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孙中山的农业近代化模式
苑书义
所谓近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其核心是经济近代化，而农业近代化，则是整个国民经济近代化的基础。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向以我国农业之不修，思欲振兴而改良之”，逐步地设计出一个结合中国实际、效法西方、力图将封建农业推上资本主义轨道的农业近代化模式。
实现农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正确认识农业和工业、商业的关系，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则是设计农业近代化模式的前提条件。孙中山既因“生而为贫困之农家子”，了解农民，重视农业；又因疏远传统文化而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熏陶，能够摆脱传统束缚，借鉴西方经验，观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早在１８９１年前后，他就在《农功》一文中，首次论述了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此后随着时势的变迁和实践的深入，他对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认识更臻透辟。他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日鳃鳃然忧贫患寡，奚为哉？”在这里，他虽然也偶尔使用了传统的“本”、“末”概念，但却丝毫没有封建主义“重本抑末”的思想痕迹。他之所谓“本末具备，巨细毕赅”，就是既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论，又反对时兴的“以商立国”论，主张把农业和泛指为新式工商业的“商”视为彼此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考诸世界历史，就会发现农业近代化只有在工业化过程中才能完成。他依据世界历史经验，认识到“由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步步前进，永不后退”，是社会的“进化程序”。而要以工业时代取代农业时代的条件之一，就是以工业化带动农业近代化，以农业近代化促进工业化。
传统农业是封建主义自然经济，近代农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增长首先表现在自然农业向商业性农业的过渡上。”自然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轨，主要导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孙中山正是基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而倡导自然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轨的。孙中山认为耕织结合的自然农业是“古代未开化”时代的产物，而以农工商分工为基础的商品性农业则是人类“由野蛮一跃而进文明”的结果。他从“养民”出发，力主顺应工业化趋势，推动自然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轨。首先要增加粮食总产量，提高粮食商品率，以保障“全国人民都有饭吃”，并开拓国际市场。他认为农民所生产的粮食，除了农民自用和“储粮备荒”之外，既应“彼此调剂，拿此地的有余去补彼地的不足”，又应“远至工业中枢”，以满足工业生产和城镇人口的需要，“更有所余，乃以售之于外国需此宗食物且可得最高价者。”其次要改进和扩大丝、麻、棉、毛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保证丝、麻、棉、毛等轻工业的原料供应，以便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问题，并“推广到外国去销行”。再次要运用税收杠杆，保护商品性农业。他认为对外应“收回海关”主权，“加重原料之出口税及加重洋货之入口税”，“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对内应采取“有调节、有系统之行动”，改变“以苛税留难农产，使运转不得自如”的局面。
农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主要标志之一，是生产力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孙中山经过艰苦探索，认识到提高农业生产力，是振兴农业的基础，而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尽仿西法”，引进外国机器、科技和资本，则是改变传统的手工劳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考察世界各国历史，发现“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而中国却恰好相反，“地有遗利，民有余力”，“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引进外国“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垦荒拓田、改良“已耕之地”，借以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缓解粮食供求矛盾和适应工业化对农业的需求。孙中山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指出：在农业生产中，“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孙中山认为农业的生机在于科学。他力主把农业生产置于科学之上。他断言：“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疑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疑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孙中山在主张引进外国机器、科技的同时，有鉴于中国“资力不足”与振兴农业的矛盾，倡导利用外资，促进农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当然，他既看到利用外资的经济效益，又深知利用外资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坚持以“保持主权”作为利用外资的前提条件。
农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另一主要标志，是农业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革。孙中山十分关注着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孙中山考察中外历史，看出小农的弊端和大农的优越性，主张把西方公司制度引进到中国农业中来。１９０７年他通过《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宣称：革命成功以后，“国家为唯一地主”，“国内人人”和“各国资本家”均可独资或合资租用国有土地经营农场。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除了公司制农场外，还应有国营农场、农庄和“小农分耕”。国营农场，“由政府借债经营”。农庄系指在边疆“国家所得土地，应均为农庄，长期贷诸移民。”“小农分耕”系指小自耕农和“甚贫之佃农”从国家“得租可以躬耕之地”，从事个体生产。孙中山既倡导集公司而兴农业，又主张变革土地关系。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桎梏。孙中山适应民族资产阶级开拓市场的需要，针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将其概括为民生主义。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强调“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解决分配问题结合起来，“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这是民生史观的合理因素。当然，民生史观也含有谬误之处，它否定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把社会发展动力归结为“人类求生存”和“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如“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因此，孙氏断言：“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正是这种实质上为二元论的民生史观，决定了“平均地权”的两重性，即方针是革命的，而方法则是改良的。“平均地权”的实施办法，是“核定天下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这种办法必将动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减少资本流入农业的障碍和资本家增加农业固定投资的顾虑，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但却没有和农民无偿地获得土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的思想才发生某些飞跃，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和“农民解放”问题，声称“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是，他在解释“耕者有其田”时，却强调“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依然没有跳出阶级调和的窠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孙中山站在“振兴中华”的高度所设计的农业近代化模式，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能提出的最为完整的农业改革方案。遗憾的是这个农业近代化模式，还仅仅限于纸上的理想，并未能付诸实践。