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创作札记
拍农民兄弟想看的电影
——送电影下乡的启示
于向远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曾随广电部送电影下乡小分队两次到农村。第一次送去我拍的影片《小村无故事》，第二次送去的是新片《男婚女嫁》。
送电影下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对一个导演来说既是对自己所拍影片的一种检验，又是对自己下一部要拍影片题材的一种开拓。
１９９６年２月份《小村无故事》在天津市宝坻县农村放映３场，近４０００农民观看了电影。有８０位农民代表分别举行了３次座谈会。对于《小村无故事》农民代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它很真实地反映了当今农村的现实，很巧妙地揭露了农村中的不正之风，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歌颂了以女主人公水芹为代表的正直纯朴的劳动人民。同时也指出了影片的沉重感，一些农民代表说看了这部电影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在与农民兄弟个别交谈中，农民兄弟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最喜欢看像《喜盈门》那样的喜剧片，现在日子好了，就想乐呵乐呵！”
宝坻县副县长侯隽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种片子应该拍，但更应该拍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变化的片子，给农民鼓鼓劲儿！”
这些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是个立志要拍农村题材影片的导演，这时我的手里已经抓着一个农村题材，是写一个老农民发家后想把村子建成一个农民王国的悲剧，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农民兄弟和侯隽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带着让农民兄弟乐呵乐呵，给农民鼓劲儿的想法，和几位记者朋友共同策划，几经努力，去年我创作出了新片《男婚女嫁》。该片以一个富裕了的农村为背景反映了该村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以举办集体婚礼为线索，展现了老一代农民、新一代青年的风貌，在热热闹闹欢声笑语中实现了富村帮穷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目的。
拍摄时我们选择了天津市静海县文明小康村西双塘作为景地，那一座座小洋楼、那庞大的村办企业，充分展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说实话，这些年拍农村电影是很难的。拍农村片既存在着筹资难、拍摄难，又存在着发行难的实际问题。敢于拍农村片的厂家既要有一定的胆魄，又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敢于拍农村片的导演，既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又需要对农民兄弟有真挚的感情。
１９９４年我拍《痴男怨女和牛》的时候，正值盛夏，我们在河南桐柏县老湾村外景地，白天顶着４０摄氏度的高温，夜里挨着数不清的蚊叮虫咬。一天下来不知流了多少汗、不知被叮了多少包。因经费少，一个多月外景期间，组里没敢吃一顿红烧肉。当地乡政府看不过去要免费招待我们吃红烧肉。戏拍完了，受到好评，一量体重，我掉了８公斤。
如何真实地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作为一个导演我深刻地感到你不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不能站在说教者的立场上，而应该到农民兄弟中间去体味农民的情感，了解农民的生活，必须用真挚的感情去表现农民。在拍《小村无故事》的时候，我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去拍摄的，因此，取得了成功，得到了观众特别是农民兄弟的认同。
作为一个导演应该以极大的热情去讴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农村。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反映这一现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我的９６新片《男婚女嫁》就是表现这样的新农村。
