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伟人的胆识和胸怀
——回忆邓小平同志的几次谈话
李德生
在１９９７年春节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每天的主要活动，一是阅读《伟人邓小平》这本书，二是收看《邓小平》这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小平同志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为中华民族的史册谱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小平同志是举世公认的一代伟人，没有他，中国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更加激起了对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崇敬。２月２０日凌晨，骤然传来邓小平同志逝世的噩耗，顿时，泪水模糊了双眼，我陷入无限悲痛之中。
在我的一生中，对小平同志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印象，其中有两个阶段尤为深刻。
从１９３８年初至１９５０年底，我一直在小平同志领导的部队当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逐鹿中原的岁月里，我不知聆听了小平同志多少次讲话和指示，看了他多少份电报和文件，参加了由他直接指挥的多少次战役和战斗。大量的事实反复证明，小平同志是一位大智大勇、出类拔萃的卓越领导人，是党中央、毛主席正确领导的代表，他和中华民族的胜败兴亡、千百万将士的喜怒哀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１９３８年１月，小平同志担任我们一二九师政委，和刘伯承师长开始了长达１３年之久的亲密合作，谱写了“刘邓不可分”的历史佳话。在我们的心目中，邓小平同志是可敬可信又可亲的老政委，他和刘伯承司令员是两株紧紧相连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崇敬的刘邓首长。他们珠联璧合，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活剧。其中，有许多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刘邓指挥我们太行、太岳和冀南三个纵队胜利地进行了上党、平汉战役，给了蒋介石狠狠一棒。全面内战爆发后，刘邓大军在陇海路南北先后九次与国民党军较量，九战九捷，打出了刘邓大军的赫赫威名。１９４７年６月，蒋介石采用“哑铃战术”，调集重兵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刘邓胸怀全局，勇挑重担，义无反顾地举刀砍向老蒋的“哑铃把”，挥师强渡黄河，实行中央突破，鏖战鲁西南，一举歼敌九个半旅，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以后，率部逐鹿中原，激战淮海，突破长江，进军大西南，为彻底摧毁蒋家王朝，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历史证明，刘邓和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辉煌业绩是紧紧相连的，假如没有刘邓的统率和指挥，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小平同志到中央工作，我仍留在军中，相互接触的机会少了。后来，在“文革”后期与“文革”之后，小平同志第二次、第三次复出，我又有幸与他有了较多的接触。除了一起开会，我曾多次到他的家里拜谒；我调沈阳军区工作后，他五到东北，每次都和我亲切谈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超人胆识，高瞻远瞩，纵论天下大事，畅谈党、国家、军队的建设，充分表现了一代伟人的气度和风范，使我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强烈的震撼。
１９７４年冬，我从沈阳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专门去邓小平同志的住地看望他。同时，也是为了向小平同志反映原二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同志的事。王近山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位在全军都赫赫有名的战将，许多老同志都反映，希望能在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为他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那一天，天气晴和，小平同志精神爽朗。他热情地和我握手，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二野的历史。我说，那时我在六纵十七旅工作。他讲，晓得晓得，定陶战役打大杨湖，我和伯承同志到了你们十七旅安陵集指挥所。１９４７年冬，我和李达同志带领前线指挥所，和国民党部队在大别山转圈圈，你们十七旅一直掩护我们。淮海战役南线阻击战，你们部队表现不错。当谈到二野的几员虎将时，邓小平同志边在胸腹前打弧形手势边说，陈锡联同志胸襟开阔，肚量大，能打仗；王近山同志敢打硬仗，很猛。我向他反映了王近山同志的处境和老同志们的意见，他连声赞道：说得对，说得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贡献的同志。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中央讨论过了，大概没有军队代表的位置了；我来告诉刘澜涛，建议给王近山安排当全国政协常委。我听了很感动，当时斗争形势那么复杂，小平同志工作那么忙，为了一位老同志的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想得那么周到，真是出乎我的期望。这使我联想起，小平同志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是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对干部知人善任，爱才如宝，使人尽其才。他复出工作后不遗余力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高度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全身心地培养和扶植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他一贯思想的实际体现。那次谈话，小平同志还讲到了当时的形势和今后的工作。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各方面的问题不少，要抓，要解决，军队也一样，要克服派性，加强团结，增强组织纪律性。
