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与思考

  让农民受益是搞好合作医疗的关键
——对农村合作医疗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之二
本报记者王传伟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在全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后,合作医疗如何适应新的形势,一些地方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不少新鲜经验。在上海、苏南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已达80%,保障程度和抗风险能力也比较高;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如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江西宜黄县等地,合作医疗也再度兴起;在经济欠发达的河南开封县仅用两年左右时间,合作医疗覆盖农村人口已达90%以上。
开封县有20个乡镇(场),359个行政村,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3万。1994年农民人均收入967元,1995年农民人均收入1286元,县财政收入5018万元。1995年7月底,各乡镇都恢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占其总数的98.8%,参加的农民占总人口的93%。他们认为,要搞好合作医疗,一要领导重视,领导机构得力;二要建章立规;三要严格管理监督。关键是让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受益、满意。
该县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一、筹资多渠道。建立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国家引导支持的筹资机制。各乡镇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个人实际承受能力,确定筹资额度。国家投入由县乡财政负担。1995年财政投入20万元,各乡镇少者0.5万元,多者2万元。县里决定从村提留的公益金中按每人2元提出作为集体投入,1995年全县集体投入近120万元。个人投入在夏、秋两季三项提留时统一提取。1995年全县共筹集合作医疗金504万元。其中县乡财政投入占3.1%,集体投入占23.1%,个人投入占73.8%。目前全县筹资低者年人均5元,最高为22元。人均10元以上的乡14个,占70%,人均5至9元的乡6个,占30%。
二、合作形式多样化。减免补偿项目、比例,因地制宜,不求统一。根据各乡镇不同的筹资标准,采取不同的合作形式。筹资年人均10元以上的乡实行“合医合药”,按比例补偿医疗费和药费,门诊、住院减免报销比例为20%至35%。最高补偿800至1500元,对因病致贫户,从风险金中进行高额风险金补偿。筹资额在9元以下的乡镇实行“合医不合药”,即只减免补偿医疗费。
三、由单纯医疗型发展为医疗预防型。为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他们将预防保健工作纳入合作医疗的服务范围,使合作医疗的“合作”范围由单纯的医疗拓展为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的综合服务型。具体做法是:合作医疗基金总额的80%为医疗基金,10%至15%为预防保健基金,5%为风险基金,5%为储备金和管理费。为解决受益不公的问题,乡卫生院还巡诊到户,为农民进行体检、治病,并建档案卡。这样既扩大了受益面,又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四、乡村卫生管理一体化。管理形式采取以村办院管为主,院办院管、院村联办、村村联办为辅的模式。基本要求是村卫生所人员由乡卫生院统一聘用,业务统一管理,药品统一购销,财务统一管理。此举规范了农村卫生组织的行为,保证了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
五、建立监督机构,实行严格监督。为搞好民主监督,让群众放心,各乡镇都成立了由乡人大主席任组长的监督小组,各村建立了合作医疗管理小组。合作医疗基金由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统一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留或挪用。同时制定了严格的监督审计制度,专人专帐,日清月结,定期审计和公布帐目,接受群众民主监督。
当然,其他各地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如河北广平县在合作医疗基金管理上就创造了好的经验。他们强化了领导,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由乡卫生院按照“集中管理,单独建帐,专户储存,收付审计,专款专用,专人负责,乡村核算,互不平调,余额结转,定期公布”的原则进行管理。由乡主要领导“一枝笔”审批,严格把关,并教育医务人员优质服务,使有限的合作医疗基金发挥更大效益。
福建龙岩市从反复的实践中认识到,不仅要管好用好合作医疗基金,而且要经过科学测算,以筹定支,量入为出,做到略有结余,有所积累,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以资金再滚动,建立合作医疗基金的增值体系。他们利用资金闲置期,在不影响病人报销和不违反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安排有息储存或投资,盈利全部返还基金会。这样可以增强合作医疗组织对风险的自我抵抗能力。
至于补偿办法,各地的做法和认识也不尽相同。龙岩市的做法是“保大不保小”。理由是:对已摆脱贫困、逐步走上小康的山区农民来说,支付小伤小病的费用已不成问题,但遇大病住院,多数农民家庭都承受不了,一个主要劳力住院可使一家返贫数年。因此,他们推行“保大不保小”的大病统筹式的合作医疗制度。他们认为这样做可满足农民的需要,符合当地的现实。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再过渡到既保大又保小,既保治又保防。
与之相反,广东恩平市实行的是“补小不补大”。他们认为这样受益面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得到补偿的机会多,有利于有病早治,以免小病不治拖成大病。将来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筹集的医疗基金多了,再实行“补小也补大”。
而开封县则根据不同情况,同时实行“补小不补大”和“补大也补小”两种不同的做法。即在实行“合医合药”的乡镇采取“补大也补小”的办法;在实行“合医不合药”的乡镇则实行“补小不补大”的办法。
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采取哪种办法,都必须充分听取当地农民的意见,以多数群众赞成满意为原则。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读者论坛