１９９７年１月底送片下乡，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放映了《男婚女嫁》，数千人观看了影片。农民兄弟说：“这影片好，拍出了当今咱农村的精神面貌！”后来又在河南林县农村放映了《男婚女嫁》，村支书王发水感动地说：“看这种电影既受教育又让人开心！”
寒冬腊月数九天，冷风嗖嗖，数千人聚在野外看电影，我也和农民兄弟坐在一起，不时被农民兄弟的笑声所感染，身上的寒意跑得无影无踪。
座谈会上农民兄弟又向我们提出新的建议、新的要求，使我对１９９７年要抓的农村题材又有了新的想法。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影片《郑成功》拍成
由河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历史故事片《郑成功》，经过创作人员一年多的忙碌，日前摄制完成。影片以跌宕的情节、阔大的场面，展现了明末清初郑成功率大军，跨越海峡击败穷凶极恶的荷兰侵略者，收复被长期占领的台湾的历史伟绩。该片由王钢编剧、卢卫国执导，郑成功由黄小雷扮演。 （文一）（附图片）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沉重的翅膀与奋力的飞翔
——电视剧《黑天鹅》的现实主义特色
杜高
江西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录制的８集电视剧《黑天鹅》（陈海萍编剧，阿茵、蒋迅导演）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它直面现实生活，直面经济改革，以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展现了以天鹅岭矿为代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境和艰辛的改革，大胆地触及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热情地歌颂了煤矿职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下的勇敢实践，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只有改革才能给天鹅岭矿带来活力和新的生命。
天鹅岭煤矿所面临的严峻困境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现状的一个缩影。由于限制煤价甚至无偿调拨，天鹅岭煤矿长期亏损，只得靠国家补贴来维持局面。《黑天鹅》的戏就是从国家宣布取消补贴的这一天开始，而这一天恰好是天鹅岭煤矿９５周年的大庆，也是它迈向改革的起点。这样，历史、现实和未来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天鹅岭煤矿波澜壮阔的改革是围绕着主人公雷洋的坚决行动和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生境遇的描写而展开的。矿务局长雷洋的艺术形象是这部作品的灵魂。他大胆提出裁员，大力精简处室机构的改革方案。电视剧用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场景表现了这场改革的艰难过程。改革触及到了许多人的实际利益，骤然改变了整个矿区原有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必然引起许多人的激烈反对、抵制和冲突。但是雷洋毫不动摇。他带领群众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劳务输出，热情帮助下岗职工开辟新的就业门路，同时用新的管理方法和分配形式激活企业机制，使整个矿区很快呈现出走向市场经济的蓬勃的新局面。
雷洋是矿工的儿子，和工人群众有着深厚的血肉联系。当他面对端着盆站在他家门口威胁他，向他要米的下岗职工兄弟们时，他不但没有半点恼怒，心里充满诚挚的谅解和同情。他的父亲曾惨死在一次事故里，而当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杨志攻克了煤矸石发电的技术课题，他不像人们猜测的对杨志有怨恨情绪，主动去慰问他、感谢他，表现了一个领导者的胸怀和品质，这些场景使观众很受感动。雷洋形象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他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而坚定的信念。
宋安也是一个感人的形象。他朴实忠厚，总是把荣誉让给别人，他始终同情关心着身处逆境的杨志，热诚地支持杨志的研究设计，当他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了煤矸石发电的设计方案后，他又坚决向雷洋说明真相。他虽然不是这部戏的主人公，但这个人物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他的品质所具有的精神分量，给观众以深刻启迪。
