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香港回归之庆征文

  名家荟萃话达德
曹直
香港达德学院创办于1946年秋。她的建立受到了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关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于1945年夏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签署《联合国宪章》会议期间,亲自延请著名教育家陈其瑗回香港办学并赠诗一首。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达德学院由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出面筹建。何香凝女士亲予支持,李济深先生出任董事长,借用蔡廷锴将军位于青山的陇江别墅为校舍,由陈其瑗出任院长。达德学院从开学伊始,就以强大的师资阵容,引起了轰动效应。同一学科内名师云集,几近空前,邓初民、沈志远、黄药眠、狄超白、许涤新、翦伯赞、侯外庐、胡绳、周钢鸣、钟敬文等七十位专家学者曾在达德任教;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及学术泰斗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章乃器、郭沫若、茅盾、乔冠华、冯乃超、曹禺、夏衍、华岗、邵荃麟、周而复等也以讲座形式在院内讲学,盛况空前,令人瞩目。连港英当局教育部门亦不得不在呈文中称“该校师资极佳”,“明显比本港其他教育学院为高”。
学院公开宣布教育方针是爱国、民主、自由、科学,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为主。管理方式为民主办学,由学校行政、教授、学生共组校务委员会商议办学大事,按大学本科要求安排基础课程,又强调突出政治思想教育、理论联系实际。达德学生一部分是华侨,一部分是本港的,总体素质较好,不少人经历过二战时期反法西斯的军事政治斗争及国内爱国民主运动的锻炼,政治上追求进步。达德学院内有中共党员百余人,民主党派成员数十人,1947年还曾是华南的建团试点,共发展青年团员二百余人。达德师生公开支持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约二百余名学生曾先后返回内地参加党领导的敌后农村武装斗争,共有十八名师生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因此,达德学院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同时又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它的出现,自然不会令港英当局满意。他们先是通过警察部门检查师生信件,搜捕学生。进而于1949年2月22日以“取消注册”的方式,封闭了学院。
达德学院被封闭后,据当时香港总督在回忆录中透露,原以为中方将“反应激烈”,但结果大出他的意料,仅是“左翼《文汇报》对此事之评论,遗憾多于震怒。”这也令他大惑不解。港英当局没有估计到:在周恩来机智安排下,其时重要民主人士及文化人均已秘密离港北上,达德师生亦纷纷北上解放区及进入华南游击区,达德学院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港英当局制造这一丑闻,徒然给自己增添了不光彩的一笔。
数十年后,达德热悄悄在香港地区和国内兴起。1984年,达德学院校友会在广州成立,随后,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女士发表专著《达德学院的历史及其影响》,呼吁对达德精神进行深入研究。1996年年终,数百名达德师生从祖国四面八方及海外、香港地区云集北京、广州两地,隆重集会纪念校庆五十周年,迎接1997香港回归年的到来。老师们均已是耄耋之年,校董张殊明老先生已是一百零三岁高龄,学生们也大都年逾古稀,已经相见不相识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亦有专家莅临盛会,共同回顾达德历史。半个世纪前留下的这一谜底终于经过在伦敦查阅官方档案而揭破:港英当局当年批准达德立案建校,全在于考虑到国民党的失败大局已定,眼见意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实行一条所谓“中间路线”及“划江而治”之类的论调则尚有一定市场,达德学院是中国高层知识界精英荟萃之地,英方亟待借此与之建立联系甚或友好关系,从而培植亲英的中间势力,不料达德办学两年半的实践,使英方美梦成空,因此才在北平解放之际,迅即予以封闭。英方对待达德学院的暧昧态度源出于此,其立场和观点,亦已透过事件本身,昭然若揭。
达德人等待了四十八个春秋,有幸在晚年欣逢国耻洗雪之日。欣慰之余,不禁感慨万千!安息吧!为迎接新中国诞生而献身的达德十八英烈,青山湾海滨的陇江别墅,逶迤的青山将不再依旧,她将更加葱翠宁静,因为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四十八年前的阴霾毕竟已成为历史。(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香港回归之庆征文

归来
刘向东
1997年7月1日,零点
对于我,对于我的祖国
格外吉祥
国旗上的五颗星星
在启明星之前,照亮了香港
而1997年7月1日,零点
对于我,对于我的祖国
与别的时间又没什么两样
在所有的北京时间里
我的心总是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百年啦!一百年流浪的生活
一百年艰难的生长
一百年的老泪和海水一样
一百年!一百年在祖国身边
却又只能在梦中亲近
一百年的十指连心
有一个指头,抓在别人手上!
