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努力顺应影视一体化潮流
刘奇葆
电影和电视合流，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既是世界性的趋势，也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影视事业的一条极为重要的道路。
电影和电视同属影像文化范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在技术手段、表现形式、欣赏方式、审美媒介等方面，又各具特点。电影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大银幕（高清晰度画面、环绕立体声）产生独特的视听效果，集体观赏方式更有助于增强感染力，形成共鸣。电视具有广阔的传播覆盖面和多时空、同步的传播能力，制作起来比电影简便、迅速，在观赏方式上具有更多的选择性以及连续性和便利性等特点。
世界电影有着１００年的历史，而电视诞生于１９３６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首先在发达国家进入家庭。从那时起，电影与电视的关系史就是一部既冲突又融合的历史，首先是冲突的历史。
电视作为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既有近似于无线电广播传送的迅捷，又有电影的具象性，因而有着广泛的覆盖面和很强的渗透能力。它独特的家庭文化特征，把大量观众从电影院吸引到电视机前。有关资料表明，１９５２年美国电视普及率进入高峰，好莱坞的电影收入却跌到了历史的低谷。随着电视覆盖能力的提高和有线电视、录像的发展，电影院的观众人数仍在不断下降。６０年代甚至有人预言：到了８０年代中期，电影院可能消亡。那时，人们都是在家里看电视。
电视的普及使曾经辉煌的电影受到巨大的冲击，迫使电影业采取各种手段与电视抗衡，以争夺观众。诸如，研制超大银幕电影、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球幕电影、水幕电影、动感电影等，拍摄高投入的巨片，充分发掘电影特殊的时空内涵和视听优势，直至停止向电视台供片。然而，在这样一场似乎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较量中，电视和电影谁也没能消灭谁，谁也没能取代谁。相反，它们在竞争中相互渗透，取长补短，嬗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电影与电视合流的趋势。
人们发现，尽管电视从电影院中夺走了大量观众，但是通过电视的传播，电影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观众。电影业逐步摆脱了自尊自大和恐惧电视的复杂心态，调整策略，开始向公共电视和有线电视网出售影片。通过制作录像带、进入有线电视网和公共电视，扩大影片的社会影响。电影公司还为电视台制作电视剧，直接参与电视经营。目前，美国电影５０—７０％的收入来自电视和制作录像带、光盘等方面。电影已从以电影院为主获取利润发展到从影、视、录及多媒体电子出版物等多渠道产生效益。影视互补，进入了新的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进入８０年代以后，电影不仅没有消亡，由于影视合作等多方面努力，重新进入了一个再度走向辉煌的发展期。这从一些国家的电影业收入由跌落到回升可以看出。
在我国，８０年代初期，电视开始普及。影视之间也经历了基本类似的冲突过程。电视不但与电影争观众，而且还争资金、争题材。大到拍摄基地的建设、设备的购置，小到道具、服装，各搞一套，各置一景，追求“小而全”；几个摄制单位分别拍摄相同题材或近似题材的影视剧，屡见不鲜，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十分惊人。再加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条块分割，影视之间的利益协调不够，难以实现充分合作。一方面是电影厂人员富余，设备闲置；另一方面是电视台片源不足，许多影视公司蜂拥而起，纷纷投拍电视剧。
应该说，一个国家没有发达的电影业，也就很难有发达的电视业。电视作为后起之秀，直接吸收了电影文化的丰富营养，这是电视艺术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电视业的发展，也使电影艺术得到空前传播。电视的挑战和电视在表现艺术、技巧和风格等方面的成就，进一步推动了电影的自我反思和评估，从而对电影重新认识自己的特性、功能和地位，发挥优势，弥补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影视合流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８０年代中期，顺应影视合流的世界潮流，国家电影管理机构与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合并，由此开始了我国影视一体化的进程。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上海市成立广播电影电视局之后，在影视合流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新建两大影视创作机构，即以原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母体的上海影视总公司，以拍电影为主，兼拍电视剧；以原永乐股份有限公司为母体的永乐影视制作公司，以拍电视剧为主，兼拍电影。上海电视台原有的电视剧制作部分全部归属两大公司，既有分工，又有竞争。上海美影厂与上海电视台合并后，电视台拿出大量资金改造美术片的生产设备。同时，少儿节目台在电视的播出时间，也从原先的每天２０分钟增加到５０分钟，使美影厂历年生产的优秀动画片都可播出，产生了积极效益。上海科影厂与东方电视台重组后，科影９０％的创作人员从以电影为手段转向了电视传媒手段，大大丰富了科技电视节目。电视台还将直接投资拍摄科技电影精品。电视给予电影这样的便利和物质推动是前所未有的。