电视剧里的其他几个人物，如矿长胡忠良、党委书记晏婷、老矿工宋师傅、青年矿工宋杰、科长刘裕和他的四个儿子等等，尽管他们对改革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有差别，但在改革的浪潮中，都经受了洗礼，构成了新时期工人阶级可亲可敬的群体。在近几年的荧屏上，这种真实的工人形象我们看到的不多，他们的出现就特别可贵了。
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凝聚在８集电视剧里，结构简练紧凑，既不拖泥带水，又不故弄玄虚，形成了朴实明快的风格。这对当前电视剧普遍存在小题大做、拖沓冗长的风气，也是一个挑战。
然而，从这部电视剧所涵盖的内容来说，细节还可以再丰富些。比如宋安一家人和杨志的关系，晏婷和胡忠良的情爱，都可以纳入改革的大漩涡中描写得更细腻、更充实些，煤矸石发电厂的建立、工人分流后的就业情景就过于简略，减弱了对于改革艰巨性的表现。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以改革为标签的电视剧，把市场经济表现为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把改革开放的“主战场”摆在富丽堂皇的宾馆商厦，改革的主角似乎都是些潇洒时髦的靓男俊女，其脱离实际、情节虚假已引起广大观众的反感。相比之下，《黑天鹅》这样从现实生活中来又反映了生活真实的作品，就更应该受到我们的热情赞扬了。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喜莲》：柔弱与坚韧
朱晶
说电影《喜莲》是描写乡村女人脱贫致富的故事，似乎不错。但这并不就是《喜莲》，甚至不是其主要的特色。看片时：人们很快被那位带着浓郁东北乡土气息的、泼辣、贤淑时而又显得柔弱的喜莲抓住了。这是近期银幕少见的现象。许多银幕人物与我们无关，那些出没于江湖、游走于商场，那些华贵的、空虚的、性感的，谈吐着“文化”又散发着痞气的人物，让我们无动于衷，而喜莲却不然。
喜莲是长影导演孙沙“乡村女人三部曲”中的人物之一。据说，拍“三部曲”并非有意为之，自《九香》、《红月亮》、《喜莲》拍下来，便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同样以当代农村为背景，同样以女人命运为焦点，奏响了一曲深沉的中国劳动妇女奉献、自尊、自立的颂歌。《九香》沉郁执著，《红月亮》忧愤慷慨，到《喜莲》则迸发出一股活泼豁达之气。孙沙痛感浮躁、急功近利造成当前某些影片与广大观众的疏离，他注重电影的民族精神，他追求返璞归真的境界，认为没有实感和真情就没有电影。而在广袤的乡村与细小的家庭，透过古老生活方式的更新，他洞悉了生活的阴影，也找到了人的质朴与温馨的栖息地。
喜莲形象的鲜活在于她毫无雕饰。孙沙心目中的喜莲女人味十足又风风火火，于慧的表演可以说出色地传达了角色这种气质。出嫁的喜莲，不时撩开红盖头左顾右盼，后来索性把红盖头当围巾系在脖子上，她的不安分，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而穿着大棉袄和泥抹墙，背着瞎婆婆从西院跑到东院，又显示了喜莲的质朴与柔顺。同村姚二虎偷牛被拘留，她想到自己也想到了命运相同的乡亲们，由此启发她下决心改变活法，带领全村人苦干脱贫。
农民的脱贫致富，不但是物质生活条件改造和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更新和精神解放的过程。《喜莲》并没有低估这个过程的艰巨性。只不过它主要着眼于女主人公对习惯势力的抗争及其精神上的成长，而且以轻喜剧的方式降低了喜莲与丈夫冲突的灼热程度，这样一来，似乎反倒更贴近生活，更能真实衬托喜莲的心气与眼界。喜莲属于那种敏于接受新事物、较少自私心的农村新人。生活视野闭塞时，她不乏善良与颖悟；一旦良知被唤起，踏上自立之途，她坚韧而通达，又不会丧失女性的温柔与同情心。时代造就了喜莲，是改革风潮把她推到了生活的前列。意识到经济独立对于妇女解放的意义，同时以开阔的襟怀寻求与公众共同富裕之路，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喜莲的形象肯定会给人们许多宝贵的启迪。
流畅、洗练的叙事，已成孙沙电影的一个特色。旁白的妙用，有助于剖示主人公的心迹，从语言风味上也加重了影片的乡村感和地域感。几组人物关系中，喜莲与婆婆（婆婆因喜莲抓中药治疗由失明而复明，尚可推敲）、与妯娌、与村民的关系，着墨不多，恰到好处。喜莲与丈夫的交流与碰撞，世德摆村长架子那憨态可掬的居高临下，喜莲不乏柔情与依恋又不乏自主与坚决，无疑是最富于生活情趣的。杨青这个角色的设置，也应说是颇具匠心的一笔。作为世德原先的对象，杨青旧情未了，夹在喜莲与世德之间，形成某种尴尬的局面。这本容易落套的“三角”模式，在《喜莲》中处理得比较自然，杨青介入与离走，不仅成为故事进展与转折的重要情节点，而且从侧面增添了男女主人公情感纠葛的波折。问题是喜莲与世德之间精神隔阂的修复，应当说，影片的收束还是过于匆忙，直至结尾观众在心理上并未完全认同男女主人公达成谅解和重燃爱意。
