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切怀念古大存同志
薄一波
今年，是古大存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为了纪念他，广东的同志出版纪念他的文集，并请我写文章。我欣然命笔。
我与大存同志相识在革命圣地延安。那是１９４３年，古大存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任一部主任。我在一部学习，对他传奇般的革命经历早有所闻。他深入细致、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和胸怀坦荡、正直豪爽的品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存同志虽然逝世３０多年，但仍有很多同志在怀念他，可见他感人至深。大存同志是值得纪念的。
在此，我着重谈两个问题。
一
大存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大存同志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投身大革命洪流。１９２５年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参加东征。后奉命回家乡五华县，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配合东征军作战，成长为广东省最早一批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遵照党的指示，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１９２８年创建八乡山革命根据地，并参与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东江红军，先后担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常委、军委书记、东江苏维埃政府副委员长、东江红军总指挥、红十一军军长，率领红军打了许多胜仗。还与毛泽东、朱德等联名签署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执行土地革命政纲的布告，把农民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巩固和加强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使之成为中央苏区南面的有力屏障。
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重兵“围剿”，以及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挫折，斗争转入低潮。广东各地的革命根据地和武装队伍丧失殆尽，只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率少数武装分别在琼崖、东江坚持斗争。当时，古大存同志率仅存的１７位战士突破敌军重围，退出大南山，转移到大埔南部的高山峻岭中隐蔽。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大存同志对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敌人曾重金悬赏捉拿他，要他投降。他毫不动摇，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江南美味你先食，塞北风寒我自知。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战旗。雄师百万临城下，且看先生拱手时！
在大存同志的带领下，他们烧炭、做陶瓷，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与群众同甘共苦，度过了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保存了革命武装，还先后建立了１３个党支部，发展了革命力量，使东江红旗始终不倒。毛泽东同志曾赞誉古大存同志是东江红军的一面旗帜，为东江红军留下最后一支武装，功不可没。
二
关于古大存同志的所谓“地方主义”问题。广东解放后，在党内曾两次开展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一是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反方方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处分了方方同志，剑英同志也作了检讨。二是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结合反右派斗争，批冯白驹、古大存所谓的“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撤销了他们在省委、省府所任职务，还处分了一大批干部。此事广东的干部、群众反应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实事求是地为广东的“地方主义”平反了。剑英同志逝世后，中央致的悼词，肯定了他主政广东的工作，肯定了他领导广东的土改运动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方方、古大存、冯白驹都恢复了名誉，撤销原来的处分，中央为此还专门发了文件。广东省委对其他受“地方主义”问题处分的同志也作了复查、平反。过去，我在纪念剑英、方方同志的文章中都谈到这些问题。我总觉得有必要为广东受委屈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第一，要总结经验教训。现在看得更清楚了，那时广东反“地方主义”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１９５２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让我到广东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有人向我反映，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同志，包括方方在内，有地方主义倾向。剑英同志同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似觉有难言之隐。回到北京后，我如实地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并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剑英、方方等同志回到广东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很难说这就是搞地方主义，而且他们是坚决反对“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的。据了解，他们也安排了许多南下干部在重要工作岗位上，是贯彻了党的团结“五湖四海”干部的原则的。实际上，当时的分歧主要是在土改。以剑英同志为领导的华南分局提出的土改方针、政策和部署是正确的。剑英、方方、大存同志都认为，广东解放较晚，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华北进行土改时的形势完全不同，而且广东华侨多，工商业发达，毗邻港澳，情况复杂，土改搞得好坏，在海外以至国际上都影响很大，故而需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步骤，需要慎重、平稳地进行。而后来批“地方主义”，把这些正确的政策和做法都否定了，说是“和平土改”、“右倾”。结果伤害了许多华侨、民主人士，造成不良影响。大存同志对此颇有看法。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有农民运动的经验。广东土改时，他虽不担任土改委的工作，但仍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到农村抓土改试点，与方方同志配合得很好。故他对后来出现的不讲政策、乱打一气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指出“不要搞一哄而起”，“不要靠杀人头发动群众”。并警告说：不贯彻党的政策，造成群众不满，我们将坐在火山上，“总有一天要爆发”。这样大存和许多有同样意见的同志都受到批判、处分。本来土改中有分歧意见是难免的。只要为着搞好工作，相互交换意见，甚至展开正常的争论，是不难统一认识的。但是在当时，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对自己的同志突然袭击，残酷斗争。这种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需要认真吸取。
