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现代经济文化研究趋势概述
周浩然
现代经济文化是我国８０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主要研究经济活动中文化的作用与功能，研究经济文化相互促进的规律和经济发展中人们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发展趋势。这一研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依据。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信息的传播，国际经济文化的广泛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资源广泛的流动，各国和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联系日益紧密。从我国发展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普遍的作用，但市场经济发展按经济效益进行资源配置，不仅仅是市场自发作用无序的运作过程，它离不开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政府的控制和调节，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发挥，而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则有利于将市场经济发展中各种关系协调起来，利用经济机制和文化机制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作用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
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若没有行为约束的道德规范，必然导致行为的非规范化、短期化，甚至使经济发展陷入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在市场经济生活中，由于市场自身存在弱点和消极方面，所以，对经济活动中的企业或个体还需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而其中，强调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确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观念，这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完善和资源合理配置。
文化的机制引入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中，能够有效地提高管理水平。目前，人们已经发现企业管理中，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企业管理通过内部文化资源的配置，推动了企业发展。尤其在跨国经营和国际市场经济发展中，参与国际竞争，要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区域及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力的增强，都需要文化因素的支撑。而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或企业的竞争能力。
正是上述各种原因，现代经济文化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国外的学者对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许多精湛的论述。法国发展经济学家Ｆ·佩鲁指出，在经济增长、发展的关系中，文化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是决定减缓或加速增长以及检验增长是否合理的基础。他指出：“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种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深入的思考”（见Ｆ·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５—１６６页）。简言之，西方学术界在阐明经济增长动力时，充分肯定了文化对发展的巨大作用。西方新的发展理论可为我们研究现代经济文化借鉴。但是，西方发展理论具有许多局限性，它是以发达国家为模式来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没有对经济文化之间的发展规律作系统的考察与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理论界、企业界、管理决策部门等各方面的人士开始对现代经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并呈现出以下的趋势：一方面，从理论研究来看，人们重视市场经济中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实践的创造，并将各种经济文化现象的思考与现代经济文化协调发展规律的把握结合起来，不断进行总结和探索。在国内已出现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研究机构，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力》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经济文化丛书》和《世界经济文化年鉴》等学术著作，已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指出，经济文化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形式、价值体系、知识体系、生活方式，使经济的发展植根于经济文化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深厚基础之上。因此，关于现代经济文化的研究正在愈来愈贴近现实经济生活。目前，关于企业文化、商业文化、财税文化、金融文化、消费文化、生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与讨论，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其讨论的热点是，围绕市场经济与思想道德进步、深化企业改革与转变文化观念、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并逐步深入、广泛地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从实践领域来看，现代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已展现在市场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文化产业开发、经济文化新兴产业的出现、经济文化发展成果的交流、经济文化综合活动在各地的广泛展开，极大地丰富现代经济文化内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推动人们从综合的、整体的系统观念来认识经济文化发展规律，制订区域或企业的发展战略，使经济文化研究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性课题。近几年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特色的研究，我国学者们不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而且逐渐重视文化个性和价值观念的探索，重视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于岭南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文化在温州二次创业中的作用等问题的讨论，展示了关于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研究的新动向，即立足市场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从文化内涵上加以探讨。正在兴起的地区形象设计与建设，是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一项创举，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这项研究与实践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增强其内聚力与外引力，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和谐统一，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推动现代经济文化的理论研究，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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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世界的生产方式》评介
苏耀彬
