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建筑笔谈
古都风貌，何以“夺回”？
孟凡茂
进入８０年代，维护古都风貌进而“夺回”古都风貌的提法屡屡出现于首都的一些报纸上，此后也在许多新建筑物上得到了体现。进入９０年代，我们也就见到了一片一片的大屋顶、一座一座的小亭子。难道这样就真的维护并夺回了古都的风貌吗？那么多现代建筑都顶上了一个传统形式的“帽子”能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继承吗？现代风格或者称时代风格应该是什么呢？
在谈到把古代营造法式应用到现代功能建筑时，有人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说这是身子进入了新社会而脑袋还停留在旧社会。其实这个比喻并不是很妥帖。传统建筑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古香古色的宫殿，土风土味的民居，更有经过汉化的宝塔，一如原装的教堂。人们没有说北海公园琼岛上那亭亭玉立的白塔破坏了建筑格局的统一，而是赞美它与黄瓦、红墙、苍松、碧水所构成的美丽景色。圆明园曾被称之为万园之园，最具特色的是把西洋建筑融于中国园林之内。建国以来，曾经批判复古主义，仍建成传统形式的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曾经批判洋奴哲学，仍建成异域风格的北京天文馆、工人体育馆。如今的天安门广场，北面是天安门，南面是纪念堂，东面是历史博物馆，西面是人民大会堂，堪称是古今中外建筑风格的大荟萃。我们赞赏天安门的庄严与辉煌，珍视纪念堂的凝重与肃穆，领悟历史博物馆的深沉与典雅，感受人民大会堂的雄伟与朴素。我们素来不曾排斥过异域风格，为什么如今要“维护”和“夺回”的就只剩下斗拱飞檐琉璃瓦了呢？为什么在大屋顶周围就只能建大屋顶，为什么现代化的功能建筑要配上宝塔尖和小亭子呢？
现代建筑注重功能性、科学性、经济性、艺术性，强调建筑形式与内容（功能、材料、结构、工艺）的统一，表现时代观念。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谈到新建筑时曾说，把“清代官式建筑的则例用在南方或者用在‘不摆官架子’的建筑上是不恰当的。……要摆脱那种堂哉皇哉摆架子的模样。”民族形式如何在现代建筑上体现，不应该是形式上的照搬和摹仿，而是建筑思想上的继承与创新。古代建筑在功用、材料和形式上是个统一体，倘若把五龙亭、六合塔架构在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物上，不仅有损古代建筑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也使现代建筑不伦不类；而且用现代建筑材料重塑古代式样，即便是解决了多道技术难关，也不能说是一种创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造假。这种对传统形式的摹仿只会使人感到传统观念影响的深重，时代创造力的匮乏。因而要展现时代风格，首先要尊重建筑师的创造，充分发挥建筑师的创造才华。
建筑是体现时代风貌的。我国古代有着辉煌的建筑成就。但由于我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建筑的最高典范也只是明清的宫廷建筑，加上对砖木结构的过分依赖，传统形式的主流是单一的，这就使得我们一谈到传统形式，就离不开三大殿、五龙亭，因而就对大屋顶情有独钟了。我们应看到，传统建筑形式的本质一是要服从皇权，如紫禁城炫耀的是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帝的穷奢极欲，表现着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就连北方民居四合院也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二是服从于宗教，宗教建筑形式不分中外，位置得天独厚。如何对待古典与现代、内容与形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现代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把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底蕴融入了北京香山饭店，把古埃及的金字塔式样移植到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门前，还在美国波士顿古香古色的三一教堂旁竖起了现代化的玻璃塔楼。中国古代建筑形式如何在多变的国际潮流中既保持特色又推陈出新，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我国历史上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工业革命，因而也就缺乏哥特式、巴罗克式、文艺复兴风格、国际风格等不断变化着的建筑形式。我们应把眼光放远一些，世界上的建筑形式，古代的与现代的，都是人类的创造。我们应该从这些创造中吸取所缺乏的，弥补所不足的，从而创造出令今人为之自豪，后人为之荣耀的不朽建筑。
第4版(副刊)
专栏：
享誉世界的“军嗓”
俄军红旗歌舞团来华巡演
