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副刊)
专栏：
我们同是母亲
陆星儿
拿起笔，写完题目，我的思绪却突然纷乱，迟迟无法再落笔。原以为，写这类文章对于我并不困难，天天在做着母亲，琐琐碎碎的体会，诉说起来，真可以像流水一般没完没了。曾经，我“诉说”过，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是母亲》，那时候为自己做母亲的艰辛经常感慨，而这样的一些感慨，多多少少地感动了一些人。但自从接触了几个“脑瘫儿童”和“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又听了她们的“诉说”，我只觉得，在她们面前，我所有的艰辛和困难，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于是，那些曾经的感慨，顿时烟消云散。
生活需要比较，比较让人知足、让人感恩，同是母亲，我很幸福了，至少，我的孩子是健康的。
那一天，走进位于上海小木桥路上的“博爱康健中心”，看到那些无力支撑自己的脑瘫儿童，一个个在干净的地板上东倒西歪的，还有一对五六岁的双胞胎，是两个长得秀气的小女孩，她们面对面地倒着，手里在玩着积木。院长告诉我，这两个小女孩的父母在做小买卖，因为，他们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才能把这样的两个女儿照料成人，而这样的照料究竟有没有“健康成人”的希望呢？为脑瘫儿童而创建这个“康健中心”的高院长，她自己七岁的儿子，就是一个脑瘫患者。整整七年，为了儿子的治疗，她不惜一切代价：辞了效益颇丰的外贸工作，背着儿子走南闯北访医寻药，陪着儿子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个盛夏一个个寒冬。这是一个母亲的顽强，一个母亲的不屈不挠。然而，疗效却甚微。但七年的奔波，使她对“脑瘫”这个顽疾有了深切的了解，并对脑瘫儿童的护理和治疗，有了长期的实践，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帮助别人的孩子，她向社会募捐、集资，然后，找地、找人、找房子、找仪器、找支助者，终于为脑瘫儿童建立了一个“医院”、一个“学校”、一个“新的家”。她和儿子一起，搬进了这个新的家，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以更大的信心，用更科学的方法，帮助这些无力支撑自己的孩子，学会坐，学会站，学会走，学会说话，学会识字，学会正常孩子所能够做的一切。然而，这“学会”两个字，写起来、读起来，是那么的容易，一挥而就，脱口而出，但是，对于这些脑瘫儿童来说，从一团泥似地瘫在地上到能够坐直，仅仅这一个“学会”，却需要多少时间、多少耐心、多少麻烦、多少毅力？
“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够靠着墙壁坐直了或站立了，他们的父母是多么高兴啊！”高院长对我说：“更高兴的是我，收获最大的是我。因为，与其说是我在帮助儿子，是我在帮助这些孩子，不如说，是儿子、是这些孩子成就了我。回想当初，刚得知儿子患了这样一种疾病时，我眼前漆黑一片，心情黯淡到极点。慢慢的，我才明白，这种与生俱来的疾病，是人类无法避免的问题，总要落到某些人头上，我摊上，要我接受考验，接受生命的挑战，那么，我就得用整个生命去迎接、去对待。我们这样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只有一点很小的心愿：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能具备一种生存的能力。仅此而已。”
我知道这“很小的一点心愿”，就是面前这位母亲一生的奋斗目标。这样的一生，不为金钱，不为名利，不为爱情，不为幸福，就为了儿子能够拥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和尊严。这是最自然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情感——就是生命对生命，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成分了。而这样一种自然与本质的母爱，才是真正的伟大。因为，她们付出的一生，真是不期待回报，不收获任何成果的，她们的“成果”就是“爱”本身。
相比这样的母亲、这样的母爱，我才看出，在我的那些做母亲的困难和艰辛里，已经掺杂了很多复杂的东西和复杂的感情。我们在为孩子的付出中，多多少少隐藏着或潜伏着对孩子们种种功利的要求和冀盼，以及对自己的种种满足。由于为现实，为功利，为虚荣心，做母亲的也确实“为”得很困难、很艰辛，由此而生的感慨，也已经超出了“做母亲”这个单纯的话题。
