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争鸣
要重视公共政策的研究
王晓民
７０年代以来，公共政策的研究、拟制及其应用受到广泛的关注。原因有两点：一是它所研究与解决的问题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它以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影响和指导政府的行政行为，使公共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公众利益得到最大满足。二是行政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要求日益迫切。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社会协调与现代行政决策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公共政策学作为新兴的学科迅速发展，其原因在于它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在西方商品经济社会的环境中，经济、政治的发展，同时拓展了行政管理功能。同样，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也有利于促进企业、集团等各类机构实施有效管理。
不同时期公共政策学的发展，既受到理论与实践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的影响。无论是什么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若要维护其统治，要使国家及社会遵循一定的方式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对国家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导。这种对于政府政治权力的运作及其政策措施所进行的各种分析、研究、批评及建议，就属公共政策学研究的范畴。
公共政策理论体系有两个特点：其一，基础理论来源于政治学和行政学，它的重点是从理论上论述公共政策，指明公共政策的定义、特征、意义以及基本的理论构成。其二，将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及手段，特别是将现代管理科学应用于公共政策理论中，为政策的科学性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研拟公共政策是现代行政的方向，应用公共政策理论是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那么，何谓公共政策？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定义中应当包括三个基本要义：其一，公共政策所关注的是公共问题。公共性是公共政策最基本的属性。政府具有行政权力，处理公共事务，因而制定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其二，公共政策是政府的主张，体现着政府的意志。它可以是行政法规，也可以是针对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规定，对社会资源及人们的行为方式起到引导、规范和决定的作用。其三，公共政策是政府运用自身的行政权力、公信力以及权威性，按照职能分工、职责权限和业务范围实施管理的主要手段。鉴此，笔者将公共政策定义为：政府及部门或行政机构运用其职能，规范与指导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以及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主张或决定。它是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较之法律更为灵活、具有规范社会组织及个人在公共事务问题上的行为准则。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公共政策有以下特征：
两重性：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行使国家职能。任何政府本质上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这就决定了公共政策必然具有阶级性。但同时也应看到，性质不同的政府在履行国家职能、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总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有些问题的出现与解决，与国家制度并无直接关系。它所表现的公共政策的另一属性，即非阶级性。本文称之为社会性。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公共政策具有社会性，但阶级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属性。
公共性：是指公共政策涉及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类问题涉及广泛的公众利益，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非政府或其行政机构出面不能解决。
权威性：公共政策具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公共政策可以修订、完善，并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或者经过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予以确认，成为某种规章制度和社会公约。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政府相关部门有义务保证其在一定的或全社会的范围内实施。
实用性：公共政策要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类现实问题，就必须要面对问题做出回答。如必须回答管理科学中的五个“Ｗ”，即：什么、谁、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为什么，一个“Ｈ”，即：什么方式。一切社会问题的质和量都因时间、地点、参加者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分析和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或决定，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
灵活性：是指公共政策可针对问题的性质、大小、范围等情况，随机应变，灵活地做出决定，快捷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公共政策较之法律更为灵活的一个特点。公共政策经过实践证明具有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和基本利益且比较成熟时，就可能上升为法律的有关内容。当形势发展了，则可根据新情况修改或制定新的公共政策。
我们党历来重视政策的研究，并善于利用政策来体现政府意愿，实施行政领导，但我国对公共政策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这其中有来自文化、传统观念和体制等方面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受区域发展不平衡和部门林立的体制影响，在分层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容易出现“政策走样”和政策逆向效应，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第二，在制定公共政策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视管理者的需要，忽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重视政策的政治性，忽视政策的社会性；重视政策理论对公共政策的指导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公共政策的指导作用；重视硬件的作用，忽视软件的作用；重视制定，忽视执行、评估和调整；重视行政部门的意见，忽视专家、学者的意见，等等。第三，公共政策科学没有得到应有的普及。主要表现在：１．高等院校政治学、行政（管理）专业，尚未普及公共政策课程，投入公共政策科学专业的研究人员，特别是有行政经验和公共政策理论的专家还很少，以致系统地收集有关公共政策的案件工作至今尚未开展。２．公众尚未建立起科学的公共政策观念。
因此，研究、拟制、发展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公共政策理论，是摆在我国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工作者和行政队伍面前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第二条战线的历史地位
——纪念五·二○运动５０周年
金冲及
内容提要：５０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城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爆发了一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毛泽东称它为“第二条战线”。
１９４７年前后，许多青年学生已认清蒋介石政府不但是一个独裁的一意发动内战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出卖民族权益的政府。人们郁积着的愤怒越来越多，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越来越深。
五·二○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两个方面像水乳交融那样结合在一起。