再一次谈话是１９７７年春，我到北京西山看望叶剑英同志。其时，邓小平同志被又一次打倒后还未平反，叶帅将他从解放军总医院接出来，也住在西山。叶帅对我说：“你去看看你们的老政委。”这当然是我的心愿。我见到小平同志虽然面容有点消瘦，但自信、达观、刚毅，有一种坚不可摧的气度。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让座，并问我这次因何到北京来。我作了回答，并问了他身体和饮食起居情况，希望他保重身体。在近一个小时的会面中，小平同志侃侃而谈。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力量很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听得很明白，他所讲的是，人民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没有全国亿万人民的力量，就不会有“四五”天安门悼念活动，就不会有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这两次谈话，正是小平同志政治生涯中遭受第三次严重挫折的前后。前一次谈话，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工作还不久，“文革”极左思潮进一步泛滥，猖獗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尚未平息，周恩来总理病重，“四人帮”图谋利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篡夺权力，形势非常严重。小平同志下定决心，力挽狂澜，对“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义无反顾、顶风逆浪的精神，这种不怕被再一次打倒、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的大无畏气概，充分展示了他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以天下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后一次谈话，小平同志工作尚未恢复，可他的谈话，没有涉及个人一个字，所想的讲的都是人民群众。这说明，领袖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由此，我不禁想起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邓政委关心群众的往事。
一进大别山，我们前有阻敌，后有追兵，远离解放区，没有后方物质保障，环境极其艰苦。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主力部队三次撤离大别山，饱受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欺凌，对我军这一次能否在大别山长期坚持斗争还持观望和怀疑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部队怎么样才能站住脚跟呢？小平同志明白地告诫大家：大别山的斗争，像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消灭敌人，一个是发动群众，要让两个轮子同时转动起来，我们才能获得胜利。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小平同志的话，如千斤重锤一下下敲击着干部战士的心。大家牢记邓政委的指示，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自觉执行群众纪律，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广泛支持，重建了巩固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逐鹿中原、打过长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他的座右铭，是他为人的根本标准，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是他坚定的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从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他的革命生涯中，我再次领悟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应当像小平同志那样，将这个宗旨体现在毕生的言论和行动之中，革命战争年代如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也应当如此，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之前，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在广泛调查研究、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记得那年八九月，他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光荣传统，深入东北各地调查研究，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在沈阳，他首先听取了我代表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战备情况的汇报。他明确地提出了搞好运动的五条标准：一、最大的问题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军队的传统就是一切事情从实际出发，就是老老实实。二、看思想是不是真正统一了，要清除派性，加强团结，统一思想。三、看军队在地方、在人民群众中的观感是不是变了。四、就是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上下形成一个整体。五、领导班子整顿好，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搞清楚了。他强调：“揭、批、查一定要抓紧，一个‘小螃蟹’也不能漏。”在这次讲话中，他用了很长时间，阐述第一条标准，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
