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做经世致用的学问
——记中年社会学家宋林飞教授
本报记者杨明方
在南京，在江苏，宋林飞以擅出“金点子”而闻名。作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江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他以独特的学术视野思考现实问题，深刻而又具操作性的见解每每引起省市领导和新闻传媒的关注。
宋林飞是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社会学家。他１９７７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后到南开大学师从费孝通教授攻读社会学，成为我国社会学恢复之后第一个专业研究班的学员。１９８８年，他领衔创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９１年，他被聘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学学科组成员；１９９６年，他领导的学术群体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应用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同年，他当选为新一届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宋林飞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社会学，先后发表论文８０余篇，出版专著、合著１２部，累计２００余万字。
他第一个开拓性的研究领域是劳动力流动。１９８２年，他经过７０多天的实地考察与抽样调查，发现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不仅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浪费，而且是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他在“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中，提出了农业劳动力剩余度测定公式，以及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为主、发展乡村工业、区市合并、城市带动乡村等对策。这份研究报告发表后，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获国家教委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近年来，他在社会风险承受力与预警研究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引起社会学界和管理部门的广泛关注。１９８８年，他设计出“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用“痛苦指数”、“贫富指数”、“不安指数”等指标体系来确定社会风险等级。他指出，当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就必须为风险因素提供多种宣泄渠道，通过“安全阀”机制及时疏导人们的情绪，化解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把社会冲突可能带来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１９９５年，他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经济运行综合监测与预警系统”，界定了警源、警兆、警情等３个方面的４９个指标。
１９８７年，宋林飞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出版后，引起当时的南京市市长戴顺智的极大兴趣。他特意让人找到宋林飞，一是“来要书”，二是“下请帖”，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之职。当时，宋林飞是委员中年纪最轻的一位。宋林飞记取南开大学老校长杨石先教授的教诲，认为致力于学术的目的是服务于社会。他指出，自然科学是通过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社会科学通过应用于管理与决策也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工作相结合，把自己的知识让政府来“消费”，可以更充分地体现社会科学的学科价值，反过来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自身的发展。政府咨询是一个机遇，它提供了为决策服务的机会；同时咨询工作也是一个挑战，只有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提出有参考价值的对策性建议。实际工作部门需要可操作的意见及其理论根据，没有人愿意听你空发议论。
宋林飞已经连续１０年担任南京市咨询委员。在不少场合，有关领导还特意“点将”请宋林飞“献策”。１９９４年，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转化速度慢的状况，宋林飞提出成立一个“官—产—学联合体”，以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为科研人员与企业人士架起沟通的桥梁。这项建议很快被南京市委、市政府采纳，南京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会于１９９５年３月宣告成立。迄今为止，该机构已促成２００多项科研成果在南京地区快速实现产业化。宋林飞也因此而荣获南京科教兴市“金点子”征集评选活动一等奖，成为唯一的“金钥匙”得主。
宋林飞教授最近提出的新消费发展战略，受到省市政府的重视。目前，我国消费市场不旺。城市居民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结构不合理，缺乏新消费热点。对于许多城市家庭来说，以家电为代表的千元级单件商品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但又不能马上进入以住房为代表的万元级单件商品消费阶段。为了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家庭具备住房的即时购买力，应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抑制不动产投机行为；实行双重土地价格制度，降低工薪阶层住房用地的价格；同时拓宽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基金的金融渠道。