第二，要维护党的团结。对待历史问题，小平同志提出向前看。这是我们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和指针。我们要本着这种精神搞好革命队伍的团结，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逝者如斯夫”，重要的是为着未来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因此要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战国时期赵国宰相蔺相如与老将廉颇和好，同心报国的故事，几千年来传为佳话，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古代的将相尚且搞好团结，更何况我们乎！大存同志一个突出优点是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今天，我们纪念大存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优良品德和作风，搞好团结，把四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希望广东的同志成为团结的模范。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沙飞与摄影
刘驰峰
今年５月５日是摄影家沙飞诞辰８５周年纪念日。新出版的大型画册《沙飞纪念集》，为人们提供了他当年摄影创作的风采，使人们再次为其特有的魅力所倾倒。在沙飞短暂的摄影生涯中，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斗志，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翻看一幅幅的照片，使我们走进他的摄影世界。
沙飞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１９１２年５月５日生于广州。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开始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教育，不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立志“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沙飞对摄影情有独钟，他认为摄影不但可以成为“革命的手段”，而且摄影本身可以是“暴露现实”、“描写现实诸相”从而“改造旧社会”的“一种最有力武器”。他不断地学习和探索，通过摄影创作实践，渐渐地培养了自己创作的风格。利用摄影的纪实性这一本质特点，通过作品内涵表现出个人的创作个性，形成了自己的纪实风格。
在３０年代，摄影掌握在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手中，他们把摄影当做消遣娱乐的玩艺。人们也总把摄影和“玩具”、“不健康”和“浪费钱”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摄影纪实作品更是与影展无缘。尽管如此，沙飞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不顾条件艰苦和世俗偏见，刻苦钻研摄影技术，带着独特的感受和发现，去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１９３５年他拍摄的《图案》、《勤俭》、《渔光曲》和《绿波浣纱》等作品入选全国黑白摄影展，他也加入了全国最大的摄影团体——黑白社。１９３６年６月，他到汕头邻近的南澳岛，目睹了在日本经济鲸吞下岛上渔民的苦难生活，以犀利敏锐的目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现实的批判，抓拍了组照《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成为我国最早以国防为题材的摄影组照，为其以后摄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９３６年，沙飞从广州来到上海，进入了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由于学习木刻，有幸与鲁迅、鹿地亘等中日作家接触，亲聆教诲，开阔了人生视野。在鲁迅思想、风格的影响下，沙飞用摄影去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抗日救亡运动。鲁迅一生喜爱照相，又是我国早期摄影纪实美学的倡导者，关心摄影事业的发展。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８日，全国木刻展览会的最后一天，鲁迅带病来到会场，亲切地与青年们交谈，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昂扬激情的语调，给青年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他微笑着问沙飞：“你最近拍了一些好作品吗？”并说“基础打好了，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啊！”沙飞聆听先生的教诲，不时举起手中的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鲁迅在上海全国第二届木刻展览会上》、《鲁迅与青年木刻家》、《难忘的会见》等多幅鲁迅先生的照片，充分运用了摄影纪实特点，构图简练，影调明快，使作品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这一瞬间的历史镜头，不仅为后人留下了艺术珍品，也使我们永远忘不了鲁迅那傲骨雄风的战斗风姿。谁知１１天后，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与世长辞了。沙飞怀着悲痛的心情赶到鲁迅身旁，拍摄了鲁迅先生的遗容及葬礼，并以革命者的情怀，在《良友》、《时代》、《生活星期刊》、《中华图画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悼念鲁迅》等组照，歌颂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的伟大，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沙飞在所拍摄的鲁迅照片的背面写下这样的誓言：“我们要继承鲁迅先生对恶势力誓不妥协的伟大精神！”从此，他的摄影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
“七七”事变爆发后，沙飞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在华北抗日前线晋察冀开始了他历时１３年的革命摄影战士的光辉生涯。