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无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创造推进农业近代化的政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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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手并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孙志刚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离不开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加深对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各自具有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局限性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西方经济学者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亚当·斯密把市场机制比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每个人从自利动机出发，通过完全竞争的市场，使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同时达到最大，整个社会经济呈现有序地发展。他主张建立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实践证明这一原理存在局限性。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的某种障碍造成资源配置失误或生产要素浪费性使用的情况。西方经济学者证明市场机制可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这是以存在着完全竞争的市场为前提的。而完全竞争必须具备一系列十分严格的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不可能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具备，因此市场失灵也就在所难免。
其一，竞争必然带来垄断，市场的某个供给者或需求者能够控制市场价格，因而市场价格难以准确反映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这样，价格机制受到破坏，市场调节将会失灵，导致社会资源的配置缺乏效率。
其二，社会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特点是消费者必须支付这种物品的价格才能使用这种物品，公共物品的特点则是不论消费者是否支付这种物品的价格，他都可以使用这种物品。例如，国防、基础教育、非缴费道路和桥梁、气象预报、航线和灯塔等等。在市场经济中，厂商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不愿生产没有利润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提供只有由政府负责承担费用。
其三，当企业或人们向其他人施加损害或利益，而又不向这些人支付应有的代价或收取应有的报酬时，就出现了外部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成本或收益，因而市场并不能准确地发出信号，同时也不能解决外部效应的问题。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如果不考虑外部效应，资源配置就会发生失误。
其四，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买者和卖者都只能获得部分信息，而无法获得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会导致决策失误，出现缺乏效率的资源配置。
以上是从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分析，在宏观经济层次上，看不见的手还具有更多的局限性。首先，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现实中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市场机制能够保证向所有人开放所有机会，但不同背景的人利用机会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从而导致市场分配结果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市场调节下，收入分配可能走向两极分化。其次，市场经济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单靠一只看不见的手不可能使市场经济保持稳定的均衡趋势。凯恩斯经济理论承认，不稳定性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病，这种不稳定性的主要症状是失业、衰退和通货膨胀。不稳定性造成的损失比缺乏效率的损失要高出许多倍。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虽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仅靠它很难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缺乏效率、分配不公和不稳定的问题。
“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比较普遍地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竞争、没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作用基础上，还需要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和控制，以纠正市场的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促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新型市场经济。
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目标是效率、公平和稳定。为了实现上述三个目标，国家的主要经济职能有四个：
第一，制定规范经济主体行为的法律、章程和规则。
第二，当市场失灵时，政府通过税收、支出和管制等手段协助社会得到它所需要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当垄断造成市场失灵时，政府通常采用管制和立法的方法来纠正。对于自然垄断，政府可以采取价格管制的方法来管理；对于市场垄断，政府则可以采取推动国会制订反托拉斯法的方法来加以限制。当存在外部效应造成市场失灵时，政府则采用使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方式加以纠正。当市场对公共物品调节失灵时，政府则采用由政府投资生产公共物品的方式加以弥补或纠正。
第三，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的转移支付对资源加以再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政府通过征收财产税、累进的个人所得税、高额的遗产税，减少收入的差距，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办法，实行社会保障方案，为失去工作的人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予以补贴，以保证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第四，建立宏观经济的稳定政策。主要有两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财政政策是通过改变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方式来调整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宏观货币政策则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的方式影响利率，从而达到调整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和稳定经济的目的。政府可以交替使用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缓和失业的起伏并抑制通货膨胀，平抑经济的周期波动。
当然，看得见的手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政府干预不当，举措失宜，不但不能医治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弊病，反而使弊病更趋严重。西方经济学者将这种状况称为“政府失灵”。在西方社会，政府失灵的根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金钱政治”导致官员往往只代表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难以保证政府决策的公正和合理。二是政府缺乏效率。政府行为的主体同样是有个人私利的政府官员，他们容易倾向于维护政府部门自身的利益或私利而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就容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他们往往存在短期行为，偏重那些在短期内见效的方案，避开经过长期才能见效的方案，这也造成“政府失灵”的问题。