情感与人性的丰富而有深度的揭示，仍然是当前银幕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乡村女人三部曲”的人情表现，《红月亮》显得更有力度，《九香》和《喜莲》稍嫌拘谨。缺乏激情的写实往往归于平淡。尽管孙沙的东方式含蓄在总体上是可取的，但看片之后，我仍有“功亏一篑”之感，由衷希望这类题材和格调的影片有更大胆的笔触、更强烈的心灵冲击力。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电视剧《紧急夜航》将播出
一部以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云南丽江地区地震为背景，表现民航职工舍生忘死、救灾抢险的电视剧《紧急夜航》，近日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这部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云南航空公司、北京天勤影视艺术公司联合摄制的上、下集电视剧，透过地处高原的民航航空站和航空公司职工，在余震不断、地势险要的恶劣条件下实行紧急夜航，保证救灾人员和物资运抵灾区的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民航职工情系灾区、忘我奉献的英雄赞歌。
该剧由金多编剧，沈好放导演，修宗迪、王馥荔、常远等饰演。
（文一）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一只寻常百姓家的小燕子
——《西施断缆》观后
郭汉城谭志湘
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已多次走上戏剧舞台，成为吴越政治斗争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胆剑篇》、《吴越春秋》是如此，近年来出现的京剧《西施归越》、黄梅戏《西施》等也是如此。越剧《西施断缆》则是又一出以西施为主角的戏，取材角度、立意、表现手法有其独到之处。
在吴王夫差大败越王勾践，越王沦为奴隶，在吴国石屋养马三年这一大背景之下，吴王提出要越王进献美女西施。于是西施这一普普通通的越国女儿被卷进政治漩涡之中，她的“去”与“留”对越国就成了至关重要之举。诸暨市越剧团创作演出的《西施断缆》以平民百姓的视角切入，塑造出一个寻常百姓家的浣纱女子。表现出了柔情女儿的烈性和烈性女儿的多情，很是生活化，平易亲切，合情入理，既张扬了人性之美，又没有视人性高于一切，无限度地膨胀人性。
“小燕子，飞呀飞，不借天，不借地。只借梁上做个窠，给你生个小弟弟。”这是西施吟唱的一首童谣。苎萝江畔长大的女孩儿对生活的追求，就是那么平实质朴，没有丝毫的虚浮缥缈之望——一个满意的丈夫，一个温馨的小巢，劳作度日，生儿育女，足矣。西施浣纱，等待着恋人范蠡，相爱的人久别重逢，憧憬着未来美满的家庭生活……戏剧，就在这样如朦胧诗，似水墨画般的艺术氛围中展开。女伴们祝贺他们早日洞房花烛，南国小女子打闹嬉戏，引出一段“要打闹”的歌与舞，姑娘们脱下木屐，赤足舞蹈，手持木屐，拍拍打打，“笃，笃……”的木屐撞击有声，伴着阵阵笑声歌声，秀媚柔美之中带着野性，江南农家女子特有的情致韵味如同酒酿一般，秀甜醇美。这是一场悲剧之中仅有的一点喜悦，它弥漫全剧，是苦中的一丝甜，是悲中的一线喜。
吴王索要西施的行为打破了一个美丽的梦。这时，西施的抗争是震撼人心的，她是因为美而招来祸，于是她拔出苦竹簪欲毁容。最后一次以溪水为镜照容颜，鱼儿因她的美貌而自惭，纷纷沉入水底，这里运用了民间传说西施“沉鱼”之美的故事。美有何罪？为了美不受玷污，也为了捍卫美，西施最后采取了溺水之举。这里歌颂了一个平凡女子对美的眷恋，对美的护卫，至此，弱女子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这是第一次升华，她的刚烈、她的见识既真实可信，又让人赞叹。
“断缆”是戏剧高潮，也是人物精神境界的又一次升华。作为一国之君的越王夫妻，卧薪尝胆，食苦菜秧，特别是救西施性命的越国夫人容颜的提早衰老，使村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忍辱负重以图自强。为国为家，为了越国的百姓不再陷入战争的火海，她决定去吴，做“牺牲”。这时的西施，从正当的人性人欲的追求之中走了出来，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家走向国，从个人情感走向了国民情感之中。当姐妹们难舍，乡亲父老难离，范蠡难别之刻，西施抽剑断缆。这是辉煌的一剑，这是大义凛凛的一剑。这一剑之中蕴含着千言万语，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它预示着，在吴国生活的艰难岁月之中，这个越国女儿定会不辱使命。然而西施又是痛苦的，这种心中淌血的痛苦远比自毁容颜，投江而死，或是以利器刺死吴王要痛苦千百般，但这种在忍受中生存又是崇高的。
