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死海残卷》与犹太文化
林皎明
１９４７年７月的一天，一个牧童随手将一块小石头投进了死海岸边的岩石洞里，无意中发现了几只陶罐。牧童绝想不到，他发现的那几只陶罐，以及陶罐中所珍藏的书卷，对犹太世界来说，犹如石破天惊。罐中的书卷由此得名《死海残卷》。它与《圣经》、《次经》、《伪经》齐名，被列为希伯来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古典文献。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死海残卷》像国宝一样被供奉在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中。那是一座地面只露出顶部的精美建筑物。白色的顶部，完全按照陶罐盖的形状设计，全馆深入地下，活脱脱就是一个大陶罐。正值这部文献发现５０周年之际，主人邀请参加犹太文化国际研讨会的各国记者，参观了一般不向外人展示的内部恒温室，目睹残卷真迹。那片片卷页上的斑斑字迹，记录着２０００多年前犹太民族的一段神奇经历，据说至今还未全部揭示于众。面对这传世珍宝，莫名的神秘感油然而生。
经考古学家鉴定，《死海残卷》是公元前１４０年犹太社团遗留下来的。全书共有１１部、６００多卷经书手抄本，分别用希伯来文、阿拉米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在羊皮、纸草或金属片上。其内容除有《圣经》等经书外，还有犹太社团的各项规定，如《训导手册》、《教团规则》等，并有一批如《战争古卷》等史料。这批珍贵的古代文献，对校定《旧约》经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研究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提供了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海残卷》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发现之一。
这确实是值得犹太民族为之骄傲的。《死海残卷》所代表的古代希伯来文化，不仅是近现代犹太文化乃至犹太民族全部文明的基础，而且对西方文化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学者们公认，当今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便是犹太教文化。
书卷经不起岁月的折磨，已变得支离破碎、斑痕累累，而犹太现代文化，已经完全融会在西方文化之中，以致它们密不可分。就说现代舞，欣赏这种人体线条和人体语言艺术的人并不多，可谁能想到，纽约百老汇的现代舞水平，还不如以色列基布兹现代舞团的艺术造诣高。难怪以色列现代舞团红遍半个地球。在特拉维夫，有机会倾听四名以色列普通士兵的弦乐四重奏表演。莫扎特的乐曲从他们的手指间流淌出来，如涓涓溪水，那样地柔美，那样地流畅，很难相信这是军旅演奏水平。惊喜之余获悉，其中两人是乌克兰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另两人也是俄罗斯犹太移民。另一次，参加特拉维夫郊外的一场大众音乐演唱会，歌手的舞台风格和演唱方式，以及场内的狂热氛围，则全然是美式的。显然，在这里，刻意区分哪个是犹太文化，哪个是现代西方文化，已毫无意义。
以色列文化的斑斓国际色彩，由其特殊国情使然。在以色列城市街头，到处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人种，白色的、棕色的、黑色的、黄色的。犹太人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没有犹太人。根据《犹太回归法》，哪怕只有１／８的犹太血统，你都能立即成为这块犹太圣地上的公民。于是，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汇合、混杂、嫁接，派生出新的分支。这或许正是犹太文化的生命力和优势所在。
然而，当在诸多艺术品前驻足品味，在诸多乐曲声中静心欣赏时，冥冥中仍能感悟到一丝摆脱不掉的压抑感和历史积淀的沧桑感。
正走红意大利、希腊和美国的大歌星努阿，有出众的歌喉，也门犹太人的深肤色使她更加迷人。她的歌声婉转悠扬，时而随鼓点激昂，时而淡出留下伤感的余音。听她的歌，即使有欢乐，也会感觉到压抑的忧郁，宛如沙漠中的一只孤独的夜莺。许多舞蹈与油画画面，也总是表现超负荷下的扭曲，以及在重压下的挣扎和抗争。很明显，这种压抑色彩与作品主题每每与二次大战的大屠杀有关，那场灾难给犹太人造成太深太深的心灵伤害。参加研讨会的一些艺术评论家说，伤感出艺术。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压抑和忧郁美，毕竟只是美的一种，而不是美的全部。
