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
李家泉
香港回归祖国，完全是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进行的。这一科学构想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考虑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照顾了各有关方面的实际利益。
香港问题的特殊性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就看到了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周恩来于１９５７年就曾指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制度办法，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１９８４年１２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解决香港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他还说：“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具体来说，香港问题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就香港方面来说，长期实行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愿意回到祖国怀抱，但香港的政治、经济、司法制度与内地不同，居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与内地也不同。妥善解决香港问题，必须从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充分尊重香港同胞的意愿。
就英国方面来说，统治香港１５０多年，在香港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香港对英国是只“会下金蛋的鸡”，是女王“王冠上的珍珠”，英国每年从香港获取巨额无形贸易收入。只有在适当照顾英国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他们与我们的合作，减少香港回归的阻力，并继续保持其繁荣与稳定。
就中国方面来说，需要继续发挥香港对于我们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窗口作用和桥梁作用，需要更好地利用香港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我们既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不能动摇的，但又不能把香港变成萧条的后遗症很多的香港。这就必须在收回香港时充分考虑和照顾各方面的实际利益。
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只能用特殊的方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全面体现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深刻内涵，坚持了“一国”与“两制”两个目标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证，是解决香港问题这个特殊矛盾所采取的特殊方法。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一国两制”本来是邓小平首先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只是由于香港问题的提前到来而改为首先用于香港。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必须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确保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照顾有关各方在香港的实际利益。
１９８４年５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我国将在１９９７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决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５０年内不予改变。”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中英两国政府在京正式签署的《联合声明》，对上述主要原则作了确认。
１９９０年４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包括序言、九章和三个附件，共１６０条，其原则精神可概括为四句话：“恢复主权、制度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一是“恢复主权”。就是指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我国必须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的一个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为了体现祖国对这个特别行政区的主权，基本法就在港驻军问题作了规定。
二是“制度不变”。就是指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后，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关系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保障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外来投资以及人身、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
三是“高度自治”。就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其余均自行管理。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即所谓“四权”。香港将保持“自由港”地位，保持财政独立地位（中央不征税），保持独立关税区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即所谓“四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还保有一定外事权，可以“中国香港”名义进行若干活动。
四是“港人治港”。就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区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报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行政区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可以聘请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以上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四个基本点。可以说，这四个基本点构成了“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精髓，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香港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和运用，概括了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阐述的对香港１２条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包括港人在内的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个基本点就是四条原则。“恢复主权”主要是指处理我国与英国的关系，在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问题上，中英双方存在着斗争，英国先后打出四张“牌”，即“条约牌”、“经济牌”、“民意牌”和“民主牌”，争的实际上还是主权。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制度不变”主要是指香港地区资本主义制度５０年不变，后来邓小平强调，５０年后也不会变，１００年不变，要变也会向大家欢迎的更好的方向变。“高度自治”主要是指中央不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这一点特别重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地方政府，但又具有其他地方政府所没有的“权力”。“港人治港”主要是指发扬民主，充分调动港人管理香港的积极性。这一点邓小平最坚决。他说：“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的香港人士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
“一国两制”的理论意义
自８０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到现在已１０多年了。这一构想在港澳问题上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创见。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其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马列主义理论宝库的新贡献。邓小平提出的包括“一国两制”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１００多年来继马克思的“多国同时取得共产主义胜利”、列宁的“一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毛泽东的“落后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理论上作出的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贡献，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传统思想观念的新突破。邓小平提出：衡量我党方针政策和其他各项事物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主张对香港、澳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这些地区现有的社会生产力，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平共处思想的新发展。过去人们所称的和平共处，指的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周恩来曾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和平共处。邓小平说，实行“一国两制”，实际“也是一种和平共处”。这是继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和平共处的思想之后，邓小平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又一个新的发挥和运用。
国家学说的新发展。邓小平对台湾、香港、澳门这类具有特殊情况的国家局部地区，提出保存连同上层建筑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这不仅是对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解决国内外争端的新思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出现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情况。虽未发生大的战争，但纷争不断，冲突迭起，麻烦不少，世界并不太平。就一个国家内部来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地区矛盾，同样层出不穷。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无疑为采取和平协商、求同存异，化解“疙瘩”的办法来解决纷争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要胸中有“数”
张黎洲