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是人心大变动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变化。它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大群大群过去没有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青年学生，摆脱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幻想，卷入到这场斗争中来。第二条战线的巨大功绩，将毫无愧色地永垂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史册。
５０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城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爆发了一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口号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运动爆发后过了１０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宣告：“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新中国的诞生来之不易。这是亿万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包含着第二条战线的贡献。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昂首阔步走向新世纪的历史时刻，人们不能不追念前人为此作出的业绩。
人心向背的大变动
这场迅猛地席卷祖国大地的风暴是怎么会出现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心的向背总是悄悄地起着决定作用。这种人心变动，通常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一定条件下便加速地表现出来，创造出令人吃惊的局面。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由于它的独裁、特务横行、腐败、物价飞涨和军事大溃退，到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失尽民心。当时在华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晚年所写的《探索历史》一书中作过这样的描述：“不论你在何地进行采访，也不论你是在重庆或是在外地了解情况，结论是：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这种崩溃的过程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
抗战胜利后的原沦陷区，情况和大后方有些不同：那里的人民刚刚摆脱亡国奴的命运，一般对国民党政府的实际情况不那么了解，对他们原来抱着相当热烈的欢迎态度。可是，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国民党政府派遣大批官员到原沦陷区、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他们贪婪地掠夺财物，把接收变成“劫收”。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官僚资本膨胀，民族工业奄奄一息，生产萎缩。各大城市街头上到处可以看到横冲直撞、酗酒滋事的美国兵和潮水般涌来的美国货。据官方的《前线日报》统计，１９４５年９月至１９４６年１月，美国军车在上海肇事４９５起，死伤中国人３３６人。这深深地刺痛每个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的心。人们从抱着满腔热望到陷入极端失望，只是短短几个月里的事情。
更加使人无法忍受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国家的善良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他们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他们背信弃义，一次又一次把庄严的停战协定撕毁得干干净净，把战火燃遍全国，使人们渴望和平建国的美好期待完全破灭。随着内战的扩大，特别是对解放区进攻的连遭挫败，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激增，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物价像脱缰野马般飞涨。国民党政府金融巨头张公权写道：“军事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１９４６年为６０％，１９４７年为５５％。”“到１９４７年１２月份，上海批发物价较上年同期几乎增长了１５倍。”国民经济凋敝，饥民遍野，大城市街头上到处可以看到冻饿而死的难民，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普遍陷入极度困境。国民党政府把全国各阶层人民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因而不能不驱使人们团结起来，同他们进行拼死的斗争。这种悲惨的情景，也许是生活在今天的有些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这时，原在大后方的许多高等学校已陆续迁回沿海的大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中心也从大西南转移到这些城市。１９４６年底到１９４７年初，因为美国兵在北平东单强奸北大先修班女学生，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这个运动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但却帮助许多人认清国民党政府不但是一个独裁的一意发动内战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出卖民族权益的政府。人们郁积着的愤怒越来越多，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越来越深。
如果没有这样深刻的社会大背景，那种足以使国民党政府陷入全民包围的第二条战线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掀起一阵浪潮，也不可能持久地发展下去。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正确的口号，在革命运动的进程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的时刻，一个能动员千百万人步调一致的行动口号，应当既能正确地反映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和最基本的愿望，容易被广大人群所理解和接受；又能引导他们不只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从这个基础出发，向更高的阶段迈进，把生活斗争适时地提高为政治斗争。五·二○运动最初提出的“反饥饿，反内战”正是这样的口号。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拿青年学生来说，中央大学医学院学生在１９４７年５月的调查报告中，以朴素的语言指出：“学生是在饥饿中。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依然冻结在２４０００元的标准上，自去年１２月调整过后一直没有变动。现在我们的伙食不仅看不见一滴油，吃不到一片肉，连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的伙食都不能维持了。”从１９４７年２月到５月，物价已涨了四五倍。大学公费生每天的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这是每个学生天天面对着的冷酷事实，是谁都否认不了也回避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已难以维持下去，更谈不上要学生安心读书了。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０日那天，在南京举行的５０００多人大游行的前列，高举的横幅上写着“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这种悲惨的呼声，不仅深得人心，并且在社会上博得广泛的同情。
人们在把注意力集中到反饥饿问题上时，自然会进一步思考：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答案不难找到：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带来的。饥饿的根源在内战，反饥饿必须反内战。因此，许多学校的学生集会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同意在提出反饥饿的同时增加反内战的要求。游行时，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５月２３日，新华社时评写道：“运动广泛，是因为从群众最迫切的需要——要吃饭、要和平出发。人没有不要吃饭的，但是蒋介石今天的统治，却使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学生和大学教授）硬是没饭吃。人民所以没有饭吃，是因为蒋介石发动了全国大内战，破坏了全国人民所力争的和平。”“中国近代只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今天比较，就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和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如此悲惨和如此普遍的反饥饿的口号，也没有公然看到人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公然看到反动的统治者如此摇摇欲倒。这就是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的真正理由。”
