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内政治专页)
专栏：
一事教育终生受益
——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
费孝通
我虽然在小平同志领导下走了我一生中很长的一段路，但直接和他接触受教的机会不多，尽管不多的接触却印象很深，至今影响着我的思想和处事。
记得刚解放时，我参加中央访问团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考察，那是在小平同志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我过去对于民族问题的知识多来自书本，实际接触少数民族的机会不多。这次参加访问团，接触少数民族的机会多了，我看到了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了解了他们各自的文化特点，对这些差别的印象很深。从实际中体会到小平同志在领导解放大西南的过程中，为什么特别强调解放军要严格遵守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纪律，做到民族间互相尊重。由此也想到长征时期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的歃血盟誓，以民族团结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克服了长征中的巨大困难。这些都是尊重少数民族特点，实行民族平等很实际的事例。
在西南时期，有一次与小平同志一起吃饭，我们有机会进行单独的交谈。我讲了自己关于民族特点方面的体会。他点着头称是，接着诚恳地指出：看到民族特点是很重要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民族之间共同的地方。他这一指点当时就触动了我，我体会到我们既要看到民族特点，可不能忘掉民族间的共性，承认区别是为了团结，以促进共同发展进步。经过了近四十年，这一指点在我的思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今天回忆起来，小平同志一生处理具体实际问题时一贯地表现出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卓越才能。他真正是个非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只要以小平同志为榜样，深入理解唯物辩证法不是空洞的原则，在结合实际时必然能发现它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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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承小平同志遗志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何鲁丽
敬爱的小平同志走了，他亲切的笑容，谆谆的教导，殷切的希望和统一祖国的夙愿留给了我们。今天，怀念小平同志，回忆他对爱国统一战线的指示和文章，我感慨万分，追思万千。
小平同志早在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６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就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台湾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原则及途径，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中具体化。１９８４年５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从此“一国两制”就作为中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确立下来。尔后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文章和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构想的形成和发展，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核心和实质，是祖国统一。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有什么“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形成、能够行得通的原因及其国际意义。他指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或者说用武力解决问题，总是不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实际，保存香港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大陆范围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按照这一构想，实现海峡两岸统一后，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台湾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不仅符合台湾同胞关于民主和自治的要求，并且层次更高、内涵更广、意义更深，完全能使台湾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夙愿。民革同台湾有关各界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一直以促进台湾与祖国统一为奋斗目标。在实践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正是根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以及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两岸民间交流不断扩大，两岸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推动了两岸同胞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建立起积极发展两岸关系以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共识。事实说明：“一国两制”是能够行得通的，而且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
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国两制”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在坚定的原则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灵活性和充分尊重现实的科学态度，体现了革命伟人的深邃智慧和博大胸怀，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一国两制”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广泛支持和坚决拥护。
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结晶。他尊重实际，尊重实践，运用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客观地面对台湾、香港、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回避中国主体社会主义制度与台湾、香港、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的区别，在牢牢把握一个中国的总原则下，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非凡胆略和宏大气魄，高瞻远瞩，提出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创见。“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当年小平同志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至今回响在我的耳边。
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首先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获得了成功的实践。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我国将相继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江泽民主席前年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小平同志的思想精髓，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切实可行的八项主张。我们深信，台湾问题最终必将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小平同志创立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对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极大贡献，也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范例，在人类和平进步历史上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们民革一向以促进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今后一定要全面深入地贯彻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江泽民主席的八项主张，进一步发挥优势，继续开展与台湾同胞的联谊工作，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直接“三通”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图谋。我们要更加努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以实际行动深切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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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限哀思寄长空誓将遗愿化宏图
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党组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在航空工业广大职工中引起巨大悲痛。从黑龙江之滨到云贵川的大三线地区，从陕甘革命老区到沿海经济特区，５６万职工深切缅怀他对航空工业的关怀与支持，无限哀思难以言表。我国航空工业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包含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胆识和杰出智慧，凝结着他对祖国航空事业的无限深情和极大期望。