宋林飞教授以学者的智慧和真诚实践着自己的学术理想。前不久，他的洋洋洒洒５０万言的专著《“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国际市场的挑战》出版了，这是近年来他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审视与思考的结晶。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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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家特稿
商务印书馆创业百年随想
（关于张元济，他的理想和他的探索的若干思考）
陈原
创业难。
一百年前（１８９７）商务印书馆创业于沪滨。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正所谓：大厦将倾，群魔乱舞，内外交困，民不聊生。
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都在探索要走什么路才能振兴中华。
四个接受过现代西方启蒙教育的青年，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他们集资办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取名商务。五年后（１９０２），四人中为首的一位夏瑞芳（１８７１—１９１４），邀请大学者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参加创业，于是在世纪之交，崛起了一个民办的出版机构，这就是商务印书馆。
从此，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和印刷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张元济入主商务前，已在政治风云中浮沉了十年。这个博古通今，胸怀济世救民的宏愿的智者，入主商务后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挚友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出任编译所所长，虽因故未能到任，却毕生都互相支持，成为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
张元济是带着一个爱国智者的不平常却又切实可行的理想，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创业的。那就是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信念和理想。张元济与夏瑞芳共事十二年（１９０２—１９１４），张主编务，夏当经理，不但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以及其后发展时期的坚实基础，而且因两人“意气相投”（张元济语），合作无间，使这个新开垦的园地成为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
商务印书馆创业时期是富有创造性的。这里呈现着一个非常奇特而又非常壮观的图景：它不单是一个出版社，而且是一个“多媒体”。作为主体的出版机构，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它的编译所不单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能人，还设置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后来演化而成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它的发行所不单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几十家分支机构，还有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今称邮购部）；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技术力量。
更值得惊奇的是，在这个主体的周围，展开了庞大的两翼。
一翼是一系列的教育机关：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和商业讲习所，以及对象更加广泛的函授学校。出版社办教育机关，而不是教育机关办出版社！这就是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的奇景。
另一翼则是一系列的文化设施：电影厂、玩具厂、文具标本仪器厂、印刷机械制造厂和尚未成形的唱片厂。出版社办文化机构，而不是文化机构办出版社！这又是商务印书馆呈现的另外一个奇景。这里呈现的图景，表明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的理想的试验场。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逐步朝着全方位的出版结构迈进。从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尽可能有计划地高质量地编印工具书、整理古籍、翻译西学以及各个学科各种层次的著作。在解放前约半个世纪，它广泛联系了国内差不多所有的学者、作家和许多社会活动家；吸引了从儿童到成人，从学生到专家各个层面的最广大的读书人。一方面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供了基础读物；另一方面为文化积累作出了贡献。即在本世纪下半期，向这两个方面奋进的势头也从未衰减，不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创业真不易：资金不足；人才不足；技术落后；政潮冲击；人事纠纷，还得随时灵活化解。难关一个一个克服了，“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创业第一个十年末（１９０７），营业额仅１５０万元（银元），第二个十年末（１９１７），营业额成倍地增长，达３７０万元，第三个十年末（１９２７），营业额增加到７９０万元。到商务印书馆大部分厂房连同东方图书馆被侵略军炮火摧毁前一年（１９３１），它的营业额竟高达１４３０万元。