沙飞在晋察冀的整个摄影实践，是他一生中作品最丰富、成就最高的时期。从１９３７年９月采访平型关大捷，到１９４６年张家口军调部三人小组活动的摄影报道，他创作出中国摄影史上反映抗日战争诸方面活动的第一流摄影作品。沙飞在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中，立下“为了增强抗战力量”的摄影创作宗旨，穿梭在烽火线上，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拍摄了《战斗在古长城》、《沙原铁骑》、《白求恩与小战士》、《聂司令员和日本小姑娘》、《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大量的抗日作品，再现了晋察冀广大军民保卫边区、建设家园、抗战到底的意志。从这一时期的沙飞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他创作的大量题材都是以塑造广大抗日军民为主，蕴含着自己对抗战志士真切深透的理解和雄浑壮烈的情感，表现出深刻的思想性和真实性。他的摄影作品透露出一种精神，这就是军民同心协力打败日寇，拯救中华民族的钢铁意志和精神风貌。沙飞摄影作品的博大雄浑，并不仅仅在于场景、角度的选择。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豪迈高亢的斗志和精神，显示出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同时，也反映出他在思想作风上、摄影技术上和摄影艺术上的成熟。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缅怀这位革命摄影家，深为他的功绩赞叹。沙飞以自己的摄影实践，构建了新的摄影理论基础，使摄影纪实技法继续着他的活力和生命，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代名将功垂史册
——深切悼念秦基伟同志
刘华清张震
秦基伟同志不幸与世长辞，我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失去了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我们失去了一位风雨与共的老战友。秦基伟同志投身革命７０年，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他搏击沙场，大智大勇，屡建战功；他严于治军，勇于开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革命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
秦基伟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出生入死，屡经磨难。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在回忆录后记中写道：我活着干，死了算，革命到底的初衷，始终没有变；我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精神始终没有变。靠着这两点，我在革命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半个多世纪，勉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这是秦基伟同志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一生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
秦基伟同志一生跟党走，跟着革命队伍走。他小时候就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向往革命，年仅１３岁就参加了黄麻起义，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地走下去。１９３２年秋，大部队向川陕转移，此时他右臂负重伤，组织上两次安排他就地休养，但他“死也不离开红军”。他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以惊人的毅力爬过九座海拔两三千米的大山，追随部队三千里进入四川，由于缺医少药，右小臂竟烂掉了半边。长征途中，秦基伟同志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备尝艰辛。在回顾这段往事时，他感慨地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于中国军人意志的锤炼，是任何一个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１９３６年冬，西路军作战失利，秦基伟带领一支小分队突围，进入祁连山打游击。冬天的祁连山，积雪盈尺，呵气成冰。他带领衣裳褴褛伤痕累累的队伍顽强地坚持斗争，最后终因弹尽粮绝，不幸被俘。在狱中，他不屈不挠，保持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后来历尽艰辛，智脱虎口，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在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秦基伟同志主动要求留在敌后，当一名“咬牙干部”，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秦基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秦基伟同志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少年贫寒，没有读过什么书，参加革命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终于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他不仅注重书本学习，还十分注重向群众学习，向斗争实践学习。他身边有个笔记本，走到哪里记到哪里，几十年来从不间断。正是在革命真理的指引下，他不仅在战争年代信念坚强、立场坚定，在和平时期政治生活一度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也铁骨铮铮，不改节操，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文化大革命”之初，当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下放湘西劳动，失去人身自由，但他并未因严酷的身心折磨而稍减革命意志，始终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他经常致函亲属和部属，要求他们坚持原则，决不随波逐流，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秦基伟同志一生革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经说过，我当初参加革命并没有想当个什么官，那时候只知道做一件事，就是革命到底。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国家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秦基伟同志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坚定不移地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以加倍的努力和忘我的工作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１９８８年４月，秦基伟同志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在负责领导军队外事工作期间，为我国的军事外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强调军事外交始终要坚持“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外交工作大局，服从并服务于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他毫不动摇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同时积极争取同一些国家在军事关系上逐步有所改善。