相比这样的母亲、这样的母爱，我才懂得，在做母亲这件事情上，我真是很幸运的，我不该再抱怨任何的困难和艰辛，只应该加倍地珍惜天伦之情，并把母亲的责任完成得好上加好。
第7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让我们重新开始
——悼念姚一苇先生
林克欢
惊悉姚一苇先生猝然辞世，殊深悲痛。去年１０月间，我再次到台北访问，曾专程到兴隆路的姚府拜访。姚先生刚动完心脏手术不久，人显得清瘦一些，但谈锋甚健，谈戏剧众语喧嚣的现状，谈当代人失其所归的精神困惑，谈两岸的戏剧交流，侃侃直言，兴致极高。可惜我的日程甚紧，不足一小时便起身告辞，匆匆而聚，匆匆而别，不料竟成永诀。
与台湾当代戏剧家的交往，神交最早也最令我敬重的，便是姚一苇先生。１９８２年春，由陈女士指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姚先生的《红鼻子》。这是两岸隔绝３２年后，北京上演的第一出台湾戏剧，连演６０余场，盛况空前，成为当年中国剧坛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托人辗转将剧照、演出资料和我编撰的《〈红鼻子〉的舞台艺术》一书送到姚先生手里。时隔１１年，１９９３年青艺到台湾演出，姚先生在《时报周刊》上撰文提及当年的心境：“我当时的心情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像这样沉寂多年、乏人问津的剧本，竟然获得彼岸人士的欣赏，予以演出。惧的是，当时两岸的关系仍然紧张，生怕有人问我有何感想，因为说话稍有不慎，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帽子。”他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时势在变，环境在变，种种人为的隔阂，亦慢慢在消除。但无论如何，在两岸的文化交流上，陈和青艺剧院则远远走在前面，早在１１年前，我连做梦都不敢的时代，便跨出那一步，那成功的一大步。”（《一个〈红鼻子〉嗅出母亲的讯息———我与青艺的一段缘》，《时报周刊》第７９６期，１９９３年５月）
姚先生长期在银行供职，戏剧是他的业余爱好。然而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潜心钻研戏剧和艺术理论，转益勤学，会通中西，由业余而专业，由编而导，著作等身，学生遍及台湾艺文界。在提及一生的成就时，他自认：剧作第一、理论第二、散文第三、翻译第四、旧诗第五。（见李映蔷：《作诗过年》，《联合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６日）可见戏剧创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戏剧之于他，是一个生命的舞台，借以呈现他的哲理思考与人生感受。姚先生一生写过１４出戏，其中以《红鼻子》影响最大，曾先后多次在台北、北京、上海和日本的岐阜市等地演出过。
姚先生关注人生，勤于思考，他的作品极具思想深度和艺术风采，自我失落和对自我的重新寻找，始终是他所关注的重心。在《红鼻子》中，他描述了一个出身富裕家庭、一切均由父母和妻子替他安排好了的青年神赐（红鼻子），不满足于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贫困，离家出走，毅然投身到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寻找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他教过书，当过推销员、记者，摆过摊子……无一成功。最后，在一个江湖杂耍班子中当了一名插科打诨的小丑。戴上小丑的假面，他无拘无束地与他人交往。透过小丑的假面，他看到了资产者的伪诈、刻薄，看到了小私有者精神的空虚与智慧的贫困，看到了被异化了的社会和被扭曲了的人性。然而，脱下面具，他便显得拘谨、局促，无所适从，连杂耍班子的同伴也认不得他。人的本来面目与面具难以剥离的复杂关系，长久地困扰着姚先生。
