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高存信同志
肖克
我与高存信同志相识是在抗日战争中残酷反“扫荡”的１９４３年，那时我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他任冀中军区干部教导团副团长。他谦虚谨慎，沉着冷静，指挥坚定果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４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胜利在望。为了迎接全面战略反攻，中央决定加强特种兵部队建设，晋察冀军区急需组建大规模的炮兵部队。军区决定首先组建炮兵干部训练队，了解到高存信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的，在抗大任过军事教员，就调他任炮训队队长，负责培训炮兵干部。开训之初，炮无一门，教材、器材奇缺，只有一本经多次反“扫荡”而被存信保留下来的射击教材。他发动教职员自编教材，自制火炮模型，进行模拟训练。后来他们在大沙河滩里挖出原晋察冀炮兵营坚壁的日式三·一山炮（我军从日寇那里缴获的），才解决了炮的问题，但缺瞄准装置。高存信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以厚纸壳仿制成弧形表尺，用炮膛觇视法，进行瞄准射击训练。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学员们学到了炮兵知识，为华北组建炮兵部队创造了条件。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我军缴获了日寇大量的炮和器材，急需利用这些缴获的战利品。９月２７日，军区决定以炮训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炮兵团。高存信奉命到张家口，率领炮训队的同志，走遍了张家口的山头、沙沟、敌阵地工事，半个月共搜集日寇失败溃退时流失的各种火炮５２门、弹药１０万余发，并动员２００余人参军。１０月初，首先组建了２个山炮连，１个三八野炮连，１个四七式战防炮连及炮兵团机关。接着又扩编成４个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我代表聂荣臻司令员到张家口西山坡，出席炮兵团成立大会。我宣布炮兵团成立，给炮兵团授了军旗，并任命高存信为炮兵团团长。那时，炮兵团的操场上已经是山炮、野炮巍然耸立，很是可观。这些部队的组建都浸润着高存信同志的心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部队向我解放区进攻。１０月，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联合发起了绥远战役。炮兵团一边组建一边参加战斗。刚刚组建起来的两个山炮连，只经过了几天的训练，即配属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西征，没有骡马鞍具，只好用汽车运载山炮。在集宁城南虎头山，战士们扛抬山炮进入阵地，以１５００米距离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皆中敌堡。炮兵团首战告捷。
那时，高存信还兼任晋察冀军区炮兵主任。他以炮兵团作基础，在短时间内发展到６个营，成为齐装满员的野战炮兵团。１９４６年５月，为了提高步兵的战斗力，他把炮兵团的两个山炮营扩编为３个营，分别调给第二、三、四纵队直属炮兵团。他十分重视提高各纵队的炮兵的质量和战斗力：如对炮兵技术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对炮兵训练的实施和检查督促；解决炮兵训练用的教材；统一规范操作要领等。
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率军进攻张家口，我军撤退。撤退时，高存信同志严格执行军区的指导思想，他指挥部队不搬运布匹等日用品，而重点撤运炮弹，共搬运出了５０００余发，这些弹药不但解决了晋察冀地区的作战需要，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山东友邻地区的作战。
高存信同志在使用炮兵的战略战术上有许多创新的地方。一是集中使用炮兵。正太战役集中了全团的火力，对城墙守敌实施了数十分钟火力准备，将敌城头坚固工事全部摧毁，为攻城部队打开了进攻通道，使步兵乘势突入城内，全歼守敌。二是直接瞄准，抵近射击。在保南战役中，炮兵团成功地运用了大口径榴弹炮抵近射击，对距城墙５０米的目标进行了破坏性射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三是装药增加射程。炮兵旅五连在太原担负控制敌机场、阻止敌机降落和空投的战斗任务。但敌人新修的机场为１８０００米，而该连的日式野炮最大射程才１２８００米，显然难以控制住敌机场。面对敌人的猖狂挑衅，他提出增加药筒药包４两，进行超远程射击，有效地控制了敌人的飞机场。四是特别注意搞好步炮协同。他经常强调要树立炮火为步兵服务的思想，支援步兵要尽最大力量，对步兵提出的意见要认真考虑。
１９４７年６月，晋察冀军区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加强炮兵的指示，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和炮兵发展的需要，决定以炮兵团为基础扩建炮兵旅，任命高存信为旅长。炮兵旅下辖３个炮兵团，１个教导团。
这个时期，解放区战场进入大规模运动战阶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急令石家庄守敌暂三军北上，企图南北两面夹击我军。炮兵旅接军区首长急电，日夜兼程１５０公里，冒着敌机轰炸，通过河流和泥泞地带，到达清风店地区。我炮兵旅以火炮配合二、三、四纵队向围困之敌发起攻击，以快、准、猛的火力，为步兵开辟冲锋道路。同时以野榴炮对敌炮兵实行压制射击，使敌火炮丧失战斗力。经两昼夜激战，全歼被围之敌，活捉敌军长罗历戎。此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集中使用炮兵的威力。作战胜利后，朱总司令亲自视察和检阅炮兵旅，并作了重要讲话。朱总司令鼓励赞扬说：“这次清风店作战，你们炮兵能跟上步兵一齐打运动战，在组织行军方面有一点办法，这点很好”，“你们有前途，装备好，还要继续发展壮大”，“下次作战是攻打石家庄，炮兵不打则已，打就打准。”
