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六中全会《决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电视文艺
仲呈祥
电视文艺因传播手段的快捷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其它文艺门类难以替代的作用；电视文艺工作者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肩负的特殊的社会职责和神圣的时代使命。
作为一名当代中国的电视文艺工作者，我反复学习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倍感亲切，深受鼓舞。《决议》指出：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电视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覆盖面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文学艺术结缘，产生出品种繁多的电视文艺，如电视剧、电视戏曲、电视曲艺、电视舞蹈、电视音乐、电视美术、电视小品、电视综艺晚会和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电视诗、电视报告文学等等。这不仅令年轻的电视文艺向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各种门类的宝库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以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美学品格和风格样式，拓展了表现生活的时空领域，为社会主义荧屏添了姿、加了彩；而且还使电视文艺凭借着现代化传媒的优势，深入亿万寻常百姓家，参与到振兴乃至挽救那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同程度处于困境的文艺门类的实践中去，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近十余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电视事业获得了超乎人们预料的迅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文艺正在逐步趋向成熟，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考察和研究近十余年的中国文化建设史和文明发展史，决不可忽视这期间中国电视文艺崛起的历史，否则，便只能是一部残缺的和不完整的文化建设史和文明发展史。电视文艺，又因其与电视新闻的血缘联系，加之群众性的广泛和传播手段的快捷，而在及时审美地反映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现实生活、迅疾艺术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方面具有其他文艺门类不可替代的优势，因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别的文艺门类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今中国，遍布大江南北的９００余座各级无线电视台、千余座各级有线电视台和进入社会与家庭的２．８亿台电视机组成的庞大传播网络，使电视文艺的观众日常拥有量达到了８亿左右。中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世界上电视文艺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一部如《三国演义》、《英雄无悔》这样的产生轰动性社会效应的电视剧，一台如《春节文艺晚会》、《光明赞》这样的造成万人空巷的电视综艺节目，其观众的拥有量当以数亿计。这确是书籍文艺和其他传媒形式的文艺绝难企及的。惟其如此，电视文艺节目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格调究竟如何，就显得极为重要。思想内涵深、文化品位高、审美格调健康的节目，作用于广大观众的鉴赏心理，即产生正面效应，培养一种高文明程度的深邃、沉稳、坚毅、高雅、幽默的社会文化形态，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反之，则产生负面效应，造就一种低文明程度的浅薄、浮躁、媚俗、油滑的社会欣赏陋习，从而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学习《决议》，电视文艺工作者理应从战略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肩负的特殊的社会职责和神圣的时代使命。
电视文艺创作切实树立精品意识，真正实施精品战略的任务刻不容缓，而电视文艺创作要多出精品，在坚持民族化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大众化。
《决议》指出：“繁荣文学艺术，首要任务是多出优秀作品。”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在文学艺术各门类中，努力创作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带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全面繁荣。”这对于产量激增、数量颇大的电视文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文艺，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历来是以质取胜的。一部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影响和价值都远胜于多部各种各样的《续〈红楼梦〉》的总和。一部像《西部警察》这样的优秀电视剧，其影响和价值也远远超过了数十部同类题材的平庸之作。平庸之作既浪费人力财力，又浪费观众宝贵的时光。毋庸讳言，如今荧屏上的电视文艺节目，思想性艺术性统一的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精品数量还太少；而数量不少的平庸之作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乃至淹没了某些精品，影响了荧屏艺术的整体形象。与其不断重复地播出多部平庸之作，倒不如反复重播优秀作品效益更佳。所以，在电视文艺创作中切实树立精品意识，真正实施精品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电视文艺创作要多出精品，就必须坚持民族化。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电视文艺。电视文艺的民族化，既要求将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与当今变革现实的时代精神和新鲜思维成果相融合，又要求将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与当今现代化的电视传媒手段和审美表现技巧相结合，还要求积极吸收外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东西并加以整合。只有继承而无创新不是对民族文化的真正弘扬；鄙薄和抛弃民族优秀文化更没有出路。江泽民总书记精辟阐述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进程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立身之本。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出来的精品佳作，正是坚持民族化结出的丰硕成果。