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原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将于四月来华。他们此次中国之行的首场演出将于四月十八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此后将在大连、上海、惠州、深圳、成都、天津等地巡回演出。
这个世界第一流的军队歌舞团，诞生于一九二八年十月。歌舞团的创始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天才的指挥家，他还是原苏联国歌的创作者。歌舞团初创时期，全团只有十二个人，除了一名钢琴演奏员、一名朗诵演员和两名舞蹈演员外，合唱团只有八个人，但就其艺术水准而言，这个小小的合唱队却称得上出手不凡，一亮相就是八重唱！三十年代，这支队伍迅速成长起来，其规模和声誉与日俱增。在卫国战争爆发的一九四一年，年轻的亚历山大少将从刚刚去世的父亲手中接过了指挥棒，他指挥着红旗歌舞团冒着枪林弹雨，穿过炮火硝烟，用激昂的歌声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人们可以在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见到他们当年的身影。现在执棒的团长萨莫夫上校和艺术指导、俄罗斯功勋演员费德罗夫领导的是一个拥有五名独唱演员，七十名合唱演员，三十五人的乐队，二十人舞蹈队的强大阵容。歌舞团有二千多个保留节目。其中有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歌曲、俄罗斯民间歌曲和舞蹈、士兵舞、古典作品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品等。
红旗歌舞团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是因为他们的合唱发声有一套独一无二、别具特色的技巧。雄壮时，气势磅礴，排山倒海；悠扬时，意境深远，回味绵长。俄罗斯的舞蹈素以热情奔放、诙谐洒脱著称于世，但同时舞蹈技巧的难度也是非同寻常的，因而极具观赏性。红旗歌舞团的舞蹈在继承俄罗斯民族传统舞蹈风格的基础上又糅进了军队的阳刚之气，让人叹为观止。
红旗歌舞团对于中国的观众也并不陌生。一九五二年、一九六五年他们曾两次应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邀请访问中国，在十五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近几年来，他们演唱的节目经常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播放，深受听众欢迎，而由英国“百代”公司为该团制作的那张著名的唱片，在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当中也十分抢手。（简圣）（附图片）
右下图为当年的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阵容。
第4版(副刊)
专栏：
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再次来华
奥地利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在彼特·古特教授率领下，于今年４月９日第五次来华演出。
彼特·古特先生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国际公认的施特劳斯专家，当代维也纳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生于维也纳，自幼学习小提琴，是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依斯特拉赫（ＤａｖｉｄＯｉｓｔｒａｃｈ）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个门生之一。
比特·古特曾出任维也纳爱乐乐团和奥地利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家，并应邀担任过世界上８０多个交响乐团的客座指挥。
施特劳斯节日乐团的乐手基本上都来自奥地利第二大交响乐团——国家广播交响乐团。他们此次访华将在北京、天津、青岛、武汉等地举办“醉人的旋律音乐会”，演奏施特劳斯家族不朽作品，其中不少乐曲在我国演奏尚属首次。４月１１日晚，他们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本次访华的首场音乐会。４月１２日，他们还在北京燕莎中心凯宾斯基饭店与中国艺术家联袂举办了一场北京—维也纳音乐舞会。（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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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嘉德九七春季拍卖会名作纷呈
中国嘉德的大型拍卖会到今春已是第七次，心态趋于平稳。２０００件拍品分６个专场推出。此次中国书画专场的扛鼎之作是潘天寿的丈二巨制《春塘水暖》，殊为难得；张大千的泼彩画《春山匹练图》，也十分引人注目；吴冠中、黄永玉、黄胄等当代名家的作品占到１／３，比重增大。
