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专版)
专栏：
《红河谷》诞生记
尚轩
早在１９９０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冯小宁完成了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战争子午线》，虽然得了奖，可他觉得片子没拍好，没拍彻底。于是，这位不安分的年轻电影工作者又萌发了一个念头，想拍一部有大山大川那种壮丽场景、有很深的内涵、有很好的视觉效果、很大气的片子，所以他想到了本世纪初藏汉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的那段真实而悲壮的故事。尽管后来他拍《北洋水师》和《大空战》忙得不可开交，但这个选题冯小宁一直在琢磨。１９９５年初，冯小宁和当时的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著名导演艺术家吴贻弓谈起此事，引起吴贻弓的极大兴趣。尔后，吴贻弓和上影厂厂长朱永德多次与冯小宁接触，拍板支持他先写出剧本。他们觉得一部电影的成功，关键在于寻找到选题的独特点，而《红河谷》正是这么一个别人尚未发现和挖掘且视角特别、难度很大的题材。吴贻弓和朱永德认定冯小宁把视线投向伟大而神秘的西藏并从中国近代史上寻觅到藏汉人民抗击英军这一事迹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特殊的创作领域，多少年来没有人敢去碰它，这是一座诱惑全球电影人的处女峰！他们希望《红河谷》能十分强烈、十分激昂地弘扬一种融含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弘扬决不是口号式的、表面形式上的东西，应该通过影片向观众传达一种深刻的立意，那就是我们应该从前人鲜血染红的河谷中听到历史的回声，看到我们的先辈用生命铸成的丰碑，并以他们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开创我们中国人的新生活。正是带着这种指导思想，冯小宁闭门谢客四个月，拿下了《红河谷》的剧本。
剧本写出并经过反复研讨后送交上级主管部门，从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到广电部有关领导阅后都十分重视，多次给予关心、指导。１９９６年４月，上影厂厂长朱永德亲自带队，以他摄影师的独特目光和导演冯小宁、上影优秀美术设计师陈绍勉等一齐出外选景。翻过高山峻岭，穿行戈壁荒滩，挺进塞外草原，跨越河西走廊，从布达拉宫脚下出发，经藏、川、陕、甘、宁，日夜兼程、干粮充饥，以一辆吉普车为交通工具，纵横２０００多公里，整整２０天没有睡过一个完整觉。嗣后，上影建立了强有力的摄制班子，制片主任张建民是和斯皮尔伯格等合作过的年轻干将；摄影师高子逸曾拍摄过荣膺国际大奖的影片《留守女士》；录音师詹新则是“金鸡奖”影片《阙里人家》的录音……在选择演员时，冯小宁和厂、局领导斟酌无数次、筛选数十人，最后还是确定由上影主演过《我丑，可是我很温柔》等片的青年演员宁静领衔主演。当时的宁静因拍别的戏时在现场受伤。读过剧本的宁静被深深吸引，尽管医生一再嘱咐她还需卧床休息，可她却义无反顾地进入世界屋脊投身创作。可以说，《红河谷》是上影历史上拍摄最艰苦的一次艺术实践，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一次身心与灵魂的净化。上海广电局副局长李民权等有关同志赴藏慰问摄制组时，面对一群皮肤黑紫、嘴唇干裂、一脸灰垢、满目血丝的上影人，这位曾任上影党委书记的领导竟一时辨认不出昔日曾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为了一组雪山蓝天作衬景的镜头，摄制组居然在只有一个氧气袋、没有医护人员、没有搬运民工的情况下，屏足全身气力，硬靠人拉肩扛，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背着沉重的器材、道具，一步几喘又爬又挪攀登，创造了人类电影史上在被藏胞称为生命极限区域的海拔６０００米高度以上拍片的惊人奇迹！回想起那段似人非人、有时找不到住宿点大伙儿挤作一团熬到天明的艰辛日子，上影人感慨万端：“要拍人民群众喜爱的影片，就必须有这么一种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红河谷》的成功是与上影人、上海广电局决策者们卓有远见的魄力和真抓实干的精神分不开的。剧本定稿伊始，上影便破例以１０００多万元的雄厚资金注入拍摄，其中上海广电局投资６００万元；开机后，每批样片送回，厂、局领导都及时审看，提出具体修改和补拍方案；拍摄完成后，他们又协同导演、剪辑一道，从５２０分钟的毛片中一次又一次精剪，最终完成了这部１小时５６分钟的精致作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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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在人间
——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观后
蔡师勇
散场了。人流在嘈杂的胡同中蠕动——他们表情各异，但影院里弥漫着的兴奋、肃穆与激动，尚未从他们脸上褪去。——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撞击，在影片中是那么真切又剧烈；银幕上的人和事，仿佛就发生在人们身旁。在刚才那一个半小时里，影院仿佛变成了灵魂的法庭！