电视文艺创作要多出精品，还必须坚持大众化。电视文艺是一门大众化的文艺。生机勃勃的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历史，既融入了广大电视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与汗水，又汇进了亿万观众的关注与支持。电视传媒因其最具活力，所以理应承载最具社会意义的大众文艺。电视文艺的大众化，就是要求充分、准确、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理想、追求和思想、感情，内容要贴近大众生活实际，形式要符合大众审美习惯。这就要求电视文艺工作者务必努力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从而在所创造的荧屏艺术形象中为民立言，讴歌英雄时代，灌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推动历史前进。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心连心艺术团”深入西柏坡、延安等地慰问演出的优秀节目，就体现了中国电视文艺的大众化方向。这里，须强调指出，大众化决不是低俗化，更不是媚俗化。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都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电视文艺面对多层次的大众需求，既应有适应不同欣赏层面需求进行创作的观念，更应有在适应中注重提高的自觉意识，即为了提高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要防止那种一味消极地适应，因为消极适应的后果必然是强化了大众审美情趣中尚存的那些落后的不健康的因素，势必反过来刺激生产品位更低劣的电视文艺节目。这种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教训，极为深刻，应当引以为戒。
积极开展健康的科学的电视文艺评论是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荧屏的当务之急。
《决议》还指出：“要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发挥文艺评论的正确引导作用。那种淡漠‘二为’方向、远离群众实践的倾向，那种迎合低级趣味、‘一切向钱看’的倾向，那种鄙薄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反对。”积极开展健康的科学的电视文艺评论，是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荧屏的当务之急。
应当看到，与文学艺术的其他门类相比，年轻的电视文艺虽然创作之翼发展迅猛，但评论之翼却显得软弱无力。这种评论滞后于创作、两翼不能齐飞的不平衡状况，已严重影响着电视文艺的进一步健康繁荣。从对电视文艺各个门类独特的创作规律、美学品格的理论研究，到对优秀作品的推荐评介、对错误创作倾向的批评匡正，再到对诸如“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史”、“中国电视文艺美学”这样的新兴学科领域的学术专著的撰写出版，有的薄弱，有的至今还是空白。电视文艺理论研究和评论的队伍建设也亟待加强，以改变目前尚存的那种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散兵游勇的现状。
还应当看到，在扩大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电视文艺，一方面固然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也需要抵制腐朽思想的渗透，清除文化垃圾。尤其是面对电视机数量的激增、家庭录像机和ＶＣＤ机的普及、卫星传播和接收技术设备的发展以及各种激光视盘的大量出现，这一切都意味着电视荧屏这块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竞争加剧。为了积极吸取人类文明中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西方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以保持中国电视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从而在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和抵制殖民文化侵蚀方面，在以自己的精品佳作丰富人类文明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必须花气力、下功夫开展好健康的科学的电视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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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笔记
凝望雕像
周大新
当大团的乌云携着冰冷的风雨朝我们乘坐的汽车扑来，氧气的稀薄使得我的呼吸更加困难时，我意识到车子已近唐古拉山口，前边就是我渴望看到的西藏的土地——藏北草原了。
这是１９９６年的７月，西行中的我正坐在一辆大巴车里。
车子吃力地拨开风雨，在曲折盘旋的青藏公路上艰难地前进着；风声雨雾里，一座巨大的军人雕像渐渐出现在我的眼里。
我的精神一振。
那是一个持枪的战士，在风雨中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青藏公路，盯着朝他驶近了的汽车和汽车上的我们，盯着连绵的群山和群山远处的天空。
车在雕像前停下，我下车对他凝望。
他那粗糙的面孔上，浮现着一种柔和的温情，似乎在向每一个走过青藏线最高点的路人表示着亲切的问候。他那奇大的双眸里，有一丝淡淡的笑容，极像是在鼓励着面前的行人：不用担心，你一定会抵达你的目的地！他那紧抿着的双唇间闪现出一缕坚毅，仿佛是在向行人们担保：只要我站在这里，什么危险都不可能发生。我倏然间明白，一座好的雕像，虽然固定的只是人一瞬间的神态，但却可以让看见他的人，生出无数的猜想来，这就像一本好书，会让人产生很多美好的联想。
我注意到他的胳膊上被过往的藏族同胞披上了黄色的经幡。看来，这个战斗在青藏线上的通信兵、汽车兵、管线兵的代表，在藏族同胞眼里，已经是平安的象征；他那花岗岩的躯体，已经变得轻柔可触，成为可以为人们提供保护的“神灵”了。
沉重的石质的雕像，可以转换成一种轻盈的精神的东西。
我忽然意识到，人类学会雕像并不是无缘无故，人类是用这种方法，来提供观察自己的范本，来寄托自己寻求保护的愿望，来记录自己当下的生存境况，来表达自己想要抒发的感情。
雕像是人完成的，但反过来又可以对人自身发生影响。
那一刻，我对这个军人雕像的作者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敬意。
会雕像的人多么幸运！