这就是创业者和从业者们的艰苦奋斗和文化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群鼎力支持的结果。
守业也难。
要守业，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就只能倡言“在商言商”——躲开现实政治的冲击。但是纷至沓来的爱国浪潮，人民运动，政治风波，文化思潮，有些躲得过去，有些却躲不过，或不愿躲。于是出现了曲折奇特的场面：张元济和他的领导层诸君，对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有利于维护正义的活动，有益于开发民智的活动，只好半明半暗地在精神上或物质上予以支持。
凡此种种，长期在商务工作过的茅盾和胡愈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真实的记载。二十年前（１９７７），茅公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八十周年填的一首词，更生动形象地慨乎言之了。他写道：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然而最大的困难是在领导层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元济跟夏瑞芳共事的十二年，合作得很好。不幸夏瑞芳被刺身亡（１９１４），继任掌握全局者，虽都是爱国的企业家，却不甚理解张元济的理想，他们对新事物新思维缺乏敏感，从而缺乏适应力。显然他们飘荡在时代的激流之中，而张元济则走在时代激流的前面。夏瑞芳猝亡后，内部矛盾就日益激化了。这绝非今日常见的那种权力之争，而是对如何守业——即如何维护、如何发展这个事业的方针方法，发生严重的分歧。
这分歧，全面记录在张元济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５日写的一封信里。信是写给继夏掌握全局的、也是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１８６４—１９５０）的。信中揭示了在守业方针方法上的六点分歧：
勿以为成效已著，而不思改良；
勿以为旧贯宜仍，而不求进步；
勿以为人才足用，而不广登进之途；
勿以为故旧不遗，而不思去冗之策；
勿以为用财宜节，并当用者而亦吝之；
勿以为听言宜广，并不当听者而亦纳之。
“勿以为”，“勿以为”，壮哉六个“勿以为”！后人从这六个“勿以为”中，领略到并且吃惊于张元济头脑中蕴藏着多么现代化的管理科学思想。由此可知，张元济在企业经营上是一个超前的急进派。
此时，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的规模，受到内外的种种干扰，只能日益缩小。于是他一步一步退却了，他辞去实际管理全局的职务，埋头整理古籍。他的继任人王云五（１８８８—１９７９）登场了。继任者实实在在办了一个出版社，但是张元济的理想试验场萎缩了，消失了，不见了。３０年代这家出版机构的口号是“日出新书一种”，它也确实做到了。好书源源不断地问世。然而张元济原先的搞大文化设施的宏伟理想中止了。
这样，商务印书馆只能沿着没有张元济理想的单纯出书机构的路子走了。这条路也不好走，困难重重，可是总算走过来了。
守业也不易。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人民终于自豪地站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从１９５８年起，走上一条新的路。这条路，从本质上说，跟张元济的开发民智以振兴中华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跟张元济提高全民素质的理想是一致的。张元济在本世纪初进行的试验，已经在更广阔得多的园地上开花结果了，而他培育的商务印书馆则仍在屹立着。
今天，商务印书馆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时代的挑战。如今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时代，是全球性的信息革命时代。
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再创业。再创业更难。需要更大的勇气、毅力、机智和韧性，需要进行果敢的革新和创造。
它，商务，将带着张元济的理想，带着先行者们以及几代爱国智者“开发民智，振兴中华”的心愿进入２１世纪。这理想一定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实现，而不局限于商务印书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９日
（作者是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兼总编辑，著名出版家、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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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香一缕
气势磅礴的城市交响乐
——读《东部热土》
耿林莽
青岛出版社的新书《东部热土》是一部记述青岛改革开放中城市拓展、经济腾飞的长篇纪实报告，也是一部视野宏阔、构思缜密、激情洋溢的文学精品。作者高胜历以历史和现实的多重视角，展示曲折的叙事线，既有城市风景线（城建线）的铺陈，又有心灵线的深度开掘，通过创业者的人生与奋斗历程映衬出一个伟大时代的精神，一座城市的性格。
关于视野和构思，不妨以书的开篇对于龙的描绘和生发为例。北京自然博物馆陈列的一具恐龙化石出土于青岛，但龙对于青岛人来说更多地意味着“一种精灵，一种精神，一个图腾般神圣的符号”。这便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借助于人们心目中龙腾虎跃的“精神形象”，引出和歌颂青岛人在改革开放中开发“东部热土”，从而创造了广厦林立的奇迹。这座使得沉睡着的“东部”一下子“热”了起来的新市级机关办公大楼的兴建，带动了一大批现代化楼群的拔地而起。这座丰碑不仅在外形上给人一条“现代龙”的崭新感觉，尤其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排山倒海、艰苦创业的时代精神，这是更高意义上的“龙腾虎跃”。书中还以龙生九子的传说，衍发了龙子龙孙们勤奋与慵懒的不同趋向，进一步深化了惟有进取创业才是值得称颂的“龙的传人”的思想。民间常言“青龙白虎”，又谓“蛟龙出海”，紧紧偎依着大海的青岛以龙的姿态和龙的精神投入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的确有着多方面的“契合点”。
