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以咸海为镜
尹树广
熟稔苏联文学的朋友，想必记得小说《第四十一个》。茫茫波涛中的荒岛，红军女战士玛特留卡向自己心爱的恋人扣动了扳机……笔者曾幻想，有朝一日能站在这上演过千古绝唱爱情悲剧的大海边。
而今，我如愿以偿。但我来到这片曾让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心湖却荡不起一丝涟漪。因为我不敢相信，这片连天接地的汪洋大水正从地球上消失。然而无情的事实却证明了这就是咸海的命运：
——世界第四大内陆湖的面积已萎缩一半，从６．６５万平方公里减少到３．５万平方公里。水位已由５３米下降到３６米。与２５年前相比，海岸线已后退了约１００公里；
——咸海周围地区盐碱化严重，已变成名符其实的世界最大人工盐井。每年约有１亿吨盐尘被狂风卷上天空，抛撒到方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咸海生态状况日趋恶化。稀世罕见的鱼类和鸟类正在绝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卡拉卡尔帕克人正面临生存危机……
往事不堪回首。咸海昔日最大的港口——阿拉尔斯克城已像涸辙之鲋，退至距海面１００多公里以外的地方，锈迹斑斑的驳船躺在黄沙之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除切尔诺贝利外，地球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像咸海流域这样生态受害面如此之广、涉及人口如此之多的地区了。”
但有谁能想到，仅仅３０年前，咸海还是一派海天辽阔、惊涛裂岸、帆樯林立的景象。阿姆河和锡尔河像两条银龙，从帕米尔雪峰奔流而下，流经中亚千里沃野，注入咸海。千百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与两河形影相伴，架起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这里不禁提出一个问题：咸海危机，谁之过？
专家一致认为，中亚地区片面栽种棉花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最直接原因。自５０年代末以后，苏联开始在两河的上游乌兹别克大量种植棉花。乌正常年份的棉产量达５００万吨，皮棉出口量居世界第二。在土库曼斯坦，１０００多公里的卡拉库姆运河横穿卡拉库姆沙漠，将阿姆河水西调至首都阿什哈巴德。咸海几成无源之水。
然而，原本匮乏的水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譬如，在乌境内，水渠总长达１８．３万公里，但只有２—３％的水渠用水泥和其他加固物固定。在这里，浇灌１公顷土地耗用０．７—１万立方米水，超过正常用水量的１—２倍。
那时，“人定胜天”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为实现某个主观意念而牺牲自然环境，被视为天经地义。孰不知，人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昂贵百倍，一个正在消失的咸海看来永远也无法挽回了。
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人口２２００万的中亚最大国家，滚滚黄沙正由北向南蔓延，一个个村镇被悄悄蚕食，人和土地正在为争夺有限的水而展开殊死较量。到２０２０年，中亚人口将达到１亿人。水资源届时将更加紧张。有人甚至做出悲观的预测，中亚各国将可能像历史上一样，爆发“水的战争”。
已有学者提出拯救咸海的各种建议，其中最大胆的当属将里海水引入咸海。所幸的是，人们仅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再次向自然开刀，其结局可想而知。其实，拯救咸海没啥灵丹妙药，办法恐怕只有一个，还咸海以源头活水，节约每一滴河水。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从咸海这面镜子中，人类应当能认识到，必须尊重自然，保持生态平衡。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瞻仰“亚利桑那号”纪念堂
何洪泽
夏威夷的珍珠港，名字很美，景色也迷人。绿水青山，港湾宽阔，游船如织。从山上远眺，它几乎为陆地所环抱，好像一颗明珠镶嵌在瓦胡岛上。
然而，它的出名却是由于一场战争。５０多年前发生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改变了美国在二战中的立场，使千百万美国人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去。
早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前，就有人提出为沉没的亚利桑那号建一个纪念物，以永久悼念珍珠港事件的遇难者。最初，只是在亚利桑那号沉舰还露出水面的旗杆上升起美国国旗，后来，在旗杆的底部树了一块纪念牌。１９５８年，当过二战盟军司令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了建立纪念堂。１９６２年，纪念堂落成开放。
