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无私才能无畏
——河北省清苑县委书记张兴堂一席谈
本报记者何伟
张兴堂，１９５０年生，大学文化程度。曾任河北省计经委副处长、保定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１９９１年任清苑县县长，现任清苑县委书记。
《七品芝麻官》的故事发生在清苑县，知县唐成“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那句话，人们常挂嘴边。我是农家子弟出身，了解百姓的忧喜苦乐，深知“县官”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
当官要为民作主，说说不难，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被有钱有势的人欺负，你要主持公道，往往有众多“关系网”纠缠，不仅麻烦得很，而且可能得罪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会惹恼上级机关的某些人，需要像“唐知县审诰命”那样，把“乌纱帽”拎在手上。再比如，那些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百姓反映强烈，但解决起来又非常棘手的热点、难点问题，大多有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要顺民意，须担一定风险，还可能会遭这样那样的非议。尤其是办那些事关发展全局和造福百姓子孙而又难度大、风险大、争议大的大事，更需要有敢做敢当、不怕丢官的胆识和勇气。保么公路保定市区至清苑县城段，年久失修，又窄又破，县内外群众多年呼吁拓宽改建。但要拆迁几百间房子，投资２７００多万元，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搞这样一个“无米工程”，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但我认准修这条路是改变清苑形象、惠及百姓的大事，硬是把这条路建成了几十年都不致落后的现代化之路。
实践使我体会到，作为领导，就要在决策时走在一般人前面，有些事不能等人人都理解了再干，而要在干中让人们去理解，该作主的当作主；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最后吃亏的还是当地百姓，自己也会因没尽到责任而愧疚。每当遇到上述这些情况，我都坚信公生明，廉生威，无欲则刚，无私才能无畏。只要是老百姓所希望的，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我认准了就一干到底，不怕丢乌纱帽，不怕担当是非，不怕打击报复。否则，就谈不到为民作主。
“路若有情路作证，走时还露来时穷。”我从省、市机关到县，一级一级往下沉，图的不是当官沾光，而是想亲手为老百姓干成几件大事，将来不留遗憾。（附图片）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
多问策善决策
——江苏省金坛市委书记邹宏国一席谈
本报记者杨明方
邹宏国，１９５６年生，研究生学历。当过教师，做过秘书。历任常州市团委副书记、国棉二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市纺织工委书记，１９９５年初出任金坛市市长，１９９７年１月任金坛市委书记。
作为主政一方的“芝麻官”，决策水平如何，常常决定事业的成功与否，因为“事半功倍”与“事倍功半”的差别通常就在毫厘之间。为了让金坛人民尽量少吃“决策失误”的亏，我们从三个方面强化了“问策机制”：一是向参谋部门“问策”，扩大市委研究室对重大决策、日常工作的参与程度；二是向专家“问策”，聘请谈家桢等一批省内外专家学者担任市委经济科技顾问；三是向社会“问策”，建立起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经常性沟通渠道，充分发挥其参政议政职能。
荟萃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最终尚须自己决断，这时决策层的素质就成了决策的关键。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时常提醒自己要不断“自我充电”，看书学习。近年来，我先后发表了６０多篇工作研究文章，并攻读了东南大学“经济行政与科技管理”方向研究生。
集体的智慧给我们金坛带来了效益。随着金坛经济迅猛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有人便提议办一所大学。在广泛“问策”的过程中，我们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自办大学显然不是一市一县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而且师资、学生质量更难保证；如果在名牌大学里建个“无形学院”，较少的投入就能使急需的专业人才得到高质量的培养。因此，市政府于１９９５年底郑重决定与东南大学联合办学，我们投资７８０万元在东大校内与其合建一幢名为“金坛院”的校舍，东大则在五年内为金坛定向培养７００名所需人才。这种“人力物力共享，投入少效益大”的做法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作“金坛模式”。目前，仅江苏省就有十多个市县走上了与高校的共建之路。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村庄精神”的力量
