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九七”香港回归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深圳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九七”香港回归学术研讨会于４月下旬在深圳召开。会议围绕“‘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回归与中国的发展”两个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代表认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及其实施是邓小平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实现祖国统一的大胆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一构想体现了原则性和策略性的高度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丰富了和平共处思想，为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遗留问题提供了范例。它是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
与会代表指出，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稳定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香港经济在进行周期性调整后，现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其经济回升中主要是中国因素和回归因素。
香港的经济实力、内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香港与世界各地华人源远流长的关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这些因素使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不仅不会削弱，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强，更有利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与会代表认为，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实践，为澳门回归，为两岸统一，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广大台胞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国两制”的深刻含义和光明前景，增强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创造有利条件。香港回归后，港台关系在“九七”后实质上成为两岸关系的组成部分。香港是联结海峡两岸的桥梁，“九七”后香港将继续在两岸关系上发挥桥梁和示范作用。香港回归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与会代表指出，香港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者，占中国内地全部外来直接投资的５８％。香港是中国筹集国际资本的重要基地，应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讯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吸引外资，扩大金融合作的渠道和深度，开辟发展高科技方面的新途径，充分拓展经贸合作空间，在东南沿海地区，谋求区域经济布局上的合作和优势互补。
香港回归是中国国力增强的结果。香港回归将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供新机遇。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上的联系已是密不可分。“九七”后，内地和香港经济合作的领域会更加扩展，合作层次将进一步提高，更有利于优势互补和经济的共同繁荣。
与会代表认为，深圳是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枢纽和桥梁。深港两地，不能因“一国”而混淆“两制”，也不能因“特”而忽视两者的内在差异。香港回归后，深港经济将超越区域限制而走向经济一体化，内容包括产业分工一体化，运输通讯网络一体化，按国际惯例运作一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深港两城市的合并和经济结构的完全同构。“携手合作，共创繁荣”将是新时期深港关系的主旋律。
与会代表指出，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文化因素十分重要。香港商人在深圳投资、台湾企业投资福建等，都有文化因素作用。香港回归，关键是人心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化回归。加强对香港文化的研究，架设“一国两制”条件下的文化引桥，对于沟通内地与香港的感情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战略意义。架设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引桥，需要防止“香港化”与“化香港”的倾向，坚持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指针，实行“以我为主，借鉴香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原则，以“一国”——爱国主义为旗帜，承认“两制”——不同社会制度下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通过文化交流和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去劣存优，提高各自的文化品位，用中华优秀文化去促进香港（乃至澳门、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彭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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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吉林省志·社会科学学术志》简介
由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近百名专家学者编纂的《吉林省志·社会科学学术志》，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志书以１６５３年清宁古塔将军设立为上限，下限至１９８５年，是吉林省３３０多年间的社会科学研究纪实、资料全书。其突出特点是：
首先，学科齐全，内容广泛。全书对文、史、哲、经、法等２０多个主要学科的２００多部著作、１０００多篇论文条分缕析，摄取精华。在分科“研究”的记述中，共设立３５０多个“重点研究课题”细目，扼要地摘记了重要著述的学术观点。
第二，结构严谨，体系科学。这部８０余万言的学术著作，既有宏观上的把握、总览，又有微观上的具体透视，二者有机结合。开篇的“概述”扼要而准确地叙述了吉林省３００多年间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轨迹和成就。对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作了较为全面而精当的记述。同时，该书重点突出了当代的学术发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学术事业的发展，从吉林省情的实际出发，在分篇、分科的分类中，记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形成，进而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重视理论，崇尚学术。书中所记述的内容，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主体，其中所辑录的各个方面多种不同的学术理论观点，从客观上证明，理论对于我国，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突出学者，彰扬学风。全书贯串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宝贵思想，突出了学者的作用，彰扬了他们的优良学风与可贵贡献。编纂者在记述学术理论成果中特别注意介绍一些学人的著述活动，还在每一分科记述后，按着严格的规定标准将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代表人物的学术业绩入志，全书自始至终都显现着吉林学者的智慧与奉献。 （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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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休谟及其人性哲学》
周晓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休谟及其人性哲学》一书，是近年来西方哲学史研究中的一部学术著作。
休谟是１８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他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该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和提出的看法是值得注意的。比如，它通过对休谟哲学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以及休谟本人的政治立场的分析，把他看作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应运而生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
