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痛悼敬爱的老首长——邓小平
陈锡联
小平同志是我敬爱的老首长。我有幸曾长期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尤其是战争年代，他和刘伯承同志带领我们浴血太行，逐鹿中原，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这些情景总在眼前浮现。小平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驾驭战争的雄才大略，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情和关心爱护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永远难忘。
小平同志军政兼备、能文能武。他政治上非常敏锐坚定，善于团结干部，凝聚军心，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挥打仗，他总是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判断准确，决心果断，率领部队出奇制胜。
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１９３８年１月在辽县（今左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那时，他来接替张浩同志任一二九师政委。
当时，太行山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小平同志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才能。他与刘伯承师长一起，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一系列战斗，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同时，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从野战旅团中抽调骨干，组成武装工作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抓紧地方政权建设，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在太行山站住脚以后，刘邓首长又率部实施第二次战略展开，由徐向前副师长率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为路东纵队，开赴冀南；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主力为路西纵队，前出到平汉路冀西地区，并相机向豫北发展。
当我根据地军民沉重打击日军时，蒋介石竭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使朱怀冰、石友三两部，勾结日军，向太行山北部和冀南根据地进攻。刘邓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根据地军民，在晋察冀部队的配合下，展开反顽斗争。小平同志两次亲赴石友三的军部，当面揭露其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敦促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当朱怀冰等顽固派彻底暴露其勾结日军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后，小平同志亲自指挥我军１３个团，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反顽斗争战役。此役，小平同志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对于其他顽军，则采取“监视”和“争取中立”的方针。在战役指挥中，小平同志命令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速决战和歼灭战。仅４天时间，就干脆利落地消灭了朱怀冰部主力及其他反动武装１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我抗日民主根据地。
１９４３年９月，彭总和刘师长带领八路军总部和军区部分军政领导返回延安，小平同志留在太行山，担任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当时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日军实行“三光”政策，造成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又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环境极其艰苦。小平同志以他的大智大勇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指挥军民广泛实施游击战争。同时积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组织和发动根据地群众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战胜严重灾荒，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在小平同志的领导指挥下，我华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武装政权日趋巩固，为向日军举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日军投降后，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侵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刘邓首长率晋冀鲁豫军区和我们几个纵队的同志，自延安飞返太行，立即定下打上党战役的决心。小平同志说，上党之战，实质问题是蒋介石、阎锡山要与我争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刘司令员也指示，要坚决歼灭阎锡山侵入上党的部队，消灭心腹之患。战役动员时，小平同志要求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敢于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同时要求我们各级指挥员要加速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转变。战役中，我军巧妙运用围点打援、追歼逃敌的战法，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３．５万余人。继而挥师东进，于１０月下旬发起邯郸战役，采用正面牵制、断敌退路、两侧迂回等战法，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十军，争取了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战场起义。上党、邯郸两个战役的胜利，给了国民党军一次沉重打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动，对全局有重大意义。它阻止了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巩固了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同时，也显示了刘邓首长不仅善于指挥分散的游击战，也善于指挥集中的正规兵团进行运动战。
在小平同志的军事实践活动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一贯胸怀全局，从民族解放和党的事业的整体利益来观察、考虑和处理问题。他非常注重教育和带领部队，乐于为全局的胜利，作出任何自我牺牲。
１９４６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东出陇海，配合华东野战军，在津浦路两侧作战，吸引中原之敌向北，掩护李先念率领中原野战军向西突围。经过１１天的激战，歼敌１．６万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敌人迅速调集８个师兼程赶来，妄图围歼我军。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有的同志主张向北转移，绕过强敌。但小平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暂时避开敌人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个时期，而后再相机南下歼灭敌人。这个方案对我们这个局部有利，但这样势必增大对陈毅、李先念他们的压力，对全局不利。另一种是我们再咬紧牙关打几个硬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一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里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以第二种方案为好。他还说，我们这个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兵力不足５万，只有几门山炮、迫击炮，弹药也很缺。尽管我们很困难，但还是要支援兄弟部队战胜敌人，因为整个中国革命是一盘棋，挑革命担子不能分彼此。刘司令员等首长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刘邓首长的精心组织指挥下，我们很快取得了定陶战役的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的行动，党中央、毛主席通报表扬这个战役打得好。