当重又上车和雕像挥别时，我忽然想到，作家其实也是一种雕像制作者，只不过作家雕像时不用雕刀而用笔。作家用笔雕出的雕像虽不能立在路边立在庙宇立在殿堂立在广场上，但却可以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人们心里的雕像不是也好？不是可以保存得更加久长？贾宝玉和宋江这些由作家完成的雕像，不是已经在人们心里保存许多个年月了？
既然作家可以雕像，那生活在世纪交替时代的吾辈作家，面对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旗帜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面对世界人民在和平发展口号下建设新生活的努力，面对整个人类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共同行动，当然应该挥起笔来，去雕塑出崭新的文学形象，以使文学的人物画廊更加五彩缤纷。
去雕塑出一个少女，使她比简·爱、比苔丝、比林黛玉更让人们喜欢。
去雕塑出一个少妇，使她的命运比包法利夫人、比安娜·卡列尼娜、比爱米丽、比窦娥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
去雕塑出一个男子汉，使他比加缪笔下的莫尔索、比肖洛霍夫笔下的葛利高里、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比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更让人们惊叹。
去雕塑出一个老人，使他比海明威笔下那个打鱼的桑提阿果老汉、比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比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更让人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许多年后，当人们看到我们这一代作家完成的崭新雕像时，他们一定会惊呼：哦，那是一个多么辉煌而伟大的年代！
汽车继续向西藏的腹地进发，唐古拉山口的那座雕像离我也越来越远，但在那一刻关于雕像的思索，却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只要一闭上眼睛，我还能在记忆里找到那尊雕像，找到当时涌起的那个愿望：完成一座文学雕像，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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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地书讯
▲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联、作协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共同策划的《托起明天丛书》已经出版。该儿童文学丛书包括童话集《淘气小天使》（郭明志）、儿童剧《芳芳和贝贝》（陈运慧）、童话集《小阿毛当市长》（武玉桂）、动物故事集《小狗汪汪》（朱望新）、诗集《让世界充满爱》（郑世芳）、短篇小说集《红泳衣》（张玉清）、长篇小说《立头等功的孩子》（邹尚庸）、散文诗集《蒲公英》（吴城）、短篇小说集《虎皮伞》（董天柚）和寓言集《汪雨寓言》（汪雨）。
▲李春青著《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分析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士人的心态及其在文化学术上的呈现入手，进而探寻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发生和演变的主体依据，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西北军旅作家李志君的小说散文作品集《跋涉高原》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纪怀昌书法艺术》已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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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篇快评
精神的导航者
——关于长篇小说《人间正道》的断想
张福海
接受美学说，不同的阅读个体，对同一部作品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期待。一部作品要想引起共鸣，它既要与阅读个体的期待视野相吻合，又要超越这个期待视野。这个要求似乎有些苛刻，但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周梅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做到了。这部小说是写改革的，而且是正面写，用的又是传统的写实笔法，既不猎奇，又不唯美，而它实实在在地取得了成功。
掩卷沉思的时候，眼前总在晃动着两个人影，起初还有些模糊，渐渐地就清晰了，那是鲧和禹，两个传说中的历史人物，父子俩。天下大水，鲧先去治，用堵的办法，修修补补，消停一时，最终却全线崩溃，天下遭殃，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禹接班再治，力排众议，用导的办法，起初虽四处告急，但禹临危不乱，一往无前，终至河畅其流，生民安居乐业。当然禹也付出了代价，最动人的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丽传说，但禹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于是这让人想到了《人间正道》，想到了小说里的舞台——平川市前后两任当家人郭怀秋和吴明雄。郭怀秋面对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平川市——市民的饮用水无法保障，农民们为了争夺日见枯竭的大漠河水而发生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械斗；道路堵塞，整个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全市尚有百余万人未脱贫；工业下滑，下岗待业职工日见增多；干部队伍明争暗斗，派系严重，投资三个多亿的国际工业园区，因招不到客商而面临着付之东流的危险。而这一切，都在演变成一场精神的危机。人的精神，如同久蓄的河水，需要一条主航道的导引，否则便会四处横溢，泛滥成灾；而郭怀秋却像鲧一样，对这本已被压抑的精神能量，始终采取堵的办法，其结果也必然像鲧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
大幕合上又拉开，再出场的是新一任市委书记吴明雄。情况更加危急，四伏的危机如同怪兽，时刻准备给他以毁灭性的打击。告别以往，吴明雄果断采取了导引的方法。他亲手绘制出一幅蓝图，给四散他流的精神指引了一个美好的明天，然后向所有的困难宣战，用的是比三过家门而不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于是，精神整合了，奇迹出现了：几十年梦想的南水北调工程实现了，３０公里高质量的环城路创造了一个时间和自救的神话，几近废弃的工业园成了吸引凤凰的梧桐树……