在《Ｘ小姐》中，姚先生重复了人的失落的主题。Ｘ小姐的失忆，Ｘ小姐对自己的名字（命名）和身份的遗忘，其实正是自我失落的舞台隐喻。在姚先生看来，这是一个物质、时尚、各种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思潮将生活的目标、生命的意义蒸发得无影无踪的文化工业时代。曾经为作家们苦苦追寻的价值深度，已被哗众取宠的花哨与平面化所取代。在《〈重新开始〉后记》中，姚先生写道：“回到人的本位上来，我想应该不是记号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记号”，“‘人’的意义不是外来的，而是来自他自身。”在他看来，人在历史中的价值意义，人对给定现实的超越，端赖于人类自身不折不挠的创造性劳动。他给在人海中浮沉、历经磨难而又想活下去的人留下的忠告是：“爬起来，重新开始。”在《红鼻子》的末尾，体现宗教超越精神的神赐（红鼻子）的自沉，偏重的是个体生命的解脱；而在《重新开始》的末尾，男女主人翁丁大卫、金琼的握手相拥，尽弃前嫌，决心“重新开始”，则可以看作姚先生经过多年苦思之后对人类未来所抱持的希望。
姚一苇先生晚年剧作风格大变，从繁复走向单纯，从浓烈归于平淡，如《Ｘ小姐》、《重新开始》，竟清空得如同流水落叶、疏林晚钟。然而在言之讷讷的外表下面，却深藏着一个久经世故风尘的睿智老人对艺术与人生的体悟、持守和战胜虚无、“重新开始”的坚定信心。
在７０年代末期，台湾戏剧处于寥落、冷寂的年代，姚先生接任话剧欣赏委员会主任委员之后，以罕见的胆识和务实的精神，筹划、主办了五届实验剧展，推出了近４０个实验剧目，吸引了为数不少的青年观众，为台湾戏剧的重新兴起准备了一批编导骨干，预告了一个台湾戏剧新时代的到来。
姚先生满腔热忱地支持年轻人的戏剧探索，主张让他们大胆尝试，打破传统剧场的限制，尽可能发挥想象与创造能力。他相信“年轻人具有无限的可能！只要放手让他们去做，何愁新剧不出现，剧运不勃兴！”（《年轻，无限的可能！》）虽然随后汹涌而至的小剧场活动，其舞台形态、戏剧观念和商品个性，完全出乎姚先生的意料之外，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戏剧、女性主义戏剧一浪盖过一浪的喧嚣，泥沙俱下，真假莫辨，姚先生也不免产生某种困惑、晕眩的感觉。在《后现代剧场三问》等文章中，姚先生一面为后现代剧场切脉问病，一面也将自己的疑问坦荡地呈露给世人。
姚先生一生既非株守旧道，也决不苟且遁世。对人生，姚先生有自己的操守、坚持；对戏剧，姚先生有自己的见解、爱好。我深信，当尘埃落定，嚣动的声音终被历史所磨洗之后，姚先生的信守和坚持，将益发显现其独特的价值。
第7版(副刊)
专栏：
沟里不寂寞
银笙
沟是黄土高原的独有，是水在高原的杰作。一道沟的形成要多少年？恐怕谁也说不清。依科学的说法，黄土高原在远古的远古是一片大海。后来水退了，陆地露出来。先是水在原上恣意长流，慢慢流出了痕，不再狂放了，深深地切下去，愈来愈深，就形成了沟。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流出了痕，因而沟也是一个漫长的概念。
水是沟的缔造者。但不少的沟里并没有水。但毕竟，水留下它的创造和威力。宽大的沟被称作川，窄小些的才叫沟。千沟万沟汇陕北，才有了“原驰蜡象”的冬季美景。也许远古时期水在这里太肆虐了，大自然来了个矫枉过正，现今，这里变得十分缺水。
沟，把近近的地拉成远远的距离。看山不远走山远，就由于沟的存在。沟把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切碎了高原的美丽，也切碎了高原的亲情。那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只好无可奈何地唱着：“哥在那个山上哟妹在那个沟，拉不上那话儿哟招一招手……”
一条沟就是一个世界。沟里的世界好寂寞。因为住的人家少，就没有城里人的喧闹和嘈杂。再加上翻山越沟不容易，公路、电也难通到家门口，使沟里人常被甩到时代之外。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不知魏晋”的“桃花源”。
大山把沟隔离了，就像隔开了历史。当外界热火朝天地搞现代化时，沟里人仍蜗居着“煤油灯点灯半炕炕明”。沟里的故事似乎显得十分遥远，但却真真的——
一辆卡车顺着河槽跌跌撞撞地开来了，人们呼啦一下围起来，男人用脚踢了踢轮子，动也不动，“嘿嘿，这家伙是公是母？”女人们用手摸了摸闪亮的车灯，“这一顿吃几碗饭？”孩子们爬上跳下，叽叽喳喳说：“比骑在牛背上稳当多了。”
勘探队的小窝棚里挤满了人，队员们用手把细绳一拉，啪的一声，灯泡亮了，老头子擦了擦昏浊的双眼：“这灯贼亮！”竟对着灯泡抽起旱烟来……
沟里缺少现代的气息，但并非不存在现代。９００多年前，那位名震千古的延州（今延安）主帅沈括到沟里来了。戎马生涯，匆匆路过。他突然发现，一位农人蹲在小河边，掏出火石一打，那水竟燃着了。如果是其他文臣武将，也许就倏忽而过，而沈括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走到小河边，只见有水从岩缝溢出，立即下马试验，果然水能燃烧。他激动地说，淆水可燃，后必大行于世，并命名为“石油”。这就是石油在世界的最早发现，既为后世的石油开采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沈括为“１１世纪科技明星”的牢固地位。