他特别重视发展同周边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关系，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和欧洲１０多个国家，为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加强我军与外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基伟同志当选为八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不久身染沉疴，仍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他主张加快立法的步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律保障。他对每项法律议案都认真审读，仔细研究，对重大问题亲自向有关部门询问，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秦基伟同志十分重视军队和国防立法工作。１９９３年４月，受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委托，他和迟浩田同志主持召开了国防立法座谈会，并强调指出，“加强和完善国防立法，既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保障军队和军人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这次会议，加快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基本法《国防法》的制定进程。
（二）
秦基伟同志是从一个普通红军战士逐步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坚韧不拔，英勇善战，一生打过不少大仗、恶仗、硬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建立了赫赫战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秦基伟同志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１７岁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连长。在开辟和巩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先后任四川红江县军事指挥长，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围攻的多次作战。红军长征胜利后，秦基伟同志随西路军总直机关西渡黄河作战。在马步芳部队的尾追、堵击下，我红五军团和总直机关被围困于临泽、高台一带。在高台失守、临泽孤危的情况下，他受命任城防总指挥，组织后勤人员与数十倍之敌血战三昼夜，掩护了总直机关和主力的转移，并乘夜暗突出重围，表现出独立指挥作战的能力。
抗日战争中，秦基伟同志长期在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在山西太谷、榆次一带坚持斗争，与赖际发等同志创建了太行山第一支抗日游击武装“秦赖支队”。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开辟了１７个县、１００多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并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配合主力粉碎了日军多次残酷扫荡，使“秦赖支队”成为威震晋中的抗日中坚力量。在任晋冀豫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军区作战科长、参谋处长、新编十一旅副旅长期间，先后率部参加磁（县）武（陟）涉（县）林（县）战役和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他坚决执行刘、邓首长“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太行军区第一分区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并转入局部反攻，粉碎了敌人在平汉路西侧苦心经营的三道所谓“钢铁封锁线”。１９４５年８月，他率部出太行，以凌厉攻势连克日伪军赞皇、高邑、临城、内邱、邢台、沙河等城镇，挫败了国民党军妄图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巩固了抗战的胜利成果。
解放战争中，秦基伟同志是刘、邓大军的一员得力战将。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在刘、邓首长指挥下，率部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向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进攻。在开辟中原解放区的斗争中，他指挥部队参加了平汉、陇海路破击战和洛阳战役、郑州战役，每打一仗，提高一步。特别是郑州战役中，他正确判断敌情，指挥部队牢固控制敌人北逃的孔道和要点，待敌人突围时果断锁闭战场，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全歼万余守敌于野外，夺得战役首功。这是九纵由游击兵团向野战兵团转变的关键一仗，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士气。陈毅同志曾欣然赞许说：“九纵已经成熟了，可以打大仗了。”淮海战役中，秦基伟同志愈加显露出敢打敢拼、知难犯险的战将风范。他率部袭取宿县、出击浍河，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果断穿插，将敌拦腰截断。他不避危险，深入前沿，从战士的战术动作中发现智慧的火花，总结出“依沟夺沟，依堡夺堡”掘壕迫近攻击的战法，对于突破敌野战村落防御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总前委的表扬和推广。对此，小平同志说，平原作战最大的障碍是没有障碍，这个问题被你们解决了。渡江战役中，他正确选择登陆地段和突破口，指挥十五军部队顺利地突破敌江防。随即千里追击，翻越武夷山，直捣南平，威逼福州。解放闽北后又挥师西进，参加广东战役和广西战役，歼敌２万余人。继又率部参加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长驱两千余里，经滇黔一直打到西康，尔后分兵于川、黔、滇、康地区执行剿匪任务，七个半月消灭土匪１０万多，为解放全中国，巩固大西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秦基伟同志主动请缨，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入朝作战。十五军入朝即参加第五次战役，担任战役第一梯队，从“三八”线一直打到汉江北岸，初战即重创美军一个团。战役后期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为了掩护东线主力兵团调整部署，十五军由前锋变后卫，在金化以南组织防御。