任何文化逃避不了社会现实。一位以色列巴勒斯坦戏剧演员说，就在剧院门外３００米处，巴勒斯坦工人正在饥饿中找寻一份糊口的工作，“我不可能强作欢颜，粉饰太平。”这也许是现代以色列文化掺杂更多压抑色彩的现实原因。如果说全部破译《死海残卷》尚需时日，那么读懂以色列现代文化这部史书更非易事。
（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警惕洋烟的“进攻”
吴振强
９０年代以来，外国烟草公司开始大举进军亚洲，占领了不少国家的烟草市场。继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省之后，他们又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大陆。黄浦江畔，巨大的“５５５”广告牌闪闪发光；南京路上，“万宝路”香烟的灯箱广告引人注目；西子湖边，“健牌”香烟的巨幅广告牌傲视车流；重庆交通要道上清寺，“乐富门”卷烟广告高悬于人行天桥之上……从这些无孔不入的“宣战牌”上，我们可以嗅出这场“进攻”的浓浓烟味。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近１０年来的香烟销量逐年减少。美国每年下降３％，约１５０亿支。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那里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吸烟对健康的严重危害，自动戒烟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国家采取鼓励戒烟的政策，资助反吸烟运动，对在公共场所吸烟者处以重罚。１９９４年３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一项法令，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私立学校、军事场所吸烟，违者将被处以最高５０００美元的罚款。
令人寻味的是，尽管美国人在自己国内一再禁烟，但他们在海外的烟草销量却不断上升。布郎威廉森烟草公司每年增加１．４％，平均出口量增加２１０亿支。国内烟草市场的萎缩，固然是迫使那些烟草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理由。而美国政府对此不仅不加控制，反而千方百计地大力支持，也是美烟大量外销的重要原因。明知是嫁祸于人的买卖，他们还把成千上万亿支让人慢性自杀的武器倾销给我们。人们不禁要问：你们国家的人吸烟会得病，让别国人吸你们的烟不是同样会得病、会死人吗？！
可叹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自身并没意识，还把人家遗弃了的恶习当时髦。特别是在中国，烟民之众堪称一最。我国目前有３亿烟民，比美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１９９２年香烟消费量１．７万亿支，相当于全球总消耗量的３３％，并以每年４％的速度增长着。庞大的吸烟队伍每年给美国烟草公司创造３０亿美元的纯利，而美烟对我国人民健康的损害却难以估量。
所幸的是，对于洋烟的大举进犯，已经或正在引起国家和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并开始采取行动予以抵抗。国家在停止进口外烟、严厉打击香烟走私的同时，开始提倡戒烟，一些城市也颁布了禁烟令，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和重要公共场所开始实行戒烟。武汉电视塔上的“Ｋｅｎｔ”香烟广告被拉下塔来，广州市工商局已停止对烟草广告的审批，珠海、北京、张家港等一批无烟草广告的城市正在出现。然而这些举措只能说是初步的，有些还显得软弱无力，难以抵御洋烟的强大攻势。可悲的是人们的腰包刚刚充实了些，就首先甩掉大前门，叼上了希尔顿。更可悲的是许多地方仍以吸烟为时尚，敬烟为习俗，一些青少年和妇女也源源加入吸烟的行列，以喷云吐雾为潇洒。如果我们不能像禁鞭炮那样，采取严厉的立法措施，像计划生育那样，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那我们在这场进攻中能否取胜，就很值得怀疑。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汉城逛书店
