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汉正街别传
本报记者罗盘
汉正街作为小商品集散中心，早已蜚声国内外，这里纵横交错的１１７条街巷形同蛛网，每天近２０万人次的游客川流不息。一些粗心的父母在购物侃价时一不留神，自己的小宝贝已在人流中不知去向。汉正街管委会紫阳居委会幼儿迷失代管站的人们，１０年中为４００多名迷失儿童找到了亲人。
寻找在茫茫人海
“当！当！当！”
武汉市汉正街上响起浑厚的铜锣声。敲锣的中年汉子徐新华边走边喊：“同志们请注意！谁家丢失了个三岁女孩，快到紫阳迷失幼儿代管站认领！”
锣声从东响到西，从清晨响到黄昏。晚上，丢失了女儿、让全家人四处寻找了一天的鲁久福，听邻居说汉正街有人敲锣招领女孩，急忙前往紫阳街幼儿迷失代管站，一眼看见女儿正坐在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何慧兰奶奶怀里。父女重逢，喜极而泣。
１９８７年夏日的一天，退休干部、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何慧兰来到居委会办公室，正巧一位居民将一个迷路的孩子送到这里：“孩子和他的父母走失了，哭个不停，请居委会想想办法吧。”看着孩子满脸的泪痕，何慧兰心疼不已，一把抱起孩子说：“别哭别哭，爸爸妈妈会来接你的。”她将孩子留下，并发动居委会干部四处为孩子寻找父母。
汉正街商贩如云，人流如织，居民们以前也曾把“捡”到的幼儿送到居委会。何慧兰想，对走失了孩子的父母来说，在这个庞大的城市和纵横交错的街巷寻找自己的孩子，真如大海捞针。如何让孩子的父母尽快找到自己的“宝贝”？何慧兰决定办一个“幼儿迷失代管站”，让丢失了孩子的父母有个寻找的目标，居委会也可以主动出门为孩子们找亲人。她的想法，得到了汉正街管委会、街道党委以及居委会全体干部的一致赞同。这年８月，紫阳居委会的老人们把“幼儿迷失代管站”的牌子挂在了门口，并请徐新华担任义务打锣人。
１９９３年年底的一天中午，寒风呼啸。一位居民“拣”到一个６岁男童，立即送到代管站，交到居委会委员、６７岁的张人该手中。泪水涟涟的迷童只知他父亲是个卖鱼的，鱼摊子摆在何处却说不清楚。张人该便把孩子牵着、背着，从正午到天黑，走了１４条街巷，寻了４０多个卖鱼摊点，终于把孩子送到他父亲面前。
甘为“迷童”献爱心
在迷失儿童代管站，四周的墙上挂满了鲜艳的锦旗，桌上厚厚的迷失儿童登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迷失孩子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为了让每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亲人，居委会和代管站的工作人员投入了全副身心。
徐新华原是市环卫系统的一名工人。他自从１０多年前提起了招领的铜锣，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为了敲锣，他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为了敲锣，他夏天头顶烈日，冬天肩披雨雪。１０年中，代管站几乎每隔三五天就会收到一个迷失的幼儿，每收到一个迷失的幼儿，徐新华就会提起铜锣，一遍又一遍地敲，一街又一巷地走，一声又一声地喊，直到孩子的亲人找到代管站。有人统计，徐新华每三天在汉正街敲锣的行程约３０公里，每年３６００公里，１０年就是３．６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周。
居委会办这个幼儿迷失代管站，既无专项经费，也不收取费用。居委会的干部都是离退休人员，虽然收入并不丰厚，但他们还是毅然拿出自己的钱，为孩子们买奶粉，买点心，付代管期间的生活费用。曾有人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何慧兰建议，停办代管站，把房子拿来开商店或者出租。在寸土寸金的汉正街，一平方米的门面房最高年租金可达数万元！这间代管站，一年的租金少说也有好几万。但何慧兰和她的同伴们初衷不改，坚决要把幼儿迷失代管站办下去，而且还要办得更好。何慧兰说：“有我们在汉正街，就不能让孩子们找不到家，更不能让拐卖儿童的不法分子有机可乘。”每有迷失的孩子送到这里，年近七旬的居委会干部李冬仙、张爱仙总是精心照料，直到把孩子逗乐才舒一口气。
李书荣原是武警武汉支队的一名干事。在与地方开展军民共建时，他深深为这个幼儿迷失代管站的干部们的事迹所感动。３０多岁的他，转业时申请来到这条小街，参加到为迷失孩子找亲人的行列。今年３月底，一个宜昌口音的四岁男孩与家人失散，被送到了代管站。招领的铜锣在汉正街敲了１０多天，孩子的亲人还是没有出现。李书荣干脆找到当地新闻单位，要自己拿钱登广告。新闻单位被他的一片热忱所感动，免费为这个叫杨建的男孩登出了寻找父母的广告。一周后，孩子的父亲找到了代管站。