由沈希瑾、李京生、张文杰编著的《改变世界的生产方式》一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精益生产方式的由来。人类的生产方式是由三个阶段组成的，即单件生产方式—大量生产方式—精益生产方式。这是生产方式的阶段性革命，是人类得以进步的重要手段。二十世纪美国以开创大量生产方式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又以推行精益生产方式，使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如果说大量生产方式是继瓦特发明蒸汽机后的一次工业革命，那么，精益生产方式则是新的工业革命，使之成为改变世界的生产方式。那么，究竟什么是精益生产方式呢？精益生产方式一词是来自美国人创造的名词ＬＥ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ＥＡＮ的本意是“多快好省”的意思，译者认为“精益”更为贴切。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应贯彻精益求精的精神，以精益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尽量满足顾客的要求，通过其各个环节杜绝一切浪费（人力、物力、时间、空间）的方法与手段。作者在介绍精益生产方式的同时，还特别提醒读者，在运用这些具体做法时，一定要了解精益生产方式的实质，更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
作者根据国内和国外的经验，强调了人的作用。在人、财、物、产、供、销和时间等这些资源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好精益生产方式。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进一步进行深化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引进与推行世界上先进的生产方式——精益生产方式，无疑是为工业企业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提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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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卷有益
驳杂有致别具一格
——《翠微居杂笔》评介
李定中
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王梦奎的短文集《翠微居杂笔》。人们知道，作者是经济学家，《杂笔》未收入“时下被认为正规论文”的作品，大多是些三两千字的短篇，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别具一格。作者虽谦虚地以《杂笔》名之，但读者却可以从中窥见作者学术思想和文化素质的更为深广的方面。
《杂笔》的杂，首先是内容，涉及文史哲经许多领域；其次是文章体式多种多样，既有论文、答问、谈书说文、史实考辨，又有散文、铭文、碑记等等，表现了作者涉猎之广与用功之勤。就篇幅而言，相当一部分是谈论经济问题的短文，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就我国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体现出作者一贯坚持的良好学风与文风。各类文章都写得明快流畅而又朴实无华，坦诚恳切，读之好像在与友人谈心，虽非长篇大论，每有真知灼见。例如，作者关于邓小平的旗帜是中国现代化的旗帜的论述，关于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关系的论述，关于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论述，关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论述，都给人以有益的启发。作者在苏联解体前所写的苏联见闻，敏锐地指出了苏联经济衰退和政治解体的种种征候，今天读来不能不惊叹作者见微知著的观察能力。
《杂笔》中有多篇谈论读书、研究与写作的文章，都可看作作者几十年来在这方面不懈努力追求的经验谈，读来既感恳切又富有教益。最可贵的是勤奋好学精神。细心的读者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把几乎全部业余时间用于读书、研究与写作，这正是他成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杂笔》说明，它的作者不仅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而且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比较深厚的功底。《司马懿塑像铭》不仅公正地评价了这位历史人物，而且铭文简洁精当。《安乐寨村集资建校碑记》仅用５００余字，就概述了一个村子教育之变迁，集资建校之经过，新建学校之规模，社会发展、经济振兴与教育之关系，言简意赅，杂以骈语和铭文，读之朗朗上口，饶有兴味。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根据内容要求，选择恰当的文章体裁，各种体裁都显示了作者娴熟的文字功力。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作者在“题记”中说，自己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但希望读者能在茶余饭后的轻松气氛中阅读。我读后觉得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并且相信读者对这本雅俗共赏的书也会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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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合作是缩小东西部差距之良策
俞芳林
内容提要：东西差距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只能在共同发展中逐步缩小。加强东西合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东西部应全方位开展合作，诸如开展项目合作、联合开发资源等。同时，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东西合作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推动合作的顺利进行，促进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加强东西合作，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致力解决的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东西差距只能在发展中逐步缩小
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据有关资料统计，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中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１０％，相当于同期东部地区的９２％，到了９０年代，中部和西部的增长率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６３％和５０％。从国民生产总值看，中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由１９８１年的３１．２％扩大到１９９２年的４３．１％；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则由４３．８％扩大到５０．５％（见《经济日报》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１日）。据分析，改革初期的１９７８年，西部的人均ＧＤＰ就只有东部的５４．８％，处于传统农牧经济向初步工业化的过渡阶段，而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的发展阶段。这种在早先已经拉开的差距，如果没有其他强有力的抑制力量，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仅不可能缩小，而且还会进一步拉大。
对于东西差距的问题，早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中西部地区努力跟进，从而推动了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使中国进入到世界发展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事实生动地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差别发展、梯次推进的战略理论是正确的，没有东部地区的加速发展，率先发展，就没有中国今天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可见，东西差距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这种差距与过去整个国家共同贫穷有本质的区别，也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有根本的区别。