我国航空工业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创建与发展起来的。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参与了航空工业创建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５日，小平同志到沈阳飞机厂视察，观看我国装配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后，高兴地说：“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就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是现代化的航空工业。”１９７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多次强调发展航空工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在听取第三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部长吕东同志汇报时说：“我倾向把投资重点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上，要取得制空权”，之后他再一次强调“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我们国家的形势就不一样了。”为此，他反复要求航空工业必须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抓关键厂的发展。当他听到有的航空重点企业坏人专政时非常生气，要求立即解决。对关键的经费问题，他指出：“钱不成问题，关键是你们能否搞出来。”在我国财政很不宽裕的情况下，他亲自作出了一系列发展新型航空装备的重大决策，强有力地推动了航空工业的发展。１９７８年开始，航空工业确立了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任务，到１９８８年基本完成。此后，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此又相继作出了一些重大决策，使航空工业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航空工业是很难这样快发展的。
当代航空工业是一个高投入和需要高层次决策的高技术产业，科技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小平同志正是深刻洞察这一趋势，对航空科技给予了特殊关注。１９７８年他就明确指出：“科研就是巨大的生产力，这在航空工业表现特别明显。”１９７９年他在听取三机部负责同志汇报时再一次强调：“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不仅是航空工业。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从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小平同志相继对航空科技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包括航空科研发展要一步一步走台阶，科技工作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为加快航空科技发展，他还较早地提出引进国外新技术和抓紧培养人才问题。１９７８年他就对三机部负责人讲，与国外“技术合作这是个新形式，我主张开这个门，特别是引进那些缺门技术”。针对当时航空科技人才短缺问题，他着急地说“现在你们还不着手培养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就来不及了”，“航空学院又是科研机构，招生要翻一番。”并提出要从数学竞赛好的３０００人中选一部分充实航空工业，要求大力办好３所航空学院，抓紧筹建新的航空学院。根据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和全国科学大会精神，航空工业提出并认真贯彻了科研先行、加强预研和加快飞机更新的方针，航空科技迅速发展，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同时，通过“斯贝”发动机等项目的引进，掌握了一批国外先进技术，航空科技人才培养工作显著加强，这一切标志着航空工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路子。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有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思想，就是改革调整军工体制，实行军民结合的方针。早在１９７５年，他在听取国防工业汇报时就分析：“有些工厂搞到一定程度，非转产民用产品过不了日子。５年之后这个问题是会很突出的。”１９７８年他正式提出：“军工要找出路，军工要储备，生产能力转向民用”。到１９８２年他又说：“国防工业有四句话，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其中，以军为主改为军品优先，其他三句不变。”为了推动军工企业的战略转变，他提出了军工体制改革问题。１９８６年６月，航空工业部部长莫文祥在向小平同志汇报军转民遇到一些问题时，小平说：“我国的军工体制还是同苏联的一样。苏联的体制证明是吃了亏的，主要是不能带动民用工业，不能带动整个经济。因此，我国的军工体制要改革，否则也要吃亏。”并请莫文祥同志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转达这个意见。中央很快就作出决定，将军工各部划归国务院直接领导。从此，航空工业开始走出军工小天地，进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大战场。在军转民中，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国产民用飞机的发展。早在１９７８年，针对有些行业要引进民用飞机搞普查的要求，他批示：“国内已有的飞机就可以不再买了。”１９７９年初他要求“三机部要军民并举，既要努力搞军用飞机，也要搞民用飞机。自己生产民航机，可以少用外汇去买飞机。民用飞机可以同别的国家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合股经营也可以。我们搞出来以后还可以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１９８１年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国内航线使用国产民用飞机要作为国策定下来。”与此同时，小平同志还十分关心航空工业的对外开放，１９７８年他就讲：“航空工业要真正具有偿付能力，就要搞运输机出口。”后来又提出：“军援问题要研究，不做军火商看来不行，军工产品要出口”，“要给各部更多的自主权，包括进出口公司，提倡权力下放，不仅三机部如此，各部都应该如此”，并为航空工业的一些飞机出口项目亲自作了批示。小平同志这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思想，为航空工业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航空工业开发生产了一批支柱民品，民品产值以每年２５％的速度递增。民用飞机迅速发展，运７、运８、运１２等系列飞机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与美国合作生产了ＭＤ８２干线飞机，进一步合作的ＭＤ９０—３０干线飞机已投入生产，与亚、欧诸国合作研制的ＡＥ１００中型客机已经起步。
在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中，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挫折。“大跃进”年代，航空工业因严重质量问题三年未能向部队交付飞机。“十年动乱”又使航空工业成为“重灾区”，１９７１年共有上千架飞机因质量问题不能出厂，这引起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１９７４年他要求把抓航空工业质量当作整顿国防工业的突破口，强调国防工业“还是要讲质量第一，特别是空军的东西”，后又提出用中共中央［１９７５］９号文件整顿铁路的办法来解决航空工业的问题。１９７８年他在听取吕东同志汇报时讲：“飞机质量就是要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也不行。”为此要求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小平同志一系列指示指引下，航空工业质量工作由恢复性整顿迅速向建设性整顿发展，开始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一批重点新机实现了优质研制与生产，源源交付部队与其他用户。先后共有４种飞机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等奖，两种飞机获国家质量金奖，一大批非航空产品也高质量地进入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敬爱的小平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对航空工业的巨大关怀、深切的期望，时时激励着航空工业广大职工的斗志与行动。我们一定要继承小平同志的遗志，充分认识航空工业的战略性地位和作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尽早实现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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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怀小平同志功绩加快劳动事业发展
中共劳动部党组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离我们而去了。缅怀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劳动工作取得的每一份成绩，无一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结果；劳动制度改革每推进一步，无一不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实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劳动系统干部职工深切地悼念小平同志。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劳动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任务就是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取消了计件工资、奖励制度，结果出现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轻干重、干与不干在分配上一个样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针对这种状况，１９７８年３月，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分配领域从理论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很快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调整了职工工资，职工积极性明显高涨。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要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适当地逐步增加职工的工资福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这些讲话，对我国安排工资水平、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１９８５年，在全国实行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明确了企业内部分配形式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研究确定。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使职工的工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得到了相应的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工资分配中要么长期不动，要么大家“齐步走”的局面。在强调职工工资适当增长的同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多发、滥发工资奖金的现象，１９８０年１月，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按照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精神，我们注意在加强工资分配的宏观管理上下功夫，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现象。在改进完善现有调控办法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逐步实行了工资控制线、工资指导线等办法，强化了对工资外收入的综合治理，加强了工资内外收入的监督检查，部分地缓解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现象。