石家庄为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有内外市沟两道防线，在市中心有大石桥等坚固建筑物为第三道防线，各道防线筑有碉堡，市中间有环市铁路，以铁甲列车作为活动堡垒，日夜巡逻。针对敌人情况，在朱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决定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攻打石家庄。当时炮兵旅以４３个炮兵连参战，共用各种炮９０余门，炮连和炮种之多都是空前的。高存信旅长和李呈瑞政委根据野司的指示，把全旅划为４个炮兵群，３个配属二、三纵队和冀中独七旅，１个由他们直接指挥，与四纵队傅崇碧一起作战。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６日至１２日的攻坚战斗中，高存信同志日以继夜地组织与指挥炮兵作战。他频繁地答复下面提出的问题，及时指示后勤作好战场供应与防空措施等，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此次战役，炮兵火力集中猛烈，达到一个突破口集中了３０门火炮、一分钟内落弹３００发的程度，有力地支援了步兵。同时还实施了炮兵跟随步兵前进，步兵进攻到哪里炮兵就跟到哪里。这一战役全歼敌２．４万人，活捉敌师长刘英，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平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先打新保安和塘沽之敌，配合东北野战军进关分割包围天津，切断傅作义南北的退路。为确保战役的胜利，特急令在太原前线作战的高存信同志，星夜奔赴新保安。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７天，提前赶到洋河边。他对炮兵旅的火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将１５０多门火炮集中使用在两个主要突击方向上。总攻开始后，我炮兵先向城内压制射击，然后对敌前沿工事猛烈炮袭，发射炮弹１万多发，摧毁敌城垣阵地多处，为步兵打开了突破口，支援步兵突入城内，激战１０小时，全歼傅作义主力１．６万人。新保安一役为华北的全局胜利和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此时，还利用缴获的榴弹炮，组建了一个摩托化炮兵营。
１９４９年５月，军区决定以炮兵旅改建华北特种兵部队，任命高存信为司令员，所辖部队有高射炮团、机动炮团、战车团、铁甲列车总队和工兵营、警卫营、通讯营、摩托训练大队、教导队等，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规模逐渐扩大。１９５０年１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北特种兵部队司令部改编为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高存信任司令员。所辖部队有机动炮团、高射炮团、战车团、教导大队等。华北炮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高存信同志起到重要作用，他是华北炮兵建设的奠基人。１９５０年３月，成立军委炮兵司令部，军委决定在组建过程中由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协助和支持，任命高存信为军委炮兵副参谋长兼华北炮兵司令员。高存信同志积极做好后勤供应工作，完成了军委炮兵机关的组建任务。
１９５３年高存信同志调任志愿军炮兵司令员，直接指挥志愿军１３个炮兵师，２个独立炮兵团作战。在金城战役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这次战役中使用炮兵的数量和密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充分发挥了炮兵火力的突击作用，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新中国的革命军队打出了炮兵的威风，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朝鲜停战后，高存信同志被调往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任主任。他一方面组织教学，一方面受命做组建炮兵学院的准备工作。经过两年努力，我军第一所培养中、高级炮兵指挥员的炮兵学院于１９５７年成立了。高存信同志任学院副院长、院长。他治学严谨、为人师表、深入教学、以身作则，在肩负繁忙的领导工作中，始终坚持讲课。他讲课语言简练生动，善于归纳概括，趣味性强，深受学员、教员们的敬佩。为了使合成军队指挥员具有炮兵指挥知识与能力，军委决定在炮兵学院训练全军军以上的指挥员。有些工农出身的老首长，学技术有困难，他就个别辅导。如讲地形学，他用萝卜削成一座山的形状，然后再切成一样厚度的几个横断面，讲解地图上的曲线、等高线，一片萝卜就代表一个等高线，再按比例尺大小规定等高线值。用这个办法容易理解，大家对他讲的课都比较满意。他在学院工作近１０年，为我军炮兵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高存信同志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时，对炮兵院校建设、军事学术研究和部队训练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深入部队院校进行调查研究，探索院校教育和管理的客观规律。他强调院校教育必须为部队服务，培养学员指挥打仗、管理和带兵能力。他着重抓好教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干部队伍的建设，他想方设法为院校排忧解难，是一位深受敬爱的好领导。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他卓有见解，召开全军炮兵部队、院校学术研究会议，汇集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他还亲自撰写《炮兵的发展和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炮兵运用》等学术论文，在《军事学术》、《炮兵杂志》刊物上发表，对炮兵部队、院校、作战训练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存信同志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随着我军炮兵部队的发展壮大，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成长为我军炮兵高级将领，是我军炮兵建设的先驱。人民永远怀念他！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绩永载史册浩气长存人间
——纪念张浩诞辰一百周年
刘益涛