世界石油市场轰轰烈烈，最早发现石油的沟里却冷冷清清。
寂寞是外表。但寂寞不是本质。寂寞的沟里再不冷清了。油田井队挤满了千沟万壑，就连过去没几户人家的高沟口，现今也成了石油城。
入夜，本该是沟里平静的时候，那位７０岁豁牙老头嘶哑着嗓子喊：“快哟，井喷了——”
“快哟，井喷了——”四山回响。
一串嗒嗒嗒的脚步，搅乱了沟里的宁静。
第7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说“喂”
章仲锷
按词典释义，“喂”是指给动物或给老幼病残的人往嘴里送食物。可见，喂的对象多是异类或不健全的人。但这个字也有词典上未收而生活中常见的词汇，含义与上述相反或颇为微妙的，值得探讨。
例如：“喂招”和“喂球”，意思差不多。前者指练武术双方过招时，为了锻炼对手，故意“卖个破绽”，使他能尽情施展招数，打个痛快（西洋拳击的陪练或叫靶子，大概也是这样的角色）；后者则指球场上的配合，前卫传（喂）球到位，前锋临门怒射（这是足球）或跃起扣篮（这指篮球）或“钉地板”（排球），感到很舒服，很默契。总之，被喂的往往是强者，是星腕，是最佳射手、投手和扣手，喂球的则是配角。至于平时训练专司“喂招”、“喂球”的陪练们，例如中国乒乓球队里专门模拟强敌打法的运动员，中国女排中的男陪练，都是了不起的幕后英雄，平凡而伟大的利他主义者。事实证明，有的球星在省队是金靴射手，到了国家队却很少进球，就是由于没人给他喂球之故。可见“喂”的作用和价值。“喂”，实是一种壮举。
“喂”也有负面的东西。例如现今有“喂稿”之说，就是组织一项活动或召开什么会议，预先写出新闻稿，届时“喂”给到会或未到会的记者们，使之不须费力气便可发稿。当然，“喂”稿的同时，还须“喂钱”（名曰“车马费”，实乃红包），“喂物”（通常称作“纪念品”）。这样“喂”的结果，双方各遂心愿，一方得到宣传披露的机会，一方则省心省力获实利，何乐而不为！但这也“喂”懒了记者，酿成“客里空”（语出前苏联名剧《前线》，剧中有个凭空杜撰新闻的记者，名叫“客里空”）。比如，原本邀请的名人并未出席，预先写入新闻稿也照发不改，细心的读者会从有关消息中，发现这位先生分身有术。甚至非常隆重的会议报道，也出现这种“客里空”现象。
这种“喂稿”岂止惯坏了记者，造成新闻失实；更要紧的是“喂”坏了行业道德和社会风气。因为“喂稿”的继续是“喂钱”、“喂物”，以此类推，当然还可以“喂”评论（实是炒作，自吹自擂），“喂”评奖（实是邀评买奖，沽名钓誉），“喂”作品（实是有偿发表文章和买书号），甚至“喂”出官职，“喂”来批件……“喂”，成了贿买的同义语，腐败的温床。以上被“喂”的对象，倒有些符合该字的本义，都属身心不健全不坚强者，才禁不住“美食”的诱惑填哺，只好听命于喂食者了。我忽然想到北京的填鸭，喂肥了是要进烤炉的。这实是被“喂”的悲剧。
“喂”有正负之分，被“喂”也有高下之别。愿人们崇尚和甘当利他的无名英雄式的“喂”者，鄙视并拒做填鸭型的被“喂”者。
第7版(副刊)
专栏：
老牛
石枫
老牛是一只
没有翅膀的风筝
老牛走在地里
心事重重咀嚼孤独
或者在沉寂的处所
凭栏远眺反刍往事
赏日出日落看云卷云舒
总有几分迷惘几分惆怅
乡间的田埂和小路
纵横交错牵牵连连
一如那坚韧而绵长的
沾满了草香的线
断线的可能
绝不可能
只是老牛没有翅膀
老牛没有翅膀
可是它向往飞
老牛于是一面走
一面用犁耙
将自己的脚印一一抹去
如同鸟飞过苍穹
了无痕迹
老牛没有翅膀
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就把自己的目光栽种在田野里
那些水稻高粱小麦玉米
一茬茬在视线上抽芽拔节
到了金风送爽的时候
那些薄明得如蝉翼的清香
就带着老牛的欣慰
飘飘飘
飘到了天上
老牛没有翅膀
老牛是一只没有翅膀的
风筝
可老牛会
飞
第7版(副刊)
专栏：大地文学副刊
英雄的城市
邢秀玲
举家迁渝已经七年了。有人问我，对重庆突出的印象？我回答，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那座气势恢宏蔚为壮观的“歌乐山革命烈士群雕”便是重庆的标志和徽章。
自古以来，这块雄踞西南拥有两条大江的土地一向不同凡响，素有“巴人善战，巴师勇锐”的美誉。特别是那位名叫“巴蔓子”的将军，宁愿割下头颅以谢楚王发救兵之恩，而不割让城池的悲壮故事千年流传，撼天动地。