是谁为我祈祷?
是我的祖国,是我的亲人
整整为我祈祷了一百年!
在每一次风暴之前
把心提起来,把眼睛擦亮
是谁为我奋斗?
是我的亲人,是我的祖国
整整为我奋斗了一百年!
每时每刻
用乳汁用血液用清泉和谷粒
给我营养,给我力量!
当我归来
带着清风和好心情
一路追赶着阳光
老远我就望见了你,我的中华!
望见你长城一样长长的手臂
望见你盛开着花朵的衣裳
我还看见你的泪水
湿的依旧是我的眼睛
我看见大地深处有我的祖宗招手
他知道我归来,必定是今天!
1997年7月1日
国旗上的五颗星星
在启明星之前,照亮了香港
我的心归来
我的魂归来
带着我的母语和自由
就连我鞋窝里的灼热尘土
也是祖国的财富和营养!
我的血肉归来
我的骨头归来
这是活生生的血肉啊!
这是硬实的骨头
拥有了有滋有味的空气
拥有了有声有色的阳光
当我背靠大山大水
立足于五千年厚土之上
我骄傲,我是祖国的一棵树
我是整个世界的风景
我的生命我的未来
经得住所有风雨和雷电
有着不惧一切的光芒!
(作者单位:河北省作家协会)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京都三章
冯林山
雨中岚山
潇潇春霖给了岚山一幅雨意空濛的写意。
大堰川里,顺流而下的全是漂浮的落樱的散瓣,两岸的垂樱在雨幕里摇曳着,如同飘拂的火焰——水中的火焰。在这个樱花最繁盛的季节,岚山的美呈现得淋漓尽致,仿佛所有的景物都为这满山遍野的樱花打开着,针叶松也多了几分苍翠,河水也多了几分妩媚,甚至雨也多了几分柔情。
也许雨给岚山平添了许多雅趣,堰川两岸,渡月桥上,熙熙攘攘到处是观樱赏雨的人群,游人们多不打开雨伞,任雨浇淋着向季节打开的情绪。这雨仿佛是一种催化剂,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呼唤起来,舞动起来,草木,落叶,土地,都在雨里散发着一种青翠的气味。那是岚山雨的气味,春天的气味。
远处的苍山,如同穿了镶着花边和服的女子,在花团锦簇中显露着她流畅的曲线。仿佛整个京都的云都铺展在那里,它们层层叠叠把岚山缠裹得风情万种,但毕竟有缠不住的流水奔涌出来,它裹挟着落红,浮动暗香,一路欢歌而来,又一路欢歌而去。
雨是山的背景,山是樱的背景,樱是季节的背景,季节是心灵的背景,在所有的背景上,都抒写着最动人的诗句。
龟山公园内周总理的诗碑上,深褐色的鞍马石被春雨冲洗得不染纤尘,不断有飘散的花瓣滴落在诗碑上,于是那诗中的雨境与现实的雨境,便浓浓地交融在一起。
大堰川的水声充填着整个河谷,那是岚山最为雄浑磅礴的音乐,春雨滴落在花瓣上的声音,加入了这一乐章,成为最生动的音符。
薄暮桂离宫
绛色的晚霞,升起在桂山庄灰色的屋顶上。
桂离宫在紫红色天幕的背景下,展示着一片古典的静穆。
在现代化的京都,有这样一座古朴的皇家园林,该是多么难得。在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里,这座都市里的山庄,还保留着明治时期的建筑风格。日本的庭园,从古代开始,就喜欢将幻想具体化,被称为代表日本之美的桂离宫,便是一部自然与幻想的手笔。
看过中国苏州园林的人,无不为那些精致玲珑的杰构所叹服,中国的园林艺术,更多体现着儒家文化的对称、平衡与和谐,而日本的庭园,却讲究自然景观与幻想的结合,讲究在有限的空间内,体现那种溢满心间的优雅、美妙的感情,表现着日本民族内心对山石草木的感知方式。
桂离宫是一首飞动的诗,它倚岚山之雄,借桂川之秀,以石头、草木为素材,以松柏枫竹为颜色,以亭台楼阁为精神,把这幅立体的图画,描摹得气韵生动,精美之至。从镰仓幕府到南北朝时代,京都曾有过为数不少的名园,只有这座桂离宫更完美地体现着日本文化的精神。
这里没有皇家山庄的奢华和威严,看起来却颇像一座有山有水大和绘式的庭院。那些亭轩堂楼,石岛木桥,那些砌着石边的土路和草棚式的门楼,都呈现着没有对比的沉滞暗灰的中间色,这样更显得苍朴高雅而娴静。坐在心字池边,纵目高低错落的充满诗意的建筑,仿佛在读一首首松尾芭蕉的俳句。
和歌的音乐荡漾在晚风里。漫步园中,你会感觉到这里每一块石头的放置,都有它的动势,每座亭子的摆布,都有它独特的情趣,每一座小桥的设计,都有着精心的布局,疏密与飞白,严整与间隔,喧啸与静寂,是那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桂离宫不是一张褪色的照片,而是一支古歌的余韵,它是自然之心的一个清晰的实相,是与人的心灵息息相关的逸地。
暮色渐浓,心字池旁的灯火一点点亮了起来,水波投射着灯光,如幻如梦,这景象使人息虑忘缘,物我两契,仿佛你也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在暮色苍茫的桂离宫里,我看到了生命的早晨的景色。
清水寺听泉
清水寺是水的建筑,水的诗篇,水的音乐。
水是这座奈良时代法相宗大寺院的精魂。清水寺的水,别有一种灵性,一种深蕴。在这里,水成为大功德,大智慧。
置身在寺中音羽瀑布前,听水流淙淙,如数十架古琴,演奏着一曲水的十面埋伏,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如钟如磬,如雷如鼓,如风如电,风虎云龙,气象万千。