今年２月２５日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浩诞辰１００周年。张浩原名林育英，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他在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中，先后担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援西军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延安工人学校校长等党和军队、工人运动的领导职务，完成了党的许多重要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光荣任务。无论职务高低，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始终一贯地、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党和人民曾给予他“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的崇高赞誉。在纪念张浩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重温他的革命历程，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张浩出生于手工业者家庭，本人就是一名染织工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他在堂弟林育南的影响和帮助下，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并决心“由做工来闯一条出路”。他先加入了由恽代英和林育南领导的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１９２２年２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张浩作为工人党员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的兴起作出了贡献。１９２２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后，他来到大冶铁矿区，发展产业工人入党，建立了大冶铁厂第一个工人党支部。同年秋，他参加领导汉阳钢铁厂工人为保护工人俱乐部举行的大罢工，他建议把斗争矛头指向工头韩老三，孤立极少数反动分子，团结了广大工友，使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的胜利，不仅影响和推动了武汉三镇工人的罢工斗争，而且与长辛店、山海关、粤汉铁路武长段、唐山、石家庄、安源等地的工人斗争相呼应，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罢工高潮。
１９２３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张浩来到长沙，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领导下的望麓园织布厂任技师兼党支部书记。他经常用“二七”罢工的悲壮史实和施洋、林祥谦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和鼓励工人，增强工人在困难面前的战斗勇气和信心。５月下旬长沙发生人力车工人减租运动，群众推张浩为总指挥，他率领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此时适逢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工人的“六一”惨案，他立即将工人斗争汇入反帝斗争的洪流，使长沙人力车工人抗加租的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他奉命调到安源路矿担任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营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１９２４年５月１日，他参加领导了“安源五一运动”。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安源工人运动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张浩对此是作出了贡献的。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后，全国工人运动又进入高潮。这一时期，张浩化名林春山，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同年１２月６日，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发起在青云路召开“倒段反奉”万人大会，声援首都革命，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张浩在与军警搏斗中，头部、胸部、手腕都被刺伤，血流如注，黑衣服尽变成红色。倒在血泊中的张浩，强忍伤痛，毅然招呼大家：“冲呀！”工人们悲愤地抬起浑身是血、已昏死过去的张浩，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段祺瑞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等口号，情景极为悲壮，震动了全上海。张浩勇于冲锋陷阵、不怕流血牺牲的无畏精神，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他的钦佩和信任，从此工人运动的闯将“林春山”的鼎鼎大名便流传开了。
张浩常说：“工人不是招牌，而是实际行动的模范。”他以自己英勇地投身于工人斗争的光辉实践，实现了这一诺言。后来，他在《我所过的“五一”》一文中对自己的斗争实践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张浩重返负责职工运动的岗位，谱写了工人运动的新篇章。为教育和组织工人参加抗战，张浩一回到延安，就立即投入对职工干部的培训工作。他亲自到各地招收职工，创办了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并兼任大队长和校长。他对学员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循循善诱的教诲。有许多受到过他那热情的帮助或细腻、耐心的说服教育的学员，竟称呼他为工人的“妈妈”。他十分注重对学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主义教育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学员增长科学文化知识，为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职工运动的骨干，为抗日前线输送了许多优秀的工人指战员。