按照小平同志关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指示，我们认识到，要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弊端，还必须改变过去几十年实行的固定工制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固定工制度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其存在的国家统得过死、企业包得过多、职工固定过死的弊端，越来越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彻底予以改革。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根据这一指示，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我们按照国务院的规定，突破了统包统配的用人制度，一方面在新招工人中坚持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另一方面对原来的固定工实行岗位合同制度，使用工制度逐步活起来。《劳动法》颁布实施后，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了劳动合同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二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受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劳动领域的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地出现了空白。小平同志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劳动法》就是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心下出台的。１９７８年底，为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会上，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立即组织力量着手《劳动法》的起草工作，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还不够明确等客观原因，《劳动法》起草工作先后停顿了两次。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劳动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劳动法》的立法原则，《劳动法》的制定工作又抓紧进行。经过各方面的努力，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劳动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推动劳动制度改革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也就没有《劳动法》的顺利出台。
三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总的趋向是符合劳动力市场培育和发展的。劳动用人制度改革扩大了企业用人自主权和劳动者择业自主权，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形成；工资制度改革赋予企业一定的分配自主权，初步拉开了职工之间的分配差距，市场机制开始在工资决定中发挥作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为企业和职工参与市场竞争减少了负担和后顾之忧；就业服务体系、职业介绍机构的发展，为劳动力市场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当然，这些改革措施不可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时，对于劳动力市场问题，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际工作者中，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要搞活企业，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承认和培育劳动力市场；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问题的迷惘，制约了企业改革的发展。如何进一步深化劳动制度改革，迫切需要理论的突破和指导。
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强调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具备了思想基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突破传统模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带动了整个改革实践的飞跃。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内容是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劳动力是最重要的资源，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因此，发挥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市场经济对劳动制度改革提出的最主要任务。我们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制度改革的实践，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的束缚，明确提出了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制度改革的中心任务。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我们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制度改革的总体设想》，经过多年的探索，劳动力市场已见雏形，新型劳动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实施措施已经形成。
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方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他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结合劳动工作的实际，反复学习和领会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认识到劳动工作在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而且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促进就业的任务将长期繁重；二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深化，失业、下岗职工和企业富余人员趋于增加，促进再就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三是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停产、半停产企业，部分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困难，保障这些人员的基本生活是劳动部门长期的政治任务。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坚持从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主动负责，为政府分忧，为职工解难，以就业和解困工作为重点，在坚持改革的同时，努力保持职工队伍的稳定。劳动者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工作可做，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所以，我们始终把促进就业作为劳动部门的首要任务，一刻也不敢松懈。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在参与宏观经济决策、促进就业岗位增加、转变劳动者就业观念、完善就业服务基础工作等方面不断提出新的措施。特别是再就业工程的实施，闯出了解决长期失业者和企业富余职工再就业的新路，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通过努力，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控制在３％左右，基本稳定了就业局势。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的基本生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们也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坚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解困工作作为劳动部门的一项长期任务抓紧抓好。经过不懈努力，有关的政策措施逐步完善。去年１０月，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解决部分企业职工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为做好解困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由劳动部牵头的全国解困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主动配合，积极工作，在全面落实解困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帮困资金、加强督促检查等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解困工作正在向制度化、经常化方向迈进。这些认识的提高、政策的制定、措施的实行，都是与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小平同志与世长辞了，但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进。我们决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奋发工作，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以实际行动来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