到了近代，年仅２１岁的邹容舍身取义，为国捐躯。在两路口一块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巍然屹立着邹容烈士纪念碑，山城一条最繁华的街道被命名为邹容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杨公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剜去了眼睛，割下了舌头……但他坚贞不屈，宁死不吐革命机密，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和凌云气概！在重庆西郊，有一座桥被命名为杨公桥，在鹅岭公园有一尊他的铜像，身躯魁伟，目视远方，神态英武，气宇轩昂，使人仿佛看到了当年他在血雨腥风中指挥若定的形象。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国民党反动派在覆灭之前丧心病狂，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屠杀案，成百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染歌乐山，壮志冲霄汉，烈士们在烈火与热血中获得了永生……一部以歌乐山革命烈士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红岩》哺育了几代人，一曲歌颂女英雄江竹筠的《红梅赞》，传唱了几十年。历史的步伐虽已跨入了高科技的９０年代，但山城人民不会忘记长眠地下的革命英魂，每年的清明节和“１１·２７”仍要络绎不绝地前往歌乐山烈士陵园缅怀和凭吊。即使平日，若有外地亲友来渝，总要引他们踏访歌乐山，参观那些狭窄阴暗的囚室，沉重恐怖的刑具……
记得我第一次登上歌乐山是一个细雨的春日，在一间土墙剥落的女牢房，我久久凝视着江姐的遗照，清秀的眉宇间凝聚着一股英气，睿智的眸子透射出两束慧光，它使我心灵的窗户骤然洞开，使我渺小的灵魂得到了升华，我为中国女性拥有这样伟大而美丽的巾帼英雄而骄傲！
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崇拜过丹娘、卓娅、赵一曼、江姐这些女英雄。可惜我未赶上诞生英雄的战争年代，却赶上了产生狂人的动乱岁月。幸而有那些英雄的影子镌刻心头，使我在迷茫中保持了清醒，在狂热中坚守了正义……如果说，我能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洁身自好，拒绝污泥浊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仍然坚持信仰，向往真善美，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旗帜！
在山城，最让我兴奋的是随时都会碰到烈士的遗孤、亲属，他们和平常人一样生活，甚至更简朴，远远没有那些暴发户、大老板的阔绰和尊贵，丝毫没有炫耀过去，以亲人的生命索取什么。年近七旬的革命烈士罗世文的妹妹讲起他的哥哥来，仍然充满崇拜。她家的墙上至今挂着罗世文２７岁时的照片和他的遗诗，这便是这个清贫的家庭唯一值得夸耀的财富，也是无价之宝！一次参加老诗人聚会，有人指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诗人道：“他就是当年《挺进报》的编辑！”在座的另一位老诗人自称是《红岩》烈士陈然的朋友，那首有名的《我的自白书》还是经他之手修改后才变成铅字的……诗歌在山城像黄桷树一样繁茂葳蕤，而每一位老诗人几乎都是一首诗，一支歌，一部厚厚的书。只要你有心，随时随处会发现闪闪的金子，找到未经开凿的璞玉，认识一位被岁月的尘埃湮没的英雄。
英雄的山城昂首挺胸走到当代，在长长的英雄行列中又增添了为擒暴徒而英勇牺牲的乘警李小咪、为保卫人民财产安全而被烈火焚伤的英雄梁强，他们又为山城谱写了崭新的诗篇，编织了绚丽的花环。
今天，“弘扬红岩精神”已成为当代重庆人的响亮口号，也成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的品牌意识。重庆拥有威武雄壮的红色历史，又赢得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烈士们生前追求并为之献身的辉煌前景正在召唤我们，让我们迎接挑战，奋勇向前！
光荣属于山城！属于每一个重庆人！
第7版(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老照片》第二辑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李普、沈容作品集《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文汇出版社最近推出“阁楼文丛”第一辑５种：《在天花板上跳舞》、《文事·世事·心事》、《文化的休闲》、《在纽约的书房里》、《巴黎，人比香水神秘》。
△骆爽继《批判文化人》之后，又推出随笔集《文化人批判》（中国社会出版社）。