在哲学上，他重视自然科学的成果，重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以特有的方式提出了科学和哲学思维中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对休谟的观念理论的研究，指出了这一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对休谟的经验主义原则和方法的根本性意义，以及它同现代哲学中的意义理论、逻辑原子主义等的联系和区别；通过对休谟的因果性理论的研究，系统阐明了这个理论在休谟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中特别考察了休谟关于知识划分的理论，关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因果证明的有效性的区分，关于因果必然性的概念和概率概念，关于信念的学说及其认识论意义，关于归纳问题及其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在休谟的全部论述中所贯穿着的以心理描述为特征的自然主义方法等。
该书还第一次对休谟哲学产生以来对它的评价作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考察，并着重分析了黎德—格林的观点、自然主义的观点、分析哲学的观点的得失，为我国读者比较全面了解当前休谟哲学研究的现状提供了参考。
（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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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主体的局限和历史人物的评价
施伟青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其重要性已为史学界所公认。近年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标准、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究其原因，与研究者本身存在着多方面的局限性大有关系。
阶级局限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其阶级立场、政治态度一般说来是由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只能是一定时代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没有谁可以是超阶级的，研究者当然不能例外。他们的著述一定要反映其所属阶级的利益、要求，显示出阶级的特点。把历史人物现代化，迷恋实用主义史学，固然不对；以为可以从事超越阶级、时代的研究，把历史与政治、现实完全割裂开来，也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个人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是会发生变化的。马克思指出：“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马恩选集》第１卷，第１８３页）新中国建立后，许多从旧中国过来的史学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教育下，改变了原有立场和政治态度，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修改或否定了他们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诚然，这种变化还多与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的改变有关，但是研究者本人政治态度的转变则应是关键的因素。
目前，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其影响并未消失；西方国家那些腐朽、落后的人生观、价值观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腐蚀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思想；剥削阶级的史学理论、观点也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些情况都会反映到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来，无疑这是造成历史人物评价意见分歧的原因之一。
时代局限
昨天的现实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但今天、明天并不是昨天、今天的简单重复，这是因为历史具有时代的特征。而时代特征会对研究者的思想、观念、情感等发生影响作用，进而制约研究者对课题的选择和观点的提出。例如，孔子生活于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春秋末年，他于是通过编撰《春秋》以褒贬历史人物，宣扬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思想主张。可以说，没有春秋末年以下犯上、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也就不会有孔子“作《春秋》”之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对近代史上人物评价的活动比较活跃。出现这个现象，既有史学本身的原因，也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就前者而言，以前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确有不尽妥当之处，现在就有必要给予纠正或重新评价。而后者则表现为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的党和政府真正实行了“双百”方针，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研究者没有思想顾虑，畅所欲言，这就促进了历史人物评价活动的深化，产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是时代对研究者发生积极作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在近代史人物的评价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很正常的现象，发生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一些长期以来受到肯定的历史人物不断地遭到贬抑，而原来被世人唾骂的一些人物却得到褒扬。有些论著极力夸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传播资本主义文明的作用，贬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意义；或者随意美化某些封建统治的代表性人物。这种情形的出现，有的属于研究者的学识水平、研究方法问题，有的则与研究者存在着时代局限性有关。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两种情况：
一是某些研究者变得急功近利，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是热衷于在研究课题、方法上寻求捷径。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不管以往人们对其评价意见如何，大多已出版有大量的研究论著和史料。对其进行重新探讨，作出异于从前的评价，既无搜集资料之累，又有可能“一鸣惊人”，何乐而不为？这就是说商品意识已渗透于某些学者的研究活动中，史德，在他们心目中遭到冷落，甚至荡然无存。二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了解增多了，也认识了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这本来并不是坏事，但有人却错误地认为，如果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就交由外国资本主义来统治，那么，现在就可以是一个发达国家了。这样他们自然要否定近代史上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独立主权的人物了。而肯定那些对外妥协投降、丧权辱国的历史人物，也是源于同样的道理。
可见，研究者的时代局限对其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制约作用：有的因之大搞“速熟研究”，其结果或是由于粗制滥造，而流于肤浅、片面；或是由于闭门造车，而重复劳动，缺乏新意。有的因之则以错误观点为指导，其所作出的结论虽“新”，却是不正确的。还须指出，以上两种情形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即围绕着既有的观点以决定史料的取舍，对与其观点相违的史料，或弃之不顾、回避忌讳，或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这一切都妨害影响了历史人物评价的科学性。