春风遍绿汉正街
１９９５年隆冬的一天，风雪交加。何慧兰收到一男一女两个迷童。男孩３岁，名叫林阿利；女孩５岁，名叫林阿红。他俩的父亲是一对兄弟，江西人，在武汉做生意，住在何处，两个迷童谁也说不清。何慧兰忙叫徐新华快去敲锣，自己瘸着受伤的腿，生起炉火为孩子们取暖做饭，又烧两锅热水给他俩洗澡。入夜，孩子们睡了，何慧兰又把他俩湿漉漉的衣服一件件烤干。
遗憾的是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没有听到铜锣声，他们失望之中，只好求助电视台作寻人广告，许诺“如有告知下落者一定重金酬谢”。第二天，居委会的委员们按广告提供的地址把林阿红、林阿利送回了家，孩子的父母执意要实现诺言酬以重金，但委员们却连一口开水也没顾上喝便匆匆辞别而去。次日，孩子们的父母送来了精制的匾旗：“爱心生辉，永世难忘。”
汉正街有１９个居委会，居住着数十万本地和外来客商。紫阳街居委会干部和幼儿迷失代管站工作人员十年如一日的行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一些热心的市民发现迷失儿童后，往往主动送到代管站。汉正街上有一个服装个体户，去年以来，他曾先后三次“拣”到迷失的儿童，并及时送到代管站。虽然做这些事耽误了他做生意，但他却说：“有什么比做一件好事更重要呢？”不久前，为了给一个送到代管站的女孩找到亲人，汉正街上的个体经营者们听说居委会人手不够，纷纷主动上街寻找，有的还把自己店门口的广告牌换成招领牌。不到两天，女孩的父母果然找到了代管站。他们感激地说，汉正街不光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一条文明街。也许正是在一次又一次为满脸泪痕的迷失儿童寻找亲人的过程中，汉正街的富商小贩们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陶冶。（附图片）
鲁久福从何慧兰（左一）手中领回走失的孩子鲁樊。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下岗职工的故事
两年前，石家庄国营丝绸厂宣告破产，担任制衣分厂副厂长的梁建忠与全厂二千八百名职工一下子丢了饭碗。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还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品牌：“雪狮龙”。
梁建忠：与命运“叫板”
本报记者杜涌涛
用“踌躇满志”来形容眼下的梁建忠也许再恰当不过了：在石家庄“雪狮龙”服饰服装公司总经理装饰一新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谈话时而被他的手机、ＢＰ机所打断。从这里发出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指示”和“最终拍板”。显然，“雪狮龙”在市场上的沉浮起落，全系在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身上。
２６岁的梁建忠三年前毕业于唐山纺织大学。上学期间曾夺得本市服装展评会金奖，毕业后被石家庄市国营丝绸厂一眼相中。上班不到１０个月，他就被委以制衣分厂副厂长重任。然而，由于历史包袱过重，１９９５年４月，丝绸厂宣告破产。他与全厂２８００多名职工一下子丢了饭碗。
“最初那些日子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整个懵了。”梁建忠回忆说，“好在我这人天生乐观，事事爱叫板。不过这次是和命运叫板。”
熟读“金利来”、“皮尔·卡丹”等一些世界知名服装企业创业史的梁建忠，此刻暗下决心，要创办一个自己的“服装王国”。身无分文的他决定白手创业，先从服装代理起步。
１９９５年６月，怀揣从朋友那里借来的１０００多元，梁建忠第一次南下广州。近一个月时间里，他跑了几十家企业，最终有一家企业被他制定的营销计划打动了，聘他做代理，而此刻，梁建忠已花掉了身上最后一枚硬币。在火车站，他攀上一个河北老乡，为他买张站台票上了火车。为了应付查票，他主动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并为她们画素描。当列车员知情后，把他带到餐车。此时，这位年轻人已经２６小时水米未打牙了。
这段时间，梁建忠曾先后为上海、广州、深圳和香港、台湾等服装生产厂家做过“代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有人问梁建忠：“你做‘代理’赚了多少钱？”
他回答：“钱是赚了一些，但更重要的是赚到了一笔无法用钱买到的财富——经验。”
一年下来，梁建忠不仅走熟了服装代理门道，也对厂家产品的生产工艺、营销策略、市场行情摸得一清二楚。