还是故乡人知道越国女儿之心。《西施断缆》对吴越春秋这一题材的处理，既敢于写人性之美，人欲之正常，又敢于表现平民的崇高。应该说这种感悟是带着９０年代的特色，具有健康的现代品格，它将是永恒的。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大转折》：走向中国战争史诗的新里程
西南
史诗性的战争巨片，一般应有三个要素，即影片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对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或人类的和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超越时空的不朽的文化篇章；必须塑造出包括敌我双方在内的从领袖、将帅到各级指挥员及普通士兵的众多人物形象，特别要塑造出代表着正义与和平，改变了民族命运的领袖形象和英雄群体，成为体现着崇高悲壮美的精神载体；必须全景式地、多层面地、真实地展现战争战役的进程，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底蕴深邃，集历史风云、社会矛盾和战火硝烟为一体，是博物馆、是百科全书。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转折》不失为一部称得上是史诗的战争巨片，不但可以与同等样式、同等规模、同等气魄的《大决战》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富有新的启示。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人类冲突最尖锐、最直接的表现，也最集中、最充分地体现着人类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最逼真的史诗情境。据史料记载，刘邓大军为实现逐鹿中原的战略大转移，有万余官兵的忠骨埋在了巍巍大别山；在决战淮海的战略进攻中，有１３万余将士驰骋沙场人未还。这些枯燥的却是惊心动魄的数字，也许能够证明正是军人的生命之躯铺就了通向胜利的坦途，正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英雄之花喋血怒放，把战争喻为史诗的摇篮并不过分。但在过去，同类题材影片，经过银幕的过滤，展示给人们的只是解放战争的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流血牺牲成了战场的点缀，即使写到死亡也是个别的、偶然现象，使许多没有经历过战争、不懂得战争的朋友们却从那些编造出来的不是战争的战争中产生了错觉。《大转折》则不同，逼近战壕，透着血腥，正视死亡，毫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性，让银幕上的战争重新回到现实的战争中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影片从开始就把百万重兵重点进攻延安、山东的险恶严峻的典型环境展示在我们面前，刘邓大军腹背受敌，生死存亡，十万火急。这既是影片的一个巨大的悬念，以高强度的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又表现了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为刘邓大军以劣制优、以弱胜强、以小降大埋下了伏笔。当看到久攻羊山集不下、黄泛区破釜沉舟、淮河上背水一战，“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沉重和悲怆，让人身上燃烧着英雄的热血。当看到刘邓大军在困境中众志成城，在逆境中临危不惧，在绝境中狭路逢生，包括在战地医院里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员和担架上阵亡的将士，虽在凄凉的雨雪下透出一丝哀伤，但在雪白血红的映照中化为了“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的一腔豪情。正是在这种残酷的厮杀、庄严的毁灭、痛苦的死亡的战争中，军人的智慧、才能、力量和生命意志得到了最为充分、最为辉煌的表现。在刘邓大军久别重逢、金色山谷欢声雷动之中，我们却从银幕上咀嚼出了战争的滋味儿。血沃中原的波澜壮阔与战地黄花的诗情画意形成了强烈的色调反差，但二者又是如此地和谐完美统一。这不能不说是影片对战争自身给予了更为充分和纯粹的审美观照，从而构成了一幅既是生活真实、更是艺术真实的宏伟壮丽的战争画卷。
