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笔谈
关键是拍摄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影片
诸毕
中国电影取得过辉煌成就，但也遇到过不少困难。这些困难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电影远离群众，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
去年３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以来，广大电影工作者响应中央号召，克服困难，奋发进取，使国产影片的整体质量有了提高，《大转折》等一批优秀影片的推出就是明证。成绩最突出的表现在端正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电影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成为电影界的共识。１９９６年度生产的１１０部影片中，倾向不好、格调不高，靠凶杀和武打、拳头和枕头取胜的影片几近绝迹。应当说，唱响主旋律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要拍摄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影片，坚持思想性是完全必要的，对此决不能动摇。但不能认为思想内容好，政治上强，就一切都好。电影是艺术品，必须尊重电影艺术的规律。深刻的思想蕴含只有借助生动的艺术表现，才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拨动观众的心弦，调动观众的情感，引起观众的共鸣。
从当前电影创作的艺术方面看，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某些影片的故事过于简单、浅显、直露，缺乏曲折动人、跌宕起伏，既在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复杂故事情节和逼真的生活细节，大胆描绘故事中的矛盾冲突，使观众从银幕上得到激动人心的喜或悲的情感体验。二是缺少能体现时代精神、充满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形象。电影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视觉艺术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回顾以往的电影，真正在历史上立得住的影片都以其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如李双双、张嘎、王成、许云峰、林道静，这些人物形象至今仍然闪耀着感人的光芒。正是这些不朽的人物形象，才使这些影片成为传世之作。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塑造出血肉丰满、包容丰富的历史和时代内涵，并为人民群众认可的银幕英雄形象。只有花大力气解决好电影创作中的一些艺术问题，才能提高影片的质量，使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结合起来。
电影艺术家的责任是用艺术的形式记录时代的变迁，传达人民的心声。要做到这一点，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是不可想象的。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从人民群众参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汲取题材、思想、诗情和画意，才能使自己的影片真正贴近群众，被人民所喜爱。同时要注意，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又是高于生活的。不能简单地模拟生活，把电影作品搞成真人真事的复制品。要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张开想象的翅膀，创造出紧扣人心、征服观众，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品力作。
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是电影的永恒话题。电影只有赢得观众，才能既取得经济效益，又取得社会效益。电影失去观众，就失去了取得任何效益的前提，弘扬主旋律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必须明确把是否为群众所欢迎，票房价值的高低，作为衡量影片优劣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标准，作为电影评奖的重要条件。必须研究群众的观赏心理，在确定影片的题材、主题以及用怎样的艺术形式、语言手段来反映影片内容时，都应考虑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心态。同时，还要很好地研究市场，了解市场，增强经营意识和市场观念，加大对国产优秀影片的宣传评论力度，精心策划影片推出的时机，采取适合中国特色的发行放映办法，开拓电影发行放映新的增长点。
总之，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不仅要把主旋律唱响，而且要把主旋律唱得动听，把广大群众都唱进影院，使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真正得到弘扬。
第12版(副刊)
专栏：创作札记
双向的“希望工程”
鹿松林
由海南电视台刘光中编剧、导演的电视剧《河这边，河那边的孩子》，通过城里孩子洋洋和山里孩子山娃在大山里相遇后所发生的一个个寻常小故事，给我们提示了一个目前令人不得不注意的课题：这就是希望工程的双向性。
记得两年前，全国少先队员展开了“手拉手”活动，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手拉手活动中，一个城里的孩子同一个农村的孩子在一起写作业，农村的孩子看见城里的孩子面前放了一块有弹性的、有香味的东西，便拿起来看着，又放入口中咬。城里孩子抬头一看，惊异地叫：“你干吗吃橡皮？”农村孩子一听也惊异，忙问：“什么叫橡皮？”城里孩子听农村孩子这样一问更惊异了，又问：“连橡皮都不懂，我问你，你作业写错了怎么办？”农村孩子盯着城里孩子认真地说：“为了爱惜作业本，我从来都不写错作业。”农村孩子的话，感动了城里孩子。城里孩子的父母后来反映说，农村孩子走后，孩子用零花钱买了很多作业本和橡皮送给农村孩子。从此他们的孩子做作业也认真起来，其他不良习惯也改好了。听了这个很平常的故事，引起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琢磨。都市和乡村不同环境成长的孩子应该相互补充什么？我渐渐领悟到，希望工程是让更多乡村里失学的孩子们上学去，让他们学习文化，而抓好城里孩子德育、智育和人品教育也是我们希望工程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思考，萌发了策划创作这部少儿电视剧的初衷。过去在处理这样题材的时候，常会落进这样的老套路：往往是褒奖一方，或贬责一方。要么，推崇山娃的纯朴、憨厚，要么，指责城里孩子的怯弱、娇气；要么推崇城里人的聪明、才智，要么指责山里娃的狭隘、保守，较多带有鲜明的理性教化目的。《河这边，河那边的孩子》却不想走此“老路”，而是想另辟“蹊径”，赋予这一题材以更新的文化内涵：山娃这个山里长大的孩子，大自然铸造了他纯朴善良，艰苦耐劳，乐于助人的优秀品格，但是由于环境的限定他没有上过学，他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洋洋呢，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他有知识懂科学，接受能力强，他知道牛有四个胃，他懂得说彩虹不是龙王吸水，这是洋洋的优势。但是由于从小娇生惯养，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又好逸恶劳，狭隘自私，爱占小便宜。这样山娃和洋洋各有其长处，也各有其不足。他们之间被一条河无情地隔开。这条河，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河，它既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既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孩子们都企盼着，向往着，在这条河上架起一条通往对方的“桥”，这“桥”便是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融合成的五彩桥。让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生活特征和不同的文化背景相遇。让他们在交往中相撞，在交往相撞中渐渐地了解了对方，又重新认识了自我，两者的形象通过互补又都逐步得到了完善，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地共同迈向更加璀璨的现代文明。