胸中有“数”，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重要工作方法。这里说的“数”，通常指的是“情况”，包括国情、省情和地市县情况，也可以理解为数字、数据和数量的概念。一个干部，尤其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干部，能不能做到胸中有“数”，可以反映出他在作风上是否刻意求实和深入扎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思想素质、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
胸中有“数”的基本要求是，在了解情况和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有基本的数量分析，掌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在实际工作中，这可以有种种表现。比如：当我们为某项工作制定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时，便要把它分解成若干具体要求，并尽可能量化，以增强可操作性，也便于衡量其效果；当我们筹划经济建设的某个项目时，要做过细的数量分析，看看投资要多少，周期会多长，回报率有多大；当我们评估某单位的成绩时，要注意了解基本的统计数字和主要的百分比，无论竖比还是横比都要作定量比较；当我们组织精神产品生产时，要清楚有多少生产单位、多大生产能力，以及总量布局、题材结构、工作进度和市场预期；当我们从事工程技术、科学实验、经营管理一类工作时，那更要着力占有大大小小的数据，特别是那些影响和决定着质的变化的数据变化。事实说明，不论干哪项工作，不论在哪个岗位，都要努力做到胸中有“数”。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出毛病、不犯错误。
胸中有“数”，对于决策的科学化尤为重要。情况明，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下决心、作决策的依据和关键。所谓“情况”，有着极为广泛的内涵，包括人、事、物、地、数、史等许多方面；“数”，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同其他方面又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少重要情况和问题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要作出科学决策，应下功夫弄清客观的情况，十分重视有关的数量和数量关系。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有家媒体报道：近十几年来，北京市平均每年新增道路一百多万平方米，而机动车由十万辆增至二百一十二万辆，自行车由八十万辆增至八百三十一万辆；就是说，北京每增加十米长的道路，便同时增加近七辆机动车和六十多辆自行车，比道路增长快十四倍和六倍。另据统计，在一个红绿灯间隔的五十秒内，一个路口通过了五十七辆小型客车，仅乘坐一百一十六人，占用道路近三百米长；而如果他们换乘公共汽车，只用一辆就够了，占用道路长度不超过十七米，两者相差十五倍以上。倘若有关部门能够参照这些数据来作出决策，便有可能找到缓解市区道路拥堵的最佳选择。客观数据对于科学决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这样的决策，客观性不足，随意性有余，相当危险。
胸中有“数”，对于进行生动有效的思想教育也大有裨益。眼下，有的领导干部做报告、动员、辅导，往往无的放矢，空泛抽象，只有“骨头”，没有“血肉”，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重要原因，往往是不了解实情，未掌握数据，从原则到原则。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数据，也是一种事实。它是生动的、具体的，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感，具有不容置疑和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拿出几个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往往比讲一些抽象道理更能解决问题，也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胸中有“数”，既是重要的工作方法，又是有效的教育方法。我们的干部，应注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掌握数据，也要学会运用数据的力量，以“数据逻辑”来向群众说话。
当然，数据要真正对科学决策和思想教育起到积极作用，那是有条件的。数据必须是客观、真实、准确的，而不是编造、夸大、歪曲的，否则，反而要导致决策失误和思想误导。某个数据说明的问题可能是多层面的，应注意了解其宏观背景和深层意蕴，力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一数据，从不同角度去看，可能评价和理解不尽相同，要善于用辩证的观点作分析，力求符合实际，抓住本质。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下更多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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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香港回归祖国论坛③
伟大的历史性抉择
李世安
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为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我们由衷地缅怀邓小平和平收回香港的丰功伟绩。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在收回香港的斗争中，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抉择，反映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宽阔胸襟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代表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愿望和所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声。他把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使香港的回归成为可能。邓小平的原则是：在１９９７年一定要收回香港，这是不可动摇的。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坚定不移地表达了中国要收回香港的决心：如果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８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此前，他以坚定的语气阐明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三点立场。他说：第一个是主权问题，关于主权问题，中国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非常明确地说：１９９７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接着，邓小平又指出：再一个问题，是１９９７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５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然后，邓小平提出中英双方谈判在两年内完成。针对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一旦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时，邓小平针锋相对地说：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并郑重警告英方，如果在１５年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与方式另作考虑。同时，邓小平也考虑到各方利益，提出在香港回归的前提下，建议中英谈判，解决双方的分歧，这就显示出策略的灵活性。面对英方在谈判桌上仍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和“以主权换治权”的无理要求，１９８３年９月，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局面。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英方被迫同意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谈判基础。经过２２轮的艰苦谈判，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了中国政府将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收回香港的战略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
为了保证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繁荣稳定，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以务实的精神来解决香港问题。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在制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过程中，提出了“一纲四目”的设想，“一纲”即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它问题由台湾当局处理。“四目”即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由蒋介石、陈诚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然而，毛泽东、周恩来没有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也未想到把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用于解决香港问题，还未形成系统理论。邓小平在考虑台湾问题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把这一构想首先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后来，邓小平又补充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两个原则，使“一国两制”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是一个科学性强和操作性强的伟大战略构想。因为香港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中国与英国两个国家，香港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港。如果武力收复香港，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有利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和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合作。要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就要找到一个中国、英国及香港三方都能接受的政策。这就是说只有在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充分尊重香港的历史、现状，使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自由港地位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不变，这样才能实现和平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好满足了上述要求，因此很快为各方接受，推动了香港的回归。
抓住根本，一抓到底
邓小平在抓住根本、打开局面后，一抓到底，切实解决一系列问题，保证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回归。在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期间，邓小平往往在关键时刻，亲自解决谈判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棘手问题。在必要时，他亲自出面与英国要人进行交涉。例如，为了防止过渡时期香港出现动乱局面，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说：我们非常关注１３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１９９７年后的事情。为了确保过渡时期香港的平稳，邓小平向英国提出了五点具体意见：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１９９７年后５０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这五点非常具体的意见，预见到了有关方面可能玩弄的花招，从政策上防止了英国可能制造的混乱，迫使英国进行合作，不敢明目张胆破坏中英联合声明。