——来自山东蓬莱农村的报告专题报道
陈鹏孙志全
编者按：读了这篇来自山东蓬莱农村的报道，真切感受到一种令人振奋的精神力量。
“村庄精神”之所以能在蓬莱叫响，能够促进当地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在于它立足农村实际，蕴含了绝大多数村民的精神追求；展示了他们所认同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且具有各自的个性风格。它由村民共同讨论制定、共同遵守执行，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凝聚力，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村庄精神”的创建表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贴近农民的实际，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
春回大地时节，徜徉于素有人间仙境之称的蓬莱农村，在一座座花园式的村落前，在一群群农民的言谈中，你会切身感受到一种令人振奋的精神力量。“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建个小康村，留与身后孙”……一句句活泼凝练的语句，或标立于村口路旁，或铭刻在农民心中，它浓缩了蓬莱的“村庄精神”。
十几年前，就在广大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初期，蓬莱就推出了建设“文明村”的创举。近些年，由于农民自主经营，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民的个体行为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党员活动室、青年之家等活动阵地渐渐冷清了。许多村成了老弱病残“空壳村”，一些不健康的风气乘虚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搞？带着这个问题，蓬莱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农村开展百村千户大调查，刘家沟镇安香于家村的做法使他们受到启发。
安香于家村是这个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第一批富起来的村。１９９０年，这个村围绕“两个文明”建设提出“村兴我荣，村衰我耻；艰苦奋斗，开拓务实；文明建村，造福后人”的村庄精神，并围绕“村庄精神”开展唱村歌、党员重温誓言等活动，凝聚了人心。不久，这里成了没有刑事犯罪、没有封建迷信、没有计划外生育、没有邻里不和等“九没有”的村庄。
安香于家村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贴近农民的实际。市委书记王胜科说：“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过去抓的一套是从外向里熟，而创建‘村庄精神’是从里向外熟。”基于这种认识，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在农村大力倡导创建“村庄精神”，并不断总结经验，推广典型，推动创建“村庄精神”活动深入开展。如今，全市９５％以上的村庄都有了各具特色的“村庄精神”，找准了新形势下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最佳切入点。
“村庄精神”是绝大多数村民认同的理想目标、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综合体现
“村庄精神”在全市推广之初，有些村干部编了几句顺口溜灌输给群众，但群众不买帐。靠果业发家的王庄乡王庄村，几乎家家盖新房，但村里的路却坑坑洼洼。村里号召各扫“门前雪”，人们就伸手要工钱。为了转变村民思想，村里曾编了几句顺口溜式的“村庄精神”进行灌输，但无济于事。１９９３年春节，村干部担心群众早起拜年摔跤，就在两条大街上装了十盏路灯。清晨，村民们一出门就看见明亮的路灯和灯下凹凸不平的路，心里很受震动。正月里，人们自发将门前的路进行了整修，家家相连，全村的路都平了。十盏路灯照亮了这个村创建“村庄精神”的路，党支部再让村民讨论村庄精神时，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很快达成共识。