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延安，张浩坚决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非常关心边区的经济建设，领导职工开展工农业生产运动，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奠定了边区工业的基础，使广大工人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张浩在他的晚年，还以极大的毅力从事理论著述和宣传工作。他参加主持创办《中国工人》杂志，使之成为团结教育工人，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的有力武器。他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自己近２０年从事工人运动的经验，写出了大量充满理论力量和革命激情的文章。仅在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３９年两年中，他就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关于职工运动的理论著作，如《职工问题》、《职工运动讲授提纲》、《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等。这些著述，总结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工人运动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阐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工人运动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浩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二十年如一日，走南闯北，出生入死，英勇奋斗。他曾经三次负伤，两次被捕入狱，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
大革命失败后，张浩临危受命，到安源参加恢复组建中共湖南省委的工作。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湖南是全国“剿共”最厉害的地方。同志们为他此行的安全担心，但他坚定地说：“为了党的缘故，死，我也得去！没有死，党是不会凭空成长的。”他告别了战友和亲人，义无反顾，坦然前往。在湖南，张浩和其他地下党同志一起，经过艰苦的工作，将湖南省委恢复起来。他十分重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多次派人到井冈山和毛泽东联系，并发动安源、水口山地区的工人和群众支援井冈山斗争。他参加策动和部署平江起义，派滕代远与彭德怀、黄公略建立联系，组织部队暴动，创建工农红军第五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１９２８年８月，湖南军阀何键勾结赣军，派重兵进剿安源搜捕共产党。一时间，安源黑云密布，血雨腥风，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敌人残酷杀戮。敌人指名道姓地要抓共产党要人“林仲丹”（张浩化名），并搜查了他的住处，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机智脱险。不久，省委机关出了叛徒，幸存的省委领导成员已无法在安源立足，被迫转移上海。张浩考虑到为使党的工作不致中断，自告奋勇地要求留下坚持斗争。同志们劝他暂避险境，他坚定地回答：“不能走！只有以自己的死，才能换取党的生存。”为躲过敌人的耳目，他削发为僧，进庙当了“和尚”，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坚持秘密斗争达３个月之久。后因被敌人发觉，再也无法藏身，他在一个老和尚的掩护下，以外出化缘为名逃出安源。他身着袈裟，手拿木鱼，顶风冒雪，沿途乞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才到达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
张浩这次到上海，担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１９２９年５月３０日，在纪念“五卅”运动４周年游行示威时，他为救援被外国巡捕欺辱的两个女工，赤手空拳与巡捕搏斗，警棍、枪托雨点般地落在他的头上、身上，被打得血流满面，头部再次受到重伤。两个女工脱险了，他却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这是张浩第一次被捕，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监狱里，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毫不屈服，坚守党的秘密。他在阴森的牢房里，熬过了整整４个月。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敌人终因没有任何证据，不得不同意他保外就医。张浩带着遍体的伤痕出狱后，未及完全养好，就被派到全国总工会，并以海员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开始指导海员和广州、香港的工运工作。在张浩的领导下，海员工作和香港的工人运动，很快出现了新的局面。
１９３０年春，全总派张浩到哈尔滨指导工作，加强对东北工人运动的领导。４月，因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张浩又奉命到沈阳组建新省委，先后担任省委书记、职委书记。同年１１月，张浩到抚顺布置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返回沈阳的途中被捕，关进日本人的抚顺警察署监狱，再次面临生死的考验。这一次，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更不清楚他是党的负责人，敌人想从他的嘴里打开缺口，便多次对他施用毒刑。数九寒天，敌人强行给他灌冷水，再用穿着大皮靴的脚踩肚子，水和血从鼻子、嘴和耳朵里往外流。他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仍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敌人加施酷刑，给他灌辣椒水和煤油，等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又把他的衣服扒光，扔进零下二三十度的地下室里，还用绳子捆着两个手指，把他吊起来。极度虚弱、生命垂危的张浩，两只手肿得像戴了一副棉手套，皮撑得很薄，不能端碗吃饭，不能拿杯子喝水。在敌人毒刑的摧残下，张浩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视死如归，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气节。