参加沈阳军区的会议之后，小平同志分别接见了地方和军队的地、师职以上领导干部，而后到长春、哈尔滨、大庆等地，我一直陪着他。一路上，他和各地的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讲过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同志提出来了，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他一再指出，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我们陪同的同志和沿途党政军领导干部共同认为，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头绪纷繁、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他首先敏锐地抓住正确对待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纲举目张，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发展工农业生产等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一次东北之行，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回顾他的斗争历史，细细领会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阐述，我更为深刻地体会到，实事求是，是贯穿小平同志革命生涯的一条红线，是他为革命为人民作出不朽贡献的又一法宝，是他三落而又三起的重要原因。他因坚持实事求是遭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而落，又因坚持实事求是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而起。他在坚持实事求是过程中显示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本色、愈挫愈奋的革命气概，他由于坚持真理而创立了光辉业绩和伟大思想，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小平同志思考问题总是着眼于全局，着眼于发展。他始终关注世界风云变幻，关注国家安全战略。在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他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和原则。记得１９８１年４月，小平同志到辽宁省视察工作，多次和我谈了东北的战略问题。４月１９日下午，小平同志在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沈阳军区领导同志。他容光焕发，面带微笑，与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对不熟悉的同志，他都问原籍在哪儿？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开始在哪个部队？我知道他不喜欢那种成本大套念稿式的汇报，因而就军区在战略防御和部队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地作了汇报。他边听边插话谈自己的看法，使严肃的工作汇报变成了热烈的座谈。小平同志同我们具体地讨论了组建合成军和预备役部队的问题。他说：“组建合成军的问题，可以选定一个军试一试。一个军编５到６个师，先搞５个师，３个步兵师，１个坦克师，１个炮兵师，高炮分到各师里去。打起仗来，增加些兵员，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对组建预备役师的问题，他表示赞同。我们经过一年多努力，在锦州组建了全国第一个预备役步兵师，而且作了比较全面的检验。１９８３年８月６日，我在黑龙江省镜泊湖向他作了汇报，他一边听一边点头，高兴地说：“组建预备役师是个好办法，预备役好，好！”这两次谈话所涉及的，是军队建设中几个具体的但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带根本性的问题。联系我参加过几次军委扩大会、军委座谈会上听到他有关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重要讲话，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他经过大量调查，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他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求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地位上，裁军１００万，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他的关于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细细地回想起来，小平同志同我们的每次谈话，都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生动体现，是他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现在小平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了，可他的思想将永远闪耀出伟大的光辉。今后，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红色电波从太行山上传出
——纪念新华社临时总社成立和接替陕北电台广播五十周年
萧风
１９４７年３月３０日，距今已是５０年。这一天，在太行山上，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电波。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接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的基础上，筹建了新华通讯社临时总社；并在创办六个半月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基础上，接替了陕北新华电台的播音，传播了党的真理声音，传播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
新华通讯社临时总社的组成