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关良等老一辈画家的油画作品继续为收藏家看好；吴冠中的《韶山》清逸朗阔，陈逸飞的《春风又绿江南》灵动馨人；继陈逸飞之后，著名旅美画家丁绍光也将首次在国内拍卖会亮相，名为《西双版纳》的重彩画创作于１９８５年，以此画局部印发的首日封和邮票为日内瓦万国宫博物馆永久珍藏，此前，他在香港一次拍卖中创下２２０万港币的高价。
在中国嘉德自创的小天地古籍善本专场中，有一套世人鲜知的小版《得胜图》，是１７５４年乾隆皇帝为纪念平定准噶尔部之乱，命在京的西洋传教士兼宫廷画家郎世宁等人所画，并送巴黎雕版印刷，对研究清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很有价值。
珠宝翡翠专场和邮品、金银币专场是拍卖中最为难测的项目。３００件中外珠宝设计师的杰作和古代翡翠艺术佩饰，既流淌着古老的艺术风情，又充满时代气息。几位著名集邮家的旧藏充分印证了收藏归根结底是学术活动的说法，金银币也首次引入大拍。
本次拍卖会于４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在京举行。此前，嘉德公司携部分拍品到四川、浙江、上海等地巡展。（小杜）
第4版(副刊)
专栏：新书架
图文并茂的
《中国常用典故故事》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中，典故是一束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奇葩。精彩的典故往往仅用片言只语，便能形象地再现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昔日的风采，并深刻地揭示历史兴亡之真谛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晓元、孙敏编著，段文汉、吴万庆、易鸿道插图的《中国常用典故故事》图文并茂地讲述了４３０个典故故事。编者选择的多是在今天仍有生命力的典故，编写成一个个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故事，让人们知道典故的来源，了解历史，增长知识，拓展眼界。每个典故还配有图画、注音、疑难字词注解。（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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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信箱
音乐厅里的怪事
编辑同志：
三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音乐厅里见到了奇怪的一幕。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去音乐厅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会。因进场时没领到节目单，场间休息时想到前台索取一份。服务员告知，节目单已发完了。
我很遗憾，正欲返回演奏大厅，不料一旁的暗处角落里，一位在此打工的大学生模样的服务员却在兜售他私自“囤积”的节目单。“三十块钱一份”。低声“报价”的语气虽然不壮，却很果决。
堂皇的音乐厅里居然也有这样的“黑市”，实在令人惊讶。我求“单”心切，只好认挨一刀。
事后，心里很堵得慌，有些话不吐不快。北京音乐厅聘雇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为领座员、服务员，曾一度在社会上传为佳话。人们赞赏音乐厅经营者的明智，也欣赏大学生们对高雅艺术的尊崇。我希望人们不要因了音乐厅里发生的这一桩怪事而发出这样的喟叹：“如今的大学生真够呛！”就在那位小伙子操持他那不光彩的生意时，旁边另一位在此打工的女学生以警告的口吻说：“好哇！你可让我看见了。”这至少是表明了不苟同的态度。
我以为问题出在音乐厅的经营管理方。他们大概下意识地以为，文化素质高的人，就可以放松管理了。文化素质只是人的自我约束力的基础，但自觉性永远不能取代规章制度和相应的贯彻、落实。五个手指不一般齐的道理再简单不过。
其实，北京音乐厅对其服务人员管理、培训上的松弛在其他方面也已初露端倪。笔者近来不止一次在音乐厅见到这样的情形：台上乐队已开始演奏，观众席上却仍有人入场。既然立下规矩，何不严格执行？
读者韩涛
第4版(副刊)
专栏：九州风物
金陵刻经处
石永红
在南京市闹市区，延龄巷与淮海路的交叉路口处，有一座闹中取静的院落，庭院开阔，朱门中开，院内花木扶疏，肃穆清静。这就是以木刻佛经享誉中外的金陵刻经处。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刻印流通木版佛经的场所。
金陵刻经处初建于１８６６年，至今已有１２８年历史。它的创始人、清末著名佛学家杨仁山居士精通佛学，其思想曾被梁启超在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为“晚清思想界一支伏流”。他有感于当时佛教典籍多毁于兵火，无书流通，乃邀集同人分头募捐刻资，倾４０余年财力和心血，广泛搜求佛典，精心勘校注疏。
据刻经处元老们介绍，杨居士刻经不同于一般寺院经坊，特别注重学术研究。他在刻经处创办了“祗洹精舍”，自讲佛学，影响很大。门下不仅出现了欧阳竞无这样的佛学大师，还有谭嗣同、章太炎等革新派人物。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就是在刻经处写成的。