芝浦里阻击战中，血战１０昼夜，阵地几度失而复得，所有战斗最后都打成了白刃格斗。秦基伟激励部队顽强坚守，并向彭德怀司令员表示：“为了稳住全线，十五军拼光了也在所不惜！”十五军还率先开展群众性的打敌机运动，在第五次战役的５０多天中，共击落击伤美机４０多架，全军荣立集体功一次。五次战役结束后，十五军调防平康、金化、淮阳地区，秦基伟认真勘察地形，及时将原来的野战工事改变为以坑道为主体的坚固防御阵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４日凌晨，美军集中强大的陆空火力和地面突击力量，向十五军防御的上甘岭地区发起进攻。秦基伟同志处变不惊，指挥十五军和十二军一部，在３．７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幅内，与６万之敌鏖战４３昼夜，承受了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空、地火力袭击，使一个普通高地之争发展为规模巨大的战役，歼敌２．５万余人，创造了以坑道工事为主体的防御作战的范例。上甘岭一役，打出了国威军威，加速了美军在朝鲜战场失败的进程。这是秦基伟同志戎马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
（三）
秦基伟同志长期担任军队的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和后勤工作经验，是我军不可多得的杰出的治军人才。战争年代，他不仅骁勇善战，用兵有方，而且非常重视带兵、练兵和养兵，十分注意培养部队官兵高度的政治觉悟、精湛的军事技能、过硬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使部队打不烂，拖不垮，愈战愈强。在和平时期特别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指示，大力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严格训练，从严治军，致力于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基伟同志一贯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无论是担任政治工作领导，还是担任军事工作领导，都坚持把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重要的地位，教育官兵坚持人民军队的宗旨，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组织部队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他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抓大事，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和艺术。他从大局着眼，根据军委、总部的指示，积极组织部队完成“引滦入津工程”任务，受到了天津人民的广泛赞誉，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秦基伟同志十分注意抓好部队教育训练。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利用作战间隙，抓紧训练部队，促进了所属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他在担任云南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和北京军区领导工作期间，坚持把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部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常抓不懈。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强调“仗可千日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坚持以战斗力为标准，大力加强部队教育训练。他十分重视抓干部训练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训练，着力提高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谋略水平，取得了明显成效。１９８１年，在军委、总部的领导下，北京军区组织了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实兵演习。秦基伟同志按照军委的意图，精心筹划，严密组织，使演习获得了圆满成功，为我军进行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探索了路子。１９８４年，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秦基伟同志作为国庆３５周年阅兵总指挥，组织了规模盛大、威武雄壮的阅兵式，接受了邓小平同志的检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崭新风貌，振奋了军心民心，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
秦基伟同志非常注重部队全面建设，坚持严格管理教育部队。他历来强调部队是要打仗的，不严就没有战斗力，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他要求部队严守纪律，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办事，始终保持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在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后，秦基伟同志不失时机地深入基层，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出加强部队基层建设的经验，得到了军委的肯定和推广，对于全军基层建设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一贯强调要知兵爱兵，高度重视解决新形势下官兵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他在北京军区工作时，多次倡导和组织在全区部队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加强了内部团结，促进了部队稳定。
秦基伟同志具有优良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胸怀大局，勇挑重担，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勤奋学习，善于总结经验，长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反对华而不实、弄虚作假；他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严格要求家属子女，保持了老红军的本色。秦基伟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卓越功勋永垂史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将永远激励后人。我们要以秦基伟同志为榜样，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去争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
秦基伟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