影视合流，不是简单叠加，而是着眼于理顺影视管理体制，建立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利用人、财、物，实现电影、电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坚持改革的精神，在合并中改革，在改革中壮大，是我国影视合流的一个特点。一段时间以来，上海电影制片厂进行了劳动用工、人事和分配制度的改革；电视方面也实行了产播分离，无论是广电局自拍的还是其他机构摄制的电视剧，一律按质论价，择优播出。在管理方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奖罚机制和制约机制，大大调动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影视创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实践证明，电影与电视是合则两利，合即见功。概括起来，影视合流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促进影视资源的优化配置。电影、电视同属大众传播媒介，都是重装备、高技术、大投入、高消耗的行业。影视生产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也就是说，影视生产要素，包括资金、设备、基地，编、导、演、摄、录、美、服乃至剧本等，应当通过市场，并依靠科学的管理，实现优化配置。目前，我国有３６万电影大军，３７家电影制片厂（公司），年产故事片１００多部；持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制作单位达１００多家，还有一批一本一证的临时许可证持有单位，年产电视剧８０００多部集。这样大的影视产业在世界也居前列。但是由于影视体制的分割，资源利用率不高，浪费很大。影视合流可以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按照精神产品生产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打破分割，实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逐渐形成合理布局，逐步建设起规模化的制片基地，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有利于提高影视产品质量，多出精品。繁荣影视创作，保持一定的创作数量是必要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不仅要求创作数量的增加，更要求创作质量的提高。我国目前各级电视台很多，节目制作能力相对薄弱，片源不足，一些地方台和有线台为了填满播出时间，不惜趋时媚俗，播出格调不高、内容庸俗的节目，播出境外节目也过多过滥，广大观众强烈呼吁有一块清新的视屏。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电视节目播出的治散治滥工作，一方面要增强节目制作能力，提高播出节目质量。用优秀节目丰富荧屏是治本之策。我国的电影业有雄厚的人才储备，电影制片厂有很大的剩余生产能力，影视合流后可以有力地支持电视剧的创作，推动电视节目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及时安排较多的影片进入电视播出，不仅可以给电视带来新的活力，而且也可以增加电影制片企业的经济收入，为生产更多更好的影片提供物质支持。
三是有利于统筹规划影视生产，协调影视利益分配。物质产品生产需要宏观调控，精神产品生产也同样需要宏观调控。将电影和电视放在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政策的制定、题材的规划、生产的组织和利益的分配，避免因分割而产生重复生产和浪费。特别是在国外影片和电视剧冲击日甚的情况下，有利于民族影视产业形成拳头，互相支撑，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影视一体化也使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等短片生产，在需要情况下部分转向电视生产方式，既有利于这些片种发挥更大社会效益，又扩展了电视台在这方面的制作能力。电影、电视、录像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都将得益于影视合流而形成一条龙，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
四是有利于统一影视审查标准，规范各项管理工作。统一影视审查标准，可以形成公平竞争，更加有效地引导影视创作生产，完善影视片进出口制度。影视评奖工作也可以在合流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做到少而精，注重实效，办出特色，办出权威。