对在实践中英国的阳奉阴违，暗中破坏，邓小平及时给予反击，制止了英国的阴谋。例如，关于英国玩弄“三脚凳”的手法，即遭到邓小平坚决反对。所谓“三脚凳”的花招，是港英政府为加强他们在谈判中的地位而提出来的。英国要求在中英谈判中还应有港府与“港人”的代表。众所周知，港府是英国统治香港的机构，既然有英国政府参加谈判，就不必再有港府代表参加。因为他们的参加，明显是为英国利用，给中英谈判增加麻烦。至于“港人”代表，也是将由英国选派“亲英”的港人担任，他们并不能代表６００万爱国爱港的港人。邓小平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坚持谈判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的事，港府与“港人”不能参加。同时，邓小平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含义，作了有利于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解释。为了保证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邓小平坚持收回香港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邓小平明白表示，无论什么人在香港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都有决心、有能力按期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这一构想和决策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依据法律的条文和威严。对此，邓小平也有明确的论断。１９８７年，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严肃地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这一段话，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邓小平为保证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国两制”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对解决香港问题和香港的回归，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一科学构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一个国家统一问题的成功尝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一国两制”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成功，具有国内国际意义。在国内，香港回归祖国，为解决澳门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澳门回归祖国，就是由香港问题带动的。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我国的统一大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台湾问题也终将得到解决。在国际上，“一国两制”为世界各国解决国内、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为解决国际上长期遗留的复杂问题，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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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
潘连生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保护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加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问题日趋严重。江泽民同志在深刻分析环境面临的多重压力和严峻形势后，作出了“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为我们搞好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人们经过对自身发展历史的反思，逐步确立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观。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唯一出路，而保护资源和环境，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陕西是一个位于中西部的欠发达省份，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的任务极为艰巨，而黄土高原和秦巴山区的特定地理、气候条件，又决定了全省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因此，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既要讲求经济效益，又要讲求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一时发展；既要考虑当前，又要考虑未来，不能为了今天的发展损害长远的利益；既要注意经济量的增长，又要注重经济质的提高，不能靠盲目扩大规模的粗放经营来维持经济增长。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一定要与实现跨世纪的环保目标紧密结合，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离开环境质量、环境效益求发展，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到头来势必使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就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人民群众的关心、参与和监督，是搞好环境保护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哪里环境保护工作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哪里的环保工作就生机勃勃，富有成效；哪里环境保护工作缺乏群众基础，停留在少数人发号施令上，哪里的环保工作就难以有所作为。陕西北部的毛乌素沙漠是全国十大沙漠之一，由于历代滥垦，使数百万亩良田被流沙吞没，成为“四望黄沙，不产五谷”的不毛之地。解放后，榆林地区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开展大规模造林治沙、引水拉沙群众运动，并在实践中创造出一整套综合治理风沙的成功经验。目前，这一地区林木保存面积已达到１０５３万亩，引水拉沙造良田５２万亩，４条总长１２５０公里的防护林带锁定了４００多万亩肆虐的“沙龙”，初步形成了带、片、网结合的绿色长城，大大改善了沙区的生态环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榆林地区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历史变迁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对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千百万群众的自觉行动，是提高环境质量的希望所在。要实现本世纪末基本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达到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目标，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陕西根据中央关于环保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省情实际，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实行党政领导、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法人环保责任制，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对新建项目坚持先进行环保评议、再批准建设，对重点污染区域和行业实行排污总量控制，对现有污染源实行限期治理，对治理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改、转；环境保护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少于１％，拿出新增可用财力的１０％作为环保专项治理基金；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行工业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农业，提倡节约资源和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强化环保执法，着力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依法查处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等等。为了把这些计划、政策、措施、办法真正落在实处，关键在于教育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形成共识，统一行动。为此，全省重点抓了树立“三观”教育。一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绩是领导干部为人民谋利益之举，是让群众满意、赞成、高兴、拥护之绩。衡量政绩要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要把治理污染、改善环境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二是树立牢固的国策观。以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贯彻执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强化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动员全体公民关心环保、参与环保，使环保的各项决策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并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和风尚。三是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观点一定要坚持。但我们讲的发展，不仅仅指的是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还包括环境效益、环境质量。只注意经济指标，而忽视环境指标，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把广大群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就一定能胜利实现跨世纪的环境保护目标，把一个较好的环境带入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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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科书讯
《领导人才新论》出版
杨洪榜撰著的《领导人才新论》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作者先后发表的数十篇理论文章。这些文章结合工作实践，对新时期的人才开发、干部制度改革以及干部如何提高自身素质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具有探索性、超前性、现实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组织人事工作迫切需要理论指导，这本书的出版，会给广大组织人事工作者在工作上带来一些帮助。 （洪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