情感局限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研究者对研究客体作出的价值判断。尽管许多研究主体总是力图以客观、理智的态度去评价研究客体，但情感，就像一个忽隐忽现的幽灵，始终徘徊于他们的脑际。人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既有阶级情感、时代情感，又有民族情感、区域情感等。一个人的情感还与他的地位、阅历、性格、年龄、信仰、社会关系、所受的教育等等因素有关。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但它不是唯一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如民族关系、同乡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等。当然，从本质上讲，这些关系也属于阶级关系的范畴，因为在阶级社会里，这些关系中的全部成员，都只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后者毕竟和一般的阶级关系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人，除了有阶级情感外，还加上了一层民族情感、区域情感、亲戚情感、朋友情感、师生情感、同学情感等等。在中外历史上就有不少这样的事例：两个分属于不同阶级或敌对政治集团的人，尽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观点严重对立，但他们私交却很密切。
研究者的情感局限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时有流露。就目前而言，区域情感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地或长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含有特殊的情感，这是正常的。但有了这样的情感，就有可能会偏爱产生于那个区域里的历史人物。近年来，在一些地区之间发生了争夺历史名人的现象，其缘由较多，而区域情感的作用也是酿成这类争夺的原因之一。这些年来，有一些地方，由于某些研究者无法摆脱区域情感的困扰，而拔高了研究客体，造成其评价脱离了历史实际。还有少数地方，作为东道主的研究主体，由于囿于区域情感，对与会的其他学者所提出的不同意见，总是公开表示不满，从而使那些学者的意见遭到排斥，甚至受到围攻。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对研究客体作出客观的评价。
还须指出，有些地方在对待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还反映出区域情感和商品意识相结合的倾向。例如，有的地方博物馆把长期以来被史学界否定、为世人所不齿的历史人物塑造成巨型塑像陈列出来，并在叙述他们的事迹时给予歌功颂德，只字也不提及他们的罪过，把他们作为在中国历史上作出很大贡献、值得肯定的优秀人物介绍给观众、游客。这个现象的出现，既与区域情感的消极作用有关，也与存在迎合时尚以求得经济效益的考虑不无关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克服与纠正历史人物研究中上述种种局限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任何人研究历史或历史人物都会有历史观与方法论，都要有理论的指导，只是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之别、正确与错误之分。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研究人类社会最科学、最正确、最完善的理论。它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关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等理论是研究者剖析历史现象、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所必不可少的理论武器。有的研究者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种“框框”，会影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创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研究历史要创新，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当然也有创新的问题。然而，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不是随心所欲。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尤其不应该把以往研究中出现的、本应由研究者负责的教条化的偏差归咎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发展前进的理论，它可以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优秀遗产，通过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教条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理论修养和锻炼，树立良好的学风，使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加接近于科学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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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浅谈城市“软环境”
尹世杰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很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它不仅要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以人为中心的条件下，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两个文明的高度统一。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保护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还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和文明观。因此，我们讲环境，不仅包括“硬环境”，还包括“软环境”，主要是社会文化环境。没有良好的“硬环境”，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没有良好的“软环境”，也会大大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的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主要内容都是社会文化环境的问题，通过这三个“显著提高”，才能“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软环境是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舞台，集中了人类的智慧和成就。城市的“聚集效应”，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高层次的社会文化气氛和良好的市民的素质，不仅会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创造重要条件，而且有巨大的辐射作用，会带动周围地区和农村的发展。
规模庞大、人口众多已经不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高楼大厦也不是当今城市现代化的标志。衡量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在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硬环境”的同时，还能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软环境”，使居民能过上文明、健康的生活。我们讲发展，无论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都离不开文化。“文化是发展的摇篮”，是发展的内在要素。现代化城市必须反映高层次的文化特色，反映“美化、绿化、艺术化”的社会文化环境。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提出“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还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这些都是我们构建城市“软环境”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说，应强调以下几点：
为居民构建优美的绿色环境。城市绿地面积，是城市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体现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也体现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但我国很多城市，人均绿地面积还很少。北京较高，为５．２平方米，天津为１．７平方米，南京为３．６平方米，上海为１．４平方米，差距都很大。近年来，各国越来越重视城市自然景观。特别注意保护自然环境，注意绿化，以适应人们生活多样化要求。
创建高雅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设施。《决议》指出：“在城市建设中，要配套搞好公共文化设施。大中城市应重点建设好图书馆、博物馆，有条件的还应建设科技馆。县、乡应主要建设综合性的文化馆、文化站。”“有计划地建成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这就说明，城市文化设施的建设，既要强调配套，又要分层次，不同层次有不同要求，但不管怎样，都要全面规划，落到实处。
