹青，而且如痴如醉。
１９９６年金秋，中国画研究院为他举办个人画展，刘勃舒对鲁光的绘画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的大写意为“富有情感、生命和现代意识的新文人画”。老画家华君武和许多美术界行家也称赞他的大写意画风新、画路广。
７０年代末，他涉足丹青。把他引上绘画道路的是花鸟画大师李苦禅先生。苦禅先生对这位忘年交说：“你的文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文学与艺术是相通的。”这激发了他学画的热情。
８０年代初，他迷上了崔子范的大写意艺术，成为崔门的入室弟子。崔老也告诫过他：“学画忌偏爱。太偏爱我，你就跳不出我的樊篱。你可以爱我，但艺术上要背叛我。”于是他开始寻找自己的艺术个性。崔子范是学哲学的，从哲学入画。他是作家，当从文学入画。应该说，鲁光作画，大大得益于他的学识、修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最重要的是感，由感而生情，由情而生意。而意是大写意的灵魂。鲁光格外重视艺术感觉的培养，很善于捕捉艺术灵魂。他总是用画家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去发现大自然和生活中的美。外出时，他常常以速写代替日记。他的速写本记录着“美”，积累着感觉。他的许多画作，都来自这些美的升华。对意的捕捉，对意境的开拓，不仅来自画家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同时也来自画家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如他的画作《老屋》、《山居》，与他的散文佳作《老祖母》、《一杆红木秤》等，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寓寄着他的浓郁乡思。鲁光的大写意胜人一筹之处还在于拟人化、象征性手法的运用。他的《三人行》（见图）、《自画像》，以牛喻人，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极具幽默感，令人回味无穷。他重视画题的命名和题跋的撰写，这对于深化意境和突出主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两年，他笔下的牛，造型更趋简化，已近半抽象，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用笔用墨也日渐精到，强调以书入画，常常以焦墨造型，画风独具。
经过十数年的艰苦探索，鲁光的大写意，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鲁光已年届花甲，近日他在一幅牛画上题写，“人生六十从零开始”。他童心不泯，在艺术创作上尚有很大潜力。人们企盼从他那永远年轻的心灵里，流淌出更多更新的画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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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上我最崇高的敬意
魏巍
《火凤凰》这部长篇小说，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动手，写了１９章后即因病辍笔。此后写了不少应时的杂文。１９９２年夏，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百年诞辰，开始写《话说毛泽东》一书，历时近一年完成。重新续写这部小说时，已经是１９９４年５月的事了。终于经两年零两个月的努力，至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９日将初稿写成。９月进入修改，至岁末脱手。共用去两年半的时间。
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６０周年，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７０周年。从我个人说，参加革命也６０个年头了。今天，我将这本书作为一项薄礼，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以及伟大的中国人民，献上我最崇高的敬意，并深切怀念那些为革命捐躯的英烈们。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经历。我对之感受最深，收获也最大。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我的大学”。它使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同志？它尤其清楚地告诉我，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本性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至少在书本上学不到这样牢靠，这样深入到生命之中。为此我作为幸存者必须将这一页惊天动地的历史记述下来，将党和人民伟大的功绩记述下来。但是建国不久，朝鲜战争发生了，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我不能不先写《东方》。此后，同样为了现实和政治的需要，我又写了《地球的红飘带》。以至迟至今日，在我年逾七旬之后，才来写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的事情。如果说这三部长篇可称之为三部曲的话，那么其顺序自然应当按照《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来排列了。
多年前我曾说，“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壮观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在文学上无论如何该有相应的表现。在这中间，我愿尽自己的一点本分。”事实确乎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无论就其规模之广大，意义之深远，斗争之艰巨与漫长，革命之深入和彻底，以及领导人的胆略与智慧，革命群众非凡的英勇与伟大的创造力，都使我们永远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作为作家，如果我们不能做出应有的反应，那是心中有愧的。这是生活教导我的，是千百万群众活生生的革命活动感召我的。我本人也正是依据此种信念付诸实践。现在，我的三部曲完成了，加上我和钱小惠同志合作的《红色的风暴》与《邓中夏传》那些写党领导的初期工人运动的篇章，应该说尽到自己的一点本分了。但是如果同无比伟大、辉煌的中国革命本身来比，则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何况文学这门学问很深，生活是一个大海，作家的艺术成就是受到他本身的才能和思想艺术的修养等制约的，作品也只能达到他可以达到的水平。在文学上更为深刻地更为辉煌地描写中国革命，只有靠众多有志于此的作家共同努力了。至于那些贬损革命、歪曲革命、嘲笑革命、告别革命的人，就请他们远远地走开吧！他们愿意“告别”，我们也乐于“送别”。因为他们之中有些原本就不是革命队伍中人甚至是敌对营垒中的人，或者是身在此而意在彼的待价而沽者。他们的“告别”，对我们没有丝毫损失。我们唯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对革命的污辱，对千万仁人志士的亵渎，对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伟大革命史的否定。
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各有侧重。《地球的红飘带》侧重于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将帅等领导层；《东方》则除了写毛泽东、彭德怀之外，就侧重在下层群众了。《火凤凰》则侧重写几个知识青年。但它又决非自传，而是写我的同时代人。不论当时或今天来看，我都认为我们当时是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人民大觉醒并起而抗争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对人的考验又是极为严峻的甚至是严酷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把他们锻炼成为无愧于民族、无负于人民的真正坚强的一代。这个时代对他们的赐予真是太丰厚了。有许多许多是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现在我把他们的经历和成长过程写出来，对现在的青年朋友想来是会有所启示、有所助益的吧！
历史的烟云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十分遥远了。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的，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的嗜血本性。在它们寿终正寝之前，战争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因此，我愿再次提出忠告：人们，警惕啊，你们务必百倍加强自己的力量使人类的祸水不致得逞。
近年来，晋察冀根据地的老同志老战友写了不少回忆录，大大丰富了抗日战争的史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从这些回忆录中获益不少，并且从中汲取了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情节，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谨以近作小诗一首结束：
三部壮曲喜完工，
俱是英烈血染成。
艺境无限我有限，
织就云锦惟丹诚。
共产大业希猛士，
低谷仍可攀高峰。
尽扫迷雾须奋力，
革命巨流永向东。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２日
（本文系长篇小说《火凤凰》的自序）
第12版(副刊)
专栏：
香港清水湾袋澳渔村（水墨） 宋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