培育“村庄精神”的过程，也就是农民自我教育的过程。大柳行镇庵口村有丰富的黄金资源，农民乱挖滥采，土法冶炼，环境严重破坏，并引发了打架斗殴、偷盗赌博等一系列治安案件。村支部按《村规民约》进行处罚，公、检、法、司联合进村整治，结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去年，村党支部结合《矿产资源法》、《环保法》给农民讲解保护家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不唯金钱为后代，遵纪守法讲公德”的村庄精神，使人们懂得了牺牲眼前利益与保护家园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关停小金矿十几个，废除土法炼金点１００多个。庵口村这种“村庄精神”，直接打通了农民的“心梗阻”，治好了政府的“心病”。
“村庄精神”，有利于净化农民的心灵，使之成为促进蓬莱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
蓬莱农村的“村庄精神”像一团团火，锤炼出一大批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无私奉献、勇于开拓的新型农民，塑造出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农村。
王庄乡黄泥沟村是一个封闭在丛山峻岭中的小山村，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蹲在家里求富裕，出大力，流大汗，老是摘不到富果子。１９９４年以来，村党支部带领党员干部到先进村开眼界，结合本村实际提出了“幸福不会从天降，走出山门富起来”的村庄精神，使农民冲破传统的乡土观念，融合到世界经济大潮中。他们利用山区花岗岩资源丰富的优势，从北京引进人才，从日本引进资金，联合开发石材，产品直接打入国外市场，每年开发量７万多立方米。如今，这个小山村既有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又充满着走出山外做买卖，引进外资办企业的现代气息。
农民心中有了“村庄精神”，走到天涯海角也心系家乡。马格庄镇大皂许家村残疾农民许化明长年在北京、天津经商，他对村庄精神的理解是，爱家爱村才能爱国家，爱党爱民才是爱自己。他虽然长年在外，却始终不忘家乡父老，每年拿出一部分钱，为村里办一件实事，先后为群众安装了自来水、闭路电视、程控电话，盖起了花园式的幼儿园，购买了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供农民使用，无偿为村里投入资金１００多万元。
“村庄精神”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刘沟村过去是远近出名的穷村，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都跑到了城里，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１９９２年，村里确定了“艰苦创业为本，文明奉献为荣，开拓务实为风，振兴家乡为宗”的村庄精神，把外出务工的农民吸引回村建设家乡，很快使村里实现了“村庄园林化，通讯自动化，道路水泥化，生活福利化，村民劳保化”。２月２８日，８２岁的老人戴天禄过生日，村党支部一班人按常规带领幼儿园的孩子，载歌载舞为老人祝寿，在一片祝福声中，戴老汉满含热泪，深情地说：“‘村庄精神’使我们找回了失落的家乡。”
正是靠这种精神，蓬莱市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２０％的幅度递增，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２８０６元，跨入全国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的行列。
（附图片）
秀美的蓬莱阁。彭宣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乡村走笔
干部包户记
本报记者武卫政
１９９６年底，在晋西北黄土高原大阴梁村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穷得差点儿重走西口路的张区福一家，成了河曲县有名的“十佳双文明户”。
还是前几年，张区福一家五口人靠几亩薄地苦度光景，他做过工，跑过买卖，养过猪羊，东奔西走，结果一事无成，反倒把家底也赔上了。
１９９４年，南也乡的乡村干部开始包户扶贫。乡政府秘书李占才一次次坐到张区福家炕头，出主意想办法，鼓励他以养为主，种养并举。老张依计而行，领着全家人连年苦干，去年收入３万多元。张区福感慨地说：“这几年，李秘书紧紧盯着我，给咱长志气，送信息，帮技术，比办自己的事还用心。咱真心感谢这样的包户干部！”
也不仅是张区福，在南也乡，许多农民竖起大拇指夸奖包他们的乡村干部。记者探寻其中奥妙，乡党委书记田尚旗说：“包户扶贫并不新鲜，但我们包户不是松散联系，而是建立制度，长期坚持。”
说起干部包户制度，乡干部直言不讳：“这是逼出来的办法。”河曲是晋西北的贫困县，南也是县里出名的贫困乡，土壤贫瘠，资源匮乏。乡党委一班人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农民对脱贫致富信心不足，办法不多，加之一些干部作风漂浮，扶贫工作不见起色。
由此，这个穷山乡的领头人想出一招：把８１２户农民包给１４个乡干部和２１个村干部，实行干部对农户的双目标责任承包制度。即每个包户干部既要负责帮助农户发展家庭经济，还要帮助并督促农户履行社会义务。