创建城市文明社区。《决议》中强调指出：“要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每个单位都要围绕实现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推动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到２０１０年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文明城市和文明城区。”
通过城市文明社区建设，文化意识和文化层次提高了，就能带动周围地区和农村的发展，树立全民文化意识。
塑造城市特色。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城市特色，不仅表现在自然风光方面，而且表现在人文环境方面。
从文化上塑造城市特色，是反映城市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建筑，不仅具有居住的功能，而且具有审美的功能。城市建筑是凝结的音乐，应该通过艺术的建筑物，反映城市的文化形象。
关键在于提高人的素质。“软环境”的建设比硬环境的建设更加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城市是文明的中心，也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如果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处理城市问题，矛盾会更多。因而更需要高素质的人。不仅需要高素质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还需要高素质的城市居民。因此，不断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市民文化意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确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城市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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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忽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贡献，这是应该加以纠正的。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强调青年一代必须接受现代教育，避免过早专门化，主张在所有职业技术学校里扩大普遍学科的范围。斯大林不但要求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树立远大理想，而且必须攻克科学堡垒，强调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主张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他们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一步阐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和具体标准、途径。毛泽东强调：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邓小平的倡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我国形成了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五育（德、智、体、美、劳）、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干部培训，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使这一理论在实践中更加丰富和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既指类的发展，又指个体的发展，它与社会历史阶段相适应。人的现代化为其初始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高级阶段，与共产主义相适应。现阶段，我们只能努力实现人的现代化，逐步向人的全面发展过渡。那种主张在现阶段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观点是不切实际、有害无益的。我国是“后发型”国家，尚有庞大的低素质人口群，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全面推行人的现代化优先发展战略，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第二期，作者：郭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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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关于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概念，也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得到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关于现代化的确切含义，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众说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现代化是指近代以来，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
二、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是世界各国先后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三、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之统称。
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
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人们从不同视角研究现代化，自然会形成不同的看法。
要弄清楚现代化的含义，就不能不考查一下“现代”这个词的含义。“现代”一词在英文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过程，达三四百年之久。至今还在延续，没有明确下限。这是近代西方史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把人类文明史划分为三段：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
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马克思多次使用“现代”、“现代社会”、“现代生产方式”、“现代工业”、“现代国家政权”等概念。马克思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过程。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引起了人类社会的急剧变化。大工业的兴起，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这一现代生产方式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纪还要多的巨大生产力，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使人类社会从生产到消费，从交往方式到生活方式，从思想观念到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而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现代时期。
所谓现代化，有其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的现代化概念，是指技术的发展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等标志着不同时期的现代化。从广义上理解，现代化不仅是指技术发展水平，也不仅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是指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以及组成这个社会的人的发展水平。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所要达到的先进水平是不一样的，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化就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哪一个国家任意制定的，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由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地形成的。所以，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世界性的发展进程。 （摘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一九九七年第一期，作者：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