孙启林
逛书店遛书摊本是我的一种嗜好，即使在国外，也不能免。在汉城，逛书店遛书摊的感觉是深刻而别样的。
在这里，较大的书店一般叫“文库”、“书籍”，如“教保文库”、“永丰文库”、“乙支书籍”、“钟路书籍”等，都可以与日本东京的“三省堂”书店、“岩波书店”等相媲美。有所不同的是，汉城后建的大书店一般都在地下，与地铁站相通，以方便读者。
一般大书店里在书架之间铺上丙纶地毯，听不到杂沓的脚步声，能听见翻书声和收款台上敲微机键盘声；书上都有磁性装置，交款时消磁，否则别想逃过门口的电子防盗系统的“眼睛”；书店从上午九十点钟开门，直到夜里９时闭店，店内有饮食部和休息处；读者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但更多为中青年人，有学子，也有公司职员；有的书店还在书架旁为读者备有小桌、椅子和凳子；在书店里，时常看到有倚架而立、靠边而蹲、席地而坐为看“蹭书”的青年人，或因囊中羞涩，或为先睹为快。最令人惊奇的是，竟有大批抄书摘记的青年人，他们大多是为了完成作业或撰写论文的大学生，而书店对这些大学生无论是摘抄的，还是“蹭书”的，都很宽容，并不禁止他们只摘抄而不买书，也不怕书卖不出去。这样看来，书店不仅仅有售书的职能，而且还起到图书馆、阅览室的作用，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这也许是汉城书店的一个特点吧。
在汉城书店里，你可以买到新上市的畅销书，也能找到多年前出版的书籍。这些图书不作特价处理，而往往随着纸价上涨而提价，特别是学术著作。在这样的国度里，看不到知识贬值、学术著作被冷落的现象。
在汉城有许多书街，有像北京琉璃厂那样的古书古玩文化街，如仁寺洞街。在那里可以购买古玩、字画与文房四宝，也有像日本东京神田那样的书街，在那里集中着各种户挨户、房连房的书屋。这种售书摊点还多半加上“专门店”的字样，以示经营某种专业方面的图书。
如果说走进汉城的大书店是游入了书的海洋，那么，进入这种摊点书屋，就可以说闯入了书山。书店门口图书堆积如山，屋内则是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找书要仰视，取书要爬梯。但这里的书价比大书店里的要便宜。哪怕是最新出版的图书，店主也主动打折扣，买主亦可以再讨价还价。多买书少算钱，买成套书最经济实惠。书买多了，店主会叫出租车免费给你送到住处。你若需要买什么书，也可以用电话与店主联系，他可以到出版社或其他书店里寻找代购。在这里买书价格便宜又极为方便。这也许是汉城书店的又一个特点。
逛汉城书店，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夜里９时该闭店了，店家多次广播催促读者离去，可还是有许多读者仍然在热心“钻进”书里出不来。有时店员只好到读者面前鞠躬致意“欢迎明日再来”、“请明日再读”。这使我想起中韩古籍上的记载：自古以来，韩国人就喜读诗书。很早以前，古代韩国人就能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诗书。历史上各王朝派使臣向中国求书，还在中国京城里用黄金购买大量书籍带回去；宋朝商人知道高丽人喜欢中国书籍，常用船载书籍去开京销售，或献于高丽国王。公元１３１４年，高丽中宣王入元朝访问，不仅在大都购书，又“至江南购万卷书而归”。
这种“喜读诗书”的优良传统一直保留至今，经久不衰。在这里，候车室、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以及一些商店，常以能挤出一角出售图书、报刊为荣。报纸和杂志都设有新书评介专版和新书目广告。一些大报每周统计公布各大书店提供的前１０种畅销书目，有的还介绍世界各国流行的畅销书。这样就对韩国的读书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什么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匮乏、国土狭小的韩国能创造出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呢？这是我在韩国访学过程中经常思考的问题。当我参观炼钢能力居世界第二位的浦项钢铁厂，看到大门上悬挂着用汉字书写的“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横幅时，似乎找到了答案：是书籍，是知识，培育了创造奇迹的人们；是人们从书籍和知识中获得了创造奇迹的智慧和力量。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社情