《离开雷锋的日子》的主人公，是和雷锋同开一辆车，后又不幸地无意造成雷锋牺牲的乔安山数十年间，始终无法摆脱沉重的负疚感。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念牢牢控制着他：别人可以不学雷锋，我不可以！编剧选取乔安山这个极为独特的人物切入，诚可谓独具慧眼。因为，题材本身为作者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然而，这个题材也向电影创作者提出了艰巨的任务：如何描写乔安山在几十年漫长的日子里学雷锋的事迹。毫无疑问，可供选择的素材数不胜数。电影的编导们没有简单地公式化地展示乔安山所作的一件又一件好事，而是把主人公置于起伏跌宕、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
影片以现在时态的乔安山的回忆作为贯穿线。乔安山出场伊始，便陷入常人无法忍受的困境。影片开头仅数分钟，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一下子使人屏息揪心。然后，讲述离开雷锋之后的日子。乔安山成为长途汽车司机。影片未专注于他的扶老携幼，而是突出了疾恶如仇的他和以权谋私的孙科长的面对面的斗争。售票员小吴，被乔安山的精神所感动，把原先想据为己有的一枚乘客遗失的金戒指，悄悄挂在方向盘上。继而，影片进入了整部作品的“戏核”：乔安山救助被汽车撞伤的卖豆腐梁老头，反被梁家亲属讹诈、冤枉为肇事者。真正的肇事者逃逸了。老头的子女不肯交纳医疗费，无耻地诬陷乔安山为肇事者。此刻，老实巴交的乔安山有口难辩。他再次陷入比当年无意撞死雷锋更深重的绝境。他感到无比孤独，甚至绝望。除了妻子，连亲生儿子也一时间站到对立面。事情发生在１９８８年。乔安山周围，几乎无人相信，现今社会还有雷锋式的乔安山这样无私无畏的人！围绕这起事故，各色人等的灵魂，宛如初生儿一般，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救人反被诬为害人。被逼到了绝境的乔安山，“连死的心都有了！”矛盾激化到了这个地步，加上那几个财迷心窍、猪狗不如、天良丧尽的丑类，活灵活现，耳熟能详，岂能不深刻地唤起观众的道德义愤和对主人公的无比同情！真相终于大白这场戏，安排在医院，主要人物都出了台。刘佩琦扮演的乔安山和宋春丽扮演的乔妻，在长长的整场戏中，完全沉浸于憎爱分明的规定情景，表演到位准确，激情澎湃，道白句句掷地有声，让人热血沸腾。正是这场在某种程度上看似舞台化的重头戏，赋予乔安山高尚磊落、顽强淳朴的人格力量以巨大的深度。要知道，在一部影片中，倾注全力，精心拍好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心段落（华彩乐章），是几乎所有优秀电影作品的成功“秘诀”之一。《离开雷锋的日子》找到并拍好了这样一个中心段落。它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心！
《离开雷锋的日子》比较尖锐地触及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生活里，对于人们的道德状况的热切关注。——这是时代的话题，历史性的话题，可以唤起人们共鸣的话题。在艺术欣赏中，美感是复合体，是道德感、理智感（求知欲得到满足等引起的情感）和审美知觉的复合体。其中，道德感经常起主导作用。《离开雷锋的日子》由乔安山折射出来的雷锋精神，其巨大的道德力量，激起欣赏者强劲的道德感，使他们不知不觉地置身于影片的特定情境，移情银幕，自我审视，在善与恶，无私与自私的较量中，内心世界波澜起伏，欲罢不能。与剧中人共同体验善终于战胜恶的观众，灵魂得到了升华，正面的道德感得到了满足，从而肯定了这部影片的艺术价值。须知，在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正面的思想道德力量，或曰思想内涵，是作品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基础。缺乏思想道德力量的作品，或许可以引起观众的兴趣，但是绝对无法引起他们的兴奋和共鸣。显然，《离开雷锋的日子》的创作者们自身早已被他们所描述的对象深深打动，才能以如此深厚的真诚和充沛的激情，挥毫泼墨。——艺术创作一旦丧失这种真诚和激情，精品便无从产生。
影片结尾，是乔安山与儿子的载货大卡车在运输途中陷入了泥泞，不能自拔。几辆汽车相继擦身而过，但无一伸出救援之手。儿子很得意，因为这似乎证实了他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泥泞之中的大卡车是一种艺术隐喻。天亮了，远方传来阵阵自行车清脆的铃声。一群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员来到这里，同心协力把卡车拖出泥泞。乔安山从年轻人手中接过一顶作为青年志愿者标志的小红帽，脸上绽出会心的微笑：毕竟好人还是多数！无疑，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我以为，青年志愿者所代表的，既是雷锋精神的延续，又是雷锋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今天，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无数像孔繁森、李国安这样的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的是乔安山的故事，也是每一个新时代开拓者的故事。我们欣赏《离开雷锋的日子》，不仅在于它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更主要的在于，它充满向上精神，鼓舞人们奋进。或许，可以用一部老影片来概括我的观后感，它的名字叫：希望在人间。（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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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道小菜大快朵颐