吴明雄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因为他懂得如何抓住千差万别的个性精神中的共性的东西，激发起了个体精神拥有者们的内在活力，并把它们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去，从而创造出改革的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明雄堪称一位精神的导航者。在社会矛盾日益错综复杂的今天，我们固然需要敢冲敢打的乔厂长们，但更需要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化各种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共襄改革大业的吴明雄们。
但吴明雄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他一手清除了各种拥堵，导引了改革的洪流，但这洪流一旦形成，就再也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它希望一无遮拦，以更快的速度奔流，而这却不是吴明雄所能做到的，有些障碍是他个人所无法清除的。于是他必然地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反过来充当改革的绊脚石，从而走向自己的反动；要么随同改革的洪流进行一次无望的冲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来换取改革在新的起点上的进一步前行。
他选择了后者。
这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
他的意志却得到了显而易见的继承，更多的改革者以他的终点为起点，开始了新的冲击。
于是改革有了永远的希望。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人间正道》何以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因为它既表达了个体阅读者对改革、对领导干部共同的心理期待，同时又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改革的某些必然性和规律性，从而超出了许多阅读者的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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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又是中秋》（中篇小说）
作者梁晓声载《十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之日“我”又想起了“我”最为思念的人——老隋。“我”和老隋相识于１９７０年。那年冬，“我”赴佳木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参加首届知青文学创作培训班。老隋当年是培训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知青文学爱好者的守护神。他年轻、斯文，甚至可以说相貌儒雅，处处都显出成熟和稳健；他办事周密果断，而且勇于承担责任。坦诚相处中，“我”对他充满亲情和敬意。尤其是在“我”危难之时，老隋帮助“我”摆脱困境，走上了创作之路。非常年代的人间真情使“我”二十余年来一直视老隋为义兄。
“我”大学毕业到北影当编辑时，老隋所在的兵团开始解体了。老隋这个过去最忙，自我感觉最充实的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最可有可无，最多余的人。他陷入了寂寞无奈的困境。１９８５年“我”回哈尔滨，却意外地得知老隋停薪留职义无反顾地“下海”了。“我”深知这对他是一条凶险之路，他已把富豪之梦变成了自己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选择。果然，老隋撞得头破血流。他的宏愿没有实现，家庭也破裂了。到北京“我”家时，他经常是身无分文，眼中每每聚现的浮躁、迷惘和颓唐，仿佛一层时隐时现的云翳。他输了，就连他的“红颜知己”也离开了他。然而，老隋并没有罢休。当他几个月后再次来到“我”家时，竟西装革履，容光焕发。他说他办了一所“贵族子弟小学”，但对老隋和他的学校的疑惑，始终掩藏在“我”的心里，并不时闪现出某种危机四伏的预感。果然，在一日“我”正伏案写作时，从电视里传来消息，被剃了光头的老隋站在被告席上。学费很高，师资平庸，宿舍简陋，拖欠员工工资，帐面几乎无款，学费不知去向——估计至少要判他十年八年。
世事改变了许多人。有时改变的是他们的命运，有时改变的是他们自身的质量。老隋在雾诡云谲的世事中东扑西抱，企图扑抱住什么命运的奇迹，直至将人生交付给了黄粱一梦而难以自拔。作品以散文的笔调，将老隋的人生命运展现在我们面前，使人感喟，发人深思。 （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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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文化建设与道德发展
任继愈
道德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靠了群体的力量，单凭一个孤立的个体，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无法战胜外来的各种侵害。在群体生活中，自然形成了社会习俗，为了种族的繁衍，为了群体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许多规定和禁忌。习惯性地约定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比如婚姻问题，族内杂交是当初的群婚习俗，不存在道德问题。在群婚条件下，发现长期近亲繁殖，对种群不利，这才制定了部落内部不许婚配。近亲不婚也还不是出于道德问题的考虑。后来，随着社会进步，才有了近亲不婚的理论，就是古人所谓“礼”。“礼”是对已发生的事实，在理论上做出了近亲不婚的解释。社会发展总是行为在先，理论在后，形成系统的理论更晚一些。
人类在地球上占主要地位，主要由于人类善于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我们从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主要的关系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协调关系就是“道德”的范围。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总原则是使个体的生存发展适应群体的生存发展，而不是相反。因为削弱了群体，个体也无法发展，甚至无法存在。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不能只为个人打算，而要对整个社会群体有所奉献。旧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企图解决这个问题，虽然理论各有不同说法，归根结蒂是关于个人与群体关系的学问，古人称为“义利之辨”。“义”一般指符合群体利益的思想言行，“利”一般指符合个人利益的思想言行。摆正义和利的关系，即符合道德规范。人们根据自觉的判断，采取行动，有选择的自由。但一定的社会中存在的道德规范，不能自由选择，只能遵循。只有自觉地全面、深刻认识这种关系，道德才能逐步趋于完善，以道德教育人民，社会才能更健康地往前发展，社会文化也才能进步。