今天我休息
李彦春
日本日历上，在３月８日这天，用小红字注明“国际劳动妇人日”。我对日本妇人透过红字反射到脑中的内容，做过小范围的调查，１／３强答“不晓”，１／３弱答：“在日历上见过。”事实上，日本妇人是不过“三八国际劳动妇人节”的。
又问了美国人、韩国人、尼泊尔人，皆反问我：“‘三八’为何日？”“和母亲节一样吗？区别在哪儿？”而中国女性对“三八”熟如第二生日。这一天，中国女性有权利对男性宣言：“今天我休息。”记得某年过“三八”，闲坐椅上遥想世界，以为既然是国际妇女节，全世界妇女这一天应该集体罢工，壮观啊！踏上岛国才知，日本妇人不罢工。
３月７日，中国某政府机构邀请２００多日本妇人过节——宣传男女平等，欣赏民族歌舞，品尝中华料理。这一天，穿和服人的手拉着穿旗袍人的手絮语：“你们都工作吗？工作的时候谁带小孩？男人干家务不觉得难堪吗？有男用围裙吗？……”
“中国妇女地位高啊，我们羡慕。”日本妇人眼里放光。在中国驻日公司就职的藤原对“三八”不陌生，她说：“你们每年庆祝‘三八’，妇女有自己的节休日。我们日本妇女还要努力啊！但也不能要求与男人一样啊。像英和华，嗯……有点……”藤原说这话，是她在公司不断耳闻的两位中国女子的故事。
东北人英嫁一归国者名吉田，初婚时，吉田让英每月报帐，即每日从商场带回来的非正式收据。英不解，以为夫家传统。一次去婆家包饺子，英在厨房中听到婆婆训儿：“管好你媳妇，防她给娘家寄钱。”英大怒，菜刀剁得菜板直响。回到家，她告诉丈夫：“明天中午，你不要回家吃中华料理了，我要去打工。”以后，英与男人一样作息，经济分开，给娘家寄钱时，不掖不藏，直面夫君。英慨叹说：有了经济，地位腰杆才硬。
另一人物是华。她与学中文的丈夫土居在北京语言学院相识相恋。华到日本成婚后，土居的汉语大大进步，三处授课，收入可观。土居每月往华的帐号上打入１０万日元，供她日常开销。华不懂日语，让土居做先生，土居不肯，但给她联系了一日语学校，说是解闷。两人日常会话，仍用中文。土居有车，华想学开车，土居反对。华问他反对理由，土居支吾。华隐约听出他担心华像传闻中的中国媳妇一样连人带车跑掉，华心中不悦。华每日从家到学校往复，与打工的同学比，日语进步不大。她心里急，逼土居说日本话。土居问：“我们沟通没有问题，为什么要讲日语？”华道出不能闲在家里，学会日语后，可以出去教中文的想法。土居瞪眼：“你缺钱花吗？”华叉腰：“我要体现我的价值。”“你的价值就是伺候好我和家，我安心工作，步步升迁。”华反唇：“我的中文专业丢了怎么办？”“咦？教孩子呀！”“我三十未立，要什么孩子？！……”土居把华的日语课本摔在地上。
华把委屈说与中国同学，众女子听得个个柳眉倒竖，纷纷出计献策。日语教师问明中国人激动之原由，歪头托腮，沉思片刻，缓缓说道：“自然界中有七大洋，日本男人外出工作要面对如七大洋般的涡潮；时刻梦想出人头地，每天提防被上司辞退，平衡同事关系，担心交通事故、电车扒手、流感和其他不测。谁能使七大洋无风无浪呢？家庭。所以，日本妇女的温柔体贴世界闻名。当然，地位要比中国人低得多。但是，华同学也要理解丈夫啊，他心情不好，就会影响健康和工作的啊，照顾好家庭也是你的本分啊！”讲故事的藤原和日语老师承认中国妇女地位高的同时，也认为中国式的平起平坐比日本妇女走得太远。藤原介绍，现在日本年轻女性与母亲、祖母的传统妇道相比，风气渐变。一般女性在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为延长工作年限而成迟婚者日增。还有为留任而成拒婚者。这种人虽保住工作，却保不住青春。以女性青春装点公司是企业传统。因此，大龄留任者还要分心直面压力。曾作为同事的男女恋爱成婚后，女方一般会辞掉工作，否则，单位同事会发挥想象：他们家一定乱糟糟的，田中怎么能忍受没有条理的生活呢？自然，田中就成为同僚讥笑的对象。田中媳妇为不使丈夫难堪，而又想工作，就转换公司。田中对外则称：家内把工作辞了。即使某单位较开明，不辞已婚女性，一般已婚女性的丈夫也不愿妻子外出工作，传统观念是：被人想象成他是个没有本事的男人，要劳驾妻子挣钱贴补家用。
初到日本者，看到服务行业女性居多，以为“主内”已成过去。实际上，她们多为打临时短工者。上午１０时至下午４时，丈夫孩子在外，妇人出来打短工现象，在日本极普遍。她们下班，大学里的女生恰好放学，工作便续接上了。
在日本传统的严重的大男子主义的社会里，女人的生活空间仍以家庭为主。尽管有女不屑锅台围裙，但仍如星星之火。藤原当初学中文，就是想到中国驻日公司就职，而不存被炒之忧。她说：“我的愿望基本实现了，将来有了孩子，照样工作。但是，哪一年，我们能在‘三八’这天对男人说‘今天我休息’呢？”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哲学家小道”上
和平