——小议《夫唱妻和》兼及喜剧创作
竹迅
《夫唱妻和》是导演张刚阿满喜剧系列的一部新作，对九六影坛而言，它好比一支悦耳的民歌，一幅欢快的年画，一缕谐趣的乡情，一角宜人的风景。剧情从廉洁奉公的乡长木阿满的女儿考取大学，但阿满一时凑不足女儿的学费开始，又从阿满为筹学费瞒着妻子偷卖自家电视机展开，所有喜剧人物的出场和喜剧情节的设置，都围绕着阿满设计自以为得意的妙计——如何既能让女儿满意又不让妻子生气——这一富于戏剧性和悬念性的喜剧焦点而扩展铺陈。当影片在完满的结局中结束时，观众无不从欢笑中得到审美愉悦和精神满足。
有人说，《夫唱妻和》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充其量能起一点“八角花椒葱姜蒜，芥茉辣椒酱醋盐”之类的佐料作用。不错，若以《夫唱妻和》的开掘范围和制作规模而论，它的确算不上什么鸿篇大作，在艺术水平上也难比当年影片中某些精美华章。但它对现实本质的真实概括和生活中触目皆是的喜剧因素的夸张放大，真真确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与欢迎。这不能不说，《夫唱妻和》这碟并不那么起眼的小菜，在“观众喜爱”这个意义上绝对是一道美味可口、大快朵颐的大餐。张刚导演辛勤耕耘十数年，阿满系列喜剧影片产出数十部，以中国唯一的系列喜剧影片独步电影市场，经久而不衰，阿满形象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已毫不逊于寅次郎之受日本观众喜爱的程度。近年来，影评界有识之士已由惊讶与敬佩张刚的执著而欣然注意到阿满影片引发的喜剧电影园地独有的“张刚现象”。
为什么张刚的喜剧——譬如说《夫唱妻和》如此被观众特别是广大农村观众所厚爱呢？为什么《夫唱妻和》在九六中国影坛上格外引人注目呢？答案很简单：其一，广大观众渴求喜剧，《夫唱妻和》想观众之所想，急观众之所急，让观众喜闻乐见，令观众开怀展颜；其二，去年百余部影片中，深沉严肃者众，轻松欢快者寡。《夫唱妻和》如纷花上之轻蝶、薄雨中之飞燕，给九六影坛平添活力与春色。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问题——如何增强影片的娱乐性、观赏性，给广大观众拍摄更多更好的、轻松愉快寓教于乐的喜剧影片或轻喜剧影片。
我国的喜剧电影是富有中国风格特色和优良传统的，并且有过十分骄人的成绩。但近些年喜剧创作量少质弱，整体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原因在于，一些艺术家视喜剧为二等艺术，根本不屑于致力喜剧电影的研究和创作，使喜剧无端受到冷落，少人问津：一些影片缺乏对喜剧特性的理论研究，对喜剧规律化的结构模式无从把握，将过多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塞进喜剧；一些影片则受港片嬉闹俗趣之风浸染，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格调清新健康、内容寓教于乐这一前提。结果造成喜剧电影数量不多，喜剧人才匮乏，喜剧质量平平。甚而至于某些“喜剧”拍成了低俗无聊的闹剧，某些“喜剧”拍成了平淡乏味的苦剧，某些“喜剧”拍成了耍贫嘴、逗闷子，糟蹋自己、埋汰别人的痞剧。凡此种种，都近乎左道旁门，根本没有取到喜剧的真经，反而成了阻碍喜剧艺术健康蓬勃发展的痼疾。由此看来，电影创作一方面要为喜剧大声疾呼，鼓励和提倡用喜剧形式表现新中国诞生过程中富有喜剧因素的人物与故事，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克服各种违背喜剧创作规律的胡编滥造，为喜剧清障，给喜剧正名。
生活呼唤喜剧，喜剧来自生活。尽管《夫唱妻和》还存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缺憾，但从其备受欢迎的社会效果上看，无疑会使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人民群众强烈需求喜剧，渴望轻松欢愉，心愿笑口常开，广大电影工作者应该清醒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努力为人民提供丰富多样、营养均衡的精神食粮。人们相信，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的１９９７年，一定会有更多更好包括喜剧形式在内的影片繁荣于市，为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增添光彩。（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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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泼墨绘史工笔描人
——《大转折》导演的话
韦廉
去年长沙电影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全国的电影工作者肩负“多出精品，促进繁荣”、“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光荣使命，以饱满的创作热情，积极投入到实行“９５５０工程”的工作中，殚思竭虑，苦干实干。经过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１９９６年国产影片的创作和生产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影片题材领域拓宽，总体质量得到提高，其间涌现出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成功之作。今天本报特发专版，向广大读者介绍几部１９９６年国产电影创作中的优秀之作。