１９４７年，蒋介石集结重兵进攻我陕北、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战场敌人兵力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小平同志说，现在蒋介石在山东和陕北搞所谓的“重点进攻”，对那里压力很大。我们在鲁西南打几个大仗，就会吸引很大一部分敌人到这里来，减轻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压力，他们就能创造条件更好地歼灭敌人。刘司令员也给大家作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之后，我们乘敌人慌乱之机，采取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歼灭了郓城、定陶、曹县诸敌，尔后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来援的王敬久兵团主力。经过２８天的激战，歼敌９个半旅和４个师部共５．６万人，粉碎了敌人的黄河战略，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鲁西南战役后，蒋介石根据作战常规估计形势，认为刘邓野战军经过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短时间难以再战，于是重新调整部署，调集了１４万兵力，企图对我实行分进合击，迫我背水作战，并破坏黄河大堤，准备淹没我军和数百万人民。加上当时连降大雨，河水猛涨，河南岸老堤时刻有决口的危险。刘邓首长果断决定，停止休整，提前南进。当时有的同志提出我军连续打了一个多月仗，部队有不少伤亡，尚未休整，加之二三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马上就深入敌后作战有困难，主张短期休整后视情况再定。刘邓首长给大家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和我们目前的处境，指出立即跃进大别山对扭转全国战局有利，我们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不要后方，哪怕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挺进大别山，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这个大局作出贡献。根据刘邓首长的战役决心，部队分东、西、中三路长驱直入，跨过陇海路，穿越泥泞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在几十万敌人的前堵后追中，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奇迹般地进入大别山。刘邓大军直插大别山，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刺入敌人心脏，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军，实现了中共中央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的计划，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急忙调来２０多万重兵进行“围剿”，刘邓首长决定分兵对敌。在研究作战部署时，小平同志考虑到大别山区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同时考虑到刘司令员年纪大一些，提出让他带一纵及中原局机关去淮河以北。刘司令员不同意。小平说，我是书记，是政委，这个事就这么定了。这样，小平同志带着二纵、六纵和我们三纵留在内线作战。为了拖住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小平同志带领大别山区军民发扬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在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记得有一次我到前方指挥所，见到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李副司令员问我：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还没等我回话，邓政委就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我们多背些敌人，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拖住敌人几十个旅，就能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这是个关系到全局的战略行动。鉴于大别山形势严重，中央曾指示华东部队西征开封，以吸引敌人。小平同志知道后，电告中央，我们现在已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请外面部队打有把握之仗，不要考虑我们。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我军已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乘胜前进，不使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当时蒋介石集中在淮海地区的兵力有７０多万，我华东、中原野战军的兵力加起来总共有６０万，装备上也处于劣势，取得战役全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重担再次落到小平同志的肩上，中央确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决战淮海的日日夜夜，小平同志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精心组织，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密切协调两大野战军的行动，根据敌我态势，采取分割围歼、分段实施的方针，消灭国民党军５６个师５５万人，大获全胜。毛主席高度评价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说这一锅夹生饭，硬是给你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了。
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经常教育我们和部队，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维护和遵守群众纪律，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我们坚守大别山时，小平同志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从不姑息。有一次，野战军总直属队路过黄冈县总路嘴时，店铺里的商贩都跑光了。他在街上发现一个副连长用刺刀挑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让机关立即进行追查。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小平同志说，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最后公开处决了那个副连长。这件事在部队和大别山老百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群众奔走相告，说真是老红军回来啦。部队除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外，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大别山区重新出现了军民团结对敌的大好局面。
小平同志不仅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中高级干部要求尤为严格。二野的许多老同志对“不握手会议”都有深刻印象。我记得陇海路反击战后，我军连战连捷，有些部队产生了骄傲情绪，出现了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小平同志就利用战斗间隙，召开整顿纪律的会议。当时正值中秋节，我接到通知后心想，我军一出陇海路，就活捉了敌人师长赵锡田，连同在苏中作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解放区南方战场的局势，毛主席致电庆贺，并传令嘉奖全军。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这回开会准是叫我们去吃月饼。没想到去了后不仅月饼没吃上，而且连手也没握，气氛还很严肃。小平同志讲，今天就不拉手（握手）了，你们坐下。然后就说，前段时间我们仗打得很好，但不要以为刚打了几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你好我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工作做得怎么样？内外部的团结搞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接着，刘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都相继讲了话，着重指出部队存在的问题。我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这次会议对部队震动很大，各纵队都认真检查了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纠正了违纪现象。