１９４７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已告失败，企图几个月内消灭解放军的幻想已经破灭。只得在山东、陕北两翼前进，叫嚷所谓“重点进攻”，梦想一举夺取延安圣地，以为这就是消灭了我党的“全面胜利”。党中央电告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由晋冀鲁豫解放区负责接替新华通讯社总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工作。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使红色电波照常传播，在人力、物力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接受党中央的委托，肩负这紧迫而艰巨的光荣任务。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立即着手筹建战备总社和战备电台，准备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以后，及时接替总社和电台的工作，不让文字广播和口语播音有所中断。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委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敏（即杨放之）同志负责筹建临时总社，委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同志协助吴敏同志工作。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于邯郸市。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兼任《人民日报》社长。在筹建《人民日报》时，从太行《新华日报》调来：安岗、袁勃、左漠野、李庄、杜波、吴象、齐语、柯岗、王友唐、袁毓明、郭渭等；从太岳调来古维进、刘希龄等；从冀南调来张更生、林里等；从冀鲁豫调来艾方、中流、陈勇进、姚力文等。
既然接受任务，自应全力以赴，艰苦奋斗，完成接替。磐石同志迎难而进，不仅从《人民日报》，而且从太行《新华日报》、太行先锋剧团、太行文联、北方大学，还从中原突围来晋冀鲁豫的、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中，挑选干练人材，一起分配到临时总社以及邯郸新华广播电台。
著名播音员齐越同志在《播音员日记》中写的是：１９４７年３月３０日，西戍村，“接受新任务”。中午，晋冀鲁豫总分社负责人安岗同志从中央局开会回来，传达党的决定：立即抽调一部分电务、编辑人员前往太行西戍，同其他方面抽调的人员汇合，组成新华社临时班子，从４月１日起，接替陕北新华总社对国内外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
任务异常紧急，组织上派张更生、李洋和我打前站，限天黑以前赶到，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用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我们以每小时十里的速度，在６点左右赶到四五十里外的山村西戍……
３月３０日至４月１日，临时总社的人员先后到齐，接受工作。这就使得新华社的呼号“ＣＳＲ—ＳＮＣＲ”和陕北电台的呼号“ＸＮＣＲ”同时在太行山上空飞向四面八方。
临时总社由《人民日报》调来的人员及编辑、外文、电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同志组成。其中有：左漠野、吴象、李庄、罗林、高飞、安文一、张连德等；还有由中原突围来的王晶夫妇；从北方大学分到《人民日报》的齐越、李洋以及陈坤、陈理昂等外文人才；还从军区政治部宣传科抽调了科长钱抵千，负责发英文报的工作。
当时，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还有新华社特派记者朱穆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陈泽然、太行的张则孙、太岳的王中青、宣传科的黎砂和于韵琴等同志。为了接替工作，朱穆之也调到了临时总社。高飞负责发报台的工作，当即赶到沙河村电台驻地。张连德、安文一原是太行《新华日报》的电务科长，刚调《人民日报》任职，现在又到了临时总社。张连德到达后，负责抄收英文电报。塔斯社的英文电报，是临时总社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张连德一人收报，专心致志，毫无差错。高飞、安文一、张连德、钱抵千等同志在这次接替工作中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安岗、李庄负责解放区建设和解放战争的报道；朱穆之负责国内，左漠野负责国际方面的报道。
临时总社的评论和重要战报等，由陕北总社发来，然后经临时总社在沙河村的电台发出。当时的新华社社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全国战局的分析等重要稿件，全由新华总社在陕北的“亚洲部四大队”发给临时总社。党中央的内部指示、党的宣传方针及意图，都由“四大队”用密码发到临时总社。陕北跟随党中央的总社由范长江负责。范长江同志远在千里之外，非常关心和爱护在太行山上的临时总社的同志，经常给临时总社通报党中央的指示和解放战争的情况，使临时总社在接替期间方向明确，编辑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接替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邯郸电台接替陕北电台的准备工作，是从３月中旬开始的。
３月８日，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将这一信息广播到了全国。沙河的邯郸电台也就收听到了这一重要新闻。邯郸电台的同志们积极展开了“保卫党中央”的学习。正在这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通知：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完成接替陕北电台的播音准备工作，保证延安电台（后改陕北电台）的广播不能中断。
邯郸电台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开始广播，到这时只有半年时间，编辑部才开始组建，行政、机务、编辑、播音等人员不到２０人，其中编播人员不到一半。接替陕北电台的任务，确实困难重重。但是，全体同志在学习过程中，提高了革命觉悟，深切地认识到延安电台肩负的宣传任务极为重要，接替工作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大家一致表示：一定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努力从思想上、物质上、技术上、工作上做好充分准备，用实际行动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失时机地把党中央的真理声音，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喜讯，传播到天南海北去！
３月１５日前后开始，邯郸电台分成机电、编播两个部分，在台长常振玉、三处处长王士光的领导下，开展准备工作。３月２５日，发射台、发电机、定向天线等一系列播送红色电波的系统，经过日日夜夜的努力奋斗，已经全部完成，试运转、试播送，效果良好，达到了预期的要求。