影视合流能形成新的机制，产生新的生产力。在１９９６年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明确提出推进影视一体化的要求，并决定把全国的电影制片厂统一划归广电部门管理，为进一步推进影视一体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世界影视发展的经验和中国的现实说明，影视合流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现在，大政方针已定，下一步的工作关键要靠广大影视工作者统一认识，积极探索，形成合力，努力推进影视一体化的进程，实现我国影视事业的更大繁荣。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作家笔记
珍重与尊重
刘醒龙
正月十一，我回老家去接儿子到学校报名。到家不久就听家里人说，县长在三级干部会上撇开讲话稿，说起我写的一篇关于茶叶的小说，最后还说要在茶叶节时请我回去，让我专门写一写英山的茶叶，为英山的茶叶扬扬名。我估计老家县长是指那篇题为《挑担茶叶上北京》的中篇。其实英山茶叶无需我去给它扬名，它的名气本来就够大了，有好几年时间，英山出产的绿茶，几乎独占了偌大的武汉茶叶市场。那时，一到春茶上市之际，三镇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英山绿茶的招牌。只是那时无人想到，以一县之茶叶产量如何能占据如此地位呢？
大家一时忽视了对李鬼的警惕，而最终让李鬼损坏了李逵的一世英名。现在武汉到处是宜昌邓村茶，其实也多有假货。英山县长是个文学爱好者，至今还订阅不少文学期刊，谈起我的那篇《分享艰难》，唏嘘和感叹竟时时不断，赞不绝口，说是真正替在乡镇一级上苦苦挣扎的普通干部出了一口恶气。
过年回家，这样的话听到不少，特别是几位一向在我面前敢于大言指正的朋友，竟连连夸奖要我多写几部这样的作品。有的还拿出笔记本让我签名题词，说是往后出门跑业务时可以拿出去镇镇别人。我告诉他们１９９７年自己又有一篇《路上有雪》，其中有人马上说他已看了，感到比《分享艰难》还好，还问我是不是听说了某某地方的事。说实话，与这样的读者朋友相处，我才真正感到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我才感受到这些年一直在说将文学还给人民的意义所在。这么一些普通读者，从自己拮据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订阅文学期刊、购买文学作品时，肯定是极为认真，慎之又慎的，任何其他人说自己不在文学中谋求功利都没有他们纯粹。他们只是渴于精神与艺术的希求，所以我相信他们才是作家最真诚的合作伙伴。就像茶叶购买者对英山绿茶的选择过程一样，对文学中的李鬼他们也会毫无差异地作出选择，只是他们没时间去作笔墨游戏，他们做得更加直截了当，那就是拒绝阅读。
记得那一年父亲生气地不喝老家出产的茶叶，说是现在将化肥直接喷在茶叶叶面上，味道都变了，难喝得很。叶面施肥这是一项新技术，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茶叶的产量。绿茶在武汉市面上的衰退，是不是有此原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失去了品位后，产量越高越是灾难。由于这，我忽然想到，在提倡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时，其前提绝对应该是有宁少勿滥的意识作基础，哪怕现实主义的作品再受欢迎再受重视，也必须坚持少写些、写好些。从前，老家的茶叶多数是各级茶厂生产出来的，茶厂集中了当地的茶叶制作高手，这才创造出英山绿茶名声远播的局面。后来情形变了，先是茶园的瓜分，后是茶厂的解散，茶叶几乎是各家各户的大铁锅里炒制出来的，先前的技术优势顿时丧失殆尽，甚至周围浠水、罗田等不擅茶业的县份也敢向英山叫板了。文学创作道理也该如此，现实主义并非大路货，它远非某些人领会的那样，所谓先锋便是精英，先锋文学便是精英文学，现实主义则是粗俗的肤浅的东西。有句话是这样讲的：是高僧则说常话。这种常话是来之不易的，甚至是毕其人生的唯一体会。现实主义实际上应该是表达着这样的常话。如果因为它的这种貌不惊人而误以为可以像大跃进那样来鼓励现实主义的创作，其结果可能是再次给好不容易才洗出的清白，又蒙上一层灰垢。我仍然坚持先前说过的一句话：三十六岁后，写作者才会对现实主义有真正的领悟。现实主义是灵魂与血肉在生命中开始和谐地融合后，才真正出现在写作者的笔下。要说老家的茶叶，绿芽还是那些枝上的，嫩叶还是那些树上的，就因为少了生产经验，便倒了众人胃口。现在老家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重新作起部署，以图乾坤扭转。在文学方面这样的教训已不是第一次，那种数量上的繁荣，是蒙骗不了像我的朋友那样的读者的。包括写作者在内，文学界各方人士都必须珍重他们对文学的尊重：是他们在支撑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天下，而不是少数一些作家。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觅渡与追思
——读梁衡的三篇党史人物散文
何西来