在水的梵歌中,通往天竺的道路打开着,多少部佛家经典,被这水年复一年地唱诵着。这水的音乐,最能洗涤灵魂的尘垢。
音羽瀑布真不愧为日本十大名水之首。那流韵仿佛一片水的羽毛,飘飘洒洒自九天降落。
所有的景物都是为水而设计的,甚至每块石头,每株草木,都成为水的陪衬和烘托。水在这里不仅仅是大风景,更是大手笔,汪洋恣肆地挥洒着时间与空间,为每一个生命的季节涂抹着姹紫嫣红。
这是真正的水的宗教,无染无垢,妙高庄严,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在耸立灵动飘逸的水面前,有谁不虔诚地仰望?
在这里,水是心灵的图腾,双手合十吧,在这纯净的水里,心才能回归自然的栖地。
在正殿旁的金水泉边,假如你豪饮这凛冽的清泉,肉身会为之一轻,心胸会为之一阔,眼睛也会顿时明亮起来。日本朋友说,掬饮一口金泉的水,就能一切如愿。我想,这也是一念回心便到家的承诺。
水的光芒朗照着这座千年古寺,穿越水的岁月,我倾听到一首生命的古歌自天外而来。
这水的法幢,是一面尘世的宝鉴,走近它,你会通体透明起来。
让水的灯盏指引你,在这里,你会找到绵延千年的灵魂的焦渴。
从弱水三千中取饮一瓢吧,这水会在你的心上浇开千瓣莲花。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附:海伦·F·斯诺的来信
亲爱的张锲:
我正坐在联接大自然的角落里。正像你们在我的家里看到的那样:我的周围有粉红色的秋海棠,那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伟超在我八十四岁生日时送来的;还有开着黄花的连翘,连翘本应到四月份才能开花。灿烂的阳光,透过窗边的铁线蕨洒了进来。桌子上置放着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的黄杨木根雕像,这是你们这次到美国来为我颁奖时带来的礼物。他昂着头,面部雕得很精致,表情古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不甘心于被命运所压垮,向命运提出挑战。也许,他认为他的诗歌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才决定投江自杀,以示愤怒。这是不是他决定自杀的那一瞬间?请你查阅一下历史和有关资料,译后告我,以便同雕像一块儿保存。从希望得到公众承认这一意义上说,我倒和屈原有相同之处。我相信我的思想,相信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有价值的,相信我这八十四年的岁月是生活得有意义的。我仍然期待着我的作品在我有生之年或者在我归天之后产生影响,因为它们永远是进步的、建设性的和积极的。你们在1991年翻译出版了《重返中国》,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1972—1973年重返中国的这本见闻录,如同那时所记述的那样,是站得住脚的。现在需要的是继续出版我的其他著作,供一些人阅读,使他们能把火炬传下去。我并不仅仅为中国人而写,但我的思想深处总是想着他们,我出版了八本供销售用的书,其中六本是关于中国的;还有一些没有出版的手稿,其中有十多部是关于中国的或者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我的思想是“架桥”,不但在两个极端之间架桥,而且在两种时代、两个空间以及思想的不同层次上架桥。你们创办了“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这是鼓励国际理解和互相建立友好关系的十分行之有效的办法。我只不过在时间上是第一个得奖者。用我的话来说,你们也架设了“通向未来的桥梁”。
现在再回到屈原那个根雕。它是人与自然之间联结的象征。我以绿色为背景对雕像拍了照,将送你几张。这个根雕可以置放在花展上,也可以置放在公共场合的桌子上。我现在有一棵高身材、粗纹理的长青草,种在一个十分小巧的花盆里。这是花了六点九九美元从花店里买来的。这株草使这个花盆在同样大小的花盆中身价百倍。这个小而圆的花盆约一英寸多一点高,上口是圆的,太小了,盛不住水,盛住水也是一会儿。草本身很有韧性,又坚硬,也许汁还多。你可以为中国订购一些,因为它适合在中国生长。1934年我在北京时学会种植此草。那时我听佛教和道教的著名权威许地山用英文讲课。我和另外三个外国人,每天骑自行车行驶五英里到城里老师家听课。无论是刮黄土、下雨夹雪,还是气温降到零下,我们都不耽误上课。我穿着羊皮袄,后来将这件皮袄给了李敏,她在一二·九游行时穿了这件皮袄,这样大刀便不会穿透皮袄伤害她的身体。后来她在南方阴冷的石头地面的监牢坐牢时,也穿的这一件皮袄御寒。她死于1988年。
我第一次进许地山老师家时,看见窗边有一张木头桌子,上面只放着一个小巧的扁扁的长方形的花盆,里面种的就是这种草。草很小,却冒着外面的寒风和结冰的天气生长着。许地山解释说,这象征勇气或挑战。我非常喜欢老师家的整个布置,至今记忆犹新。你们送来的根雕,使我又想起了在中国的经历。许地山也叫张东生,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1937年1月,他参加我们杂志的编委会。这是一段“纯洁和崇高的时期”,我现在还常常想起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