以当年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亚利桑那号”命名的纪念堂，设计构思相当巧妙，它建在水上，横跨亚利桑那号战舰残骸，远远望去，酷似一艘停在水面的白色军舰。设计者阿尔弗雷德·佩雷斯说，纪念堂外形中间凹陷，两端挺拔，代表战争最初遭袭击惨败，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整个设计力求体现庄重肃穆而又不悲伤的气氛，使每一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冥思其内心的感受。
进入水上纪念堂之前，在岸边，另有一座亚利桑那号的纪念博物馆，馆内有对珍珠港事件始末的介绍，并陈列着遇难官兵们的遗物。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部２０分钟的纪录片，几乎完全用当时所拍摄的胶片剪接而成，重现了当时战争的惨烈景象。一位７０多岁的导游，在电影放映前，作了简短的介绍，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位老者就是当年美国海军的退役军人，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他担任这个工作完全是义务的，工作虽然简单，却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好像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从博物馆到纪念堂需要乘船。船上服务人员都是年轻的海军官兵。身着雪白海军制服的男女军人，彬彬有礼地引导游客上船，介绍珍珠港的概况。虽然纪念堂和博物馆名义上归国家公园管理处，但美国海军显然认为，亚利桑那号还是属于它的舰队编制。这种感情也影响着观光者，似乎在提醒人们，这不是一般的游览，这是在珍珠港，是去瞻仰战争的牺牲者。
登上纪念堂，才发现它惊人的简朴无华。毫无装饰的大门和厅堂，里里外外只有一种颜色——白色。这既是海军特有的颜色，又是寄托哀思的颜色。从四周敞开的瞻仰大厅，人们可以看到亚利桑那号静静地躺在清澈的水中。虽然舰上的大炮和上层建筑已不复存在，但仍可以看到巨大的炮塔底座和甲板上的设施。亚利桑那号沉没以后，人们并没有想去打捞它，甚至连牺牲在船舱里的海军官兵遗体都没有寻找，似乎怕再惊动他们。５０多年了，那１０００多名牺牲者就一直与他们的战舰在一起，也许，有的还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纪念堂的尽头，是洁白的大理石墙面。上面刻着亚利桑那号遇难的１１７７位官兵的名字。用金粉描出，辉煌又不失庄严。没有更多的介绍，一切都在不言之中。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有几个是来自同一个家庭的父子和兄弟。他们同在亚利桑那号服役，同在珍珠港事件中牺牲。从此，美国海军即有一条规定：父子和兄弟不得在同一战舰上同时服役。在牺牲的官兵名单的下方，还有十几个近年去世者的名字。这些是亚利桑那号的幸存者。他们虽不是当年的殉难者，却是同一战舰上的战友。他们是忘不了亚利桑那号的。按照他们的遗愿，他们与自己的战友们葬在一起，日日夜夜，永不分离。
在这高大、洁白、神圣的殿堂里，面对这满满一墙壁的牺牲者的名字，令人不禁陷入深思。５０多年已经过去，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已经不多了。幸好还有亚利桑那号纪念堂，每年还有几百万人来这里参观瞻仰。亚利桑那号虽默默不语，却能使人们永远记住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踏访小国故事多
吕岩松
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国土为两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仅２００多万。它的面积与北京市大体相当，而人口不足北京的１／５。自己的国家小，斯洛文尼亚人并不回避。记得去年１０月与库昌总统共进早餐时，笔者曾问斯洛文尼亚哪一处景致最具代表性。这位颇有学者风度的总统思忖片刻，轻声回答说：“最好到斯洛文尼亚与意大利的边境去，天气好时从那里可以看到首都卢布尔雅那。”
卢布尔雅那有２０万人口，市内不乏高楼大厦，但初来乍到者没有地图也能应付。卢布尔雅那人又是怎样看待这座城市的大小呢？当地一位同行说，想在街上找到一个人不容易，但要在市内藏起来也同样很难。斯洛文尼亚人极富幽默感，他们有关自己国家是个小国的俏皮话很多。朋友们曾向记者讲过一个故事。去年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访问卢布尔雅那，斯乘机提出要首批加入北约，其理由倒也不无根据：斯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如果匈牙利等国先入盟，北约将无法从意大利向东欧新成员国调兵。美国官员回答得也干脆：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需要时北约会毫不费力地占领它。
玩笑归玩笑，在记者的印象中斯洛文尼亚人不仅做事认真，而且上至总统，下至黎民百姓，人们都在或多或少地思考着自己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库昌总统曾对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目前一个国家的市场不再是孤立的。紧张的竞争向各国提出它们是否有能力加入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潮流问题。与此同时，各国在多元化世界中又将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保护其文化和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语言？虽然大国和小国同样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但对斯洛文尼亚这样一个小国来说问题显得更加严峻。基于这种忧患意识，斯提出了独特的外交战略。它以巩固斯在中欧及整个欧洲的地位为出发点，同时又注意在世界各地区间保持平衡。因此，斯将同中国的关系赋予了某种战略意义。