用散文来写政治人物不容易，进而要写出思想，挖掘历史规律就更不容易。最近读梁衡同志的三篇写党史人物的散文，觉得很有新意。这三篇新作分别是《觅渡，觅渡，渡何处？》、《这思考的窑洞》和《红毛线，蓝毛线》。《觅渡》一篇发表在《中华儿女》（１９９６·８）读者反应不错，《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都有转载。《窑洞》和《红毛线》分别发于《散文》（１９９７·１）和《人民日报》（１９９７·１·２３），都被归入作者的《人杰鬼雄咏叹调》系列。可以看出他的写作重心在从山水向人物转移。
梁衡写人原也不拘一格，有伟人，也有凡人，但这三篇作品的咏叹对象却都是伟人。他从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那里借用了现成的意象，称之为“人杰鬼雄”，不无寄托，也不无道理。我是先读《红毛线》，再读《窑洞》，后读《觅渡》的。无论从艺术上看，还是从意蕴上看，三篇作品都各有所长，但我更喜欢《觅渡》一些。以为它隽永、多义，而又蕴藉，读后有一种说不尽的沧桑感。
以人物为题材的散文，可以有不同写法，记叙、抒情、议论，或取其一种，或兼而用之，均无不可，没有定规。到底以何种写法为宜，则视题材的性质、特点，以及作者的取材角度、总体立意等主客观因素而定，不可拘泥。梁衡这三篇散文的写法，既不是人物生平事迹的客观记叙，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纯粹的主观抒情，更不是赤裸裸的议论，而是被人物的业绩、思想和品格所感动，进而从启迪最大、感触最深的那一点生发开去，引出现实的和历史的思考。而这思考，或曰沉思，正是这三篇散文的共同特色。其实，不独这三篇，在此以前的《武侯祠》和《青州说寿》，也不例外。
在散文创作上，梁衡的一条最基本的美学原则是“只求新去处”。就是说，他始终把创新摆在首要的地位。无论是写人、状物、抒情、叙事，抑或是比喻、象征、议论，大到总体的立意谋篇，小到细部的遣词造句，他都务求找到自己特殊的角度、特殊的体验、特殊的结构方式和行文方式，并且了然于心，而后才动笔。梁衡所求之新，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在客观上，无论是自然山水的物象，还是社会历史的人物，他都力图发见从未被人揭示过的新的方面、新的美；在主观上，无论是理性的认知，还是情绪情感的体验，他又绝不袭人窠臼，尽可能做到言必己出。总之，在梁衡看来，先得有了新颖之物、之思、之情，即在写作上找到了自我，然后才能谈到其他，才有散文美之可言。因此，在《红毛线》、《窑洞》和《觅渡》中，与其说作者是在客观地叙述着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等历史人物，不如说他在记叙着由这些人物的业绩和品格所引发的他的感悟、他的思索，一句话，记录着他的心迹。为文之道，其要义就在于找到自我，见出自我。有了自我，即不与他人雷同，这就是求新和出新了。但这并非易事，而且没有止境。这一次找到了，下一次还得找，常找常新，常新常找。只要创作还在进行，这个过程就没有终结。
一般来说，梁衡的每一篇散文都有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构思，比如写《觅渡》，从初次瞻仰瞿秋白故里，参观纪念馆，萌发创作冲动，到最后成文，中间就相隔整整六年。读了作品，你就会发现，单是瞿秋白纪念馆，他便前后认认真真地参观过三次。他需要积累思想，选择事例，提炼体验，最后还要找到展开情思的具体契机。那条曾经流过秋白故里的觅渡河，便成了这样的契机。觅渡河，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早变成了常州市繁华扰攘的马路。但是觅渡的意象太重要了，梁衡感触弥深：从中悟出了秋白悲剧性的不寻常的一生。在他的笔下，觅渡已不只是开启灵感之门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它成了一种涵义深永，耐人寻味的象征，又是提领全篇的锁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的话，认为此乃“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照我看，梁衡写秋白所捕捉到的这个觅渡河的意象，庶几近之。其实，他写延安时期毛泽东时所运用的窑洞的意象，写西柏坡时期五大领袖时紧紧抓住的红毛线、蓝毛线的意象，均属此类。
这类意象，并不是作者所要写的人物形象本身，但是却与人物的某些重要品格发生着象征性、隐喻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作者通过联想与想象在作品的具体语境中创造出来的，但却不是随意设定的。因此，这类意象的运用，就不能不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比兴味道。觅渡河，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其实早在瞿秋白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到了梁衡笔下，觅渡二字才被异乎寻常地突出了出来，并把它和瞿秋白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人生价值的权衡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现在作品中所给予的那些丰富的意蕴。
散文创作不像论文写作，不能用概念和范畴的推衍来展开作家的人生体悟和认识。因此，有了具体的意象，作家的体悟和认识才能有所凭附。梁衡的散文，以理性思索见长，但也很注意用情。情感的渲染始终伴随着理性的冥搜，在清明理性的导引下起伏变化，形成作品内在的律动。这里有一种梁衡式的情理结构。而这种结构正是凭附于诸如觅渡河、红毛线、蓝毛线、黄土窑洞之类的意象之上的。