好了,就此打住。请向金坚范和所有作协的会员们问好。
海伦·F·斯诺1991.11.18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写在银杏树叶飘落之际
——悼海伦·F·斯诺
张锲海伦·F·斯诺女士:
这封信你已经无法收到了。一个多月前,你已在大西洋那边的美国的康涅狄格州逝世。所有的传媒都做了这样的报道。你的逝世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还是要把这封写了几年却一直没有写成的信写出来,尽管它已无处可寄。
此刻,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你在1991年11月18日的来信。这是你写给我为数不多的信中的第三封,也是你没有收到回复的一封信。过后不久,我们的联系便中断了。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欠了不少心债。欠你的这笔心债,在你逝世之后,更加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尽快偿还。
海伦·F·斯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1年你由美国来到中国,到1997年你在美国病逝,整整66年,你和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一位朋友,最近对我说,人生有三种朋友永远不应忘记:患难之交、贫贱之交和总角之交。你和中国人民,就是集这三种交好于一身的老朋友。你和埃德加·斯诺,是在我们的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来到中国的。那时的你们,都还青春年少。冰心大姐曾经赞扬过你惊人的美丽,她说:你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美国女人。你和埃德加·斯诺从相识到结合,一直有着舒适的生活环境,却能够不避风险,不畏艰危,坚决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同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和我国国内的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争。你们不仅写了大量旗帜鲜明地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真实情况的新闻通讯,还直接参与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把一些被追捕的革命者隐匿在自己的家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当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来到陕北,貌似强大的敌人对他们进行重重封锁,你们竟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各种明枪暗箭的恶意中伤,先后进入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根据地,对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弱者一方,进行长时间的采访。继埃德加·斯诺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之后,你也写下了它的姊妹篇《续西行漫记》,在海内外广泛传播。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也使世界人民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你们的这种大智大勇,这种隆情厚谊,世世代代中国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海伦·F·斯诺!你的一生写了四十多部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在1991年8月21日你写给我的第一封来信中,你曾把自己比喻为一个在东、西方之间跨越海洋和天空架设桥梁的人。是的。你是一个卓越的架设友谊桥梁的工程师!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埃德加·斯诺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承认、所赞扬、所传颂。