构建战争巨片，英雄主义是最为关键的根本支柱。在已有的战争题材电影中，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教科书出发，机械地、概念地表现战争，纷飞的战火图解了军旅的情怀，弥漫的硝烟淹没了人物的形象，有的是对人性、人道、人情持片面的、简单的否定态度，在英雄的创造中作了过多的“净化”与“神化”的处理；有的是把当代人物的地位作为审视历史人物的价值尺度，不能够辩证地、历史地去塑造人物在战争舞台上的本来角色，致使一些电影失真、失信。《大转折》的创作者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一种更加自觉的美学追求，塑造出了一批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对刘伯承、邓小平这两个人物的刻画具有一定的突破。诚如导演韦廉所说，那种不该刘下的命令硬塞给刘下，或同样不该邓下的命令硬塞给邓下，实际上破坏了刘邓之间那种珠联璧合的默契和协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之光，赋予了银幕上的刘邓首长一种崭新的、更为深刻、丰满的艺术形象。刘伯承的戏显然加重了，使他站到了自己的指挥位置上，再现了当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夺目光彩。邓小平的戏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从对人物表面的描绘深入到内心世界的展示，多侧面地刻画出他文韬武略军政兼备的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但又不是简单地平分秋色，而是两个人物肝胆相照，相得益彰。如羊山集战斗失利后，刘伯承以个人的名义上书中央检讨，邓小平看后默默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又如在决定部队南进前夕，刘邓夜不能寐，隔窗相望，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位巨人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决非是过去的银幕上所能见到的。影片对刘邓的塑造，不仅体现在宏观上的准确把握，还注意在细微之处揭示人物独特的性格。无论是从人物的形象外表到内在气质，还是从语言风格到工作方式及生活习性，都显示出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差异，也正是在这种差异中使人物的个性突现出来，刘伯承的儒将风范，邓小平的统帅气魄；刘伯承的恬淡谦退，邓小平的雷厉风行；刘伯承的广征博引，邓小平的一针见血；大到战略思考，小至饮水吸烟或怒气冲天或谈笑风生，把刘邓的不同性格描摹得栩栩活现，把刘邓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唯妙唯肖，使我们如见其人，如聆其声，这不能不说是《大转折》在塑造领袖人物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战争巨片能否给人强烈的震撼，不单纯依靠那些震耳欲聋的连天炮火和无坚不摧的金戈铁马，而在于真正写出战争中的人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大转折》紧紧抓住这个“情”字做文章，可谓是酣畅淋漓，催人泪下。如百姓为烈士钉棺一场戏，晚霞中半剪影的人物与天空组成黑与红的浓重色调，唢呐怆然长啸引发的钉棺声不绝于耳，如重锤敲打在人们的心上，令人悲痛欲绝。如因违反纪律被执行枪决的连长，在刑前的禁闭室里，部队领导与他相见无语，从衣兜里掏出半截香烟，点燃后送在他等待捆绑的手中；在押赴刑场的大会上，老百姓撕心裂肺的呼喊和战士默默无语的泪眼；在连长死后的坟前，刘邓伫立默哀的情思，一面是铁的纪律冷酷无情，一面是革命队伍情义浓郁，道是无情胜有情。如在细雨、残雪中的四个身着褴褛衣衫的妇女，久久地沉默，忧伤的眼神传递出求生的渴望，真好像是“于无声处闻惊雷”，给邓小平、李先念及所有的战士强烈的情感震撼。还如战士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在清澈的泉水中舒展带着伤病的裸体，思乡情切的信天游与爆豆般的枪声形成独特的声画对比，战士把生死度外的超然豁达的乐观主义情调，如潺潺流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或许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大别山的巍峨挺拔也渐变朦胧，但这些浸润着深情的人物形象将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不满足的是，影片的编剧、导演还应该更深入地把笔触伸向人物的灵魂，敞开人物的心扉，让感情飞瀑奔泻而出，无拘无束地自由地流露和抒发对生活的爱恋，对妻女、家庭的亲情，这可能是《大转折》的遗憾，却不能说是观众的苛求，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史诗性的战争巨片。