编播方面，主要是增强编播力量，试编全国性的广播稿；确定播音人员，练习播音，既要达到原陕北电台的播音水平，又要有原播音员的感情、口音和语气。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调到太行《新华日报》的刘江、张荣安、荣一农，太行文联的郑笃、刘晓，太行先锋剧团的纪清，以及兰林、曹菲亚等分派到电台担任编播工作；还调了刚到达《人民日报》的中原突围来的顾文华，延安转移来的田蔚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胡迦陵等。
当时电台分为一、二两台：一台是“陕北台”；二台是“邯郸台”。一、二两台分由总编辑萧风、副总编辑顾文华领导主持工作。一台的播音员于韵琴、兰林和陕北台的孟、钱两位播音员口音相近，一南一北，都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设备、电源、播音、编辑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几乎在同一时间基本完成，只待一声令下，随时可以上阵战斗。
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８日，陕北电台广播了青化砭大捷的新闻，收听的编播人员都很高兴。但是，２９日晚，收听的编播人员一直等到１９时以后，才突然有一个粗哑嗓子的叫喊ＸＮＣＲ，连喊好几声后，就再没有声音了。这时大家都很惊诧、气愤，异口同声地斥责说，这是敌人的假冒！纷纷要求台长下令接播。１９时３０分左右，发射台开动了，播音员的声音出来了，是于韵琴，她呼叫着ＸＮＣＲ，反复连续叫了几次，就把机器关了。
第二天——３月３０日，经过请示，邯郸电台就按时正式接替了陕北电台的全部广播节目，及时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播送到大江南北，贯彻执行了“保证陕北电台的广播不能中断”的指示。做到了播音员的口音、语气、感情也都和原播音员的逼真。有谁能够猜到，这是在太行山小山沟里飞出的声音通过红色电波，传播到听众耳鼓里的呢？
４月２１日，一、二两台合室进行“检查总结”。会上传达了２０日新华通讯社从陕北发来的指示。这个指示，首先表扬了电台接替后的广播：一、播音有感情；二、口语化好；三、播音速度合适；四、编写简要。这些表扬鼓舞了接替陕北电台的编播人员。大家决定根据指示对不同的播音内容做适当调整，以求发扬优点，改正缺点，达到精益求精。这是邯郸电台接替以来第一次接到新华总社的指示，使全体接替人员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
陕北电台编辑部负责人温济泽同志和播音员钱家楣同志，从陕北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跋山涉水，行程千里，于４月２５日前后，到达了晋冀鲁豫解放区。他们到达后，温、钱两位分别接手了萧风、兰林的工作。７月初，廖承志同志率领新华通讯社总社的最后一批同志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直奔西戍村。工作人员安排就绪后，临时总社即行改为正式总社，由中央和中央局双重领导。廖承志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人民日报》和邯郸电台在“陕北电台”接替工作的同志，都陆续回到原来单位。
陕北和邯郸两个广播电台同台广播，出乎听众的意外，也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外，使国民党军队的测试人员也不敢“谎报”陕北电台就在太行山上。据陕北解放军在４月初俘虏的一个旅的无线电测向台台长叶某供认，他的任务是测试延安广播电台的位置，从而判断我党中央转移的方向。３月１５日，发现延安电台转移到瓦窑堡方向，报告上级后受到表扬。３月２９日到３０日，发现转移到东南方向，叶以为这不大可能，如果从实报告，将会受到惩罚，只能谎报称是转移到延安的西北方向。
这就可以看出，当时陕北电台的位置是这样的重要。它离开陕北，使得敌人不能依靠测向了解我党中央的位置以及动向，这对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是多么重要。
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关怀
邯郸电台是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开始正式播音的。在此以前的５月间，邯郸电台的义务总工程师、军区三处处长王士光和三处的同志们艰苦奋斗，把两部美制归航台改成广播发射台之后，向中央局宣传部张磐石副部长作了汇报，并请宣传部接手建立邯郸电台。磐石同志立即向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当即果断地说：这是件好事，很重要，要抓紧办好；并问磐石同志有什么困难？磐石同志讲到宣传部在筹建《人民日报》、晋冀鲁豫总分社时，已经派出宣传科长朱穆之和安岗等同志去负责筹备工作，干部的缺口很大等情况。小平同志说，要下决心从下面抽调干部。磐石同志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一面派教育科长常振玉去电台任台长、余铭久等同志任播音员，一面向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解放区抽调编辑和记者。从此，邯郸电台就在涉县沙河村建成。
１９４７年夏，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视察了陕北台和邯郸台。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汇报以后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现在全国大反攻开始了。我们的部队已经过了黄河。我们很快也要过河去。部队过河以后，看不到报纸，要得到消息，就靠你们的广播了。我们在行军和作战中每天都要派人抄收的……”因而邯郸台在８月１日，增加了“对本军”的记录新闻，好让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能够知道党中央和解放军的情况。１９４８年元旦，又增加了播送军属家信，让解放军官兵能够得悉家里的情况，安心杀敌。这两次广播，就是遵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安排的。这对前方官兵的鼓励和教育是很大的。
整整５０年过去了。在新中国的新闻广播史上，树立有这样的丰碑，刻画着这样的一笔，这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
今年新春，中国记协召开的迎春茶话会上，吴冷西、朱穆之、温济泽和孟启予都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相见欢聚，互道健康，并祝新闻广播事业后继有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