“我们的任务是给农民送信心，送政策，送办法乃至送信息，送技术，送服务，送资金，由此带动农民履行社会义务。”３０出头的乡统计员李济春包了２５户农民，他把自家的农活扔给爱人，工作之余常年累月与农民一起忙乎。农户想不到的事他想到了，农户发愁的事他给解决了。当地土豆品种退化，为保证农民今年开春种上好土豆，去年冬天他跑外地调回一车种子，自己贴钱分给了大伙。实事办了一桩桩，一些农民再也不好意思拖欠集体的钱粮了。李济春尽心尽责，被评为乡里的优秀包户干部。
记者在乡政府翻开包户干部的责任卡，１１项量化指标一目了然，任务完成情况都记录在册。田尚旗说，为保证制度执行起来目标明确，责任到人，考核起来公平合理，有案可稽，我们基本上做到“乡里有档，村里有帐，干部有卡，农户有杠。”谁也不能投机取巧。
石家庄村曾是县里挂了号的后进村。最初，包户干部一竿子扎到村民家里摸情况，受到的是冷嘲热讽，有人甚至赶他们走。后来，村民感到包户干部不是下来做样子，走过场，这才掏出心里话：“多时不见这种作风的干部了！怎么干，咱听你们的！”
这两年，石家庄村正气抬头，民心思进。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评价包户干部的工作有水平，有步骤，有办法。７３岁的老党员刘海池对乡、村干部说：“石家庄村的人这辈子忘不了你们。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一定带头发展生产。”
记者了解到，如今还称不上富裕的南也乡农民，无论是履行社会义务，还是维护社会秩序，其自觉性令人刮目相看。作为一乡之“长”的田尚旗欣慰地说：“这两年我没有解决过一次民事纠纷。不是没有事，而是包户干部没等事情发生就解决了问题。”
干部包户以来，南也乡农民人均收入从１９９３年的４３６元增加到１９９６年的８００元，原来农村工作中的一些老大难问题逐步缓解。乡党委一班人不满足，要把干部包户延伸到党员包户，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附图片）
何新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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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厂长应与职工同甘苦
周自牧
一位百万富翁，拥有一家厂子，出差住普通旅馆，吃方便面；厂子烧瓷出事故，他披着湿被子进窑抢救，后来，又把赚来的５００多万元捐给集体，与全村的乡亲共同奔小康。我很敬佩这位经理，他叫王廷江，山东临沂人，是全国人大代表。上个月我第一次见到他，听他说，现在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没明没黑地干活。
王廷江这样干，不论厂子属自己的时候还是归集体以后，都经营得好，特别是厂子归集体后，他比关心自己的家还操心。厂长有这样一种心态，对企业，对职工都是一种幸运。
也许有人说这是农民习气。那么看看内蒙古包头钢铁稀土公司。这家老厂在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中排名第五，厂领导的办公室朴素得让人难以相信。这家企业的领导，都是知识分子、专家，见过世面，总不能说他们也是“农民习气”吧。
现在有些厂长经理爱摆大老板的气派，热衷于高消费，一掷千金，有的甚至由此引发出一些新的“服务”；有的瞒天过海，化公为私，敢把百万、千万、上亿元的国有、集体资产转移到个人帐上；有的治厂无能，捞钱有术，不断演出“穷庙富方丈”的活剧，国家、集体的利益，职工的疾苦，都不放在心上。
对这种种现象的出现，一些厂长、经理各有各的解释，有的说是为了做生意；有的说因为贡献大、报酬低，心理不平衡。原因不少，但我看最根本的还是思想素质低，监督机制不健全所致。在这些人身上，艰苦奋斗的传统丢得差不多了。
在企业当厂长、经理，要求具备较高的素质。比如，专业特长、经营头脑、管理能力、开拓精神等，都要比普通职工强。现在挑选企业领导，也往往很看重这些。这无疑是对的。但无数事实证明，厂长、经理能否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也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标准。能这样做的人，以苦为乐，心思扑在办好企业、为职工服务上。不能这样做的人，难免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考验，金钱美色的诱惑。有鉴于此，在推选、考核厂长、经理时，这一点千万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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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３６年伴青山
程曦卢仕俊
人们也许很难相信，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在偏僻山区，与青山作伴，一干就是３６年。她就是多次被评为省、地、县造林绿化先进个人、最近荣获“绿化赣南”奖章的江西省于都县回龙村段上村小组年近７０岁的女护林员丁二秀。