梁衡的人物咏叹，不是一般的人物论，他也无意于对他们作出全面的评价，他所涉笔的，只能是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红毛线》突出的是一代伟人艰苦朴素、节俭自律的创业精神和品德风范；《窑洞》着眼于伟大思想与土地，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思想之所以有恒久的伟力，其深厚的根源，即在于此；《觅渡》的立意稍稍复杂一些，但也仅止于从才情、业绩、际遇、人格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对人物内心世界探究，至于穿插进同代人和异代人作比较，只不过为这种探究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参照，使笔墨更见立体，更显活泛罢了。
迄今为止，梁衡在《人杰鬼雄咏叹调》系列中所写到的主要人物，多是古人或已经作古的今人，特别是一些党史人物。他写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出于怀旧的意绪，亦非忽发思古的幽情，而是立足于现实，有感而作，为时、为事而作。他在寻绎一种资源，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一种也许早被金钱浪涌和权力追逐冲淡了的价值。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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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篇快评
当代工业题材的长篇力作
——评长篇小说《车间主任》
钱海骅
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作家张宏森创作的长篇小说《车间主任》是一部当代工业题材的好作品，是一部塑造基层工人形象的感人之作。
《车间主任》围绕北方重型机械厂展开了极为宏阔的艺术描写。这是一座有近５０年历史的国有大型企业，进入９０年代，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之际，它迎来了从未有过的考验和风险。其间，最剧烈的震荡当然是从以前对计划经济的全面依赖到如今要独闯天下的市场经济的竞争。这种转变波及到工厂的各个角落，冲击到工厂每一个人的心灵。工厂的决策者如厂长张一平、党委书记郭力维在为工厂的前景深深地忧虑着，为现代工业的出路苦苦地思索着；那些习惯于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享受清福、而在当今经济体制变革中不适应的人们也为失去了既得利益而痛苦不堪，他们本能地抵制着改革，也本能地抵制着劳动，成了现代工业生产力中最为消极力量；那些忠诚于企业、忠诚于劳动的车间工人们，也感到了一种难耐的失落和茫然，感到了劳动价值的转换从来没有如此地艰难。不难看到，书中展现的一切还在我们周围弥漫着，种种切肤之痛我们正在经历着。作家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切，并付诸艺术表现，的确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巨大的真实感，有一种无法言喻的震撼力量。
改革被作为一个大背景放置书中，但《车间主任》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文学，全书艺术描写的重心也不在厂长、书记这些决策者即“改革家”身上，这部书着力描写工人，描写现代工业中最具吃苦精神和坚韧毅力的基层劳动者。这是作家把握这一题材的独到之处。他把笔墨聚集于一个车间，通过车间主任段启明这个承上启下人物的形象塑造，既展现出劳动者任劳任怨的忘我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又传达出劳动者命运的坎坷、磨难。坚硬的骨气和沉重的背负结合在一起，高贵的自尊与无奈的旁落交织在一起，劳动的汗水与生命的泪水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这群劳动者悲壮的人生。书中激荡着一种刻苦劳动、艰苦奉献的昂扬情调，也尖锐提出了对劳动和劳动者地位的深刻质询。
同时，在驾驭这一现代工业题材的时候，作品不追求对工业生产进程的细致展开，而把艺术重心放在了人物的精雕细刻上。书中刻意表现的是人物命运的历时展开，人物与时代氛围的共时展示，人物丰富曲折的心理内容的层层展露。
《车间主任》的人物塑造我以为可以区分为两个相对的层次。一是以车间主任段启明为核心凝聚起来的工人集体人格的塑造，二是以一个个独特的经历、命运构成的极富内涵的个性化形象。
选取车间作为大工业题材创作的核心场景是极具匠心的。它是现代企业最活跃的单元，它联系着上层决策者，联系着诸如办公室、保卫处、卫生院、供应处等企业管理网络，又通过每一个工人的家庭、亲属等向社会领域无限地延伸，从而使作品得以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它还是一个表现劳动过程的典型环境，它组织起一个劳动群体，也就最容易刻画一代工人的集体人格。作者以段启明为核心，利利落落地描绘出一组生动的人物，像工段长耿海、维修工程全、翻砂工刘义山、钳工李万全、电焊女工肖岚、天车女工陈美玲等，在他们身上共同体现出了现代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们执著于劳动，劳动成了其基本的生存方式，失去了劳动会使他们痛苦不堪。作品通过现代大工业一个车间的描绘，通过集体人格的塑造，极为丰富地开掘出了当代工人的高尚品格。