——编者
５０年前，刘邓大军在陈毅、粟裕的华野和陈赓、谢富治的太岳兵团配合下，千里跃进大别山，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大大地加速了战争的进程。这是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直接变为战略反攻的伟大转折，是中外战争史上的空前创举。其气势之雄浑，其战略构思之伟大，其历史意义之深远，其战争过程之艰苦卓绝至今未被文艺作品所充分地表现。这也就是尽管以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已有多部，我们还要拍摄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
在实现这次历史性大转折的三军行动中，刘邓大军的担子最重、责任最大、困难最多、牺牲最大。在本片创作中，我们努力发掘并着重展现的是刘邓大军在强渡黄河、鏖战鲁西南，尤其是在向大别山挺进和大别山实施战略展开的各个重要时刻和紧急关头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敢挑重担、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以及不但敢于和善于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且敢于和善于战胜和纠正自身内部的弱点和错误倾向等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
塑造好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物，影片就成功了一半。
塑造人物必须从生活出发。
人们都说“刘邓不可分”。刘邓被称之为共产党军队中军政一把手团结合作的楷模，以至于有人说“刘邓之间是不能打顿号的”。那么，是什么使得刘邓能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亲密共事十三年呢？
首先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精神，以及对党对人民的忠心。
另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应该是刘邓二人各不相同甚至反差很大的思想感情、个性气质、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以及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等多方面的互补和融洽，才使得二人如鱼得水、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相反相成。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影片要表现好刘，必须表现好邓；同样道理，要表现好邓，也必须表现好刘。另外，要表现刘邓的统一，就要表现二人之间的差异；表现二人之间的差异，是为了真实、准确和深刻地表现好刘邓的统一。艺术的出发点是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特征性的内容，艺术的指归是发掘人的思想感情、个性特征和塑造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为了便于创作，我把采访、收集来的资料经过集中、分析、归纳后列出刘邓人物形象的几个侧面。外表上，刘伯承雅儒温厚，邓小平沉稳冷峻。性格与工作作风上，刘伯承老成持重，恬淡谦退，严谨周密，心细如发；邓小平意志坚强，行事果断，慎思断行，举重若轻。语言上，刘伯承形象幽默，寓庄于谐，条分缕析，逻辑分明；邓小平简明扼要，避虚务实，概括凝炼，一针见血。这些在影片中加以对比表现。
本片用工笔刻画人物，以泼墨挥写战争。
历史进程中所涉及到的大大小小一系列战斗和战役我们不可能在影片中一一表现。我们舍弃了对事件或剧情的发展不起支撑和推动作用，对塑造人物性格不起烘托作用，在营造氛围或渲染环境上无显著特色，与某些影视作品重复或雷同的战斗和战役。
强渡黄河之战。不作细部描绘，强调毛泽东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和刘邓大军所向披靡的大气势。
六营集歼灭战。这是刘邓“围三阙一”、纵敌突围、巧布口袋阵，一夜之间吃掉敌人两个半旅的得意之笔。我们突出的是刘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潇洒：当战斗还在进行中，刘伯承已经在思考下一步攻打羊山集的事了；熬了一夜的邓小平则端着警卫员煮好的咖啡，用小勺缓缓地搅动着，在杯内咖啡的漩涡中长长地叠印出鸟瞰的六营集围歼战的战场全貌。
羊山集攻坚战。恰逢酷暑雨季，堑壕里灌满了水，又遇劲敌，久攻不下。刘伯承在批评了二纵司令员陈再道缺少调查研究、一味强攻硬挤之后，又亲临前沿阵地视察。战斗间隙，战士们冒着大雨在纵横交错水深齐腰的堑壕中运送烈士、伤员、弹药和饭菜以及抢修工事等情景，可以成为刘伯承和陈再道情绪的持续和延伸。
本文还着力于表现人民群众与战争的关系。
真实地表现出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初创根据地时的艰难处境，准确而深刻地表现好刘邓对大别山区人民群众的理解，从而使影片在表现战争和战争中的人的同时，还要能打动并引发观众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进行深层的思考。这是一种超越。（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