张浩在狱中，还十分注意团结同案的难友共同与敌人斗争。他鼓励难友们说：敌人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只要我们大家统一口径，决不供出真情，敌人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争取无罪释放。他曾破指血书“要坚持到底”五个字，以鼓励大家的斗志。他对新入狱的同志，秘密介绍狱中情况，指点斗争方向。他还耐心地做动摇者的工作，使他们有所悔悟，推翻原供。在张浩的领导下，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案的难友绝大部分被无罪释放，只有５人判刑。张浩是最重的一个，以“煽动工潮”的罪名，被判处５年徒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收买人心，宣布大赦。党组织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营救，终使张浩于１９３２年春获释出狱。张浩带着铁窗生活留下的累累伤痕，全然不顾被敌人严重摧残的身体，出狱后立即投入新的战斗。
张浩说：“在和平的环境中，一般人没有遇到特殊的考验，往往表现还好。但到了革命的重要关头，坚强和软弱、勇敢和怯懦、革命与不革命、坚定与动摇等等都显现出来了”，所以“革命的关键时刻是考验一个人政治品质的试金石！”革命的熔炉把张浩锻造成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他经受住了各种严酷的考验，充分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斗志。
有大功于革命的国际代表
张浩因工作需要，曾两次赴苏联。第一次是在１９２４年秋，受党的派遣，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带着从事工人运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习世界工人运动的先进经验。第二次是在１９３３年春，张浩受党和全总的派遣，前往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从这时起，张浩奉命留驻苏联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这是张浩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没有想到，两年以后，自己会被推上历史舞台，肩负着十分重大的使命返回祖国。当时，德、意、日法西斯相继上台，世界形势十分严峻。为集中力量对付最凶恶的法西斯敌人，共产国际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发动各国共产党广泛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为贯彻这一精神，共产国际在１９３５年７、８月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张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在大会筹备期间参加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从反对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革命战争，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转移之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就中断了。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曾派陈云辗转到苏联，希望接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由于红军忙于打仗，中共中央还没有落脚点，联系一直没有接通。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迅速地传达给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就落在了张浩身上。当时从苏联回国，走陆路有三条路线：从东北回国，那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不得通行；从新疆回国，路程太远，耽搁时间；张浩作了从蒙古回国的选择。这条路线要越过茫茫沙漠，闯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为防止泄密，他将文件、密码默记脑中，身上不带片纸只字，并使用化名。张浩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叫起来的。
张浩穿一身光板的皮袄，化装成一个商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不辱使命，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到达陕北。他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促成同年１２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虽然毛泽东关于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在此之前逐步形成，但是许多具体的政策问题还是在瓦窑堡会议上解决的。张浩这次带来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对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反对关门主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明决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此，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内战争开始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张浩对于党实现这一次历史性的转变，立下了大功。
张浩这次回国还立了一个大功，就是帮助党中央做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促成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张浩到中央政治局工作，并随红军主力参加东征。这时中央交给张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因为张国焘在长征途中，自恃人多枪多，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命令，擅自率部南下，另立伪中央，肆意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６日，张浩致电张国焘，说明奉共产国际委派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新的意见和密码，已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张国焘在复电中，继续攻击中央执行机会主义路线，是严重右倾，还妄图拉拢张浩。