  调研考察莫走样
河北行唐县纪委常建水
领导干部到基层搞调研,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掌握第一手材料,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可为科学决策提供确切的依据。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无论工作多繁忙,每年都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深入基层搞调研。但如果仅仅满足于听汇报、要报表、看材料,或者是“蜻蜓点水”,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那么,就是水平再高,也难免决策失误。在各项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领导干部踏踏实实搞调查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坐着轮子转,隔着玻璃看”,是时下群众对我们一些干部到基层“考察”、“调研”所作的写照。有的领导“兵马未动”,秘书们的电话先来了,于是,下边便忙活开了。领导来了,吃什么,玩什么,准备得极其周到,甚至连领导走时捎什么带什么都准备好了。也有的领导下基层搞调研,前呼后拥,很少接触群众,根本听不到群众的意见。这种调研看起来挺热闹,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如此下基层不但不能给基层以帮助,反而增加了基层的负担。
千头万绪的工作,最终要在基层落实。但愿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务虚名,放下架子,俯下身子,认认真真调查研究,也不妨来一点“微服私访”,及时发现、解决群众亟盼解决的问题。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呼吁

  机动车司机莫与火车抢越道口
四月一日,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的实施是我国铁路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它不仅调整了列车运行的时间,更主要的是提高了客货列车的运行速度。这是件好事,但同时给铁路与公路平交道口的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目前,我国有六万公里铁路运营线路,有道口三万多处。以前,铁路客运列车的速度一般为每小时七十公里,货车为四十公里。由于有些机动车驾驶员忽视行车安全,开“英雄”车、违章车,与火车抢越道口而造成事故的事经常发生。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近几年每年有二千多人丧生于道口事故,大多是汽车抢越道口所致。这不仅给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而且给不少家庭带来不幸。
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后,货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八十公里,一些快速旅客列车的速度提高到一百二十公里和一百四十公里。所以,笔者在此提醒各种机动车驾驶员: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请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千万不要与火车抢越道口!
管好、用好铁路道口,决不是铁路一家的事,需要各级人民政府的帮助与关心,需要铁路沿线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乡村群众的支持。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加强对驾驶员法制观念和安全行车的教育,才能保证铁路道口的长治久安。
沈阳铁路分局牛光民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讨论做文明“上帝”