他的梦想有了依托。
传统制衣业走的往往是来料加工的路子。有的厂家生产了几十年也没有自己的品牌。而梁建忠一起步就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创企业难，要创立一个品牌就更难。梁建忠敏锐地捕捉到一个一点即破，但多年来无人留意的商机：国内服装业立得起来的品牌已经很多，但在服饰行业，国内包括香港在内，除“金利来”之外，能够在国人中叫得响的服饰品牌寥若晨星。于是，他把品牌突破的重点首先放在服饰制造上。经过比较国内外几十种领带款式、图案、面料，又经过无数次修改、制作，去年１０月，首批由梁建忠担任设计、监制的领带终于面世。像对初生的孩子取名，往往寄托着父母亲的全部期望那样，梁建忠为自己的领带取了个充满期望的名字：“雪狮龙”。英文是“Ｃｈｉｆｅｌｏｎｇ”，意为“永远的首领”。
眼下，“雪狮龙”领带已经拓展出河北大部分市场，并在北京、天津等一些大中城市相继落脚。从领带、领带夹到西裤、牛仔裤，“雪狮龙”家族成员在逐步壮大。
近日，梁建忠喜获河北省再就业工程“十佳”明星个人称号。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要提倡为官“三问”
刘杰
最近到安徽宿州市采访，与市长满时瑛交谈，被他的为官“三问”所触动。老满在家乡任职时间较长，他时刻提醒自己的三个问题是：“入党为什么？为民干什么？为世留什么？”他最怕的是自己不才、不廉、不正被父老乡亲指着脊梁骨臭骂。一个干部能这样检查自己，真是难能可贵。
正是这个为官“三问”，使宿州市群众受惠不浅。一心造福于民的市长要求干部扑下身子带领农民，发展养殖奔小康，宿州成了全国的养殖大县；为了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他们一个村一个村去压电价。为了让农民富起来健康起来，他们一个乡一个乡地建起了高水平的卫生院。如此等等，群众有口皆碑。说到他为官清正，更是有不少佳话，比如过节为了躲送礼的，他让家人住到亲戚家，自个儿则沉到基层去；他著文《“公仆”断想》，教育干部要“上不愧党，下不愧民”。“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的“公仆”之心跃然纸上。
为官“三问”是一种境界，是一声警钟。警钟常鸣，才能促使自己自问自省，以达到新的境界。要做官，先要做人，这“三问”是断不可少的。没有“三问”萦绕耳旁的人，即使做了官，也会是个糊涂官，必定会干些糊涂事。当然也有根本不为“三问”的当官者，他们要的是一己之利，到头来必被老百姓拿来是问。可见“三问”是块试金石，好与坏、败与立，一试便明。
为官“三问”，说到底，好问也好答，但要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三问”、“三答”，更要“三做”，这就是共产党人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切实兑现。满时瑛同志说，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文化日益发达，民主观念日益增强，现代领导科学和现代管理科学对领导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为官者的学识、人品，比他自身所拥有的权力更具凝聚力和权威性。可见，“三问”是当个好官的起码要求，有了“三问”打底子，才能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作为。
江泽民同志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要“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高素质”既包括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也包括干部的道德素质。干部素质的提高靠教育，更要靠干部的自觉自制、自警自省。假如每个干部都常常做到“三问”，慎思而笃行，岂不是会多出一些为民称道的干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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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凡事就怕“认真”
——安徽省舒城县委书记金启建访谈录
本报记者沈兴耕
金启建，１９５５年生，大专学历。历任安徽省寿县副县长、常务副县长；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起，任舒城县县长、县委书记。