差距并不可怕，但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正确处理。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把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关系到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巩固的战略问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这说明，党和国家把解决东西差距问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应当看到，东西差距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必须依靠发展来逐步缩小。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就是要我们正确看待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东西合作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要有个时机问题。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他强调：“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７４页）当前，东部沿海绝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实现小康目标，但中西部地区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因此，解决东西差距问题，就目前而言，既要鼓励东部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又要强调不失时机地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东西合作，鼓励和支持先富带后富，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同时，通过国家扶持、政策引导，加强东西合作，以东部带动等办法促进中西部地区迎头赶上，形成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东西合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６４、３７３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全面、深刻、精辟的阐述，是东西合作的理论指南。加强东西合作，其目的就是要逐步消除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距，实现全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差距拉得太大，贫富悬殊，就会导致地区间人民的心理失衡，进而引发出多种社会矛盾。显然，加强东西合作，对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政权巩固作用十分重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全国现有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这些地区，中西部的发展问题不解决好，不仅直接影响全国小康目标的实现，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加强东西合作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有效途径。
加强东西合作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条成功之路。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有人力资源、矿产资源、水力资源、能源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东部地区则有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管理、交通运输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东西合作，就能够推动东西部之间的优势互补，使潜在的优势得到更快更好的开发利用，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从产业转移战略来看，东部地区的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战略调整阶段，传统的、高能耗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以及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逐渐失去优势，需要重新优化和配置生产力要素，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和产品，实行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生产经营，拓宽市场领域，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通过东西合作，就可以使东部地区的一些乡镇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对于东西部双方都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加强东西合作还是参与扶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到本世纪末，我们国家要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任务，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当前就要打好扶贫攻坚战，着力解决５８００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而打好扶贫攻坚战，必须动员全社会参与，因为扶贫是全党全国的大事，是历史的责任，不单是哪一个地方的事，东部地区也有责任。从现实情况看，扶贫攻坚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当前实行开发式的扶贫，因而东部地区西进开发资源，兴办企业，项目合作，实现各自优势、资金、人才、市场和科技的相互结合，就能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进而达到扶贫的目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大家庭。由于地理的和行政的原因，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不多，思想、观念、感情的交流还比较少。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首先的一条就要增进地区间的相互了解，在思想观念上达成共识，在感情上达到沟通，互相促进。东西合作就成为交流、沟通的桥梁。
全方位拓展东西合作领域
东西发展不平衡，但各有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应进一步拓展合作的领域，不断提高合作的起点与水平。
积极开展项目合作。东部地区可以组织优势行业、优势产品的骨干企业和优秀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办企业，也可以出资金、出技术、出管理与中西部地区合办企业。其重点应放在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工业项目上，合作项目要高起点、高水平，如进行跨东西部的企业集团建设，逐步实现合作集约化经营。
联合开发资源。东西合作进行资源开发，可以有选择地合作开发价值高、效益好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吸引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建立原材料、能源基地。还可以承包“五荒”连片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发展种养业和林果业，实行产供销、农工贸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可以利用中西部的动植物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合作兴办加工企业，提高中西部地区产品的商品率和附加值。
加强科学技术交流与转移。这首先应考虑把科技转移集中于重点技术领域和重点产业，然后再发挥重点技术对其他技术的推动、辐射作用，以及重点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其次，东部可以合作或独立的形式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科技城、科技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再次，中西部地区可运用资源优势加入东部跨地区的企业集团，通过与东部地区形成相关利益纽带来形成资源与技术的交换与互补，引发科学技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内外综合动力机制。
联合发展外经外贸业务。东西部可以在境外联合招商，联合引资，联合与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兴办三资企业。同时，立足东部地区沿海、沿边的优势，以港口、海关、边贸点为依托，互通信息，加强合作，联合进出口。还可以联合开办驻外机构，建立境外窗口，拓展双方的外经外贸业务。
加强商品流通和物质协作。东西部地区之间可以进行商商联营、工商联营、农商联营，积极组织各自产品进行异地展销，并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拓展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和双方需求，可互通有无，及时调剂物质余缺。
加强人才交流。一方面，领导干部和各类人才在各个领域进行双向交流。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可有针对性地为中西部地区在工程技术、乡镇企业、农业栽培、畜牧水产养殖、管理人员等方面进行人才培训。经验表明，西部地区对引进人才的合作不宜过于分散，要充分发挥人才的规模效应。