但张浩不为所动，他在１月２４日致张国焘电中，严正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居于第一位的”，肯定“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令张国焘迅速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接到此电，不得不表示同意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并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实际上等于被迫同意取消伪中央。１０月，张浩随一方面军前往宁夏会宁城，迎接二、四方面军，为红军三个方面军的胜利大会师作出了贡献。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同敌人奋战。１９３７年２月，党中央闻知西路军危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为基础，加上红二十八军、三十二军等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但是，在援西军进至镇源时，西路军已经失败，乃停止前进，一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进行整顿。对援西军中受张国焘影响较深的原四方面军人员，张浩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耐心地进行革命原则性和党性的教育。一方面引导大家坚决揭露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向干部战士反复讲解党的政策，强调要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严格区别开来：四方面军是英勇善战的，错误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党是忠实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只能由张国焘个人负责。通过张浩艰苦细致的工作，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提高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认识，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张浩为克服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党内军内的团结，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援西军和陕北红军的一部改编成八路军一二九师，张浩出任一二九师政委并参加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他与刘伯承师长率部东渡黄河，挺进晋东南。在出师抗日中，张浩十分注意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引导指战员把阶级仇变为民族恨，克服部队在改编后露头的新军阀主义倾向，强调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他还利用战事空隙时间，发动和组织工人武装斗争，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在强大的政治思想的鼓动和群众的支持下，一二九师创造了辉煌的战绩。继奇袭阳明堡敌机场击毁敌机２４架和大战娘子关、七亘村重创日寇后，又粉碎了敌人对晋东南的６路围攻，歼敌６００余人，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紧张频繁的战斗，使张浩受过重伤的身体日渐不支。１９３８年１月，党中央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邓小平接替一二九师政委的工作。
张浩在援西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两年戎马生活中，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伯承、邓小平及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曾高度评价张浩不愧为“艰苦忠实的模范”。
１９４０年，在延安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张浩在演讲时，突发脑溢血倒在台上，从此卧床不起。但是在病榻上，他仍坚持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皖南事变后，他听说党内有些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立即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皖南事变不同于“四一二”政变，主张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张浩的意见，并对他的病情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时，他在重病中还和关向应一起，研究总结过去党内斗争的教训，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提出为遭受王明打击的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烈士平反。党中央接受了张浩的意见，在１９４５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充分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
１９４２年３月６日，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享年４６岁。
噩耗传出，延安上下莫不痛心，人们纷纷前往吊唁，毛泽东亲自送了“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３天之后，延安各界万余群众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李克农代表党中央报告了张浩的生平事迹，号召大家向张浩学习：第一，学习他对敌人英勇不屈的精神。第二，学习他对群众的密切联系。第三，学习他在党内正派的作风。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许多中央领导人亲为张浩守灵、执绋、抬棺、奠土入穴。
敌后华北联大工人部学员，代表全体工人，修了一条“张浩路”，决心沿着张浩的足迹，继续其未竟的事业，去争取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