１９４９年７月南京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刘邓大军，在贺龙司令员率十八兵团协同下，进军大西南。我军采取战略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猛打猛追，所向披靡，很快打下了国民党陪都重庆。有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让我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小平同志说，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重庆解放以后，我就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紧张地投入了地方工作。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还有重庆市军管会、市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住在市区，大家忙着找好房子住。小平同志知道后，把机关的领导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他非常严肃地说，听说你们来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啦？到会同志看到刘邓首长两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挤，觉得既受了批评，也受了教育。大家什么话也不说了，回去立即动手，让的让，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小平同志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他的老部下，我为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老首长而无比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牢记小平同志的嘱托，继承小平同志的遗志，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周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沿着小平同志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永远像您那样学习和生活
——怀念我们的父亲陈云
陈伟力陈元陈伟华陈伟兰陈方
岁月无情，时光如箭，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每当我们走到他老人家的遗像前，或捧读他老人家的著作，都情不自禁地觉得他仿佛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那双慈祥的眼睛还在注视着我们，他仍然操着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在和我们亲切地交谈。每当这时，那悠扬动听的苏州评弹声便和不尽的思念一起，又萦绕在我们的耳边和心中……
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年仅四岁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在舅舅抚养、照顾下，他只读到高小毕业，就因再无力交付学费而被迫失学了。此后，他在当学徒、做店员和长期的革命活动中，靠勤奋自学，靠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不仅具备了很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最终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确立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
１９２５年，父亲在上海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大罢工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父亲在党内逐渐担负了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务。但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斗争环境多么险恶，父亲始终坚持读书学习。他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写的一篇文稿中说道：“学习理论，是每个党员的责任。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而且要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这是他对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切身感受。
父亲曾经多次对我们讲起，他在延安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他谈，要他学哲学，并给他派教员。正是在毛主席那些谈话的启发下，他利用在延安相对安静的环境，开始了系统的理论学习。据妈妈告诉我们，父亲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以至由于工作和学习过于繁重、紧张而病倒过，流鼻血的毛病就是那时发作的。父亲不仅自己学，还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带领大家共同学习。这个学习小组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２年前后坚持了５年。父亲在学习时从来不生吞活剥，不死记硬背，而是联系实际，力求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抓住最核心、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并且善于用自己的话把它表达出来。例如，他在延安把毛主席起草的电报、文件都认真读了一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然后，他又通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入思索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概括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这一方法和原则，父亲讲了一生，也坚持了一生。由于父亲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延安认真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过去积累的实践经验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素养，因此，延安时期成为他的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他曾说过，“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他说这话是发自肺腑的，是充满感情的。
除学习理论外，父亲在延安还利用病中休息时间阅读了鲁迅先生的著作。父亲由衷地钦佩鲁迅先生“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格。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杂文，他一读起来就茶饭不思，不忍释手。１９３２年阴历十一月的一个深夜，父亲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曾到鲁迅家中去接瞿秋白和杨之华同志，转移到其它隐蔽地点。他和鲁迅见了一面，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使父亲成为后来党内高级领导人中唯一见过鲁迅先生的人。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父亲对鲁迅先生感情格外深切。１９３６年，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后，父亲专门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上。鲁迅先生的著作伴随了父亲的一生，在父亲的办公室兼书房里，至今保存着他不知阅读过多少遍的《鲁迅全集》。父亲生前多次叮嘱我们，要我们读鲁迅的文章，说这些文章是千古不朽之作，一定要熟读才行。
建国以后，父亲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十分繁忙，很难再有完整的时间用于读书，但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学习的精神，只不过这时的学习主要是通过调查研究，向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习，向了解实际情况的干部学习，向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学习。例如，１９５９年５月，他受毛主席的委托，落实当年的钢铁指标。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他连续听取有关部门６次汇报，又找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个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认真计算，提出１９５９年钢的生产指标为１３００万吨，钢材的生产指标是９００万吨，结果，这一年的钢产量果真完成了１３８７万吨。江泽民总书记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３日在纪念父亲诞辰９０周年座谈会上曾说：“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踏实细致地开展工作，并下大的决心一干到底，干出成果，这是陈云同志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江总书记对父亲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的这一概括，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西“蹲点”，这反而给他提供了又一个极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父亲每天上午去住所附近的化工石油机械厂参加工人的班组会，下午和晚上则在住所读书。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１９１７年２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那是何等境界，何等襟怀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父亲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用《列宁全集》中的例子说明党内政治生活应当民主、应当正常的道理。这就是他在江西读书时，联系实际反复思考而得出的结论。