应汉莎航空公司之邀，最近，我访问了海德堡，这座迷人的山城，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莱茵河的支流内卡河从城中款款流过，映照着两岸的青山绿树，红瓦白墙。山顶上普法尔茨选侯王宫的城堡气势恢宏，把整个城市烘托得典雅动人。但是，海德堡最让人流连的，还是那个被称作欧洲最优美的散步的地方——“哲学家小道”。
通往“哲学家小道”的路不是平坦的，要沿一条狭窄崎岖的山路而上，而且非要经历一身大汗后，一条平缓的柏油步行路才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来到路上，前面的景色豁然开朗，内卡河、古城、老桥、王宫城堡尽收眼底，一幅秀丽的鸟瞰图令人心旷神怡。这条居高临下与内卡河平行的观景道就是“哲学家小道”。路边设有一个个观景台，还备有可供休息的长凳。
沿路拾趣，韵味十足，远景时而被近处的树枝半遮半掩，时而又一览无余。随着人的步履移动，景既是静的也是动的。难怪许多哲学家、艺术家、诗人都喜欢在这条路上散步，这里令人胸襟开阔，而且拉开距离看海德堡，不论寻历史、寻文化都有一种超脱感。
说起德国的哲学家，人们就会想到黑格尔。１８１６年至１８１８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授。据说有一次，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天下雨了，他都没有发现，连鞋子陷进了泥潭，都没有知觉。他继续散步沉思，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穿着袜子……也许就在这条路上，一个新的哲学命题就这样发现了。事实上，黑格尔就是在海德堡期间，完成了体现他整个哲学体系的著作《哲学全书》。
黑格尔的朋友、德国古典文学家歌德也曾经在海德堡住过。据说他也喜欢在这条路上散步。歌德活到８３岁，一生都活跃着学习和创作的激情。８１岁时他还在学阿拉伯文，就在去世的前几个月他才完成了享誉世界的《浮士德》的第二卷。他对自然科学投入了极大的兴趣，从而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观，使他一直没有停止追求艺术创作的完美。伟人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也留下了可贵的精神。
从“哲学家小道”俯视位于市中心的海德堡大学，它像一幅版画浓缩在我们眼前。这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于１３８６年由鲁佩特一世创建。在文化低落的年代它只有４０名学生，但知识毕竟是不可抵挡的力量，１９世纪初一些有名望的学者使海德堡大学赢得“心灵的归宿”之美誉。现在这所大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３万多名，许多校舍成为海德堡的文化古迹。著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的原子物理、医学和天文学研究所也设在这里。海德堡这座只有１３万多人口的德国中等城市，已经出了６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另外，美丽的海德堡不知陶醉了多少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在海德堡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珍藏的许多古老的手抄本，其中有配着插图的１４１位诗人写的有关海德堡的抒情诗集。导游告诉我们：“德国没有一座城市像海德堡这样受到浪漫主义诗人的如此热爱。”
入夜，从“哲学家小道”遥望海德堡市，一片灯火辉煌。最难忘的是那王宫夜景。被灯光照亮的这座王宫城堡高耸在黑色的夜幕之中，像童话故事里仙境中的宫殿。虽然它的外表已露出废圮之态，但里面仍不失当年的富丽堂皇。在酒窖里可以看到长８．２米、高７．３米的储酒桶，足以使人想象当年王宫奢华的排场。王宫像如今这样灯火通明历史上有过两次：一次是１６１３年，腓特烈五世为联姻英国公主伊丽莎白·施图特而举行的盛大晚会；一次是１７６４年，在被王位争夺战彻底摧毁的王宫废墟上，卡尔·特奥多选帝侯准备重建王宫。当我的目光重新落到王宫古堡上时，我的想象已不是过去的故事。我看到，这座已有５００年历史的王宫兴衰争斗不过是一瞬间的过眼烟云。