斯洛文尼亚人的头脑中深深潜伏着小国情结，在他们的眼中，有几十名工人的工厂是中型企业，人数上百就成了大型企业。不过，小国意识并非封闭排外，而是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在与世界的全面接触中发展自我。记者结识的科佩尔港的一位公关小姐可谓语言天才，她除了母语和塞尔维亚语外，还通晓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当被问及如何掌握了这么多语言时，她笑着说：“斯洛文尼亚是个小民族，没人懂得我们的语言，要同外界接触就必须学习外语。”她拿出一本中文版科佩尔港资料，不无认真地说：“有朝一日港口与中国的合作增加了，我会学习中文的。”
在斯洛文尼亚采访期间，我们有机会参观了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企业，生产摩托车的托马斯公司便是其中一家，记者在这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斯洛文尼亚人的小国意识。虽然来访的只是几位中国记者，托马斯却做了极为认真的准备工作。我们参观车间时，公司雇来的摄像师和摄影师像跟着国家政要一样拍个不停。随后，公司总经理等亲自出面介绍情况，详细阐述其产品的优越性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他们真诚地说，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不指望能在中国市场占很大的份额，但有可能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也绝不会轻易放过。
卢布尔雅那市长曾向记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大国总理向他询问卢市有多少居民，他如实作答后发现对方想问卢布尔雅那人是不是都住在宾馆里，这位担任过外长的市长先生随即补了一句：斯洛文尼亚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９０００美元。那位大国总理向他表示祝贺并真诚地说，斯洛文尼亚是个十分重要的国家。这个故事的确有些代表性。近年来，斯洛文尼亚一方面立足于自己的“小”，步履坚实地走向世界；同时它又以自己某种特有的“大”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动物的厄运何时休
艾东
就“利润”而言，非法贩运第三世界国家的珍禽异兽完全可与走私毒品相提并论。但两者“后果”却大相径庭。由于走私海洛因和印度大麻，“罪犯”可以锒铛入狱，甚至“坐上电板凳”。而非法贩运动物——“我们的小兄弟”的人，充其量受到罚款，有时不过受几句训斥而已。正是因为深知法律的此种不健全处，世界各地的动物贩子才肆无忌惮，有时甚至达到极富挑衅性的程度。
斯里兰卡是个拥有丰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国家。有一天，海关检查站扣留了一名欲飞哥本哈根的丹麦人———在他的行李中发现有３条活眼镜蛇。起初，这个丹麦人扬言，倘若海关人员没收这些爬行动物，他便将其弄死。尔后航空港工作人员拒绝为他发放座号票，他只好让步。这位走私者未能得逞，空手而归，三条眼镜蛇被放回附近的热带丛林。
有资料称，西欧市场上每年约有１０万只南美洲鹦鹉在出售，还需指出，在运输途中，每５只鹦鹉只有二三只得以幸存。这就意味着，南美洲森林里每年失去的鹦鹉最少有２０万只。
由于对象牙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肯尼亚、扎伊尔和坦桑尼亚的非洲象总数已减少一半。本来世界上对号称“白金”的象牙的销售有着严格限制，但１／５的精美装饰品系由非法捕获的象牙制作。
非洲犀牛的命运也令人堪忧。所谓犀牛角可以制作男性神药的说法广为流传，结果导致对犀牛的大规模捕杀。现在，犀牛这一惹人喜爱的庞然大物几乎濒临灭绝：如果说１９７０年犀牛总数尚有６万头的话，２０多年后的今天，总计才有几百头。
在南亚和东南亚，众多异国饭菜的爱好者也给动物世界带来巨大损失。野生动物肉在这里倍受青睐。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我国台湾省可以定做蟒蛇或鳄鱼的剪肉排、炒蝙蝠、炸狐猴以及焖豹子。凡是下菜的动物均被关在特制的笼子里，顾客可以任意挑选自己的“意中餐”，然后由东方厨师为其精心烹调。在东南亚个别地区，以活猴脑为“美食”的陋习尚未根除。
泰国的学者们警告说，如果非法捕猎者以现在的速度灭蛇，那么，用不了多久，全国就要面临大老鼠进攻的威胁。而鼠疫在印度的流行已经证明老鼠肆虐的后果。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世界一角
走进里约植物园
张勇
到里约热内卢，不能不去植物园。因为它既是一个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俱佳的旅游胜地，也是了解植物王国巴西的一个窗口。