东西合作应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东西合作是为了促进地区间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因此，必须强调正确处理东西合作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正确处理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关系。东西合作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事业，东部地区不少企业有巨大的潜能和优势，需要向中西部地区扩张得以挖掘和发挥。这必须由政府进行合作的规划、管理、监督、协调、服务。但东西合作的主体是企业，主要是一种经济行为，因而在合作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主要是管搭台，戏应由企业来唱。因此，东西合作要从单纯的政府行为驱动合作转变为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双重驱动合作。
正确处理好让利与互利的关系。东西合作既有东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一面，又有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的一面，是一种互相需要的关系。中西部地区要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自觉地把区域经济融于东西合作经济大循环之中，拿出自己最先进的技术、最好的企业、最有开发价值的资源与东部合作。东部地区也要树立东西合作是双方求得新发展和新提高的必然选择的观念。只要坚持相互尊重、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就能形成东西呼应、南北配合、全面推进之势，东西合作事业就会长盛不衰。
正确处理好服务协调与政策扶持的关系。要使东西合作有序、广泛地进行，除了政府做好各种服务和协调的工作之外，还必须有政策的扶持。服务、协调不能代替政策扶持。中央和东西部各级政府均应从战略的高度，制定和完善合作的相应的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还要通过政策法规对合作者的合法权益予以切实保护，切勿挫伤合作双方的积极性。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既然东西合作主要是经济行为，就不是无偿援助，但同时又有社会责任，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的伟大事业，绝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要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共同富裕这个高度来认识和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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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关于选拔、使用干部的探讨
李克明
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实践中认真总结探索，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党的干部队伍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１．把“德才标准”与“人民公认”有机结合起来。对于选什么样的干部，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一个干部德才、政绩的评价和考核，往往难于完全以量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加之客观对象的多样性，以及对人对事评价的主观性等因素，使考评容易出现一些偏差，导致选人用人上的一些失误。因此，要十分注意把坚持按“德才标准”选干部与贯彻“人民公认”的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克服选用干部中的主观随意性，尽力做到客观公正。
“人民公认”是“德才标准”的具体体现。邓小平同志说：“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３８０—３８１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素质的本质规定。一个德才兼备的干部，必然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政绩显著，必然得到人民的公认。“德才兼备”只有得到“人民公认”才最有说服力，才具有权威性。一个干部德才的优劣、政绩的大小，群众最清楚。干部的德才、政绩，上级封不出来，是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人民群众以干部的德才表现来评价干部，这是最具有客观真实性、最公正的。因此，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或民主评议，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坚持重党性、重民意，对那些在改革和建设中政绩突出、群众信任的优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大胆提拔，委以重任。实践证明，凡是选人民公认的人进班子，其工作都是比较出色的。
德才兼备、人民公认的优秀干部，主要来自基层，来自改革开放实践的第一线。要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引导和安排地、县、市机关干部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去，经受考验和锻炼。对过去已提拔的干部未经过这个环节的要“补课”。
２．把“党管干部”与竞争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使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的机制，是亟待探索解决的新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党管干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正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竞争性。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竞争也是干部的竞争。运用竞争机制选拔干部就是要通过民主的、公开的、平等的择优原则，优胜劣汰，达到干部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党管干部与竞争选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要注重把竞争机制引入选拔干部工作中。一是要把那些勇于开拓进取、竞争意识强、政绩突出的干部提拔上来；破除求全责备思想，树立看思想政治素质、看大节、看主流、看优势、看发展的观念，不以小过掩大德，唯才是举；破除论资排辈和平衡照顾思想，坚持以政绩取人，为优秀人才提供公平竞争的舞台。二是建立择优机制，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对干部分层次提出目标要求，随时跟踪检查，年终考核，凭实绩决定是否使用。这样对干部管理具体、目标明确，考核评价有了真实可靠的客观依据，使真正干实事、有政绩的人才不被埋没。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三是实行干部竞争上岗。运用竞争机制选择干部，反过来干部也在竞争中选择舞台，促进广大干部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
３．把使用干部和保护干部有机结合起来。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在使用干部上，关键是要用其所长，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党组织要创造一个可以让人才发挥才能的良好环境，为干部提供释放潜能的契机，用制度保证干部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在干部工作中，必须健全激励机制，增强内驱力。对事关全局的重点建设项目，改革开放的攻关项目，实行领导分工负责制，建立责任目标，制定奖惩办法，实行量功行赏，赏罚分明，鼓励各级干部努力拼搏，奋勇争先。
人才的保护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不能只使用不爱护。邓小平同志说：“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２页）有的干部有了贡献、地位后，就变了，走向反面，这就需要注意平时的教育帮助，不能放任自流。领导班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过好民主生活会，自觉接受监督，经常自省，不断前进。但是，当一些有实际贡献的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上级组织要理直气壮地予以保护。有的人无见贤思齐之心，却有嫉贤妒能之意，甚至压抑人才。古语说：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对于这种情况要弄清事实，分清是非，保护干部。对极少数确实违法违纪的干部要严肃惩处，不查处，就会影响和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就会败坏社会风气，涣散干部队伍。所以，惩处也是一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