第12版(副刊)
专栏：
公安干警自己演自己
纪实电视剧《较量》开机
继《９·１８大案纪实》之后，又一部以真实案件为题材的大型电视纪实连续剧《较量》，日前在吉林省吉林市开机拍摄。去年６月，正值“严打”斗争在全国展开之际，吉林市发生了“６·２２”特大雇佣杀人抢劫案。我吉林公安干警团结一致、战胜重重困难，在案发后两个多月便侦破了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并一举破获此前发生的一系列持枪杀人案和特大盗窃案。由中国儿研会影视部、南京电视台和吉林市公安局联合拍摄的１５集连续剧《较量》，将在以纪实性风格生动再现惊心动魄的破案过程中，表现出我公安干警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该剧由青年剧作家刘侗根据自己的报告文学改编而成，西影青年导演归群执导。剧中公安干警及其亲属均由当事人自己扮演。其他角色由李丁、许亚军、赵卫红、吴兰辉等饰演。（巴人）
第12版(副刊)
专栏：
电视喜剧《百姓三十六计》开拍
北京的一个四合院住着费家老两口和他们的孙子，以及一对中年夫妇与他们上高中的儿子。他们像所有普通北京人一样过着平静的日子。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打破这里的平静。费家孙子先在院子里办起了咨询公司，费老先生也不再图清静，索性将院里的空房租了出去，于是乎，这院里也就热闹了起来。随着院外大世界的不断变化，小院也不断地有了新的生活内容。
由刘淑婕、束焕、陆亮、赵志宇等编剧，刘苗苗执导的这部《百姓三十六计》，力图在诙谐、幽默、亲切而轻松的氛围中，描画出９０年代的都市众生相。该剧由北影电视剧部、北京中视传媒经贸中心等单位联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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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追寻温州人
张溶谢艾林
十多年来，温州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温州的经济发展之快、水平之高、实力之强，的确是全国少有的。温州能够“无中生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的确有几分传奇色彩。能否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这种传奇的奥秘，寻找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呢？这就是我们拍摄《温州人》的初衷。
带着这个思路，我们深入到瓯江两岸的各个市场村落，广泛采访。但了解的情况越多，我们就越感觉到，这种“无中生有”的智慧仅用经济学的原理，的确很难解释清楚。传奇的温州人把我们难住了。当我们尝试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温州人和温州经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温州人发财致富还真做了不少社会学的文章。原来，温州人多靠生产日用小商品起步。一种产品的生产，比如纽扣，他们往往会分工很细：在一个小镇里，有专门采购原料的，有专门负责模具的，有打眼的，有抛光的，还有一支分布在全国的供销大军和一个在本镇的纽扣批发市场。这种围绕一种产品而形成的专业化社会化分工，充分利用人际关系这个社会资源，就把一个社区变成了一个工厂。这样，传统的血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就变成了一种无形的资产，起到了经济学意义上“人合”与“资合”的双重作用。温州的经济也就靠这种“无中生有”的办法“启动”了。这样，通过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我们就为这种独特的经济现象，找到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经济现象的新视角。
在构思《温州人》节目的框架时，我们有意采用了还原温州经济发展历程的办法，从十多年前温州经济的起步开始谈起：“小商品大市场”、“传统网络市场化”是他们“启动”经济的秘密；“流动的乡土”是他们开拓市场、扩张市场的堡垒；以市场原则行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他们经济“冲动”的源泉，也是温州人敢于“包天”、“包地”、“包海”的动力所在；而政府则始终扮演好协调者与服务者的角色，在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推动”作用。这样，四集节目的题目，从《启动》、《流动》，到《冲动》、《推动》，就基本还原了温州经济演变的脉络，也在最普遍意义上分析和总结了它的经验与教训。或许，通过解剖温州这只“麻雀”，我们可能寻找出某些带规律性的可以观照全国的大思路。
电视节目，一般很难承载过多的理论思考，抽象的道理太多，节目往往会枯燥无味。为了既讲清道理，又让节目有一定的可看性，我们有意采取点面结合的手法，既有鲜活的真实有趣的故事情节，同时缘事说理，让“知情者”在现场分析这些点面所蕴含的道理。这样就在同一时空里，把反映事物不同层次的几种信息，通过纪实和访谈的形式糅合在了一起。而在每集节目内，它们之间又互相衔接。就像配餐一样，既有便于“消化”的情节，又有保证“营养”的道理，给观众提供全面完整的信息。
看完节目，不少观众来信都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温州值得中央台在黄金时间花四个“半小时”的篇幅去报道呢？说实话，当时我们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或许是温州太特殊了吧。特殊在哪儿呢？有位学者说得好：十年前温州走过的路，也许正是今天中国许多地方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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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们，大都有过“成长的烦恼”。高中一年级的赵老师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来自不同家庭的大孩子们。他们的独立意识渐强，对大人们的管教不再一味顺从，因此他们也就不时会有考试作弊的惭愧，参与斗殴的悔恨，以及侦破罪犯的莽撞和偷拍“美人照”的虚荣等等。但是他们也有民族自尊的觉醒、对英雄的崇拜、自觉的意志磨炼，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福建电影制片厂新近拍成的故事片《男孩女孩》，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写出了孩子们成长的烦恼和他们在幼稚与成熟，困惑与醒悟之间的成长过程。
该片由何群执导，赵有亮饰赵老师，张国立、修宗迪、方子哥等参加该片的演出。 （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