今天，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道德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时期，道德都是先受冲击的一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出现了新的道德问题。例如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就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家庭的主要男劳动力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养老育儿，他拥有生产权和财产分配权。经济关系决定了非有家长制不可。“孝”的观念在中国如此之深，就是由于小农经济社会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直到鸦片战争时还是这个格局。当小农经济的社会发生变化，就相应地出现了新的道德问题。随着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不断发展，个人自食其力，原有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有所疏远。现代社会“孝”的观念的淡薄与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变革有关系。养育老人，抚育幼小，过去完全由家庭承担，今天有一部分责任转移到社会保险承担。社会变革只能是向前发展，不会倒退回去，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现在人心变坏了”。
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阶段，因为有不同的社会需要，也就会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关系的传统道德规范“三纲”，对于维持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是必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生产，是有一定历史进步作用的。但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原有的封建主义道德规范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以小农经济中的家长制代替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来执行。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有社会主义新的道德规范。
要有效地普遍提高道德水准和国民的整体素质，从根本上讲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水平上不去，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科技要靠教育，经济要靠教育，道德、法制观念的普及也要靠教育。愚昧的民族谈不上有什么道德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些原始民族的语言中，有大小、长短、好坏等名词，但没有仁义、道德等名词，没有这个词就是没有这种观念。衡量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精神，要看他是否有道德观念并且自觉地遵守，否则即使做了，其道德价值也不大。过去有人向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上古三代，事实上是无法再现的。在当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当发展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普及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反复进行道德教育，自幼灌输道德观念，养成一种自觉的道德习惯，而不是靠强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都是道德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这些都要靠文化教育来提高认识水平，要靠平时长时间的培养、训练，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之一，她拥有五千年以上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传统。这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内容是很丰富的。儒、佛、道三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前人们看到《论语》为历代儒生诵习，便以为儒家孔子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中华文明固然多得力于孔子，但光讲孔子是不够的。比如，在讲到人类群体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孔子讲得少，老、庄反倒讲得多些。他们认为，人类取之自然应该有个尺度，掠夺性的征服自然不行，既要发展自己，又不能损害自然。再如舍生取义、吃苦耐劳等道德，墨子讲得比较多，老、庄讲得少。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精华，应该努力吸取，同时要抛弃其中封建性的糟粕。
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对外来优秀的道德文化观念加以鉴别和吸收。中国古代汉、唐两代号称盛世，就是中华民族先后开通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择善而从，充实、发展了自己。古代发生社会影响的佛教典籍，都是经过中国学者注释改造的。现在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外往来更广泛、更频繁，视野广阔，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不但有经济交流，还有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外国道德传统中有些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公平竞争的观念、进取精神、不吃祖宗饭等等，这些方面，西方讲得多些，我们东方讲得少些。中华民族历来有善于交流、融合外来文化的传统，现在对于西方的道德文化也应如此。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宣传继承、弘扬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就是要在继承旧传统中注入新的内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时代步伐相配合，不断发展变化，所以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既古老，又年轻，上接几千年的传统，又有强大的生命力，永远进步而不会停滞。我们正满怀信心地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创建未来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