本书的核心部分，是对东部地区开发建设的介绍。从俞正声书记和以他为首的“一班人”到具体操作的工程总指挥闵祥超和广大建设者，他们的精神风貌和感人事迹都有着细致的刻画和深情的描述。以“红瓦绿树”的自然、人文景观著称的旧青岛本来便具有得天独厚的魅力。但仅有那种清新、幽静的美已显得有些滞后于时代快速发展的步伐，如果说她也是一条龙，便是“卧龙”了。推动这条“卧龙”腾飞的，还是开发“东部”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东部热土”以其“热”，以其“动感”，以其现代化的崭新姿态，以其高速度快节奏，带动了“卧龙”的腾飞。她的出现弥补了静若处女的阴柔、清新之美的青岛之不足，骤然焕发出一种高大昂扬、挺拔奋进的阳刚气息。这其实仅仅是一个序幕，书中的《黄金海岸之梦》和《大青岛的呼唤》更预示了一个从太平角向前延伸，直至石老人、太清宫那长长的海岸线“金项链”的耀目美景和“国际化、现代化大青岛”的诱人蓝图。
“东部热土”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最具有说服力和可视性的东西，便是那“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雄伟建筑群。因而，作者在这本书中，情有独钟地在建筑的形与神上投注了不少笔墨，成为书中最富有艺术感染力的部分。作者将建筑说成是“一种前人留给后人的精神触觉”，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它赋予了建筑以一种文化的乃至思想的、情绪的、人性的内涵：
“如果我们把充满欧式古典风情，被红瓦绿树掩映的老城区称做一支悠扬、舒缓的小提琴独奏的话，新建成的大青岛的市中心就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了。激昂的旋律，飞扬的节拍，铿锵有力的节奏，排山倒海的气派，把青岛人对于未来的向往、憧憬以及走向世界的决心和勇气表达得淋漓酣畅，令人耳目一新，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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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九州风物
探寻“石室金匮”奥秘
——北京皇史小记
李桂杰
北京故宫西侧，有座高大古朴的古建筑耸立在红墙之中，横匾上是汉满文合书的“皇史”三个字。也许很多人不知此为何处，它就是史书中经常提及的“石室金匮”所在地，是明清两朝皇家档案库房。
皇史建成于明朝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年），至今经历过４００多年的风风雨雨。在去年国际档案大会期间是很多外国朋友探访的热点。皇史坐北向南，整个院落占地８６６０平方米，分为门、正殿、东西配殿等部分。正殿乍看上去也是雕梁画栋、琉璃覆顶，其实它是名副其实的“石室”。整个大殿筑于高１．４２米的石基之上，四周墙壁皆为坚石，石墙竟达６米之厚。檐下彩画油饰的深柱门拱、窗棂檩桷貌似木质，实是砖石所砌。红漆的殿门是两块整石，每扇石门重达５０００公斤，需要四五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合力才能推动。这种结构不仅坚固耐久，安全易守，而且能避免火患，真是善藏“金匮”之地。
踏着石级走进正殿，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原来厚厚的石墙使殿内冬暖夏凉，气温几乎一年四季都保持在２２摄氏度，这对档案的保存十分有利。殿内又有一座１．４２米高的汉白玉须弥座，１５２个铜皮鎏金、雕龙闪耀的“金匮”便置于其上。高高石台既可泄水，又能起到防潮作用。“金匮”里面是用樟木制成的，可防虫。明清皇帝的圣训实录及玉牒就曾经裹着黄绫存放在里面。
史料记载，１４９２年即明弘治五年内阁大学士上疏，奏陈收集、整理历代“经籍图书”，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原疏称：“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扌干）格水火，使不为患……”这项建议虽被皇帝“嘉纳”，但皇史却是在嘉靖十三年才开始修建的，主要用于收贮列朝实录、皇帝谕令及皇族家谱，还存放过《永乐大典》副本、《大清会典》等重要文献。
昔日的皇史是皇家禁地，如今已能让世人品味古人善藏文档的匠心。当你徜徉于故宫恢宏的建筑群中，别忘了旁边还有这样一座深深的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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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闲情雅趣
教授“长寿方”
张萌
河南许昌师专的退休老教授朱清涟已是７５岁高龄，却精神矍铄、行走如风，多年来从未患过任何病症。老伴因腿疾活动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买菜、取药等便成了朱教授的日常功课。这些他都能料理得井井有条，还能抽出身来给学生上课，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问其养生之道，他微微一笑，说：“结缘翰墨就是结缘健康。在运气挥笔作书的同时，身体自然也就得到了锻炼。”
自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朱教授已在讲坛上辛勤耕耘了几十个春秋。他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对书画情有独钟。他经常利用节假日走访名山大川，博览临习历代碑帖，含英咀华，探其奥旨，融会贯通，最后形成他个人的独特风格。楷书由颜柳入手，后钟情于魏碑，用笔沉稳，落落大方；隶书颇得《石门》等真谛，宽博舒展，跌宕有致；篆书通畅流美，瘦劲清新；草书乍看似鸿飞兽走，近观则点划有本，体势有源。闲时他还喜欢以寥寥几笔，勾勒出兰草的坚韧清高之气。“兰为百花之冠，有君子之风，我喜欢它。”他的书画作品曾多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并由河南美术出版社结集出版。