只要认真，再难的事也好办。这是几年来我在县里工作的一个重要体会。
所谓“认真”，首先就是要说了算，定了干。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结合实际制订了一系列操作性较强的具体规定，并严格执行。如在严禁干部用公款吃喝玩乐方面，县委负责人多次带队组织检查，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拍成片子，在县电视台公开曝光，因而产生了强烈的震慑作用。我们还对全县３０名超面积超标准建房的科级干部，给予经济重罚和党纪、政纪处分。这些有力地治理了县内“小环境”，从而以较好的党风、政风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要认真，还不能怕得罪人。比如，为了纠正人事调动方面的不正之风，我们带头坚持原则，不写条子，不打招呼，“敢于断自己谋私的后路”，“给自己保留一个说话的权利”。１９９３年以来，我们坚决制止了长期难以解决的教师、基层干部从乡村往县城逆向流动的问题，避免了基层缺教师，缺干部，而县城又人浮于事的现象。如果县城缺教师、机关缺干部，就采取公开招考的办法。
要认真，光靠一个人、少数人不行，还必须依靠广大基层干部，这就要求抓好基层干部的工作，对干部进行严格的考核，刹住跑官风和说情风。１９９４年以来，我们每年在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考核的基础上，评出好的和差的“两头”，并及时召开大会通报结果，视情况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据此先后提拔了７３名成绩突出的干部，降职、免职了５３名表现差的干部。这在全县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干部创政绩、办实事蔚然成风。
由于我们认真持久地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经济实力和人均水平等指标的位次，在全省不断前移，并荣获全国体育先进县、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全省教育“两基”达标县等称号，舒城对外的实力形象、环境形象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变化。（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石破天惊显神韵鬼斧神工铸精魂
我国发现亿万年前的太古石画
本报记者余继军
日前，人们在广西宝山的一个采石场发现了一批色彩鲜明、自然天成的石画。据地矿部国家专业试验室鉴定，这些石画的形成年代，距今已有四亿五千万年，是我们首次发现的太古石画。
据史书记载，我国古代曾有一些著名的天然石画，如唐代的元微砚屏、宋代欧阳修的山松石屏、苏东坡的月石风林，以及清代陶谷的玉罗汉石屏等，但均已失传。这次发现的太古石画，画面面积大，与现今发现的只有黑白灰等单色调的大理石石画相比，它们色彩鲜艳、晶莹润泽，有远、中、近的丰富层次。
这些石画有的如崇山峻岭、瀑布江河，气势磅礴；有的像田园村庄、古树修竹，幽远宁静；还有的似朝霞暮霭、风花雪月，绚烂多彩。下图名为“早春”，斜垂的柳枝、茫茫的水面和远处依稀的一带村落，生动逼真地勾画出小岛渔村早春时节的景象。这些石画属玉质斧山石，品质坚韧，表面光亮润泽，天然色彩永不衰败，作为艺术品，每一幅都是无可仿制的绝世孤品。许多书画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赞不绝口。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工艺美院教授吴冠中看后连称“国宝”，禁不住提笔抒怀：踏破铁鞋无觅处，终生追求忽显现；今日拜倒石头前，还笑米芾未曾见。
据悉，这些太古石画的拥有者将在适当时候，公开拍卖其中数件，届时世人就可以目睹这些稀世珍品了。（附图片）
太古石画之一：早春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历史足迹
文化宝地走河东
本报记者刘伟
阳春三月，我去了晋南。
晋南的运城地区两面濒临黄河，与陕西、河南隔河相望，史称“河东”。从地图看，运城地区状似心脏，为黄河文化发祥之地，自古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帝出舜、尧，相有裴度、司马光；名将关羽、薛仁贵，文豪荀况、柳宗元。仅凭“河东”二字，便可掂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沉甸甸的分量。
寻找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意深远，境界雄阔，成为写景抒情的千古绝唱。