当我们正在欣赏夜景联想历史时，一位年轻人扛着三角架走到我们旁边，只见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长筒望远镜架在支架上。原来他是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近些日子每天都来这里观察并拍摄海尔—波普彗星，并把彗星与王宫夜景的照片拼接在一起。我们没有更多地打扰这位年轻人，因为他如果不能很好的观察这颗彗星，下一次机会就得再等２０００多年了。
我们离开了海德堡，在“哲学家小道”上看到的景象依然印在我的脑海里。它给我带来了许多遐想，人生匆匆，犹如星光闪现，稍纵即逝，但像彗星这样光辉夺目的当属罕见；如在芸芸众生中，能像黑格尔、歌德那样孜孜不倦地努力，为这个世界存留一点有价值的财富的也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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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束清馨的铃兰
王芳
清晨６时，玛丽就在巴黎共和国广场附近支起了临街货架，摆上一束束铃兰。翠绿椭圆的枝叶，衬着玲珑钟状的白花，不时吸引路人停下步来买上一束。
铃兰是法国的吉祥花，只有“五一”能在市面上见到。１８９０年，法国工人庆祝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争取８小时工作日时，胸前佩戴的是一个红色小三角。几年后，“五一”游行者衬衫上的饰物变成了象征法国革命的蔷薇花。１９０７年，铃兰又代替了蔷薇，成为法国“五一”节的标志和传统。每每这一天，人们都要买上一束，送给亲朋挚友，表达最衷心的祝福。特别是青年，对于这种素称可带来好运的花卉，更是格外地喜爱。
玛丽是个中年妇女，失业已近两年，在法国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年头，像她这样没有像样文凭的人，很难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不过，靠着自身的勤勉和良好的人缘，不甘沦落的玛丽，终能找到一些零活。自去年“五一”，她开始卖铃兰。
巴黎市场上的铃兰，８０％产于南特，其次是波尔多，也有一部分直接来自枫丹白露等森林公园。这种野生铃兰，朵小，味香，花期长，备受赏花者青睐。玛丽独身一人，要设法工作，又要照管一个年幼的孩子，哪有精力去林中采铃兰。她总是到郊区兰吉斯市场批发，再点缀上红丝带，配搭上一枝丁香或一两朵玫瑰。照规定，流动商贩不准在花店方圆５０米处卖花，违者以不正当竞争受到处罚。好在有相当数量的人喜欢在流动货摊购花，因此，一天忙碌下来，多少可赚得一笔。但这样的好事一年能有几次？
离玛丽不远，蹲着一个女孩。我凑上前攀谈。女孩从东欧来，祖国分裂后，父母带着她逃离动荡和战乱，几番周折，来到法国。不想，全家人一直难以安身立命。挨饿，乞讨，露宿，漂泊，在和平时光度过童年的她，过早地饱尝了生存的压力和威胁，美好的梦在艰辛中磨蚀。她只有１４岁，却不能读书。好心的友人，帮她搞到一批铃兰。她找来两个简陋的纸箱，权当货架，在一块撕得不齐整的硬纸板上，标好价格。尽管她的花比玛丽的便宜几法郎，问津的人竟不是很多。
每到“五一”，巴黎便出现数千个卖铃兰的货摊，星星点点，散布街头。售铃兰的，有志愿为福利事业筹款者，有退休的爱花人，更多的则是大学生、失业者和打半工的低薪者。谁都指望这一天的收入，可缓解月末的拮据和贴补日常的开销。近两年，在售铃兰的队伍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外籍移民。他们竞相杀价，弄得当地商贩叫苦连天。法国今年气候异常，铃兰早熟，上市的花少于往年，价格自然也贵。但稍微观察一下各货摊的花价，无形中仍感觉到激烈的竞争。
中午时分，成千上万参加“五一”游行的人，不断向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汇集。人群中，有的手持铃兰，有的把铃兰别在衣襟上，“反失业”、“反排斥”、“反种族排外”和“争取社会平等”的口号，醒目地写在标语牌上。节日前夕，法国刚刚公布一组统计，２、３月的失业人数略有下降，但失业率依然保持在１２．８％的创纪录水平，长期失业进一步加剧。今年的“五一”不同以往，提前举行的议会竞选使休假不休战，左右翼政党领导人都借机阐释各自的竞选纲领。他们高举铃兰，争先许诺要解决法国的失业、社会排斥和百姓的购买力问题。我问玛丽，对这次大选后的社会经济局势是否寄予希望。她，一脸的茫然。
我想买一束铃兰，玛丽特意挑选了两株有心形装饰的，用彩带精心地扎好，有一股沁人的幽香。望着手中的铃兰，我发自心底地祈愿：这清馨的铃兰，能带给辛苦的售花人一份幸福和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