小说没有因为集体人格的塑造而淹没人物的个性化，通过对个人独特的生命轨迹的描写呈现出活生生的性格，饱满有力，对比鲜明。段启明是这个车间的领班人，性格中有一种大刀阔斧的气势，有一种雷厉风行的威严，对于工厂前景和企业必需的改革他比一般工人有更深的理解，有高出一层的眼光，他对这一集体充满了热爱和关怀，也被这一集体衷心地拥戴着。这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画廊中出现的又一个成功的基层领导者形象。但相比之下，我个人更倾心于书中那些带有较多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如勤劳宽厚的刘义山、老实忠厚的李万全、生性乐观豁达的程全，以及性格复杂的工段长耿海等，从这些工人形象上，我们感受到了劳动者身上特有的道德魅力和属于崇高范畴的审美情感，他们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深刻的。
小说《车间主任》完成了对工人形象的传神写照，从中体现出了作者出色的性格刻画才能，并由此成了这部书最典型的特征。着意塑造工人形象，这也体现了作者端正的创作立场，这是一部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劳动者的立场，以劳动的名义创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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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童话创作的可喜收获
樊发稼
海燕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小鳄鱼丛书”，共十本，是低幼儿童喜欢的童话作品。这十本书包括孙幼军的《毛毛和大鬼》（周宪彻绘画）、金波的《苹果小人儿的奇遇》（王晓明、王菂菂绘画）、郑春华的《蘑菇熊》（李全华绘画）、周锐的《啊呜喵》（郑建新绘画）、常瑞的《小猪胖嘟嘟》（张汝为绘画）、王晓晴的《真真和她的小布伞》（李娜绘画）、张秋生的《波波熊的有趣故事》（刘梅绘画）、冰波的《孤独的小螃蟹》（钱继伟绘画）、李想的《小鹿陶乐儿》（曹永智绘画）和刘丙钧的《笨小熊和他的朋友们》（胡基明绘画）。这套幼儿童话丛书是海燕出版社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要重视和繁荣儿童文艺的指示精神，精心策划和组织国内著名童话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小鳄鱼丛书”的问世，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幼儿文学创作的可喜收获。
近些年，幼儿读物的出版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旧作新编、名著改编，新创作的相对较少，应该说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幼儿读物的更快发展和进一步繁荣的。有鉴于此，海燕出版社在抓新创作上下了功夫。“小鳄鱼从书”共十本，全部是作家们最新创作，第一次和读者见面的。
十本幼儿童话，题材、风格各异，但是都有极鲜明的幼儿特点，故事情节都十分有趣，充满神奇的幻想色彩。如《小猪胖嘟嘟》：小胖嘟嘟睡觉爱打呼噜，那呼噜声像有许多架飞机在起飞，震得山上所有的动物都睡不好觉。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他特意给自己发明了一个“呼噜罩”，罩上了它，呼噜声就能变成好的音乐；为了帮助大老虎的两个孩子好好吃饭，胖嘟嘟送来两个“会讲故事的碗”，用这碗吃饭，“吃饭就是香”，因为会讲故事的碗，每次都会讲一个不重样的新故事。像这样浅显生动的故事，想象奇特、风趣快活的情节，低年幼儿们是最喜欢的。
从主题内容上看，这十本幼儿童话都对小朋友们在思想、认识、情感方面有一定的教育、启迪和陶冶作用。《波波熊的有趣故事》中的四个故事，生动地叙述了主人公波波熊的聪明和淘气，作品通过浓厚的游戏情趣所表现的波波熊认识和改正自己缺点的过程，对幼儿读者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教育感染作用。《小鹿陶乐儿》里的主人公陶乐儿原来是一个爱哭的娇娃娃，后来成长为能独立自理的、勇敢的好孩子；为了治好大象的病，他忍痛割下自己漂亮的角熬成鹿茸汤，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甘为他人牺牲、奉献的精神。
十本幼儿童话在艺术上各有特色。有的语言特别清新优美，有的形象描绘得特别新奇有趣，所有作品在幼儿童话人物的刻画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功。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其声可闻，其状可见。
同时，优美动人、色彩鲜艳的图画，是幼儿图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小鳄鱼丛书”的美术作者都是国内的知名画家，他们精心绘制的图画，也为作品增色不少，使这套丛书文图并茂，相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