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7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下乡”与反哺
老槐
乌鸦反哺的故事经一代代的口授心传,已为许多人知晓。《本草纲目·禽部》载:“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从某种程度上,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反哺情结”至今仍是维系社会及家庭走向和谐、温馨和安宁的重要力量。
眼下在全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亦可作如是观。
鲁迅先生讲过,最早的文艺可能就是“杭育杭育派”。侯宝林先生的经历即可佐证此说。侯先生讲述自己小时候,对面一户人家盖房,打地基砸夯时就要唱夯歌。“我第一次接触艺术就是听夯歌”,他说自己能站在门坎里面傻傻地听上几个钟头。类似的例子能举出很多。艺术来源于民间,早已成为不争的理论。没有民间文化的滋养、哺育,是不可能长成社会主义文化这棵大树的。
然而,曾几何时,“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竟成为一些先锋艺术家讥诮的对象。有的作家为了赚钱,为了媚俗,写性、写私人生活、写小我;有的歌星忙于走穴,在哗哗哗点数偷漏税款的欣喜中,却不知道“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有些文艺作品则把镜头对准了豪华宾馆、大款、名车、美女,常让观众越看越感觉恍如隔世。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还有数千万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作为精神消费主体的工农大众,不买这些精神产品的帐,就毫不足怪了。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人们对某些忘本的农村大学生的嘲讽,用于形容一些作家、艺术家对农村大众的隔膜,也不过分。本来是从泥土中产生的艺术,一朝登堂入室,立即表现出对乡土的不屑;本应不断从生活中、从人民大众中汲取营养的一些所谓高雅艺术,也因为它的“沙龙化”越来越“高处不胜寒”。
早在1905年,列宁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如果仅仅把这类号召看作行政命令而不是出于强烈的“反哺情结”而自觉实行“文化下乡”,那么这一活动终将流于形式。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似应作这样的理解:文化下乡不是趁风头去乡下走一遭,在媒体上风光一阵,增加回城后多捞一把的资本;文化下乡不是由上对下的恩赐,而是一个哺育与反哺的过程,是一个在普及中既提高群众又提高自己的双受益活动;文化下乡不是季节性的慰问演出,不是在城里呆腻了去乡下换换口味的新奇旅行,不是身在乡下心在都市的“假下乡”,而应是全身心地投入,与群众交心,把美留给他们,把营养吸到身上,以求创造出更美的作品反哺于民;文化下乡不是短期行为,而应长期化、制度化,甚至可与演员评职称、拿奖金挂钩,使这一活动永不失其前进与深化的动力。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值春光明媚、和风拂面的大好季节,文化下乡这场及时雨可滋润了农民干渴的心灵?文艺家的反哺可适合农民的胃口?文艺家们是否又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了新的营养?我们期待着。


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化广角大地

  矿工穿越生命隧洞
胡玉柱
在曲曲弯弯的生命隧洞里,我像矿工——生存的使命就是开拓。进洞时我终止了一切犹疑和徘徊,大脑沟回没滋生一丝畏缩与怯懦。我相信:意志的长钎能打穿顽石,血汗的基石能把坦途铺设。洞里,没有阳光、鲜花和音乐,只有单调的叮当之声陪伴着我,而我在紧张的劳作中,获取无与伦比的欢乐。
我十分鄙夷那种猪栏般的“理想”——认为对生活的追求就是安逸享乐。而滴水穿石的坚韧、绳锯木断的劳作,构成了我内涵无比丰富的生活。诚然我的进尺每天少得可怜,但我采撷到珍珠宝石般的日月。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我像勤勉的春蚕编织未来,我像蠕动的蚯蚓穿过板结,我不敢有一分钟的大意、慵懒与怠惰:大巷里,瓦斯洪水时有发生;掌子面,危石悬空犬牙交错。我知道:我可能打穿隧洞迎来曙光,更可能中途倒仆但雄心不灭!当我回首一生,毕竟无所愧怍在绵长、幽深的人生隧洞里,我的拼搏毕竟一片亮色!