提起丁二秀，事情还得从６０年代初说起。那时段上生产队有１０００亩荒山，远在村外２０多里的下坑，多年无人管理。１９６１年５月，丧夫不久的丁二秀，主动提出进山护林。话一传开，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女人看山，自古少见”，“趁现在年轻，找个男人算了，逞什么能，护林得罪人多了，看你今后怎样过日子！”
丁二秀有个脾气，自己看准的事，闲言碎语很难把她吹歪。在队干部的支持下，她把不满５岁的男孩安排在亲戚家里，铺盖一卷，就在下坑安下了家。从此，她与荒山作伴，早起晚睡，日夜看山，从不间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下坑荒山上的树木逐渐长大成林。对此，有人高兴，有人眼红。有一次，几个年轻人进山乱砍杉树。丁二秀前去制止，他们根本不听，反而逞强：“不是你的树，管那么严干什么？”二秀寸步不让：“树是集体的，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我不管行吗？”他们见二秀针锋相对，软硬不吃，就气势汹汹地威胁：“你让还是不让，不让我们就宰掉你！”听到这话，丁二秀也火了，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这个老婆子，为了看山，死了值得；可怜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办，死了不如一条狗！”几个年轻人见丁二秀毫不示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丁二秀坚持原则，不畏强暴，对熟人、亲友，她也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有年早稻收割时，她的一个侄儿进山砍毛竹，丁二秀当场查问批条，她侄儿说：“家里急等着用，来不及批，这事你不说，谁也不知道。”丁二秀心想：让他一个，失信全队；得罪他一人，教育一大片。她照章办事，没收了侄儿的工具。丁二秀及时把这件事告诉队干部，按护林公约作了罚款处理。
丁二秀看山，不仅恪守护林职责，还经常抽空种松杉、栽油茶，履行绿化义务。有人跟她开玩笑：“你年纪这么大了，种了那么多油茶，吃得到吗？”她认真回答：“我吃不到没有关系，子孙后代能吃上就好了！”
有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丁二秀不认这个理，她想，为什么我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呢？她长年住在山里，没有私砍过一根木竹，乱摘过一个茶桃。平时做饭，她捡枯枝烂叶当柴，从不砍有用之材。她儿子结婚，要添置几样家具，她先缴育林费，按批准数量和指定地点砍伐后，还特地请队干部当场验收，不占一点便宜。
丁二秀在下坑度过了３６个春秋。如今油茶茂盛，毛竹青翠，松杉挺拔，山禽走兽随处可见，丁二秀的头发却变白了。这位平凡的农村妇女，依然精神抖擞，一如既往地守护着千亩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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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录
救救国宝大铁牛
本报记者刘伟
３月上旬，记者在晋南采访时顺道去永济市蒲津渡旧址，参观出土的唐代铁牛、铁人。没料想这名扬海内外的国宝，却泡在３０多厘米深的水中，遍体锈迹斑斑。
１９８８年８月，蒲津渡旧址出土了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四尊大铁牛和四个牵牛的铁铸力士。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两座铁山、一组七星柱、三个夯堆、明代正德年间的记事碑和明代砌筑的石条护堤及堤下的四排柏木桩。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黄河古渡口遗址。
蒲津渡口原有一座黄河上最早、最长的浮桥。该桥始建于春秋时鲁昭公元年（公元前５４１年）。北魏时为竹缆连舟式浮桥。唐开元年间建成铁索连舟式浮桥，拴铁索的地锚便是铁牛、铁人、铁山和铁柱。铁索桥存世５００余年，后被南下的元兵放火烧毁。出土的铁牛、铁人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工艺水平最高、历史最悠久的铁铸文物，有很高的文物价值。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１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蒲津渡遗址参观了唐代铁牛、铁人后，指示有关部门要保护好这稀世珍宝。
永济市政府秘书长胡宝对记者说，市里拨了些钱盖了个简易的塑料顶棚，给唐代铁牛、铁人遮阳挡雨。但因沙土地日日渗水，虽安了一台小型抽水泵，仍不能最终解决保护国宝的困难。
铁牛、铁人出土时，黑油油的，人、牛造型美观，其质量之好，令专家赞不绝口。时至今日，铁牛、铁人已是黄锈斑驳，面目全非。
题图：锈迹斑斑的唐代铁牛和铁人。 刘伟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