时人苦觅长寿之方，其实，月白风清的自然境界与琴棋书画的艺术情趣本是怡情养性的最佳途径，而有些凡夫俗子竟转而向先哲所不屑的“怪力乱神”寻求，实乃走火入魔之举，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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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髓所在片言万代
——《中国领导科学文库》评介
王翁
最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和警官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中国领导科学文库》。这部历经三年、精选精编的大型工具书，分１８卷，共１３６０万字。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领导科学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共中央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把领导科学列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内容。该文库收集了自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５年领导科学研究的成果。总论部分有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卷、领导科学学科建设卷，分论部分有领导决策卷、领导用人卷、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卷、领导组织理论卷、领导方法艺术卷、领导案例卷，专论部分有党委领导卷、行政领导卷、军队领导卷、经济领导卷、政治领导卷、文化领导卷、民族领导卷、企业领导卷、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卷、国外领导理论卷。作者十分广泛，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县、乡、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文库得到了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筹委会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国防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专家也参与其事，力求“精髓所在，片言万代”。
总之，《中国领导科学文库》确实是一部中国领导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精华与博览，不失为各级领导干部实现领导科学化的一部常备工具书。
当然，文库也并非尽善尽美。各分卷的编辑水平、精细程度有差别，各分卷之间有重复的地方，还有的重要著述没有收进来。这些缺憾希望在再版时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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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成立太极文化研究所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周易、太极文化就是其中灿烂的瑰宝。它不仅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与特点，而且也影响到今天人类科学进步与思维方式的改变。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太极文化研究所近日成立。著名专家张岱年、赵宝煦、汤一介、刘大钧、张立文等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研究所所长郑继兵介绍了近年来他们在易学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华文明源头证实中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中国周易学会会长刘大钧教授担任名誉所长，北京周易学会会长周止礼教授任该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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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书画大展赛揭晓
为迎接香港回归，由中国书画家研究会与香港吉润国际集团联合举办的中国书画家研究会首届全国书画大展赛暨优秀作品评选研讨会日前闭幕。以表现山水画为主题的孙自强的《大山情》、蒋明的《归乡之路》获特等奖，另评出一等奖８名。
中国书画家研究会是一个全国学术性团体，成立８年来一直为弘扬民族艺术、普及推动书画艺术活动竭尽心力。此次组织全国范围的书画大赛，吸引了上至名家宿儒、下至后生新秀踊跃参加。大赛共收到作品１０００余件，其中不乏佳作精品。刘曦林、杨悦浦等著名教授与参赛的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们共同进行了学术研讨。 （祝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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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管理条例》知识竞赛参加踊跃
今年２月１日施行的《出版管理条例》标志着出版业的法制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自然引起出版工作者的广泛关注。３万多人参加了由新闻出版报和江西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条例知识竞赛。有些出版社还成立了领导挂帅的竞赛领导小组，要求包括编辑、校对、司机在内的全体职工参加。日前在京举行的竞赛抽奖仪式上，专家指出竞赛表明出版工作者的法制意识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