不断探索两手并用的有效途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笼统地过分地强调哪一方都是不妥的。首先，两只手作用的范围有所不同。在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活动中，看不见的手具有主要的调节职能，对社会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看得见的手则是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如保护正当竞争、限制垄断、矫正不良外部效应、制订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等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这个层次上，可以说是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在给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则又是以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在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活动和社会分配公平方面，看得见的手发挥着主要的调节职能，通过制订和实施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政府行为，来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社会公平，缓解大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震荡。在这个层次上，又可以说是政府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其次，两只手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方式是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自发地把人们的经济行为引导到实现社会利益和经济发展上。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方式表现在政府的经济政策手段、行政命令手段、法律法规手段上，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直接对它评头论足，可以不断地修正它的内容和形式。这两只手有着互相补充但又不可互相替代的功能，不区分具体情况过分地夸大哪只手的重要性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正确地发挥两只手的积极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两手并用、互相补充、形成合力的关键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使用得正确与否。使用得当，能集两手之长，补两手之短，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使用失当，集两手之短，失两手之长，则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灾难。在使用看得见的手时，必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必须深入研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规律，把握其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的作用方式及其后果，不断寻找两只手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的最佳结合点。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进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不断消除腐败，不断提高政府官员的基本素质、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克服“政府失灵”或将其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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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同富裕思想有四个传统性突破
共同富裕思想有四个传统性的突破。
一是突破了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等富裕的传统观念。过去，我们在消费资料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比较多，通过劳动富裕起来了，出现较大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了社会主义。
二是突破了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的传统观念。过去人们往往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实践中的“共产风”、“一平二调”、批“冒富”等可为印证。
三是突破了“大平均、小差别”的传统观念。长期以来，共同富裕就是“大平均、小差别”的误解，阻碍了人们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深刻理解，也为消费品的分配带来平均主义的影响。允许一小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并带动落后地区和人们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开拓了人们在实践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新观念。
四是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不是人为规定的，不是国家下达的“计划”，而是以经济发展状况和各地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摘自《学术论坛》第一期，作者：何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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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发展三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均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要协调，社会发展内部各部类之间要均衡。协调和均衡不是搞平均分摊，是全面发展。为了均衡，便要求把内在联系量化。畸形发展是破坏发展。都搞“加大投资”，不用说不可能，就是有力量，也还有个比例问题。比例失调总归不行。
第二个原则是持续。发展是个过程。发展是无止境的。发展，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前进。现在，有些“发展”的后果是断了发展的后路。有些“发展”是“杀鸡取蛋”取出来的。“痛快一时”，误了千秋。持续的关键是要有科学预见，并且要转变思维方式。
第三个原则是人本。发展，不会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发展，无不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全面进步，为了提高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舍此，没有第二个目的。抓住了这个目的，才能触及发展的本质。
均衡是从横断面上说的，持续是从时间这一纵向上说的，人本则是从纵横交叉上说的。
三原则是坐标线。以三原则指导发展，这发展便是主体发展，是健康发展。这发展必将如江河奔腾，一泻千里。中国正在发展，中国还将有更大发展。社会发展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矛盾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动力。发展是硬道理。
（摘自《解放日报》四月二十三日，作者：邓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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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洋务运动论争的焦点和共识
洋务运动发轫于１８６１年初。当时留守北京议和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奕?，领衔上奏《统筹全局折》，经过王公大臣会商同意和咸丰批准，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此，洋务运动便正式开场。１８９４年９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洋务派苦心经营１０余载的新式陆军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于次年４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运动从此宣告破产。
洋务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３５年，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受到史学界的普遍重视。洋务运动可谓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可是这第一炮并没有放响，基本上是失败了，没有把中国改变成为独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引起了对洋务运动不同评价的持续论争。
这一论争从洋务运动开始起，历经旧中国近９０年，新中国４８年，仍未能论争出一个“定论”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洋务运动经过历次论争，使后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更为客观，更为公正。争论者既有共识，也有分歧。目前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４个方面。