但是,在你离开中国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你所受到的挤压、排斥、歧视和漠视,却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你所写的书,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甚至受到公开和秘密的监视,生活上也遇到很大的困难。你没有儿女,一个人长期孤寂地住在埃德加·斯诺留下的小屋里。直到1991年11月初,我和金坚范同志受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委托,去美国为你颁发“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时,我才进一步得知:当时的你,每月仅靠领取三百九十二美元社会保险金维持生活。这在美国是远远低于生活贫困线水平的。而你,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必须进行治疗,这又必须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每当我想起:你这样一个名噪天下、为中国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居然长时期过着贫病交困、孤苦无依的生活时,我的心头便情不自禁地在阵阵收缩。我无法想象:这大半个世纪,你是怎样度过的?!但是,你却总是那么乐观、那么爽朗,当我们不远万里从北京去麦迪逊镇看望你时,你用来迎接我们的,竟是不间断的笑话,朗朗感人的笑声。你引我们看你的小屋。虽然时序已是初冬,屋里的拐拐角角处处都是生意盎然的花草藤萝。你还指着窗前小桌上的一台老式打印机,告诉我们:“这个老伙伴,已经跟随我几十年。我用它打了《在红色中国》、《中国新女性》,还有《重返中国》、《我的中国岁月》等著作。只要我还活着,就要用它一直工作下去。”你的情绪感染了我们,使我们几乎忘记了你的年岁,忘记了你在那时已是八十四岁的老人。
海伦·F·斯诺!你是那样的重视友情。在那次我们去麦迪逊镇访问时,你深情地向我们讲述了那么多你在中国结识的朋友。你讲到宋庆龄、鲁迅、冰心、康克清和丁玲;还讲到在三十年代就和你及埃德加·斯诺相识,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联系的萧乾先生,以及黄华、陆璀、龚澎、龚普生、陈翰伯等人。那一长串名字,简直使我这个后生晚辈目瞪口呆。其中的多数人都已作古,你居然还能记住他们的逝世年月。当我们惊叹你的记忆力之好时,你还笑着说:“我的母亲是威尔士人。威尔士人是什么也忘记不了的。”随后,当我陪着我国驻纽约总领事张伟超先生去把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名誉会长万里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巴金签署的获奖证书等送给你时,张伟超关切地问到你的身体状况,你又笑着说:“这么多的朋友来了,我的病就好了。印第安人说,朋友是很好的药。”
亲爱的海伦·F·斯诺!你和我是两辈人。当你来到中国时,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从我参加中国的革命那天起,你和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响彻在我的心头。你们的著作,我曾经反复地阅读过。这对于我以后从事报告文学写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想要去看望你,是我积蓄了多年的宿愿。因此,当我们终于在美国和你相见时,在我这方面觉得仿佛和你已是相识多年的忘年交。而你,也一点儿没有感到陌生。你开口就说出我是安徽人,还自称是北京海淀人。你的幽默的谈吐,一下子就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如今,虽然已过了五年多,那时的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一样。你说:“朋友是很好的药。”我大概因为年岁渐大的原故,也有了更多的体会。正因为这样,我也才更加懂得:你为什么在我们刚刚离开美国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给我写来那样热情的信。