△今日中国出版社已出版《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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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爱的滋润
——重读《寄小读者》
冰心，这位与本世纪同龄的文坛巨匠，是我们几代人熟知和敬重的，她的作品哺育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寄小读者》是女作家运用书信体形式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为儿童写的优美散文。人到中年，重读之仍备感亲切。这些作品尽管历经了７０多年的岁月，仍如此水灵灵地喜人，光灿灿地耀眼；不仅仅是内容，也包括了形式。读《寄小读者》不只是在读一篇篇精美隽永的散文，而是在接受爱的教育。
２０年代，冰心留学美国时，因病在青山沙穰疗养院住院。远离祖国，使她更深深地怀念母亲和家乡，她渴望祖国能够和平安宁，希望自己的母亲和所有的人都能过着幸福的日子。她认为，母爱是“一盏长明不熄的灯”，她要把这爱奉献给儿童们，于是她“借着软弱的手腕生疏的笔墨来和可爱的小朋友作第一次通讯”。（《寄小读者》一）这些通讯中处处流露着作家对祖国的深深怀念，对祖国悠久文化的赞美，使读者深切感受到民族传统道德的生命力。
５０年代，在《再寄小读者》中，她用巧夺天工之笔，描绘了祖国生命的春天。她把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对劳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爱和感受，如实地告诉孩子们，并以昂扬向上的感情鼓励他们为祖国繁荣昌盛而努力奋斗。她像一位和蔼的“导游”向小朋友介绍亚欧各国风光，领着小读者“游览”世界名城，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开拓了知识面，培养了爱国情。作家根据儿童固有的追求光辉的、不平凡的事物这一天性，注重在现实的基础上以幻想的形式帮助他们树立理想，激发他们勇敢地去探索人类奥妙的好奇心。《再寄小读者》中，老人向小朋友们描绘了祖国边疆西藏的美丽富饶，设想在世界屋脊上“建起一座世界最高的天文台”观测天象；在水源丰富的大山下“建起一座大发电站”使高原大放光明；在蕴藏丰富的崇山峻岭之中挖掘宝藏……同时又以母亲的爱教育他们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作家把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三者非常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以人类最崇高的母爱之情打动孩子的心，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扑向妈妈的怀抱，领悟母亲的意图，使他们从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热爱，从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开始，萌发、滋生、培育发展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未来的热爱之情和为之奋斗之志。巴金老人说：“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获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冰心正是以其人格魅力，继续影响着新一代人。
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高尚道德情操教育和美好心灵的培养。《寄小读者》平淡中见浓郁，单纯中求丰富，平凡中显奇特，爱的滋润、美的追求，充盈于字里行间，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对青少年教育都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对当前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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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川图（中国画）黄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