第一，对太平天国同晚清政府之间的斗争，究竟站在哪一边立场上讲话，这是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关键问题之一。章太炎曾经评论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前句是站在晚清政府的立场上，后句则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章太炎自己似乎也拿不定主意。范文澜认为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是坚定地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的。冯友兰生前一心要为曾国藩翻案，于是找出种种理由否定太平天国，以便能够自圆其说。
第二，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贡献大小的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开其端的。全面否定论忽视了这一问题，全面肯定论则过分突出了这一问题。胡绳在《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上，发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指出当时中国近（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的现代化……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的现代化。”他认为洋务派的近代化是属于前一种倾向，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道路，不宜做过高评价。
第三，洋务企业的性质问题，是属于民族资本呢，还是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笔者认为应属于后者，全面肯定论者则认为应属于前者。
第四，晚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应否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可否从洋务运动中划出去，全面肯定论者是想方设法划出去，把对外屈辱的帐算在晚清政府头上；笔者是不同意的，前面所引胡绳发表的序言也表示不宜划出去。
随着论争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初步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洋务运动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试图打破闭关自守的开端，历时３５年，是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不宜一笔抹杀。
第二，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我们在评价它时，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宜全面肯定。至于哪一面占主要地位，还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反动与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第三，在过去“左”倾思潮影响和政治斗争需要下，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被扣上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买办等大帽子，现在时过境迁，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第四，洋务运动是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既包括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新旧社会的根本矛盾，又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包括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官商矛盾等等，应该深入研究，才能摸出一个头绪，浅尝辄止是不行的。相信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定会取得更全面、更科学、更丰硕的成果。
（摘自《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作者：姜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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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紧密相联的。二者内在结合的环节和途径，主要有：
一、市场经济的社会目标。社会主义价值观可以化解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价值目标和原则，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途径。
二、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价值观之“体”和社会制度及体制之“用”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还体现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基本价值。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具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宏观调控力度更强等显著特点。
三、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控。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二者不可缺一。这种宏观调控，不但追求经济目标，而且还追求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保证社会公正合理，文明有序地同步发展，以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
四、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一种高文化品位的经济。它不只赋予了经济发展的功利性目标，更承诺着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实现。显然，积极营造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注重市场文化建设，是我们的独特优势之一。文化价值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为此，就市场经济中的自体文化而言，应作如下展开：倡导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道德意识；树立合法正当意识；提倡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意识；重视科技文化投入意识。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一期作者：王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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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楚学文库》简评
王渝生
湖北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楚学文库》，共１８部，数百万字。其中，专门论述和大量涉及到科学技术内容的就有《楚国的城市与建筑》、《楚系青铜器研究》和《楚国经济史》等。
《楚学文库》深刻论述了两千多年前雄踞中华江汉大地数百年的楚国，其文明不仅在当时各诸侯国中名列前茅，而且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可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相媲美。究其缘由，科学技术的发达，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楚学文库》认为，青铜时代的楚国，铜矿的开采和冶铸，都有很高的技术和工艺水平。进入铁器时代之后的楚国，在青铜矿冶生产实践基础上出现的冶铁术，利用生铁柔化处理技术，制成展性铸铁，使生铁获得了很好的使用性能，大大领先于西方世界。正是这种先进的铜铁采矿和冶铸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使楚国的国力得以增强，从而迎来了楚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春秋战国称霸争雄。
《楚学文库》强调：楚国不仅有先进的冶铸、建筑、纺织等技术，还有发达的数学、天文学等科学。以数学为例，８０年代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西汉初年竹简《算数书》，文字古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的一部算书，从标题看，有“分乘”、“增减分”、“相乘”、“合分”、“经分”、“里田”、“税田”、“金价”、“程禾”等６０余个，具有丰富的计算数学的内容，是现传本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的先声，但比《九章算术》要早２００年左右。《算数书》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和楚学研究中的科技内容，还有天文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漆器、玻璃制造等诸多方面，真是丰富多彩，美不胜收，是为我国传统科技的奇葩。这方面的研究，作为楚学来讲，是一门新学科；作为科技史而言，是一个新领域，值得开采和挖掘。楚学界和科技史界要携手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深入进去，全面而系统地发掘和研究楚国的科技文化，这对于楚学研究和科技史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