一早，我们慕名来到植物园。一名导游在门口热情相迎，引我们径直来到一座法式喷泉前，其下记载着植物园的由来：这里本是一座火药厂，主人是宗主国葡萄牙国王若奥六世。１８０８年，喜爱植物的若奥废弃了火药厂，建造了这座庞大的皇家植物园，主要用来培育东方香料植物。１８１７年，植物园开始向公众开放。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兼收并蓄，它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植物园之一。
由喷泉前行，经过博物馆、图书馆和展览中心等古色古香的馆舍，就进入一望无际的热带丛林。园内静谧怡人，大西洋上吹来的微风撩拨着弥望的绿色，把阵阵幽香送入鼻翼。笔直的林荫大道如阡陌纵横，把园内已开放的５４公顷土地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其中主要有外国植物区、亚马孙植物区、兰花馆、食虫植物馆等。各区内又都有小径蜿蜒，供游人寻幽探微。导游说，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体现自然的原始风貌。
大道以著名植物学家、植物园园长的名字命名，路旁种植他们培育过的树种。在路的拐弯处或空地上，常可见精美的雕像或喷泉，显示着园林学家的匠心。折入曲径，发现树前大多标明树种、树名、发现地、原产地等，但对我们来说，这些都犹如天书，只好静听导游一一道来：这是旅行者树，把吸管插入树干，即可喝到甘洌的清水；那是巴西红木，色红如炭火，可制染料，巴西的国名来自这种植物；此系纸树，树干如层纸，撕下来可以当纸用；彼为“混血儿树”，树皮在一年中会由青变黄，再变红，最后变黑脱落……据说，园中植物有名称的达５万多种，还有许多有待命名。
园中有两处风景绝佳。一是园内最大的水域里昂德罗湖。当年是里昂德罗主持开挖了这个湖泊。如今，他的塑像立在了他监工时所站的位置上，守护着与他同名的湖泊。顺其目光望去，但见湖光潋滟，修竹临风，柔水如绫，睡莲浮动，白鹭悠闲，游鱼从容。如此胜景，也难怪若奥在岸边高地上置石桌喝茶，乐而不思返国了。正赞叹间，忽见两位盛装少女在父母陪伴下来水边留影。原来，当地少女在年满１５岁的那一天都要来此过成人节。植物园在里约人心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处是位于植物园中轴线上的林荫大道。两旁高达五六十米的帝国棕榈森然壁立，更兼树干挺拔、不蔓不枝，益发显出冲天豪气（见题图）。导游说，帝国棕榈来自非洲。１８０９年若奥在园中种下了唯一一棵，并下令禁止将种子外传，以示其尊贵。但禁令没能阻止住人们对这种树的喜爱。据说今日园中乃至全国的帝国棕榈都是那棵树的子孙。我们没能见到它们的始祖，它在１９７２年的一次雷击中倒下了。大道北端有一座古朴雄浑的罗马式建筑，原为巴西最早的美术学院的建筑，后迁至此。大道中段有一尊英国制造的三层喷泉引人驻足。其顶层有四尊婀娜的女神像，分别代表音乐、诗歌、科学和美术。整座喷泉造型典雅流畅，工艺细腻精美，在园中乃至巴西都堪称上品。大道南段以植物园历史上第二号重要人物巴尔波扎的名字命名。巴尔波扎任园长期间，设立图书馆和博物馆，制作植物标本，并进行分类，还撰写了巴西植物发展史，开展病虫害防治等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植物园由此开始了在植物学和生态保护方面的科学探索。
步出巴尔波扎路，两个小时的走马观花已近尾声。但这时我们被一个路边雕塑展览所吸引。十几件展品虽不精致，但因为全部是利用废弃物品做成，倒也显得别致：有用易拉罐做成的动物、有用塑料瓶做成的万花筒、有用酒瓶做成的椰子树的阴影等等。看管展品的是一些身穿志愿者服装的小学生。导游说，他们是利用节假日来义务服务的，以从小培养环保意识。展览的目的是告诫人们，应当重视回收废弃物品，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其实也有用场。
因时间关系，我们路过火药厂时没有停留。从车中望去，它那粗粝的建筑显得与周围不甚和谐，但它毕竟是植物园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而历史是不应抹杀的。据说，里面将用当年的机械设备模型展示火药的制作过程。看来，它还将作为历史陈迹存在下去。
归途中，大家兴致不减，话题不离植物园。忽然，寡言的年长者周君发问，谁能用两句话概括这座植物园？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周君只管微笑不语，最后他才从容道来：“化黑药为奇绿，变废物为艺宝。”然后补充说，植物园由制造杀人武器的火药厂演变而来，还能把废弃物品转化为艺术珍品，其变迁让人想到人类从战争走向和平，从破坏环境走向保护生态的进步。这才是里约植物园的不凡之处。众人听后，无不称妙。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莫理循
——“最了解中国的澳洲人”
刘路新（澳大利亚）
中国与澳大利亚，一个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一个是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两国间的交往由来已久。其中，乔治·莫理循（１８６２—１９２０）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开拓者之一。人们称他是最了解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被称为“莫理循大街”，时至今日，西方的汉学界仍有不少人沿用这一名称。