第12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新货郎
徐鹏飞画商泽军配诗
抖落露珠
惊飞小鸟
晨风里,我们的文艺队来了
村头欢呼
巷尾雀跃
大街上,漾起振奋人心的潮
忆念中的货郎
在今天
变了容颜,换了音调
呵,乡村
在五谷丰登的日子
总想
把自己的步子
迈得
与城里人一样谐调


第12版(副刊)
专栏:

  广岛忧思
刘力
列车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速度在新干线上平稳地向西飞驰。结束了在NHK研修中心两个半月的学习,我和其他九个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学员终于得以离开东京,放松一下了。
南先生走到我们的座位旁,用不太流畅的英语说:“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为你们安排的这次旅行。”
“南先生,为什么安排我们去广岛而不是北海道?听说那儿的风景很美。”有人在问。
南先生认真地回答:“我想让你们去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因为对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来说,懂得和平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广岛的太阳透过湿润的空气暖暖地照着。在开往广岛和平纪念馆的电车里,翻译和子女士不时地给我介绍沿街的景物。她供职的机构每年都要组织大批外国学员到这里参观,所以她对广岛甚至比东京还要熟悉。因为我是第一个在NHK研修中心学习的中国人,我们便聊了许多中国的情况。后来她问起我是在哪儿上的大学,我告诉她是在南京,她便连连点头:“呵,南京,我知道。”然后我们便沉默下来,一时找不出更合适的话题。
走进和平纪念馆,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展台内的一只锈迹斑斑的手表,指针停留在8时15分上,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了,永远记录着1945年8月6日早晨8时15分这一死亡瞬间。一座城市被夷为平地,20万条生命从广岛消失了。
广岛和平纪念馆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且运用了声、光、电等多种手段相结合,以达到最生动的效果。两层楼的展厅里,不仅有图片、实物、模型,还有可提供英、日、汉、德、法等多种语言选择的阅读器,还有可随意选择的幸存者的采访录影。而我却不由自主地比其他国家的学员都更加仔细地阅读那些文字说明,毕竟它所追溯的这段历史与中国有着太多的联系。然而,在这些图片、录影带所展示的关于这场核难的战争背景材料中,却并没有提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进行的那场残忍的血腥大屠杀,谁又能将广岛这座在二战期间曾是日军重要的军备基地遭受的这场灾难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南亚的法西斯行径完全分割开呢?渐渐地,我的眼前开始出现错觉,我像是又回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门前石碑上那醒目的300000总在眼前时隐时现。
从二楼下来后便到了放映厅,里面正在放映一部题为“母亲的祈祷”的专题片。据说二战之后,日本制作了几百部回忆广岛、长崎核爆炸的专题片。这部“母亲的祈祷”以真实的史料、幸存者生动的叙述再现了当时的惨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又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我听到了从座位席中不时传出的抽泣声。坐在我身边的斐济广播电视信息部的土尔西先生和贝宁电视台的保罗先生都掏出手绢开始拭眼睛。
从放映厅出来,土尔西先生眼睛潮湿地说:“太可怕了。20万人!怎么能这样!我非常同情日本人。刘,你不这样想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
“我同情这些死难者。”过了一会儿,我沉重地说:“我的心情很复杂,你们也许不能理解。我是中国人,因为50年前的那场战争,我和你们的感觉不完全相同。”
“噢,刘,在这之前,我不知道日本和中国之间有过战争,怎么回事?”土尔西先生坦率地问。
我不禁愕然。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制作人居然不知道这场持续8年之久、蔓延了大半个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这究竟是他本人的无知还是传媒的“健忘”呢?难道这段用淋漓的鲜血写成的历史是能够被略去的吗?
我看着他困惑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在我上学的那座城市,日本侵略者曾杀死了30万中国人,8年中有3500万中国人死于这场战争。”
这回是他骇然地瞪着眼睛,一遍遍地问:“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我知道对斐济这样只有77万人口的国家来说,30万和3500万意味着什么。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说:“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日本曾对我的祖国所做的一切。可是我很担心,”他指着手里的一份英文报纸,“这上面讲,日本现在拥有的坦克和舰艇都超过了英国。日本还储备了足够制造1000枚与扔在广岛的原子弹能量相当的核燃料。如果需要,日本能在几个月之内生产出原子弹。”
和子女士在远处的树荫下向我们招手,示意返回的时间到了。
“谁会喜欢战争呢?”土尔西先生自言自语地问。
纪念馆前的广场上有一些参观者在合影留念。广场中心的拱形纪念碑如一座屋顶静静地守护着死难者的亡灵。天空依然晴朗,阳光明媚地照在纪念碑上,在碑身下留下一片黑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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