我国有四大名楼，湖北黄鹤楼因崔颢《黄鹤楼》诗而闻名，湖南岳阳楼因范仲淹《岳阳楼记》，令登楼者莫不生忧天下之心；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景则非江西滕王阁莫属。而最脍炙人口的当属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岁月悠悠千余载，曾登楼赋诗作文者远逝，余下的楼阁几经沧桑。岳阳楼有幸保存完好，滕王阁和黄鹤楼得以重新修复，鹳雀楼呢？
那天，丽日当空，我驱车出永济市，去蒲州城旧址，寻访鹳雀楼。
站在一座荒草丛生的土岗，只见蒲州古城原址上，只有十来座青色的砖瓦平房，仅剩的一截城门楼，门洞已被乱砖堵塞。远处起伏的土埂，间或有较整齐的豁口，依稀可辨是早年间的城墙。同行的运城地区通讯组长范晋宏指着南边一片林木稀疏的河滩说，曾经名冠天下的鹳雀楼旧址就在那里，不过，楼早已被黄河冲毁。
鹳雀楼为北周守将宇文护所建，因常有鹳雀飞临并栖于楼檐之下而得名。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泛滥，河床经常改道。鹳雀楼当然难逃冲毁的浩劫。运城地委宣传部长王大高告诉我，地区已把修复鹳雀楼当做一件大事，楼址选在原蒲津古渡的河滩上。这些年，黄河已得到很好治理。以往荒芜的黄河滩涂已开始造福人民。
鹳雀楼虽已荡然无存，但它却作为心胸开朗、追求理想的一个象征，一种人格宽容的魅力，深深植入人心。想中华民族每一黄髫童子，咿呀学语背诗，哪一个不是从“白日依山尽”开始的呢？
普救寺里觅《西厢》
自从有了唐人元稹的传奇《会真记》，张生、莺莺便成了中国民间爱情故事中最有人情味的角色。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使这个非凡的爱情故事更加动人心魄。普救寺也因之声名远播海内外。
普救寺坐落在一个高坡上，突兀的“莺莺塔”格外引人注目。山寺下是一个房舍密集的村子，早先的村名已被人遗忘，现在人们把这个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称作“西厢村”。这个村子近几年开发黄河滩涂，以种植芦笋闻名，村民也富了起来。坐在寺门前摆摊的老汉，乡音浓重地谈起张生、莺莺，眉飞色舞，像是发生在自个儿村里的故事。
进了山门，随长长的沙岩石台阶，走进普救寺。我在西藏呆过很多年，熟悉寺庙的氛围，立刻觉得少了钟鼓梵唱。
山西有两座名塔，晋北为应县的木塔，晋南便是普救寺的舍利塔。塔高１３层，青砖构造，当地人称为“莺莺塔”。应县木塔是辽代原构，其建筑价值自不必说。莺莺塔令人称奇之处在于其“蛙鸣”回声效果。距塔２０米远，有一裸露的岩石，石上有凹，用砖石叩击，塔上便传出蛙鸣声。我试着用石击几下，果然“呱呱”蛙鸣声清晰入耳。
寂静的关帝庙
武圣关羽，河东人。建于河东解州的关帝庙因而为普天下关帝庙之最。
解州关帝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进前院，穿过牌坊、君子亭、三义阁，再到位于中轴线的主殿崇宁殿。此殿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因宋徽宗敕封关羽“崇宁真君”而得名。殿前２６根石雕盘龙柱雕刻精美，与山东曲阜孔庙殿前的盘龙柱相比，更有一种逼人的英武之气。后院主建筑为三重檐、二层的春秋楼，两侧为刀楼和印楼。春秋楼内塑有关羽拈美髯夜读《春秋》像。
昨夜一场春雨，空气清新，院内松柏、冬青苍翠，青砖地面湿漉漉的，显得特别干净。楼宇亭阁重重叠叠的关帝庙内，游人稀少。一打听，为推动当地的旅游业，运城地区这几年每年在夏季都要举行“关公文化节”。节日期间游人倒是很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许多华人也来关公故里，朝拜“财神爷”。但节日一过，来这里的游人便稀少起来。
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的运城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却不容人乐观。走在游客稀少的关帝庙，总觉得旅游资源丰富的运城地区，在做法上欠缺点什么。我希望运城人的观念能够再开放一些，加强对当地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的宣传，再投点资，修好路，维修好关公故里的关庙、关祠、关冢，把“三关”连成一片，那样，就可以形成颇有气势的旅游风景区。（附图片）
《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刘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