杨居士１９１１年逝世时已刻印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造佛像１０余万张，其中有隋唐间失传、千余年未曾出现的典籍。
刻经处在旧社会历经沧桑。到１９４９年大陆解放前夕，人员散尽，房产被占，数万块经版几乎被送掉。１９５２年在政府和佛教界共同努力下收回房产，重振业务，又将北京、天津、江苏、四川等多处寺院的经版汇聚于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刻经处面临灭顶之灾时，国务院专门致电指示保护经版，这才使其免遭焚毁。
１９７３年，杨仁山居士的孙女杨步伟和她的丈夫、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回国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立即指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与中国佛教协会一起着手恢复。刻经处的深柳堂、影堂、经坊等旧建筑都按历史原貌翻新，并新建了一座两层楼房作为经版库房，刻经流通业务也于１９８１年重开。
金陵刻经处至今完整保留着我国传统的木刻印刷技术。这种技术已有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现在它只用来印刷少数古籍珍本和佛经、道藏。
木刻印刷主要有写样、刻版、印刷、装订４道工序，全为手工操作。写样，就是在选好的木板上写上样字。样字必须反着写，而且是从右向左。刻版用的木板很有讲究，要用木质细腻的野梨树经过复杂的加工，使它容易镂刻又不易生虫；然后分割成长２６厘米、宽１７厘米的木板，正反两面刊刻。刻字的大小和字数都是一样的。刻完正反两面一块版，需要六七天时间。
印刷时先用棕片做的刷子给版子上墨，放上纸后再用擦子在反面擦印，每人每天可印１０００多张。特制的印经用墨由松烟、面粉、酒、醋等原料调匀而成，须发酵３年以上才能使用。纸是我国特有的毛边纸。
印好以后，经过切边、装订，就能和读者见面了。刻经处印出的书素以字迹清晰、墨色鲜明、版式疏朗、字大悦目而著称。
金陵刻经处被人们称为了解佛教文化不可不去的地方，这里的佛经经百多年积累，几乎集中了晚清到民国的所有研究成果。它在我国佛教中的地位，绝不亚于各名刹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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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眼静看“集邮热”
弘之
近年来引人瞩目的“集邮热”，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热闹景象的背后有何究竟？这需要客观、冷静的眼光。
文化与经济价值并举
北京城时下新俚语称趋时之举为“潮”。集邮，堪称一“热潮”，赶潮者愈来愈多，可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笔者每每公出，相遇的同行、朋友，竟大都为同好。
“代表、委员争购集邮品”，这是近年来许多采访“两会”记者笔下的花絮。笔者也多次目睹这一盛景。经询问，发现其中集邮者不少，但另一些代表、委员对集邮似乎并不大在行。有的只是觉得既然与会，总要买点纪念品，除本人收藏外也可送与至爱亲朋；有的则是利用“两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名流荟萃这一难得机会，购纪念封以作签名留念；还有的则是受“竞购效应”驱动，也上前买本邮册。
“两会”驻地的这一“花絮”，很耐人寻味。它起码给有关方面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如今集邮品已不只是面向传统意义上的集邮者了，集邮品市场变得天开地阔。盛世收藏兴，集邮一如春草，萌发正劲。
据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统计，１９９４年我国拥有集邮爱好者１５００万人，其中集邮协会会员２１０万。两年多来，集邮群体当更为庞大。调查表明，大多数集邮者参与集邮的直接目的是丰富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求知、求乐、求美。由于集邮并非纯文化活动，众多集邮者集邮的另一个直接目的，便是瞩望邮品的升值，以将其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并重的财富传给自己的后代。国内外公认的集邮之功能，无外乎就是益智、怡情、交友、储财嘛！如今，集邮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正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独特的作用。
集邮热潮推动邮市火爆