海伦·F·斯诺!你在1991年9月21日写给我的另一封信,已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那一天,是你八十四岁诞辰。此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过你的生日的庆祝会,并且宣布了授予你“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你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亲自来北京领奖。为了对你表示诚挚的敬意,有关方面才决定委托我和金坚范同志去美国为你颁奖。你的这封来信,我是在从美国返回北京之后收到的。我请金坚范同志翻译了之后,一直没有给人看过。请原谅,我在已经无法得到你的许可的情况下,决定把这封信和我的复信一并发表。因为我觉得:你的这封来信,和你的所有作品一样,都洋溢着对于生命的浓烈的爱,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和你相识的中国朋友始终不渝的情谊。把这样一封很有意义的信件,始终保存在我个人的抽屉里,实在是一种罪过。
海伦·F·斯诺!对于你这封来信,我当然早就应该作复。所以拖延至今,关键在于我实在太想为你再做些事情了。在我们短暂的相聚中,你曾经反复提到过:在你的手头,还有许多尚未出版的手稿,其中涉及到中国的至少有十二本之多。你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它们的出版。你11月18日的来信,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此外,在埃德加·斯诺和你共同使用过的藏书库和地下室里,还堆积着一堆堆、一摞摞你们在中国时的采访笔记和各种珍贵的历史资料,你也希望能够得到整理和很好的收藏。我在听了你的叙述和看了你的藏书库、地下室之后,不禁心动。还在从美国回国的路上,我就在策划着怎样把你保存的这笔宝贵的财富整理出来,并把你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翻译出版。回来和许多同志商量,大家都说很有意义。可是,算一算工作量和所需的人力、物力、资金,还有为此需要办理的各种外事手续等等,许多原来劲头很足的同志,又一个个泄了气。有几次看似有了些眉目,后来还是功败于垂成。给你回信,是不能回避这些事情的,但我实在不愿提、不忍提。你是一位正在病中的耄耋老人,我在由美国返回之后不久,也和你一样患了心脏病,深知得了这种病的人,必须保持心情的平静,唯恐你听到这些消息,徒增烦恼。就这样,我才把给你的复信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今天,拖到了你终于带着无穷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海伦·F·斯诺!听到你逝世的消息,我的心头像压上了一块沉重的金属,整天郁闷难安。我在极度悲痛之余,止不住在想:人的一生,想办的事情是那样多,能办成的事情又是那样的少!稍有懈怠,就会遗恨终身。但是,我并没有彻底失望。我之所以决定把这封拖延了太久的复信写出来,并且要和你的来信一并发表就是想要唤起一切感激你、仰慕你、热爱你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共襄此举,完成你未了的心愿。我相信,在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爱你的人是那样多,这桩好事一定可以办成!
海伦·F·斯诺!我知道,你是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人。在你11月18日的来信中,给人留下的强烈的印象之一,也是你对大自然中各种花草树木的感情。我记得,在你家门前的小树林里,有几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树。银杏树是一种长寿树。它可以活得很久很久。到今年1月11日你逝世时止,你已在世上生活了八十九个年头,算得上是人类的一棵银杏树了。你还说过,你在三十年代去我国大西北采访,是在银杏树叶飘落的时候。今年1月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家门前的银杏树,也正落叶飘零。你在银杏树叶飘落的时候,走向你的生命的一个高峰,又在这个时候回归大自然。这说明,你和大自然中的银杏树,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人的生老病死,也和树木的荣茂枯衰一样,都是大自然的规律,总是强求不得的。你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诗人。你写的关于《老北京》的诗,曾经被收在1935年的美国诗歌年鉴里。请允许我用一位中国诗人的名句来为你送别:“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不是无情物,落叶也不是无情物。我在仍然是银杏树叶飘落的时候,给你写这封复信。忽然想起这两句诗,觉得银杏树和它的落叶,正可以作为你的崇高品格和纯洁的精神境界的写照。别的,似乎什么都不用多说了!
亲爱的海伦·F·斯诺!你,静静地安息吧!
张锲
1997年2月拜于北京安定桥头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