５月２０日南京的游行队伍在向当天开幕的国民参政会请愿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严密封锁和毒打。消息迅速传遍全国。１０多天内，６０多个大中城市有几十万学生罢课，近１０万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但到处遭受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使群众更加激怒起来。运动的口号，在“反饥饿、反内战”以外，又增加了“反迫害”，从而具有更鲜明的政治色彩。数量众多的原来处在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正是从争取生存，挽救教育危机的要求开始，在实际生活中一步一步地受到教育，思想上发生深刻变化，走到投身或支持革命的道路上来。这种变化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以往历次学生运动中少见的。
学生运动是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又推动着整个人民运动的继续高涨。同它相伴随的工人运动、城市贫民斗争、农村抗粮抗税抗抽丁斗争等，在各处风起云涌地展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采取密切合作的态度，积极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国民党政府已是四分五裂，众叛亲离，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
五·二○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两个方面像水乳交融那样结合在一起。
这场运动是在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极端失望和愤怒的条件下发生的。茅盾在五·二○事件发生８天后说过一段中肯的话：“学生运动发生以后，就有人指为有背景。究竟学生运动有没有背景呢？我以为无论什么运动决不会凭空发生，运动之发生必有其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而一年来政治上之失尽人心，经济之崩溃，物价狂涨，内战火热，使全国人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一切就是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正是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它的领导，必须适合于群众的觉悟程度、需要和情绪，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带领群众一起奋斗。如果脱离最大多数群众的要求，没有群众出自内心的需要，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任何力量都无法人为地制造出一场成功的群众斗争风暴来。同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自发的群众运动也难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难以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团结奋斗的力量，在极端复杂的环境里一步步夺取胜利，甚至会走偏方向。这是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对国民党统治区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早有预见，确定了正确的方针。１９４７年２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这两个因素预示着中国新的人民大革命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报告，第一次把它称为“第二战场”。２月２８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指示，写道：“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指示接着说：“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３月１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相信蒋顽前线续败，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条件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
两个指示都强调斗争应该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是适合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已经“活不下去、忍受不了”这种悲惨的实际情况的，从而为运动的开展选准了突破口。
到五·二○运动爆发前夜，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向中央报告说：由于最近物价暴涨和一连串美军侮华事件，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加紧，近月来群众斗争又复趋活跃，抗暴运动以后第二个高潮又将很快到来，５月份可能是这一新高潮的开始。“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突然性，而是在开始形态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全面性的政治斗争，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策略上都是为着准备组织与领导这一新的高潮，把蒋区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这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五·二○运动正是由上海局和各级地下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上海局对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决定首先在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所在的南京突破，由各地响应，并及时分析新的情况，指导运动的发展。许多共产党员挺身站在运动的前列，在群众中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和组织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提出并调整斗争的口号和策略，发挥了先锋和骨干作用。他们团结越来越多的群众，争取到广泛的社会同情，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使国民党政府感到焦头烂额，难以应付。
当运动发展到高潮时，不少学校通过“无限期罢课”的决议。上海局以清醒的头脑分析了当前情况，认为运动已达到预期要求，如果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让罢课旷日持久下去，会使中间分子产生厌倦，而使积极分子逐渐孤立起来。这在反动势力仍占支配地位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利的。５月２４日，上海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趁我声势还浩大，上层分子已有配合，群众情绪还高涨，敌人内部对学潮政策有分歧、还未统一的时候，主动决定暂时停止罢课、一面上课一面斗争、上课与罢课带弹性的斗争策略。”这个策略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６月间，各地学校陆续复课，把工作重点转入巩固并发展已有的成果。至此，五·二○运动胜利结束。
第二条战线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４７年５月提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判断。
从１９２７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在根据地和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时期还有敌伪统治区）内一直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运动，对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斗争起着有力的配合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称为“第二条战线”。为什么到１９４７年毛泽东提出“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呢？因为到这时才形成国民党处在全民包围之中这种局面，才足以把这条战线称为“第二条战线”。
１９４７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著名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指出：“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他分析道：这个问题在长时期内没有解决，内战时期我们比较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这些分析，是对五·二○运动前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力量对比出现转折性变化所作的十分精当的分析。