集邮热推动了中国集邮事业的迅猛发展和中国集邮者整体水平的长足进步。去年我国成功举办了第九届亚洲国际集邮展览。１５００框展品，琳琅满目的中外邮品，丰富多彩的邮展活动，逾２０万人次的观众，构成了一道蔚为大观的邮坛风景线。更令人欣喜的是，我国的展品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本届邮展所颁发的３５５块奖牌中获１４８块，占４２％，并夺得４个大奖的半数。沈曾华、李曙光两位集邮家的展品获大金奖，这是我国在历次国际邮展中获得的最高奖项。国际集邮联主席加迪亚先生称，中国邮集的进步之快令他感到十分惊讶，展品都很精美，有些邮品较为珍罕，看得出作者花费了不少心血。国际评审员陈为乐先生认为，中国邮集近年来提高非常快，特别是专题邮集已经达到了亚洲最高水平，并接近于世界高水平。
集邮热亦助燃了邮票市场的火爆。如今，步入京、沪、穗几大邮市——月坛邮市、卢工邮市、人民公园邮市，那摊连摊，人挤人，竞价声不绝于耳的场景，着实令初来者叹为观止。一到双休日，邮市更是川流不息，摩肩接踵。人气如此之旺，乃诸种因素综合所致。一是国家邮电部门政策支持，去年１０月销毁并盖销了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部分滞压邮票和已不适合现行邮政消费使用的部分普通邮票；今年邮电部又继续坚持“增套减量”的邮票发行方针。二是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已顺利实现了“软着陆”，银行利率两次下调并取消保值储蓄，国家鼓励老百姓投资多元化，向富之心，人皆有之，不少人见股市风险莫测，邮市却“一花怒放”，便选中了这一投资渠道。三是我国首次举办亚洲邮展即获成功之后，人们又获悉１９９９年建国５０周年大庆之际，我国将在北京举办世界邮展，加之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九七”香港回归、“九九”澳门回归等几大盛事，更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集邮的热情和投资邮品的信心。
邮市人气旺，应当说于国计民生，都是大好事。市场销售额显见呈大幅增长，中国邮票的出口急剧上升，１９９６年全国集邮业务收入首次突破２０亿元，已成为邮政行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邮市“高处不胜寒”
集邮是高雅的文化活动，追求利润、企图暴富背离了集邮的宗旨。前一段时间，邮市一日三个价，各种邮品一路飞涨，人为“恶炒”气息甚浓，很有些发“高烧”之状。这种用巨额资金支撑起来的几近泡沫式的畸形的“繁盛”，个中蕴含着相当大的风险。现介入邮市的资金额和购买力均十分惊人。据悉，仅北京月坛邮市一天的成交额即可达数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大量的交易实际上是在炒家们之间倒来倒去的。一些刚发行的邮票，即被炒至原面值的数倍之上，已背离了邮票增值的客观规律，非正常的供求关系所能解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集邮公司惜售压库甚至违规入市参与炒作，为炒邮风推波助澜。有人担忧，一旦巨额资金他移，就像击鼓传花，鼓声一停，花落在谁手上谁就要被套住。这一担忧不无道理。因此，树立风险意识，保持应有的理智，对于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至于大多数集邮者，既然我们是一片痴心在于邮，就不必过意在于邮市的起落。各级集邮协会应积极地引导广大集邮者正确认识炒邮风，树立良好的集邮道德观，为净化邮坛风气做出贡献。邮市呼唤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以更有力地促进集邮文化事业的发展。
提高素质，势在必行
邮市的现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集邮者和邮商的综合素质还不够高，其文化意识和邮识与国际水准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集邮组织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组织不同规模、形式，多种多样的活动，诸如集邮知识讲座和竞赛，结合邮展点评参展邮集，集邮学术研讨会，佳邮评选，新邮赏析，对外交流，加强集邮宣传，等等，帮助更多的集邮者领略方寸世界的奥妙，以便看出“门道”，提高水平。中国集邮总公司和北京市集邮协会近年来连续合办的青少年集邮日活动，去年亚洲国际邮展组委会秘书处主办的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比赛，吴凤岗、梁鸿贵等专家开办的系列邮识讲座，就很受集邮爱好者的欢迎。
凡集邮整体水平较高的国家无一不注重集邮队伍的后备力量。美国邮政总局从１９７４年开始，在小学高年级推广集邮俱乐部活动，并免费向这些俱乐部提供各种集邮资料；日本的邮趣协会出版了以青少年集邮者为对象的《邮票俱乐部》杂志，并从１９７３年起，每年利用暑假举办青少年邮展，分级别组织评审９岁至１７岁的参展者的展品。他们的做法是很有眼光的，颇值得我们借鉴。（附图片）
左图为北京月坛公园邮市一角。徐烨摄
21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旗帜》（绘画本）饱含激情与理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述了邓小平传奇般的革命经历和他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封面设计周士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