父亲不仅自己抓紧一切机会读书学习，而且要求家里的每个成员都要抓紧时间学习。在他下放江西的日子里，我们去看他，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要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好哲学。后来，他从江西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段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总理抓外贸。由于工作不是太多，他提出用两年时间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再精读一遍，并希望家里的人和他一起学。方法是先按照约定阅读的书目、段落分散自学，然后利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集中到一起讨论，提疑问和发表学习心得。那次，母亲及当时在北京的几个孩子都被吸收进这个“家庭学习小组”，就连两个女婿及我们的四姨也被他“欢迎”了进来。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重新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工作又忙起来，不可能再有完整的读书时间，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学习。在这个时期，他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读报和看《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他看报纸很仔细，往往从人民日报的第一版看到第八版，包括读者来信。另外，在这个时期，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１９８１年，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平同志来家里看望父亲。父亲建议，在决议稿上加一段话，提倡全党学习哲学，也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小平同志很重视这个意见，立即转告起草小组的负责同志，并指示他们在决议中要把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写得更丰富，更充实，在结束语中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父亲到了晚年，仍然坚持每天早晚收听电台的新闻广播，白天看文件和报纸。进入８０年代后期，由于眼疾加重，文件和报纸只好让秘书念，但每天早晚的广播还是照听不误，即使生病住院，也从未间断。我们知道，作为职业革命家，他一刻也放不下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关心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也关心着香港回归的进程。父亲在逝世前的几年，从北京到上海，从家中到医院，就是这样度过的。
父亲很早就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一生淡泊名利，生活异常俭朴。在我们记忆中，他从没有办过生日祝寿活动。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３日，是他老人家８０寿辰。这之前，妈妈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由于知道父亲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曾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共同为他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父亲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像，留个纪念。这样，全家人聚在一起，照了张全家福，以再简单不过的形式，为父亲过了８０岁生日。
党的十四大以后，父亲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评弹和书法是他最好的“伙伴”。父亲小时候在家乡听不花钱的“戤壁书”，从那时起就和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由于闹革命、工作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听，１９５９年养病期间，才又重新听起来。从这时开始，他主要是听录音。工作劳累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得到放松和休息；身体不适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忘记病痛。父亲病重住院期间，那台老式的录音机一直放在他的床边。每当我们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是安详的，舒服的。父亲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对妈妈说过，上小学时，每天都是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父亲就以练书法作为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我们珍藏着父亲写给我们的每一张条幅，每当我们展开条幅观赏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就想起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父亲生前多次到过杭州，他最喜欢杭州的云栖。每当绿色的春天带给大地盎然生机的时候，父亲总是要到云栖去散步。他老人家喜欢这里清幽的环境，更喜欢这里一眼望不到头的竹林。这竹林小径留下了父亲的足迹，也留下了他老人家对竹子的厚爱。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父亲在病重住院期间，是以怎样惊人的、顽强的毅力和疾病作着斗争。父亲从１４岁当学徒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制力，在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是那样严以律己，知难而进，永不退缩。当父亲最令人心碎的一刻来临时，我们透过迷蒙的泪雨，分明看到了他老人家不肯闭上的双眼里，那充满期待的目光……
在我们眼里，父亲永远是那样慈祥可亲，深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小时候，我们记不清父亲让我们摸过多少次他的胡子，数不清父亲讲过多少遍每个孩子儿时的趣事。那时，父亲喜爱摄影，常给我们照相。我们更爱和父亲一起到大海里游泳，在湖边散步，坐在一起听评弹。随着一天天长大，我们逐渐从父亲身上感受到长辈的殷殷期望。“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我们上山下乡或走上工作岗位时，父亲总是教导我们要不怕吃苦，勤劳朴素，甘于奉献。在我们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父亲总是告诫我们要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要继承革命的传统。在妈妈因反对江青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失去人身自由受到管制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们５个孩子生活上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曾经给予我们无限温暖和幸福的父亲，教会我们怎样做人、怎样学习和生活的父亲，就这样静静地走了……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也没有为世人写下回忆录。他留给我们的另一种财富却是巨大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淡泊名利、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求实的、辩证的思想方法，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乐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工作作风，以及对祖国、对人民、对战友、对亲人深情真挚的爱。这是世间怎样一份珍贵、丰厚而又值得骄傲的财富啊！
亲爱的父亲，我们怀念您。在我们的感觉里，您还没有走。看，您还坐在练塘小镇的炉火旁静静地读书，您还站在金沙江畔从容地指挥着红军渡江，您还在宝塔山下撰写着一篇篇文稿，您正稳坐在冒雪开往七道江的火车上，您正在指挥着建国之初稳定物价的“淮海战役”，您正在为扭转６０年代初的经济危局而苦思着对策，您正在为“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而大声疾呼着，您正在为改革开放大业的健康发展日夜操劳着，您还在伏案批阅着文件，您还在悠然地挥毫书写着一张张的条幅；听，那间简朴的办公室兼书房里又传出了悦耳的评弹和您爽朗的笑声，您又在喊着我们几人的小名，又在喊着母亲的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