１８９５年，澳大利亚人莫理循被任命为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就住在王府井大街，其旧址就是今天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在这里，他一住就是２０年。莫理循先用两年时间跑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方，１８９７年起便常驻北京。算起来距今整整一百年的时间。莫理循目睹了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如义和团起义，清政府垮台，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以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
莫理循交游广泛，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界人物，特别是与西方驻华使节有密切的交往，被称作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中国通”。他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和判断东方局势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莫理循还广泛搜集各种有关中国的书籍资料，建立了藏书数万册、多达十几种语言的“莫理循文库”，被后人称为“亚洲的精神财富”。
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２０岁时曾独自一人由北向南步行穿越澳洲大陆。在遍游世界各地之后，莫理循于１８９３年底来到中国。第二年初，莫理循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跨越４６００多公里，一直走到缅甸首都仰光。这次旅行过后，莫理循写下了著名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
这本至今仍为澳人研究中国社会必读的著作，曾引起巨大反响，一时洛阳纸贵，也使莫理循名声大振。它推翻了当时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人的偏见。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点引起争议。首先，莫理循强调，中国人虽然贫穷，但他们是最热情好客的民族，心地善良，言行举止极富教养。其次，书中对当时不正当的鸦片贸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西方列强企图奴役中国的步骤之一。同时，莫理循还在书中对当时我国随处可见的传教士作了批判。一方面，他指出，企图用宗教同化中国人民的努力必将失败，另一方面，他在书中揭露了许多传教士骄奢淫逸的生活。
在这本书中，莫理循一开始就坦率地写道：
“我是怀着强烈的种族敌视态度前往中国的，这一态度在我的国人中很普遍。然而，这一情绪逐渐被深深的同情和感激所取代。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将永远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这趟愉快的旅行。在这次跨越数省的旅行中，我走过了几乎等于穿越欧洲大陆的路程。无论何时何地，我所见到的都是最善良敦厚、热情好客、最彬彬有礼的人们。我认为，中国人一直没有忘记他们的古训，总是热情招待远方来客。”
莫理循不仅非常了解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日益加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召开了巴黎和会，瓜分胜利的果实。会上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由此引发了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莫理循曾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鼓动者，并为此起过重要作用。莫理循也参加了巴黎和会，听到这一提议，他异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极大侮辱，并立即拂袖离席而去。其后不久，莫理循即去了英国，于１９２０年病逝。
莫理循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中国的史料。他的传记《北京的莫理循》记载了他多彩的一生，特别是他在中国的活动，也是了解中国在本世纪初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著作。本书自６０年代出版后，一直畅销不衰，成为西方汉学家们重要的参考资料。澳大利亚的汉学家费约翰教授最近表示，莫理循当之无愧是最了解中国的澳洲人。这种了解，加深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在中澳两国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莫理循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