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是人心大变动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变化。它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大群大群过去没有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青年学生，摆脱对国民党统治的幻想，卷入到这场斗争中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壮大了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进行探索和奋斗，培育并锻炼出一大批人。为数众多的当年活跃在这场斗争前列的先进分子，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在全国解放后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些人至今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当然，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并不是直接拿起武器来推翻反动统治。它对第一条战线的武装斗争所起的仍然是配合作用。如果没有第一条战线上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便不会有第二条战线的出现，更谈不上它的胜利了。但这种配合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千千万万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为了爱国、民主和生存，毫不畏惧地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把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使国民党政府更加众叛亲离，加速了它的土崩瓦解。这两条战线相互配合并不断推进，国民党政府便内外交困，深深陷入全民的包围中。这就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条战线的巨大功绩，将毫无愧色地永垂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史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它也将激励着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在前人已经开辟的道路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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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白钢主编的十卷本、四百三十五万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编纂工作，历经八年之久。参与本书撰述的，有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法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者。
该书论述了自夏、商、西周至清代灭亡止，约四千年左右中国政治制度的面貌。这是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要描述出这幅历史画卷，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固然极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论指导。纵览本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大体上是作为历史学领域里的一门专史的形式自立于学术界的。相当一批著作，实际上是以官制史来代替政治制度史。该书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对象作了新的界定和解说，认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的国家性质与形式问题，亦即历代国体与政体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问题。”这一研究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科特征：“它既是政治学的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又是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军事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实质上是一门边缘学科。”在此基础上，该书把“首脑与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行政管理制度”、“军事制度”、“立法司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十个方面，定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形成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面貌、新格局。
该书的内在结构和表述方法，是以“纵切”和“横切”相结合。第一卷“总论”是为“纵切”，即概述各单项制度的发展史，阐述其演变过程及内在规律。第二卷至第十卷是为“横切”，即详论先秦至清代历朝制度的设立、运行机制与时代特点，旨在揭示它们的运动状态及其作用。在“纵”与“横”的关系上，“纵”是纲，“横”是目，全书可谓纲举目张。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创造，并以其独特的内容，向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政治制度与治乱盛衰方面的历史知识；而在这些知识的深层，有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这部巨帙对于学术、理论工作者，各级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广大读者，都是值得一读的。 （瞿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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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欧洲共同体与世界》
由沈骥如撰著的《欧洲共同体与世界》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近三十万字，由三篇组成。作者在前两篇即“欧洲共同体对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的调节”和“欧洲共同体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调节”的详尽分析基础上，在第三篇即“理论思考”篇提出了一系列人们饶有兴趣的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结合欧共体一体化的发展，作者对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的社会职能”理论进行了发掘和阐述。作者指出，在维持社会稳定，协调、组织、管理和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及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确保民族生存和发展等方面，国家的社会职能已经并正在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这一职能的迅速膨胀和扩大，特别是国家社会职能由一国内部向国际范围的延伸，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它要求并迫使国家和国家集团彼此尊重对方的合理利益，开辟了国家间互利、广泛、持久、稳定合作的前景。作者对“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这一重要命题的论述，以及作者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欧共体的探讨，也都是见解独到，令人信服的。
《欧洲共同体与世界》，凝聚了作者十年的研究心血，读来脉络清晰，说理透彻，给人颇多启发和收获。
（邹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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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论哲学导引》评介
张全新撰写的《塑造论哲学导引》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三卷组成。
该书认为，“文化人类”和“人类文化”是塑造论哲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相辅相成，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展开其内涵的。塑造论的研究重心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回答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协调、和谐是何以确立起来的，从而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该书通过详细梳理哲学史，把哲学的历程看作哲学方法本身实现的过程。认为现时代的全球问题，现时代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遇到的种种严重问题，都迫切需要通过哲学把文化人类与人类文化二者关系和谐统一起来，作为哲学重心进行研究，从而把握主体客体的关系。该书还通过进一步剖析人类文化创造中的一系列问题，对于解决人类在发展中所面对的种种“文化悖论”提出了独特见解，并通过哲学思考，力求对影响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以及对现时代全球性问题作出自己的哲学论证。 （韩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