  强调付出意识
视被服务者为“上帝”本是一种经营之道,这一经营之道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意义深远。我认为,做文明“上帝”要有付出意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关照,如果只想索取不愿奉献,只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自己不尊重别人,那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付出行为有互惠互利之效,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人与人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和谐和亲密。我们何乐而不为?有次我去商店买衣服,多试了几次,售货员脸色变了,我压住随之而来的火气。在付钱的过程中,我发现售货员多找了10元钱给我。售货员接过我退回的钱,立即笑颜称谢。我付出的是忍让,是不属于自己的10元钱,但尝到了做文明“上帝”的无限快乐。
做文明“上帝”还要能保护自己的权益。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生活领域存在的弊端还很多,消费者这一“上帝”的人格尊严、权益受到伤害的现象为数不少,做文明“上帝”,应该利用舆论或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去年我的一位同事出差坐火车,列车员要求每个乘客必须买一本他们编印的列车时刻表。同事出于无奈买了一本,随之他将这一现象反映到报社。时隔不久,那次列车的两名同志专程到单位来,向我那位同事道歉。
从一方面来说,社会生活中的人是普遍联系的,比如今天你到别人处接受服务,明天别人有可能上你处接受服务,以自己暂时的消费者身份而自命为“上帝”是不明智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消费活动不仅是钱和商品的交换,还有服务和被服务态度的交换,这是潜在的,但只要付出一点,你将得到回报。
陕西渭南市铁20局一处杨军奇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农村建房应有规划
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里一排排新房拔地而起,村庄的范围一年一年扩大。在耕地被一座座新房吞噬的同时,一处处旧房却常年闲置,这一现象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据我了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一是旧房的主人举家迁徙,故闲置,想卖掉,却因面积小或位置不好无人愿买。
二是原住户子女多,老宅旧房不好分,为了回避矛盾便将其闲置起来,再另到外面占地建房。
三是过去村民居住集中,建房又没有规划,巷道狭窄曲折,人车出进不便,有的人只好将旧房闲置起来,另辟佳地建房。
四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讲排场、比阔气,一户建多处住房。用不了,只好常年闲着。
对农村闲置住房多的问题,有关部门要想办法解决。村里盖房应有个规划,对闲置的老宅基地要合理地利用,不能把土地白白浪费了。
河北沙河市桥西学区张仕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不该向企业“摊派副职”
某报刊登一则新闻,说一个只有36人的国有企业,竟在两年内先后被安排5个副厂级干部。这种被群众戏称为“摊派副职”的现象,应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近年来,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党政机关多了一些富余干部,他们往往被安置到效益较好的企业里,给个副职干干。这样,上级部门机构精简了,企业机构却因此臃肿起来。有道是“池中鱼多水不清,衙门官多事不明”。安排过多的副厂长、副经理、副书记等,增加了企业支出不说,领导多了意见往往难以统一,容易出现办事久拖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等问题。
另外,党政机关干部到企业占据副职的位置,使企业里那些真正懂经营、会管理、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进不到决策层,由此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特别是个别“跑”出来、“喝”出来、“贿”出来的副职就任,不仅让关心企业命运的干部、职工感到压抑,甚至可能搞坏一个企业。河南焦作市李刚星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科技下乡要扎“根”
近些时候,科技下乡、科技兴农的热潮,使农民朋友受益匪浅,为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了基础。但应该看到,农民对科学技术的渴求不是散发一点科技资料、搞一两期培训班就能满足的。他们需要操作上的示范与实地技术指导。不少农民说:科技下乡是好事,但靠“送”是有限的(时间短、项目少);乡里的农技站要发挥作用,村组要有几个过硬的农技人员就好了。
因此,下乡的科技人员和有关领导部门不仅要重视科技下乡,更要重视对乡、村基层科技队伍的培养和提高。只有这样,科技下乡才能扎下“根”,科技兴农才能有保证。 江西宜丰县委宣传部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建议与要求

  农业普查必须真实
1996—1997年度的寒假,我回到了家乡——广东省西部的一个小镇。这时全国正在统一进行农业普查,为真实地了解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情况,我当起“义务普查员”。
我随着一名普查员来到东岸村的村长家里,说明来意后,村长热情地接待我们,并把早已准备好的资料交给我们。其中几项重要数据为:东岸村有517人,养猪608头,牛210头,鸡3000多只,劳务输出100人,人均年收入2115元。然后,我们走访5户农民,他们都说这些数据不实。一位老农民说:“照我估算,我村人口超过550人,养猪至多200头,牛100多头,鸡顶多不过1500只,外出打工的150余人,人均年收入不过1000元。”我们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又走访几家农户,他们都说前者数据失真,后者数据接近真实。当我们把接近真实的数据整理好并准备上报时,上一级领导却下达了“参考数据”:东岸村上报的人口不得超过510人,猪鸡牛数目要分别在1000、5000、300以上,劳务输出不超过人口的1/10,人均年收入在2500至3000元之间……如不符合“要求”,重新“查证”,直至符合为止。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对待农业普查怎么能这样做呢?浮夸了的“数据”不仅不能正确反映当地农村的现状,反而有可能误导某些决策出台,这一点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湖北武汉食品工业学院6号信箱莫旺雄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监督哨

  蕲春火车站乱收费
二月十六日我从湖北蕲春县火车站乘车去北京,在站内售票窗口买了两张一百四十四次列车的硬座车票,票款共计一百四十八元,但售票员却收一百六十八元,并给了两张“服务费”收据(每张十元)。我当即问:“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还收服务费?”售票员说:“卖给你票就是为你服务了,收你服务费怎么了?”我因急等上车,也没多计较。到检票上车时,检票员收回了所有旅客的服务费收据并撕毁。
我认为,蕲春火车站的这种做法属于乱收费行为,损害了广大旅客的利益,也有损铁路部门的形象。 吉林汪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楚云


第9版(读者来信)
专栏:耳闻目睹新闻图片比赛

“克隆”一词别乱用
“克隆”一词初见报端,就有酒家拿来大做广告招徕顾客,还称什么“系列”。哪来这离奇的时尚口味!
上海曹安路市场治安组顾云根摄于肇嘉浜路府城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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